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对美国本土的攻击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是用革命的游击战争对付反革命的正规战。“革命是无产者盛大的节日”，民族主义者们除了对美国死难平民稍稍表示一点同情之外，大都抑制不住心头的狂喜。美国妇女也终于象第三世界的妇女一样，体会到了儿子和丈夫被美制武器杀害时的悲痛。

911事件使民族主义者大开眼界，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英雄。本·拉登及其同党，哀兵三千，尚敢与美国作困兽之斗，况我殃殃大国，十二二万万民众，不乏百万碧血丹心之士，宁不敢与美国一决雌雄乎？如果我们有本·拉登这样的铮铮铁汉掌兵，则我们的国家便不会老被人欺负，我们的战斗机不会被美军侦察机撞到大海里，连找都找不到，我们的使馆也不会被人轰炸，我们的钓鱼岛也不会被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占领，我们的华侨同胞也不会被落后民族奸杀。鼠辈掌兵，我辈受人欺负将永无止日。

典型的民族国家本质上具有一种外泄性，即它对外是进攻型的，而对内却比较宽松稳定，并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死死控制本国居民。古代专制国家自称代表天，现代专制国家自称代表人民，但都是少数人的国家，其政治制度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本国人民，所以人民不仅不会对它有无限的爱，反会有无限的恨，专制主义一贯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前些年日本竞选，细川在关键时刻突然叛变，宣布退出原属党派，自己另组新党，以便更有效地夺取政权。在奉行专制主义的政党，一个人一旦加入就必须至死效忠它。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细川的这种叛党行为莫说他能有什么作为，即使被人发觉他有这个念头也会被逮捕，甚至遭到枪决，被割了喉管再枪决也有可能。在民族国家，政府、警察和军队属于国家而非私产，执政党无权动用警察和军队镇压政治反对派，一个党上台，另一个党下台，是正常现象，真正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决不会因此而造成什么千百万人头落地，什么无产阶级江山变色之类的鬼事儿。民族国家的政党政治是极端宽容的，它是一种允许叛变、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允许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民族国家反对派的存在不仅没有使社会崩溃，反而使全体人民更加团结和自信，使更多的热血之士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当中去。

在民族国家，政府是社会服务机构，不是政治工具，其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警察局只管治安和交通，税务局只管收税，商业部只管发牌照，军队只保卫国家，防止外敌等等，不得卷入政治。比如说，警察局不能因为是共和党上台而不是民主党上台不合自己的意，就罢工不去抓小偷了；同样，税务局也不能因为讨厌某党执政，就不收税了，这样做是非法的。所以，无论什么党派上台执政，无论什么人当总统，社会都不会产生动乱，人民照样可以安居乐业--哪怕是拆白党上台，弱智当总统呢！在专制国家如果让平庸之辈坐了龙椅，让弱智取当了总理，人民遭殃也只能哀叹“天耶天乎，命也何如”了。

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喜欢代表全人类说话，它追求的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民族主义仅仅关怀和高扬本民族的利益和价值，因而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它们强大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就小。比如，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美国，虽然也有种族歧视和种族间的冲突，有时甚至还很激烈，但很难发生那种不惜以生死相决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或民族分裂运动。

相对而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还有某些契合点，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则是水火不相容，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如，斯大林对民族主义分子总是尽全力歼灭之，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待一般的反革命分子，民族主义分子若落入斯大林手中，断无生理。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唯一一种可以取代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凡是在共产主义衰落的地方，必然要由民族主义取而代之。 例如，我们看到，随着苏东集团瓦解，民族主义思潮立即激昂起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象干材烈火般的猛烈，在原苏联及东欧地区也因此而诞生了20多个新的民族国家。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要把人划分成不同的敌对集团，共产主义主要以超民族的“阶级”作为划分敌我的主要标准，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亲不亲，阶级分，不是血缘分，也不是民族分，全世界无产者都是一家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从前没有祖国，将来也不需要祖国。按照这种逻辑，当年那些日本士兵，出身都是穷人，本质上是好人，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亲兄弟，甚至比亲兄弟还亲，他们主要是受了日本资本家和地主的骗，才跑到中国来屠杀老人和儿童，奸杀妇女，抢中国人的财产，到处放火。在1986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民族主义”词条的有这样的解释：“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民族主义）极力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把本民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谋求这种利益，不惜牺牲本民族工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云云。

