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7（一）】：

革命化春节

快到春节，城里有了喜庆的气氛。最显眼的，是新华书店又进了年画，一串串挂在绳子上：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照片，有红卫兵砸烂旧世界的宣传画，还有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剧照。我去书店看了看，所有的年画，都有红色的太阳，都有红色的旗帜，都是一片红色，都是看着喜庆。

按老祖宗传下的习惯，春节，可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甚至计算一个人的年龄，也不管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一律从春节算起，过了春节就长一岁。如果一位病重的老人在春节以后去世，大家会庆幸，老人的寿命又增加了一年。

快到春节了，心里盘算着，到了春节我十二岁，不是小孩子了。十二岁的春节，怎样度过更有意义？前几天，乡下的亲戚捎了信来，说后街的老王家养了一头猪，准备杀了过年，问我们会不会去作客。后街的老王家，是我的表舅家。去年我三哥到乡下过春节，还到他家吃了两顿饭，住了一晚上，回来以后告诉我，表舅是村子里唯一读过书的老人，现在还有一些旧书，藏在自己家的棚顶上。于是，这个春节，我想到乡下去了。吸引我的，不光是春节才能吃到的猪肉炖粉条，还有表舅藏在棚顶上的旧书，还有村里很多人会讲的鬼故事。

可是就在这时，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马上停止放假，学生赶回学校。我不大情愿地走进教室，立刻觉得忍受不住的寒冷，就看见窗户上的玻璃，像经历了一场暴力革命似的，全都破碎了。凛冽的北风，畅通无阻地冲过来，灌进我的脖子。

教室里的同学，分成一伙儿一伙儿的，正在看传单。那些传单，是学校造反派用钢板刻印蜡纸、再用油墨滚动印出的，黑乎乎的字迹连成一片，只有使劲看，才看得清楚。

传单有两份，一份是北京五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的倡议书，题目是《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文章的语气特别坚定，像石头一样：

“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另一份传单是中国国务院发布的通知，和一般的传单不一样，属于国家的正式文件，但有些词句与造反派使用的完全一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我突然愣住：到乡下过春节的事情吹了。认真说起来，由于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组织代替，由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指导的少先队，成了忠于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红小兵。我加入了红小兵，也算得上革命小闯将了，怎能不响应革命的号召？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参加了学校安排的春节活动：

2月7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到郊外捡粪，为农业生产积肥；2月8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九即除夕），批斗校长、副校长等反动人物；2月9日（阴历正月初一即春节），向毛主席表忠心，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2月10日（阴历正月初二），到矿山铁路劳动，支援工业建设；2月11日（阴历正月初三），吃忆苦饭，听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

就这样，1967年春节，成了我度过的第一个不放假的春节。按照更标准的说法，1967年春节，中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多少年里我一直相信这种说法，后来才知道，实际上的革命化春节，在更早一些年就出现了。

茫茫无际的时间里，人类站在地球上，一次次抬起头，看着太阳和月亮。太阳给了人类生命，月亮却在调节生命，调节人的生命周期，调节季节与气候、繁殖与生育。抬头看着太阳和月亮，我们学会了根据它们安排农活，也学会了把握时间的变化。于是，散居各地的不同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当地时间。以我们这支在亚洲腹地生存的农耕民族来说，发明的纪年方式叫做阴历年。读过的一本书告诉我，中国的纪年法从公元前2637年开始，基于一个传奇中的日期——也就是传奇中的皇帝伏羲立国的日子——那是中国版的创世说。另一种说法是从黄帝纪元开始，但不知怎么搞的，只比伏羲纪年早了六十一年。

可让人奇怪的是，我们没有从黄帝或伏羲立国的时候开始纪年，而是繁琐地将十个汉字称做天干，十二个汉字称做地支，它们最多可以搭配成六十组词语，循环使用。比方说一百年前的1911年，按照天干地支的方式叫辛亥年，从古至今的无数个辛亥年之一。那一年发生的政变，叫做辛亥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得有革命的气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引进国外通用的阳历，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同时，将1月1日定为新年。

