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十年(十一)】:手表·理发·采石场拉石头·做颗粒肥
作者:在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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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十年(十一)】: 手表 下乡头几年,我没有手表。 在拍《我在农场的第一张照片》时,为了自己的光辉形象,还特意向哥们借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摆好造型后,摄影师按动快门前的一刹那,我偷偷地用右手把左手的袖子往上撸了撸:哥们一片诚心借给我的,可不能让手表明珠暗投。照片上的我,戴着手表、风华正茂——年轻时的我,长得也挺干哈,私心一直以为,这是我最为满意的一张照片。 没有手表,总是不太方便。在长年的务农实践中,我慢慢地掌握了根据光线的影子来判断时间。特别是夏锄的时候,只要将锄把往地上一杵,根据影子的角度、长短,我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误差一般不会超过十分钟。而且,因为地球是在不断的运行的,我经常会对角度、影子作一点点修正,这大大提高了我判断的准确率,但遇上刮风下雨,这个办法就不怎么管用了,经常抓瞎,误差会比较大。 当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合称为“三大件”,得凭票供应,非常紧俏。再说了,买一块手表得不吃不喝的三四月工资,有点囊中羞涩。慢慢的,荒友先后都有了手表。上海知青多是“上海”牌,天津知青多是“东风”牌。其中,“上海”牌又有“全钢”和“半钢”之分,前者每块120元,后者每块100元。知青都很珍惜,干一些重活的时候,比如劈柈子,都会记着先摘下手表。当年的裤子还有一个专门放手表的“表袋”—— 现在这样的表袋好象已经没有了。 不仅知青逐步有了手表,“农工”(二劳改)也有了手表。“农工”的手表档子好像更高一些,有“罗马”表和“英纳格”。农工喜欢把“罗马”叫成“大罗马”;他们说不清“英纳格”,喜欢说“英哥”——好像还是黑道上的人物。 农工“麻子”(大名仲崇凤,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上海曹家渡、“大自鸣钟”一带的“包打听”,经常打听中共地下党在哪里开秘密会议)有一块好表,稀罕得啥似的,平时用毛巾遮着,轻易不看。有一个阴天,我问他现在几点了?“麻子”小心翼翼地移开毛巾,看着表,嘴里念念有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他抬起头,非常认真的告诉我:“现在是十点四十了!”过了几年,我哥哥设法帮我买了一块“钟山”牌手表,南京产,每块30元。我非常喜欢这块手表,我再也不怕阴天下雨下雪了。尽管,在有些荒友的眼里,他们的上海全钢手表好比是劳力士、卡地亚,我的钟山好像是地摊货。但是我依然非常喜欢我的“钟山”牌,敝帚自珍,因为它走时精准,给我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方便,而且,这是我平生的第一块手表。 现在我不戴手表已经好些年了,因为手机上就有时钟功能,而且大街小巷、车站商店到处都有钟表,掌握时间非常方便。 当我有时路过钟表商店的时候,还是会想起在北大荒的六七月铲地时,我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候已晌午,肚子响如鼓。我将锄把往地上一杵,一看影子,心想,都啥时候了,怎么这送饭的马车还没来呀?... ...
下乡前,我有一头浓密的乌发,刺猬似的,长得特别快,在上海花1角5分钱就可以理一回,万万没想到方圆百里的农场竟然没有理发地方。时间一长,乱发长过耳,特别难受。要是搁在现在,没准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扎个马尾辫,一是省得打理,二是酷,有艺术家的“范儿”,回头率不用担心,指定是老鼻子了,一举两得,多好!但当时分场还有数百名劳改犯人,这样的外形不仅不是艺术家,而是怎么看怎么像布告上被通缉的人物,哪里还有那个心思臭得瑟?! 农工(二劳改)中有会理发的,有知青病急乱投医,找农工给理发。围上破床单,剃头,刮鬓脚;就在农工拿着锋利的剃刀将要给知青刮鬓脚的当口,恰好给连长路过看见。 那是什么年代?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在劳改农场! 马上开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把连长的脸都气红了:农工是什么人?他们曾经是劳改犯!他们是屋檐下的洋葱——皮焦叶烂心不死!你们傻呀!农工举着刀,你还仰着脖,要是他照你的小细脖来那么一刀,你说咋整? 连长的手臂从左到右那么一划:“嗯?你们说,咋整?!”咋整?——要是农工先点头哈腰的给你理发,等你放松革命警惕了,闭上眼睛享受了,他抽冷子照你的小细脖来那么一刀,还不就像老母鸡给抹了脖子、扑腾扑腾两下腿就伸直了?细细一想,还真有点后怕。不能不感谢连长的语重心长,刀子嘴豆腐心,说得对,是那么个理儿:阶级斗争这根弦到啥时候都不敢放松。 农场没有理发店,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叫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下乡十年在农场,是心灵手巧的荒友,自备理发工具,随叫随到,完全义务的给大家伙、给我理发。 套一件破衣烂衫,脖子后面整一只木夹子夹上,荒友扶着我的脑袋就推上了。起先是初学乍练,深一块浅一块,把我们剃成了牛鬼蛇神,把一个革命青年剃得混同于一个二劳改。好在大家伙没当一回事儿,还鼓励荒友放开手脚在我们的头上大胆做试验,推坏了不要紧,反正头发像韭菜,过几天又会长出来。荒友的技艺日见长进,到后来,我看那水平跟上海著名理发店“南京”“白玫瑰”的师傅有得一拼,就算略微差一点儿也极其有限,虽属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好多次我说马马虎虎的推一下就算了,荒友还不干,前后端详,左顾右盼,好像是在创作一件得意的艺术品。 都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义务理发的荒友就最讲认真;都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整整十年,都有荒友默默无闻地在做好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多少年过去了,依然十分怀念艰苦岁月里的那样一种融洽,那样一种温馨,那样一种坦诚,那样一种亲密无间... ...
