知青故事——三十五年后 

缘起

在一些基于真人真事的小说或电影结尾，作者或电影中的旁白常会不动声色地把故事中主要人物的下场简略交待一下，谁跟谁结了婚，谁死了之类。这样一个简单的结尾实在是讨好而不吃力。全不费功夫的几句话，就让读者或观众听故事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花了不少时间写“知青故事”，现在也想再做点这讨好又省力的便宜事，给这个故事加一个简略的结尾。

我曾经很犹豫该不该在离开当年插队的横岗子屯三十多年后再故地重游。往事留在记忆里，一切都显得美好。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何必再回到现实？陈年旧事，硬要再去经历一下，恐怕会变味了。但话是这样说，心里却总不能放下这个念头。洽巧一个机会来了，某基金会征招去中国旅行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我想试试“天意”。就写了个交上去。心想如果批准了，就是天助人愿。结果这一卦大吉。基金会出资让我重访中国东北的横岗子屯。这回我再犹豫也得去了。于是一放假就起身回国。

在北京，去东北的机票都买好了，第二天就要带着女儿上路。但出发之前，心里却忽然觉得没底，村子里还有我认识的人吗？他们还记得我吗？到了那里住谁家？怎么睡？要不要买条睡袋带去？为难之时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试试打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之后居然找到了新民乡（当年的新民公社），接着就又找到了横岗子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家里电话和手机的号码。原以为离开横岗子几十年，相隔几万里，谁想横岗子其实就在一个电话之内！我手里拿着电话镇定了几秒钟，开始拨书记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书记的媳妇，几分钟之后我就了解到不少村里的现况。她是原来生产队保管潘德的女儿，现任村上的保管。她丈夫是原生产队长梁斌的儿子，现任村里的支部书记，而原政治队长梁林的儿子现任村长。我意识村里现在已经进入关兴，张苞的时代了。当时心里还不由得冒出一句话：村长书记，“宁有种乎”？正说话间，支书梁国民回来了。他一听说我想回村看看，就非常热情地说，“明天我和村长开车到长春取（读ｑｉｕ）你去！”我赶忙说不用接，我会自己乘车来。但我心里还是很感激。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我们这些知青在村里时他们才是六七岁的孩子，还光着身子满街跑呢），却对我这个当年的知青还真不错。他们听说我问要不要带睡袋，都笑了说，“睡谁家都行，睡床睡炕随便挑，怕冷还有电褥子。”没想到一个电话解答了一堆疑问，明天就放心上路吧！我接着再打了几个电话，和秋来，凤来都通了话。农村通讯的发达便利让我欣喜不已，随之而来的讯息让我应接不暇。很多老人早就不在了，不少人已经离开村子当了城里人……。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横岗子远在天边。此刻它似乎突然扑面而来！秋来在电话里说“明天你早点儿来，我不下地了，就在家等你！”

县城

现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下乡的年代已经是多么久远古老了。当年电话，飞机之类是中国社会最上层高干之类的特权。现在普通人包括农民都可享用了。一个半小时的飞机把我和女儿从北京带到长春。又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高速路上的疾驰，出租车就把我们送到了松原市（就是当年的伏余县城）。再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就可以到横岗子了。当年这下乡之路我们知青们乘火车汽车昼夜兼程足足走了两天一夜，现在我可以在五六个小时之内到达！

在长春机场租车时有一段小插曲。司机知道我们当晚不回来，就打手机向太太汇报。在电话另一头的太太似乎不大放心，问客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司机答道“是一个大男生带着一个小女生”。看来两岸还没统一，台湾国语就已经在大陆普及了。

扶余县城全变了！现在与松花江南的前郭儿罗斯县合并成了松原市，城内高楼大厦林立，街道繁华，车水马龙。记忆中的县城小镇完全不见了。我先去找凤来。他昨天就在电话里非常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早已离开村子，搬到街里住了。我们按地址找到他家，他正在街边卖冰棍儿。与三十多年前比，他变化不很大。只是有些发胖了。一见到我们，他马上从冰棍箱里抓了一把冰棍塞在我和女儿手里。然后带我们回家。他十年前在县城边上盖了一个两层小楼。近年来市区不断扩大，他的楼已位于寸土寸金的闹市了。他自己住楼上，楼下出租给三家小饭馆，他虽然平常只在楼下卖冰棍，但每月都有丰厚的房租收入，有实足的经济保证。我们提起旧话，说起他当年讲的下流笑话，他只是嘿嘿笑着点头承认。