这样一来，官方与民间就有了严重的分歧。百姓还是把阴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一月初一）叫做新年，那是他们延续了几千多的习惯，而他们的习惯，恰好是一个民族凝聚与生存的基础，除了遇到严酷镇压，不会因为革命党而轻易放弃。后来的临时大总统换了袁世凯，他有更多的亲民意识，定阴历的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可惜，只有春节的名称渐渐确立下来，我同样喜欢的夏节、秋节和冬节，渐渐消失了，不知去向。

到了1930年，政府又一次强硬起来，竟然取消了春节放假，把贺年、团拜、祭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活动，强行安排到阳历元旦，还派警察到春节期间关门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同时将祭祖的果品捣毁，不服从的人处以罚金，捉去拘役。这样的春节，在当时政府的头脑里，自然成了革命化春节，却无法坚持下去，几年后，在民众的强烈抗议声里退场了。

没用多久，就出现了1949年的中国新政权，既有至高无上的威权，也有亲近民众的姿态。不仅不取消春节，还给春节的假期增加到三天。不过，新政权提倡的春节，已经加入了革命化的内容：“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这些革命化的内容，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变得越来越强硬，百姓们即使不同意，也消失了抗议的能力，更不能提反对意见。

我十二岁那年的春节，就算作正式开始的革命化春节吧。

它实行了十多年。到它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吃了忆苦饭

这一年春节最有意思的，是春节第三天的吃忆苦饭。

什么叫忆苦饭呢？

我们学校的忆苦饭，是学校组织的一种会餐形式，但是有些奇特，故意吃一些很差的东西，比如，玉米面里掺进切碎了的菜叶，蒸熟了做为主食，再炖一大锅萝卜汤，里面不会有肉类和鸡蛋，也没有提供优质营养的其它东西。这种奇特的会餐，有一个奇特的政治目的：是让我们一边吃着比较难吃的饭菜，一边想起吃着那种饭菜的过去（教科书说是受剥削、受压迫、非常痛苦的年代），一边想到现在非常幸福的生活（报纸说除了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于是我们接受了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更加热爱革命，更愿意投身革命。

本来，是要在上午十点钟吃忆苦饭的，可是吃饭的人多，做饭的人少，怎么也忙不过来，于是找来一些学生家长帮助，终于在过了中午不久就吃上了饭。我们这些十多岁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早已在操场上追逐和玩耍累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等到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和萝卜汤端上桌子，那里还管它是不是忆苦饭，放开肚皮吃了起来。我一口气吃了两个窝窝头，再想吃第三个时没有了。再一看，嘴快的同学吃了三个，更快的竟吃了四个，还喊着没有吃饱。接着，又端来一大锅窝窝头，再端来一大盆萝卜汤。

那次忆苦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学校蒸的窝窝头好吃，学校炖的萝卜汤也好喝。后来，大约过了一个月吧，我才听说那次忆苦饭的内幕消息：学校到粮站买玉米面时，粮站的经理是一个学生的家长，给学校的都是新鲜的玉米面，而卖给居民的大部分是陈旧甚至发霉的，于是学校的窝窝头就比我们家里做的好吃。还有，学校到商店买萝卜时，商店的副经理也是学生家长，有意多卖给学校一些萝卜，所以那汤里的萝卜就比家里的更多。那时候给居民的蔬菜限量供应，一般的人家，想吃那么多萝卜还吃不到呢。那顿忆苦饭的组织者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两个细节上会出问题，等到他们觉得不对劲儿，已经晚了。