而民族主义正好相反，它一贯用来区别敌我的主要标识则是超阶级的“民族”。 民族主义视外族如仇雠，决不会无原则地把外族人当作自己的'同志加兄弟'，更不会把日本看作自己“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因为通晓历史的民族主义者从来就没看到过一个真正友好待我之民族。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在形成中，民族主义必定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政府和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从现实政治的实践上看，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对此能够给以圆满的答复（所以其统治的基础只能唯一地建立在强权和暴力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国家只能用比较含混的“爱国主义”动员社会，却从不敢堂而皇之的高扬民族主义大旗之秘密所在。

“合法性”是政治学中常用名词，不能与法律概念混为一谈，在这儿顺便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法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说：“合法性指的是一个集体的大多数人认为一种权力、一种权威和一种等级制度是合情合理的，即符合价值体系的。”（26）比如，若大多数人都认为帝制是合乎情理的，并且认为某人坐天子之位也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帝制是合法的，此人当皇帝也是合法的，否则便不合法，不合法的统治便有被颠覆的危机。比如象袁世凯，其时，民主思想已深入人心，帝制已不合法，他篡位做皇帝就更不合法，虽然他凭着手上的枪坐上了龙椅，但很快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任何社会都不能仅靠暴力维系，任何稳定的统治都绝对地需要合法性。

颇为有趣的是，民族国家中有一个特例和变种，如纳粹德国，其在对人民大众的评价上，与专制国家正好互为镜象。如纳粹德国特别地抬高民众，抬高到神话的地步，为自己寻求合法性；而专制国家则需要（公开的或暗中的）贬低民众，亦贬低到神话地步。希特勒极力讨好人民，特别起劲地吹嘘德国人民，把德国人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他如果象专制国家那样，胡说什么没有他的领导，人民连饭也没的吃，他就当不上总理。现代专制国家一般不敢公开地污辱民众，但可以通过一些丧心病狂的御用文人之口美化抬高自己，把人民丑化成乌合之众和群盲，没有专制统治人民更会饿死，天下也从此大乱。通过御用文人贬损人民大众，似乎更有说服力。知识分子毕竟多看了点书，比一般大众文化高些，即使说屁话也是一本正经，象是很有文化的样子。知识分子中好人也很多，如何清涟、吴敬链等，他们是民族的明灯。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那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解放，只能依靠自己，决不能对美帝国主义或其它什么外来势力产生任何幻想。

在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很快就演变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和古代民族之间赤裸裸的掠夺战争不同，现代帝国主义者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义正辞严”和“理直气壮”。 他们明明是到处杀人越货，掠人妻女，却偏说是向“落后民族”传播文明；而所谓的落后民族要是象义和团那样，胆敢起来反对他们的侵略，就是愚昧、狭隘，就是不堪造就、不识好歹。古代民族也四处烧杀抄掠，却不象现代帝国主义分子这般饶舌碎嘴。

但是，所谓落后的民族同样也会拿起随帝国主义而来的民族主义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主观上并不想给东方带来新观念，它只是无意中充当了历史的工具。我们中国文明本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天下主义，民族主义在我们东方并不是合乎我们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换言之，中国文明并不含有'民族主义基因'，它是我们从西方偷来的神火，但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从现代史可知，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使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羸得了独立，而且象韩国、日本、印度等一系列国家也转变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这可说是亚洲民主的新曙光，亚洲传统的专制主义在西方的影响下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主要还是民间自发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它虽然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其本身并不具现代性。而同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却是一种民族的自觉，是孙中山和一大批志士仁人为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作的努力。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和圣贤，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执政集团缺乏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难以（或根本不愿意）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组织创新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导师。