进村

从凤来家出来，出租车带着我们离开松原市，在乡间的柏油路上开往横岗子屯。一路上看到曾经非常熟悉的地名，八家子，柏都，这些地方都是当年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去县城要经过的。汽车开下了坎儿（松花江旧岸），在一望无际的农田中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上疾驰，穿过了新民乡（原公社所在地），穿过了华侨农场（朝鲜华侨），又经过蔡家村（当年的东风大队），就能看见远处一片土房，离别三十多年的横岗子就在眼前。我们错过了村南的大路，从村东进了村。终于回来了！

村里原来生产队的队部，马圈，场院，所有这些集体所有制的象征都不见了，队部旁边原来集体户的房子不在了，连集体户旁边的一口大水井也不见了。当年半个村子都要到这口井来打水的啊。我们停下车，几个老乡围过来，告诉我说村长书记都到前屯蔡家村接我去了，这就打电话叫他们赶快回来。我在人群中慢慢认出了两个人，是徐富和王检！当年徐富是个小伙子，王检还挣半啦子工分，他们都显得又老又瘦了，徐富嘴里牙都掉了好几个。我只能从他们满是皱纹的脸上隐约看出当年的模样。正谈话间，书记梁国民，村长梁国庆开着一辆夏利车回来了，把我接进了国庆的家。村里的老乡们闻讯都赶来看我，挤了满满一屋子人。我认识的人都变老了，跟我们同龄的丛国良，李春，都是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还有好几个人身体不好。都是肺结核，糖尿病，白内幛这样的常见病。原来队里赶车的二老板肖振中和他弟弟肖振民也来了。二老板已经有些痴呆，他是所有人里唯一记不起我的名字的。聊天中得知村里岁数再大一些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唯有当年赶牛车的周凤还活着，但已经八十多岁，已经完全不能认人。有人告诉我，当年我在村南地里丢的手表后来在铲地是被人从土里铲出来了。人们还告诉我，几年前集体户的两个女生也回来过一次。大家回忆起集体户知青的许多往事，就象在讲述昨天发生的事。他们把每一个知青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好象是在说村里天天见面的人，好象我们从来就没离开过！

书记梁国民叫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国庆，徐富等几个也一起来了。刚一进国民家的院子，就看见他父亲梁斌迎了出来，他是当年的生产队长，队里的“打头的”。他并不见老，几乎还和当年一样，只不过脸上的两道纹路显得更深了些。他是村里他这代人中唯一健在的了。他现在还能干活，刚刚从地里回来。他家是高大的砖瓦房，吃饭的屋子里放着一张大圆桌和好几把椅子（不再兴上炕吃饭了），靠窗还有一对沙发。丰盛的晚饭摆了满满一桌，有刚从江边买来的新鲜鱼，有到松原市里买来的各种熟肉。当然还少不了酒。我跟梁队长说，“当年跟你起早贪黑的下地干活，可把我们给累坏了！”他笑笑说，“那会儿活儿多，怕干不完啊！”跟男人们吃完饭，我又到另一间屋里见到了梁队长的“屋里的”。她眼神不好，拉我坐在炕上，还不停摸我的手，说还记得我。

饭后国庆国民又陪我到村里各家看看。印象最深的是到武英男家。他家的房子仍然是多年前的干打垒，屋里又窄又暗。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台１４寸彩电。英男光着膀子，正和媳妇一起看电视。见我们来，他高兴得咧着嘴笑，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我们在村里时知道他出身不好，因为他父亲曾经当过满州国警察。但他对人好，英俊爱笑。我们都喜欢他。聊天中知道他有三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现在哈尔滨一个大学教书！我由衷地敬佩这个“出身不好”的农民，他自己辛劳一辈子，却把三个女儿都送上了大学，送出了农村。我相信他心里充满了自豪！