当然，一顿忆苦饭让我们吃得很饱吃得很香，归根结底要感谢当时低标准的物资供应。

中国的辽宁，成年人的粮食定额才二十七斤半，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学生定额更少，肚子里经常是半饥半饱。豆油也限额，大概还是全国最低的，每人每月三两，实行了很多年。在那很多年里，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提起掌管辽宁大权的那个姓陈的将军，没有谁会称他军内或党内的官衔，全都管他叫“陈三两”。因为这名字来自几部地方戏曲和一部电影的名字，所以家喻户晓，连我们小学生也都知道，还知道辽宁有个陈三两，每月只给我们三两豆油。粮油之外，副食品同样紧张：肉类，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鱼和鸡蛋更是奢侈品了，一两个月见不到一次。这样一来，我们平常日子里在家里吃的，比起学校安排的忆苦饭，不会好到哪里去。

有趣的是，我最近读到一篇描述1967年加拿大举办世博会的文章，文章说在蒙特利尔世博会举办的1967年，全球约有3——5亿人口处于食物缺乏或营养不平衡状态。我就笑了，这个大约数字，一定是国外粗心大意的官僚主义者统计出来的，其中一定没有包括中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有八个亿呢，能够不缺食物并营养平衡的，只有那些享受特别供应的官员，人数不多，几百万吧。

轻轻笑了一回之后，就想起我吃过的忆苦饭的历史背景。在我的视线里，不要说世界上众多的民主国家，就是在众多的极权国家里，也没有吃忆苦饭的事例，它应该是中国政治体系最为独特的创意，产生于最为独特的1960年代。1967年，阴历春节之前的节日是公历的新年，即1月1日。往往在那一天，中国的最高领袖要把他的意旨，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传达给全国，而这一年的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别郑重地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想到，差不多可以确定的，就是那篇社论发表之后，学校、军营和工厂里，吃忆苦饭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

我还要想起，吃完忆苦饭的那个下午，全校学生站在操场上，听一位从鞍钢请来的老工人，给我们做专题报告。那种报告，先是控诉过去年代里民众怎样受尽压迫，接着讲述现在的我们生活怎样幸福，于是就有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忆苦思甜报告。

做报告的老工人，看长相有五十多岁了。看样子挺朴实的，没有文化，也没有经过做报告的专门训练，分不清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凡是他经过的事情都讲了一遍。我们就像听故事一样听着，觉得挺有意思。有人领我们喊口号，我们就跟着喊口号。

他说他在十八岁那年，从附近的乡下来到鞍山，到日本人开办的钢铁厂当学徒。当学徒的时候，总是干累活，还要加夜班，经常被师傅痛骂一顿。那时候，厂里从中国青年工人里选出一些人去日本学习炼钢，学了几年再回来挣钱就多。他也想去，但是管理工厂的日本人说他笨，不让他去，留下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儿。

讲到这里他气愤了，瞪大眼睛，挥动胳膊，好像那说他笨的日本人，就站在他的面前。

这时就有人带领我们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他又往下讲，更苦的是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投降了，工厂和矿山的机器被苏联大兵拆走了，他又回到乡下，住在一个破窝棚里，家里没有地，给人干零活，挣钱养活不了一家人。那几年正是战乱年月，乒乒乓乓，几乎每天都有部队打仗，国民党的兵同共产党的兵，拼死打仗。他的两个儿子出去要饭，一个十岁，一个五岁，有一天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子弹，也不知道是国民党的抢，还是共产党的枪打的，把十岁的儿子打死了。

我们又开始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工人说他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又回到鞍钢当了工人。工厂给他分了一间房子，还安排他的老婆上班。现在家里有四个孩子，生活还挺好，有吃的，有穿的。前几年大饥荒的时候也没有啥事，不像他的老家乡下，好几户人家都饿死了人。

这时就有人赶紧领我们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人赶紧上台把老工人搀扶下来，看那意思，是不让他再讲下去，免得他讲出大饥荒年代更多的事情。

那天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全校师生一起唱忆苦歌。那首歌的名字叫《不忘阶级苦》，挺悲惨的：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永远跟党闹革命。这一天的活动就结束了。我们离开学校的路上，还在想着那顿忆苦饭。能在学校免费吃一顿饱饭，自然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呢。可是，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享受了——忆苦饭的组织者不是笨蛋，他们一定会发现，很难做出与我们平时的饭菜有很大差距的忆苦饭，因而这种忆苦饭的政治教育意义，很难实现。