分场几乎所有质量好一些的房子,特别是像队部、小卖部、机耕队宿舍等,它们的条形基础都是用石头码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石头、石块码成的基础十分结实。还记得初到农场的头几年,劳改犯还在,拉石头这样的活,他们不去,谁去?!劳改犯迁走以后,那就是知青的活了。 通常都是坐28马力的蹦蹦车去拉石头,路况不好,一路“蹦蹦”而去,差不多能把人颠死:不能坐也不敢坐,只能蹲着,双手紧紧的抓着车厢板,左右摇晃,上下颠簸。 从分场出发往北十二里,到四分场,往北又六里,尚不到七分场,有一三岔路口,拐下公路,再一二里,忽见我们农场的采石场。 农场的采石场规模不小,半边山都开采完了。站在下面往上看,一半是青山,一半是白森森的山体。有人在半山腰打钎子,估摸是在打炮眼。 到了山脚下,放下蹦蹦车一边车厢板(记得当地好像叫“sa厢板”,琢磨了好长时间,也查阅了字典、词典,仍然没搞清楚这个字正确的写法,那还是先写车厢板吧),就开始装石块。 装石块的抬架非常像担架,但比担架短一些,更宽一些;抬架又不完全像担架,它非常像汉字“非”,左右三横是抬架伸出来的木棍。 首先是把抬架搁在地上,我们用力把石头“整”到抬架上。说“整”,是因为石头和石块都非常沉,小一点的七八十斤、一二百斤,大一点能有三四百斤。我们用了很多办法:石块小一点的一个人“搬”,大一点的两个人“抬”;此外还有“滚”,把比较圆的石头“滚”到抬架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喝冻菜汤的力气都使上了。 抬架上的石头和石块有三四块、特别大的就一块,就要装上蹦蹦车。当我们四五个人抬起装上石头的抬架时,齐声喊着口号:一!二!三!一起用力,先将一边横出来的木棍搁在车上,这也是借力,大家伙再一起齐心协力的用力“掫”。装了石头石块的抬架贼沉,必须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可不敢糊弄,万一大石头掉下来,那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闹着玩的吗?!当另一边抬架高过车厢能有四十度朝上时,石头或石块就会滑到、或滚到车上。车上有一两个人将“掫”上来的石块挪到一边,腾出一块空地来,以方便下一次的“掫”。 回来的路上车压实了,想颠也颠不起来了。28马力的拖拉机猛给油,烟囱里突突突的尽是黑烟,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气喘吁吁的。 到了分场卸了车又往采石场跑。这样的来回装卸,一天得三四趟。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连队上下忙着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选种的,检修拖拉机的,改良播种机的,全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连分场匣子里播放的曲子,好像都比平日欢快了一些。 年年春播前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做颗粒肥。 场院上停着一台75马力的拖拉机,油门固定在最大,轰鸣着;拖拉机的后面,是一个圆柱状的搅拌器,搅拌器上有一漏斗状的铁家伙:有两个人不停地往漏斗里加料,料是化肥拌粪土和细土;如果料下不去,可能土坷拉比较大,就拿根木棍捅捅。经过搅拌器的搅拌,化肥与粪土的结合物成了短短的条状、颗粒状,这就是“颗粒肥”。 有人推着推车等在搅拌器的下面,“颗粒肥”漏在小车上,差不多快满了就推开,另一辆小车马上接上。装满颗粒肥的小车推到场院的空地,卸下,折回。 通常是女同胞等在那里,拿一把类似天蓬元帅使唤的耙子,木头的,将一堆颗粒肥摊开、摊成薄薄的一层。“颗粒肥”必须晒干、晾干,春播时才能在播种机上和种子一起下得去。 刚做好的颗粒肥是黑色的,晒干、晾干的颗粒肥是灰色的。 往漏斗里加料非常辛苦。虽说“出了九”,但春寒料峭,气温还在零度以下,时不时的飘一阵小雪花,小刀子风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有时侯也不知咋会事,拖拉机头顶着风,我们加料的也跟着顶着西北风,肥料的屑屑粒粒全往脸上飘。 一次收工了,不停地加了一天料的我们拾掇工具准备回宿舍。到底是年轻人,虽然很累,但少年不识愁滋味,还不忘说笑打闹。小陈的一句笑话让大家伙乐不可支,前仰后合。 下乡几年了,我们的学生印记逐渐褪去,在我们身上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北方汉子的彪悍和粗犷,农民嘛,大家伙尽情的开怀大笑。 小乐也是加料的,他的性格随了他的姓,整天乐呵呵的,不笑不说话。他不象女同胞笑起来那么嫣然含蓄、笑不露齿,他大笑时露出了满口的白牙。 突然大家伙止住了笑,发现今天的小乐有点异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他的牙缝黑黑的,好像镶了边似的,仔细一瞅,尽是化肥拌粪土!哈哈哈哈!场院上再次笑倒一片!好几个都笑得蹲在了地上,眼泪都滚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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