当晚，我和女儿就住在国庆家。他家住的也是很神气的四间砖瓦房，三个睡房，有床有炕。后面还加盖了一间厨房，有烧煤的土暖气，烧天然气的煤气灶，还有一口压水井。和城里的住房比，就差了一个室内厕所。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一直陪着我的书记村长仍谈兴不减。继续跟我畅谈天下大事。从９１１，伊拉克战争，谈到对毛泽东评价。我也想趁机解开心存已久的疑惑，就问起干部选举的事。他们说正好村里“海选”刚结束。这是选举的第一阶段，每个人都可以被提名。得票最多的三个人进村委会，下一步再从中选出村长。他们说这次肯定还是国庆当村长。他已经连任几届了。上次他得票近三百，他的竞争对手只得了二三十。国民又告诉我他当书记也是党内选举出来的，也连任几届了。我原来心里对这些“世袭干部”的疑问得到让人信服的解答。其实美国的民主制度里不也照样有父子总统，终生议员。国民国庆后来又说村里这种基层选举制度问题还很多。有的村里为挣当干部引起家族间的流血械斗。我总的感觉是中国民主仍然举步艰难。基层选举虽有进步，民选省市国家领导却仍是遥遥无期。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秋来。他拉住我的手，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还那样呀！”他说昨天在家等了大半天，没见我来，就下地浇水去了。干了一夜，天亮一回村就来找我。和村里同龄人一样，秋来也是满脸皱纹，一头白发了。他看着我，再摸摸自己的白发，感叹地说“生活环境不一样，人就不一样啊！”但比起他的弟弟春来，他就算很幸运了。他告诉我说春来在北京当兵，修了十年地铁。后来和队长梁林的继女李志玲结婚。没想到婚后没几年就死于癌症。现在志玲一个人住在城里，得了糖尿病，眼睛都快瞎了。我听了心里不禁黯然。春来志玲是当年村里年轻人中最出众的一对，没想到命运对他们如此无情。秋来回忆起往事，说“你那时没少帮我啊！”见我不解，他解释说我曾经借过钱给他，我自己倒早就忘了。我也说起当年在地里干活时村里好几个人接过我。秋来见我忘了提他的名字，笑着说，“那我就没接过你？” 国庆一家人在厨房准备早饭，问我想吃点什么。我随口说了贴饼子，却没想到难为了他们，他家里既没有玉米面，也没人会贴饼子！原来现在村里家家只吃大米白面，早就不吃小米，玉米这类粗粮了。他们赶忙在村里四处找玉米面，又把国庆的姐姐找来给我做贴饼子。结果在丰盛的有鱼有肉的早饭桌上又多了一盘金灿灿的贴饼子，是我和女儿的最爱。

秋来陪着我去看村东的水泡子。我们当年常常到这里游泳，现在用做养鱼池了。我们在水泡子边上的小房子里见到了包下这个鱼池的梁和。他好象有病，脑筋明显迟钝。但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之后，就一字一板，缓慢却清晰地说出了我的名字！那一刻我心里着实感到一种震动。当年我在五队，他在四队，很少见面。要不是秋来提醒，我已不记起他的名字了。而且我的名字在所有知青的名字中是最拗口难念的（更不要说写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村里的人们仍然把所有这些早已离开的知青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记得清清楚楚。就连下一代人，象国民国庆这些当年只有六七岁的孩子，都叫得出我们的名字。我不由得相信我们这些知青的故事已经深深刻在横岗子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中了。

秋来，国良又接着陪我到村里各家看望。我们到了原来队里大老板家。他当年赶队里头挂马车，高大的白色辕马头上装饰着红缨，鞭子甩得脆响。马车跑起来，车没到铃声先到了，十分神气了得。那时赶车的老板们就象是队里的高级技工，从来不跟我们在一起铲地，割地。现在队里的地分了，马也分了。他家虽还有一匹马，一架马车。但他再也抖不起当年三驾马车的威风，而且也得象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我倒觉得挺委屈他。我一见到他就跟他叙旧说，你要的鹰我还没打下来呢！当年我看地时队长给我一支火药枪，大老板就让打只鹰下来给他母亲做药引子，结果到我离开村子也没见着一只鹰。我们又来到国良的家，他父亲丛大爷早已去世，丛大娘仍健在，刚从后院的菜地里干活回来。她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我们刚来时住在他家，看她终日被一大帮孩子拖累着，刚四十来岁就显老了。现在真的老了身体反倒十分硬朗，脸上的皱纹也不多。女人生命里的那种柔中有刚的韧力实在是个谜，再强壮的男人也是没法比的。在丛大娘家还见到我们在村里时刚出生的小六，他现在长的十分粗壮，比他几个哥哥都高大的多。