后来，还有过很多次忆苦思甜报告，但都改变了形式。

因为全国各地的忆苦思甜，经常有人把大饥荒说成最苦的年月，一不小心就把控诉“旧社会”，变成了控诉“新社会”，于是专门组织了一些人撰写稿子，反复修改以后，印发到各个学校，再由口才好、会表演的人，声泪俱下地演讲。这种方式不仅不出政治偏差，效果也好多了，让我们信以为真，从眼睛里流出滚烫的泪水。

复课闹革命

吃过忆苦饭，第一个革命化春节算是结束了。

我的心里着急，什么时候开学呢？

要是往年，放寒假前会告诉开学的日子，可是寒假之前就停课闹革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寒假，不是一个正常的寒假，要接到学校的通知，才知道哪一天开学。

等了一些天，还没有消息。一个下午，我悄悄跑到学校去看，看门人不在，门是敞开的，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到了二楼拐角，看见两个高个子的学生，手里提着棒子，从一个教室出来，进到对面的校长办公室，接着传出砸东西的声响。

我认识他们两个人，都住在我家南面的卫国街，一个人的爸爸支援三线建设去南方了，另一个人的爸爸也在外地上班，每年回家一两次。他们经常逃课，欺负同学，有时被校长找去训话。全国的学生开始造反，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很容易成为革命闯将，愿意干啥就干啥，愿意打谁就打谁。我家附近的中学里，一些学生成了红卫兵闯将，打死了他们的校长；我所在的小学里面，一些学生成了红小兵闯将，力气不够大，仅仅打断了校长的一条腿。现在好了，校长在家养伤，再没有人找他们训话。

整个学校只有两个造反派在砸东西，还有我一个人静悄悄地旁观，显得特别冷清，没有革命的气氛。那天下午，我又到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里，想问他们知不知道开学的日期，没想到他们都不在家，连他们当红卫兵的哥哥姐姐也不在家。原来，城里的形势乱哄哄一片，打砸抢刚刚结束，红卫兵之间又发生了武装冲突，有人打死打伤。不管他们是不是革命闯将，家里硬是把他们送走了，有的到有亲友的外市做临时工，有的到乡下的亲友家避风。我这才想到，可能是传统的春节和寒假，让学校里的革命大潮，暂时退了下去。

中国有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我一个高年级小学生想到的事，北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也想到了，并且更加高瞻远瞩。大量学生从学校流散出去，这革命还怎么搞下去啊？于是，春节过去一个多月，北京发出指示：中小学生一律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7日的《人民日报》，还专门写了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

那篇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这样说来，复课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可是把复课这个词放在前面，就把一些中国人搞蒙了，以为重点是复课。他们的头脑不复杂，看问题不全面。他们会想到，革命啊革命，革命是什么呀，这一代红卫兵和红小兵，生下来就赶上了革命年月，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孩子们都参加了，不是一直都在革命吗，再说了，学校不上课，还是学校吗，再说又不是战争时期，国家不办学校，还叫什么国家？

不知道别人都怎么说，我爹我妈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商量的话我听到了，商量的结果，是让躲到亲戚家的我三哥回来复课，又把我的旧书包洗干净，准备复课。

复课闹革命，就在一片稀里哗啦、叮叮当当的声音里开始了。

稀里哗啦，是把窗户上的碎玻璃敲下来，换上新玻璃。哪里弄那么多的新玻璃呢？全国的校园一片荒芜，一片狼藉，几乎都剩下房架子了，比废墟好不到哪去。这一点，英明的革命领袖也想到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一连发了四篇社论，不，是五篇社论，指示全国都要“节约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好在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鞍山市玻璃厂，有些学生的家长在那里上班，把前些天造反时生产的废品，那些凸凹不平、波浪起伏的玻璃都给了我们学校。让我觉得新奇的是，那些废品玻璃真的有趣极了，比如外面飞过一只飞机，从不同的窗子看过去，有着不同的形象。