民族主义是衡量一个人是草民、刁民还是优秀分子的主要标准。草民迫于劳作，无暇顾及政治也不懂政治，值得我们谅解和同情。而刁民则主动附逆，以中华民族为敌。按此标准，柏杨、李登辉及互联网上的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等均是刁民，良心大大的坏了，如果谁能把这些人统统干掉，则极其有利于我们民族的纯净和团结。

歌德尝有言，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民族又那么可怜。民族主义者宁肯与敌人交朋友--如和一个日本人或一个美国人--交朋友。敌人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毕竟是敌人营垒中较优秀的人。他们今天是朋友，但不妨碍他们明天就可能在战场上象英雄一般面对面地厮杀--为了各自的祖国的利益和荣誉！但民族主义者绝对不肯和本族的奸细交朋友。乔治·桑塔纳亚说：“我们的民族性犹如我们与女人的关系：它与我们的道德本质是连在一起的，无法体面地改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汉奸是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汉奸是一个毫无道德的人，一个肮脏的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不存天良、丧心病狂的人。汉奸不仅是我族的羞耻，也是全人类的羞耻，造物主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而羞愧。

在我看来，汉奸就是一种既不懂“中学”，又不通“西学”的下流东西。比如，“民族主义”就是西学，他们当中没一个人明白这一点。他们虽不愿当中国人，却永不会被外国人待见。汉奸就是这样一堆没人看得起的人渣。汉奸是我们民族的粪便，需时时清理。

民族主义者只是少数人，但他们走在民族的最前列，是高贵的人、有道德的的人和有胆识的人，是面对着敌人的屠刀而敢挺身挡在自己亲人前面的那个人。当他看到自己国家的领土丢失，就象损失了自己的财产一样痛心疾首，当他看到自己的海外同胞被人凌辱而无人过问，他会象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悲愤交集。

祖国是什么？

祖国是我梦中的泪，是我心中的歌，无论我走到那里，她都如磁石召铁般地吸引着我；贪官污吏不是祖国也不代表祖国，他们只是祖国的敌人！

民族主义者看重气节，他宁可尊重有气节的敌人，也看不起那些在外国人面前奴颜婢膝的狗官。他将如同《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一样，率领着以色列人穿过红海，来到到处淌着蜜和奶的地方。

民族主义者是追寻理想的人，他独自站在高处审视着这充满暴力的世界，他满怀怜悯、满怀忧愤地看着自己那内忧外患、饱受内外敌人凌辱的祖国；他的志向高如蓝天，他的胸怀宽过大海，他的情感强似烈火，他为了自己的祖国可以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他愿象神话中的丹柯一样，高举起自已那颗点燃的心，为大众照亮前进的道路。

我们有着五十个世纪的悠久历史，稍有点文化历史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深信热爱自由、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会仅仅满足于所谓吃饭的人权。林语堂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最恨别人说白种人需要自由，黄种人需要面包。”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同样也会象白种人那样，需要我们自己的'生而平等'的权利。伟大的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专制独裁者这些历史小丑和人民的公敌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民必将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

（全文完）

注 解：

(1)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

(2)转引自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3)卡尔顿·海斯《民族主义论集》，转引自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

(4)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6)(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

(8)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9)转引自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

(10)科特《欧洲的美国精神》，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

(12)《斯大林全集》第3卷P300

(13)斯大林《马克斯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14)《斯大林全集》第11卷P288

(15)马克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6) 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18)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

(19) G·P·古奇《民族主义》，转引自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20)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

(21)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引自《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2）

(22)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师范女子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4.4

(23)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12.2

(24)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

(25) 爱·伯恩斯《世界文明史》，转引自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

(26)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