我想去坝外的大草甸和松花江边去看看。那里开阔美丽的大自然景象多年来一直让我难忘。国民，国庆，国良，秋来等人就又陪我一起开车上路。谁想汽车一开上坝，却让我大失所望！我看到的竟然是大片的水稻田！多年来一心向往的荒野壮美的草原荡然无存！同去的出租车司机说省里有指示要退耕还草，但国民，国庆他们都不以为然。既然做饭取暖的柴草已经被更方便有效的燃料代替，草原就失去了价值，被开垦成耕田了。自然保护和资源开发在世界所有穷国都是无解的两难！眼看美丽的自然景观被破坏，一去不返，我当然伤心，但想到秋来他们因此能多种粮食多得收入，我又能说什么呢？好在松花江还在，江心岛还在。我伫立江边，凝望着远处的江心岛，仿佛又看到三十五年前的自己，躺在沙滩上沉思，晒太阳……那时我还太年轻，还猜不透生活的谜。

回村的路上，秋来一定要把我带到他家的水田里留个合影。从他的脸上我清楚地看到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的自豪和骄傲。我们接着来到村北的一片坟地，因为我想去看望几位再无法见到的老人。我和国庆在他父亲梁林的坟前，和丛国良在他父亲丛大爷坟前，和秋来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都照了相。国庆告诉我他父亲是村里第一批入党的，在村里做了一辈子基层干部，得癌症死时才五十七岁，出殡时来了上百人。在我的印象里，他确实对我们知青很不错。尽管我们干活有时还跟不上。铲地时也常挨他说，他还是让我们刚来就和队里的棒劳力一样挣整工分。后来听说有些其他公社的知青来了一两年才挣上整工分。

我想留下点时间去看望城里的几个人，该和横岗子告别了！国庆，国民国良，秋来他们一直送我到村口，再一次合影之后我们握手告别，“什么时候再回来呀？”临走前秋来还把一个口袋放在我的后车厢里。（后来我背着这个口袋上了飞机，回家后打开才发现里面是玉米茬，还有一小口袋云豆，可以熬我久未尝过的棒茬粥。）车开远了，我看见他们还在招手。我又几次下车照下了横岗子的远景。在照相机镜头里，这个小村子毫无动人之处。只有一片低矮的土房，连棵象样的大树都没有。但我知道，住在这些低矮的土房子里的人们是多么热心善良。我看着已经远在天边地平线上的横岗子，看着四周广阔的松花江平原和笼罩四野的蓝天，不由地想起雨果的话，“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心。”是啊，我离开这个小村子几十年，与它相隔几万里，就是这人的心把我和村里的乡亲们一直连在一起。我知道，多年以后村里的人还会记得我回村里来过。我更知道，这个小村子在我心中仍然将永远难忘。但我还会回来吗？

城里人

在松原城里我又找到凤来，让他带我去找几个住在城里的人。我想见见王冶，志玲，和他的妹妹凤云。我们先到志玲家。她住在城里的一片平房里，屋里有炕，格局与农村的房子相似。当年在村里志玲和凤云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女伴，现在又是姑嫂。她住的房子就是原来凤云的。志玲的眼睛坏了，看不清我，她只是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春来没了好多年了！”但我见到了春来和志玲的女儿。她果然是个漂亮的少妇，她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外孙女。正巧凤云的女儿也在她舅妈家。我给一屋子的横岗子的女儿们照了好几张象给她们看，可惜志玲的眼睛看不清了。我走的时候志玲她们一直送我到院门外，她拉着我的手问“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我们？”在村里时我们男知青和她们这些农村姑娘们并不相熟，但我觉得她这时显得很伤感。可能是因为又见到丈夫当年的朋友吧。

凤来又陪着我去他妹妹凤云的家。她住在一栋单元楼里。这种楼在松原市至少有几百栋，和北京等大城市里的商品楼房的标准相似，都是近几年盖起来的凤云家煤气灶，浴缸，坐式马桶一应俱全，客厅装修得更漂亮。一家人过的已经是实足的城市人的生活了。我们坐在她家客厅的皮沙发里听她和丈夫讲他们的生活。她的丈原来是大洼公社的，也当过兵，在北京修过地铁。复员后离开农村当建筑工人，后来松原市大兴土木，凤云也跟着他进了建筑公司，绑了十多年钢筋。松原市几百栋楼房都有她洒下的汗水。看样子两口子挺能干，买下了一套房子，在城里安居乐业了。他们的女儿在地区的一个师范院校毕业，在本地中学教化学。凤云说她现在终于不用干活了，可以天天呆在家里，逛逛街。日子过得挺清闲自在。我为凤云高兴，她和丈夫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了从农民到城里人的彻底转变。