叮叮当当，是我们修理旧桌椅的声音。经过前一阶段的革命，所有教室里的桌椅，东倒西歪，瘫倒在地。找来一些木板木条，再从家里拿来锯子、锤子、钉子，我们都成了小木匠。三五天之后，一片片瘫倒的桌椅又站了起来。可是，我们修理桌椅的技术都不算高，有些椅子的钉帽露在外面，怎么也敲不进去。后来有一天，我们正在教室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邻座的女生站起来朗读，同时发出棉布撕裂的声音，她的裤子和皮肉都刮破了，血也滴了出来。她用拿毛主席语录的那只手抹着眼泪，用另一只手捂着屁股上很大的破洞，逃难一样，头也不回，跑回家去。

前面说了，报纸上号召革命师生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因为这是一定要坚定执行的伟大任务。于是，我们班所有的学生都回来了，没有人愿意当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学生。可是学校的老师，一半左右没有回来给我们上课。

后来我们知道，不是那些人不想革命，而是被划在了革命教师阵营的外面，想回也不能回。他们中年岁大的人，在过去的年代有历史污点；年岁小的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的家庭；有些年岁不大不小的人，被人揭发出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他们，或者遣送原籍当了农民，或者关进强制劳动的“学习班”，继续受到折磨。

据说，有的老师不来复课闹革命，是因为已经死去。在前一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多数中小学老师遭到革命闯将的批判、斗争、毒打，还被剃了阴阳头、脸涂黑墨水、挂着大牌子游街示众，有的就忍受不了屈辱和折磨，上吊自杀了，卧轨自杀了，服毒自杀了。社会上流传的这一类消息很多，一般都是中学老师有几个自杀、怎么样自杀，一般都不注意小学的老师。可是自从复课闹革命到我小学毕业，有几个在我们班教过课的老师，一直没再出现，不知道是自杀了还是活着。

让我惊讶的是，这种很复杂的情况，革命领袖也预料到了，在《人民日报》上指示我们，要在革命的大学校里“自己教育自己”。结果还真是这样：最初复课闹革命时，旧的教材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彻底抛弃，新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在那一年里学的，主要内容是一本毛主席语录，其次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文章。学习那些所谓的课程，有没有老师，没多少区别。

后来新编的教材发下来了，语文课本基本上就是政治课本，算术课本差不多也是。比如这样一道小学五年级的算术题：“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法宝。两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来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从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离是36厘米，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公里？”阿根廷的首都到中国的首都有多少公里，其实并不重要。

对于中国的革命后代，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领袖，是世界的太阳。

麻将的故事

大约是三年前，我们城市的一位老者得了重病，躺在床上，水米不进，无药可救。他的几个孩子一商量，老父亲以前最喜爱的事情是打麻将，临死不能留下遗憾，让他再打一回吧。孩子们摆上麻将桌，两个人在旁边扶着，一个人在后面顶着，让老者打了十分钟的麻将。老者的病情立即好转，在那天晚上喝了一碗稀粥。第二天能坚持打麻将二十分钟，第三天坚持了四十分钟，有一个人扶着就行了。后来老者的病渐渐好了，可以下地行走了。这件事，让医学院里的教授感到困惑：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一个人的精神支撑点，竟然有这样的神奇？

不是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有这样的神奇，但麻将可能是。打麻将是通俗的说法，雅致一些的叫打牌，中国学者梁实秋说，他只能在读书的时候忘记打牌，在打牌的时候忘记读书。还有一大批人认为，和书法、京剧、中医一样，麻将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他们考证说，中国麻将有几千年历史了，其中的三张牌，“发”代表社会上财富多、地位高的人，“中”是指财富和地位中等的人，“白”是那些没有财富和地位的下等人。我挺喜欢这种说法，又进一步指出，麻将里所有的牌，包括“中”、“发”、“白”，没有谁高谁低、谁尊谁卑的区别，这样一来，中国麻将就成了一种具有平等、民主意识的智力活动。

