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体制之下的说谎

杜高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0-147）记载了自己当右派劳改时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

那是在1960年年底，杜高被送到一个劳改工厂劳改，有一天正好轮到他去给大家伙打饭，每人的定量是两个窝窝头。恰逢同组的一个人因故午饭没有回来吃，这样就多出了两个窝窝头。“那时我们已经普遍感到粮食供应不足，饥饿感时时袭来，没人吃的那两个窝窝头，对我确实是很大的诱惑。”杜高没有把窝窝头送回去，但又不敢吃掉。第二天，有人检举揭发了此事，管教干部来查此事（所谓“窝窝头事件”）。尽管杜高赶快送回了两个窝窝头，但为时已晚。有过吃的念头就是犯罪（大约可算是“念头罪”）。

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反省，写书面检讨，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杜高已经在检讨中把自己的“罪行”提高了吓人的高度，比如骂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揭发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又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但领导还是觉得不深刻，不透彻，召开批斗会、小组会“帮助提高认识”。在后来发现的杜高的原始档案中，还有一个“小组会批判记录。”杜高的检查写到：

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接触到与自己利益有切身关系的事物的时候，总是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对这两个窝窝头所产生的自私观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浓厚和丑恶，有着自私的观念的人，必然在粮食问题上站在反集体反人民的立场上。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佩服杜高上纲上线的本事，说谎话、表演和糟践自己的本事。故意说谎，没完没了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入检查“灵魂深处”的问题，“想吃不是虚伪罪，而是思想罪”。等等。

杜高这样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为了生存——在一个本来就靠巨大谎言维持的极权社会，说谎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和必须本领：不说谎者不得活。以一种传统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弱者的武器”，来应付、配合（其实应付就是配合）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种可悲而又滑稽的表演。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人是演员：巨大的谎言体制让你不得不成为演员。可以说，极权主义既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来控制人的胃，又通过控制人的胃来控制人的思想，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但是从杜高的例子看，控制人的胃恐怕是更为根本性的。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谎言（但又以不可怀疑的、绝对正确的“真理”面目出现）。为了维持这个谎言的存在，所有人必须跟着它说谎，历史必须被修剪得和它“保持一致”，任何与这个谎言不和谐的现实（比如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必须被歪曲（比如把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或当做是不能反映本质的“偶然现象”，表现这种“偶然现象”的文学，被认为只有“细节真实”没有“本质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

但是杜高式的说谎却又有特殊之处：它所歪曲或凭空捏造的“事实”，不是关于别人，而是关于自己的，是罗织自己的莫须有“罪名”，对自己痛加鞭挞，自己作践自己，进行违心的检讨和忏悔。

这当然是一种畸变的检讨和忏悔，因为它是强加的而不是自愿的，是表演的而不是真诚的。基督教的忏悔本来是完全自愿的，是纯粹自觉的行为，与外在规范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忏悔”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表演和说谎，以最真诚的样子表演着最虚假的喜剧，说着弥天大谎。

这样，整个社会就变成谎言弥漫的社会，人人都是表演家。极权主义造成了中国人习惯说谎的习性。

                                                                          2015-04-20

 

苏式极权主义的危害为什么较少被人们认知？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中译本出版了。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时至今日，认识古拉格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IV）他说这番话的证据之一就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他在布拉格的一个见闻：刻有“古拉格”标志的各种小饰品、工艺品在旅游景点出售，同时出售的还有苏联时期的军用物品，比如军帽，奖章，绶带饰物和小别针等，以及列宁像章和勃列日涅夫像章。（IV）接着，作者就这个观察发表议论道：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卍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这是一次随意的观察，但是有时候，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因为在这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IV）同样是大屠杀，同样是集中营，同样是极权主义，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的认识——是如此不同，原因何在？原因显然不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程度较轻。他再举例说，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不光彩关系使得他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但是萨特在斯大林的反人类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后继续歌颂斯大林主义，却没有使他名声受损。可见，人们并不把苏联极权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同等看待，甚至不把前者是做极权主义。尽管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还多，但是人们却并不太在乎。甚至有各种怪论调出现，比如什么三十年代的整肃有“积极意义”，“促进了人员的晋升”“为改革打下了基础”。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苏联和纳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纳粹是魔鬼，苏联则是被丑化。还有很多人认为：“苏联只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出了问题，但那不是本质问题，不可与希特勒德国的问题相提并论。”（VI）

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内幕吗？不是，因为这些内幕在苏东民主化之后已经解密。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的种族主义主张及其所取得的以强凌弱的成功大得多。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起来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代来说，谴责一个至少听起来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制度那样的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困难。”（VII）

除此之外，我想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它没有被通过强有力的大众媒体建构为人道主义灾难，没有产生像《辛德勒的名单》《索菲的选择》这样家喻户晓的大片，等等。

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人们对于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认识远远无法与对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认识相比，同样，这也使得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危害至今并不能像法西斯主义那样被人们所普遍认知。

作者关于苏联革命文化符号（锤子镰刀等等）的商业化现象的感叹无疑让我们更加感叹：类似的现象在中国恐怕比在苏联流行得多，严重得多，中国不但有大量的红色旅游，大量的红色旅游纪念品，而且有大量的红色主题餐厅，这里面挂满了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像章、绿军装、红宝书…….这是不是意味着——套用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一句话——“时至今日，认识文革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2013-04-14

陶东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