我唯一的遗憾是没能见到王冶，谁都不知道他的地址或电话。只听说他多年前就离开村子到县里的水泥管厂当了工人，现在已经退休了，而且一直没结婚。我一直挺想念这个热心仗义的汉子。当年在地里干活，他帮我最多。衷心希望现在他在城里过的好。

变化

村里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个体化，分田到户。六月时节正是铲地的大忙季节。我却再没看到象以前那样几十人一起干活。只是有几次看到零星几个人（夫妻或兄弟）在地里铲地。当年我最怕的活就是铲地，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连续两个月，能把人累得瘦十几斤，脱一层皮。但据说分田到户之后，每家的地不多，铲地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反倒成了轻活。这话我听着心里也舒坦！当年每个生产队都有至少十几匹马，几挂马车。现在马车已经绝迹了。主要是因为拖拉机已经很普及。原来必须用牲口干的活，如耕地，运输，都可以用拖拉机。各家的地里都打了井，拖拉机还可以用来抽水浇地。个体化还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现在坝外的草甸子都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几乎加倍，劳力却并没有增多。可是人们都说干活再不象以前那样受累了。

村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小米玉米之类的粗粮已经见不到了，家家都只吃大米白面。地里种的玉米只是做饲料喂牲口。以前队里每年都要种几亩糜子，做出来的黏米饭，粘豆包很好吃。可惜现在东北人也只吃原来只有南方才有的耨米饭了。村里有些人家盖起了砖瓦房，屋里的设施也开始渐渐向城里的标准靠拢。每家都自己打了水井，难怪原来村里公用的大水井早就被填了。据说各家年收入低的两万多，高的能有三四万。八十年代“万元户”的概念早就过时了。即使扣除必要的生产投入，维修拖拉机，买化肥，农药之类，农民手里的现钱比以前多了不少。很多人家都买了几千块钱的摩托车，每天开车下地干活。当然这里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如江浙城镇附近的有些农村，我曾见过那里很多村里各家都盖了三层琉璃瓦顶的小楼。这大概是因为东北农村没有江南那样发达的乡镇企业，东北的农民没有南方人那样精明的商业头脑吧。

私有化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悬殊。有些人家盖了神气的砖瓦房，但还有很多人家住在几十年前的干打垒土房子里。我在村里时想去王凝家看看。村长书记都让我别去，说他家人口多，条件差，屋里有味。他们说要把王凝叫来见我，后来却不知怎么就忘了。分田到户以后，各家的穷富就取决于劳力多少，身体好坏，负担轻重。听说有些人家因为一时急需用钱，把部分土地卖了，从此他们的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我不知道这种两极分化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如果十户人家中有八户中农两户贫农，那还是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但就怕是两户富农八户贫农，弄不好又要闹革命了。

过去多少年来农村人和城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我们在村里的时候农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能过城里人的生活。他们就只有羡慕我们城里人份，即使下乡插队，几年后都当工人上学回城了。但现在城镇化正在农村悄悄兴起，当城里人已不再仅仅是梦想了。不仅农民子女上学进城的比以前普遍了，有些农民（象凤来，凤云，志玲，王冶他们）自己就搬进城里做了城里人。据说北京郊县也有很多农民把地和房子都租给外地（如河南）来的农民，自己找个出租车司机之类的活，买一套商品房就进了城。村长国庆也曾私下跟我说，“我现在已经四十多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到松原城里买套房子就离开这里。” 横岗子变了，希望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油田

当年离开横岗子后，我又在吉林油田当了多年工人。虽然离开那里也近三十年了，还有不少熟人。这次自然也想回来看望他们。当年的指挥部之类现在都成了公司，我的一个哥们儿现在是党政一把抓的领导，一个我熟识的李师傅当了多年总工程师后已经退休。知道我要来，他们召集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来聚会，其中六七个都是我当年称师傅的。其实他们都是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毕生事业都在吉林油田，现在也都已退休了。晚宴上豪饮之后，大家纵论天下大事，感叹人世沧桑。酒酣的李师傅问，“怎么样，这些年来我们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挺不错吧？”他这句话虽似无心，却流露出欣慰与自豪，但更让我深思。

在场其他的师傅们可能没这么想，李师傅的自豪他们是人人有份的。虽然，如果能有选择，毕生工作生活在扶余油田未必是他们的首选，虽然，他们可能不屑于谈什么“贡献”。但事实上这几十年来他们每个人都为国为民做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贡献，这就是中国至今仍然十分紧缺的石油。他们的这个贡献是具体得可以定量计算的。或许，我也可以夸口说这也有我一份，但这只能是过去时态。现在我吃他人供奉了。

人们有各种理由离开中国在美国定居，厌恶专制，向往民主自由；实现自我，提高生活质量；开阔眼界，成为世界公民，等等。但我内心深处总觉得更该给百年积弱的祖国做点事。（实足是书生忧国忧民的痴心不改。）记得八十年代出国留学大潮初起的时候，曾有感于听到过一些豪言壮语，“即使以后建设四化队伍里只剩下一个人，我也要回来！”二十多年来这留学大潮一直不退，好在建设四化队伍里现在还剩下十几亿人，说过或没说过这话的人都还可以暂不回来。

当年挣扎于为回不回国的问题寻找答案，曾想到过父亲。他曾在美国留学工作过八年。抗战胜利后太平洋刚一通航，他就搭第一斑船回国了。（可惜他还是回来的太早，只能算是投奔国民党的旧中国。如果晚回来四五年，他就能算投奔g党的新中国，往后的待遇就不大一样了，这是后话。）我问父亲是怎么决定回国的。父亲的回答在我当时看来显得平庸，“家里的人都在中国，当时想的就是学成之后就回国做事嘛”。虽然他也有同学留在美国，但回不回国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曾是一个问题。关于我对前途的选择，父母当时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是学成回国。母亲甚至决然地说，”如果你将来不回来，我就当是丢了个儿子！”。但后来的“88最终还是在我权衡去留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决定性的砝码，替我做了一个相反的决定。多少年来，虽然我对华夏旧里，总是故人故事未敢忘，隔洋隔世总关情。但再不能象油田的师傅们那样可以自豪地说为国为民出了力，一直是我心中的软肋，未能如当年父母的愿学成回国，经常是我心底的一丝隐痛。现在唯有一个念头让我感到稍有安慰，将来退休后回中学或小学母校做个义务教师，教几个中国的小小萌童，聊补多年的良心不安吧！

知青们

回到北京，我四处联系当年在同一个集体户的同学们。经过几十个电话，终于找到了大部分男生和几个女生。我们聚会时，有些人我已有三十多年没见过了。就象以前与多年未见的小学初中同学聚会一样，这次重逢也让我觉得恍如隔世。上次见面还是含苞待放的少男少女，这次再见竟已是残花将谢的年过半百之人。八个男生中竟然有四个已经退休，他们的这本人生大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章。我只能衷心希望他们的这最后一章是漫长而充实的。我不由得又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横岗子的地里看到的一棵小草。看它的叶子我知道它到秋天会开一种漂亮的黄花，但当时却无法知道我和我的这些同学们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来。而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就象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我不由得感到这些年来我们不过是玩了一场宿命的游戏，人生舞台上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早有安排，只不过玩的时候大家都太过于认真，谁也没意识到罢了。直到戏近结尾，才渐渐感悟出来。

聚会中也回村去过的女生告诉我，她们住在村里那晚上，好几个当年村里一起干活的女伴都搬了行李过来跟她们挤在一个炕上睡，结果大家聊天叙旧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在我们大老爷们儿不兴这个，我在村里那晚虽然也聊天到很晚，第二天不到五点又被秋来叫醒，至少夜里还睡的踏实。两个女生说她们还参加过一次插队三十周年的大型聚会，来的都是当年四月七日乘同一趟火车去东北的人，足足有半火车。是啊，青春是每个人都不愿松手放开的。回忆能让青春的感觉常在，和年轻时的朋友相聚，让青春常伴。

大家在饭馆里喝酒长谈，各自讲着自己半生的故事，直到夜深饭馆关门才散。我目送这些亲爱的同学们，眼看着他们消失在北京仍然繁华喧闹的夜色中。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些老知青大半生的岁月，我们青年时代的向往，挫折与挣扎，我们中年的奋斗，磨砺与蹉跎，都已逐渐化成了一丝一缕的彩色经纬，被一年年一月月地编织进这个国家悠远的历史长卷之中。我只希望在所有人的未来岁月中都能有更多一些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