可是在革命的1967年，麻将被革命者当做所谓资产阶级的游戏方式，扫荡一空。那时所有不是所谓无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扫荡，包括细腿的裤子，也包括怪异的发型。红卫兵和红小兵站在街上，拦住来往行人，把他们的细腿裤子剪坏，怪异的发型剪掉。如果谁敢不满或反抗，敢于公开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较量，就有他们好瞧的吧。

但在我的记忆里，我爹在那一年还打过麻将。

那是春天刚来不久，草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吃过晚饭，天就黑了，我爹也没说去哪里，匆匆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也出去了，到一个同学家。那时候生活水平低，谁家都没有怕偷怕抢的东西，谁家都不用把门关紧，可是同学家从里面插上了门闩，灯却还亮着。我正要离开，忽然隐约听到打麻将的声音。

走近窗子，从遮挡不严的窗帘缝隙看进去，我看见我爹他们正在打麻将。他们打牌和洗牌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很大的声响。我还看见他们的桌子上，放着一些扑克牌，输家把一两张扑克交给赢家，赢家的脸上满是欢喜。

我知道，我爹特别喜欢打麻将。

他打麻将经常赢钱，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

还是在满洲帝国时期，我爹在沈阳当修鞋匠，勤勤恳恳地干活，把挣来的钱交给我妈。有一阶段生活稳定，物价不高，我妈把积攒的钱，换成一两件金银首饰，收藏起来。春节快到了，爹妈抱着一岁的我大哥，带着给我爷爷买的礼物，回乡下老家过年。马车在乡下的路上颠簸，像一条船上下起伏。我爹总是担心那些礼物，而我妈除了抱紧孩子，还格外注意孩子的枕头，要我爹把枕头看管好。

那个春节，他们在老家住了半个多月，我爹经常出去打麻将。农闲时候，又是春节，乡下的人有好多时间，喝酒之后就打麻将，打完麻将接着喝酒。我爹打麻将的伙伴，都是家有财产的乡绅，输赢比普通村民大得多。他的手气不好，口袋里的钱，没几天输光了，就想起我妈要他看管好的枕头，觉得里面会有值钱的东西。他悄悄拆开枕头，把藏在里面的首饰拿出去，换成了现钱，接着打麻将。

一年之后，也就是我大哥二岁那年，满洲帝国垮台了，沈阳一片混乱，我家只好搬回乡下老家。离家十多年，我爹已经不会干农活了，就当了村里的农会干部，跟着混一口饭吃。那农会是共产党部队组织成立的，把乡绅叫做地主老财，还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金银和钱财拿去打仗，房子和衣物分给百姓。几个月后，那些乡绅带着军队杀回来了，把几个农会干部倒吊在树上，气势汹汹地，要剥下他们的人皮。其中有个乡绅就说，我看这老董应该放下来，他老实厚道，没动手打我们，他分走我们的东西，我替他补上。他说的老董，就是我爹。

按照我妈的说法，我爹是白捡来一条命。但她每次讲到这里就停止了，没有再说到其他农会干部，是被剥了皮折磨死了，还是跟着我爹借光，都保存了性命。

很多年之后，我也喜欢上了麻将，有时还参与其中，才知道打麻将的目的不是输赢，而是结交朋友。记得某年某月，全省范围的传媒节目评奖在我们市举行，我们就和请来的评奖专家打麻将，有意让他们赢点儿钱，增进彼此的感情。那时我一边和他们打麻将，一边在心里想，我爹真正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如果不是和乡绅们打过麻将，如果不是输过他们一点儿钱，如果不是因此有了一些感情，那些乡绅就不会替他说话，那时他就可能死了。还有，那是我出生九年前的事情，我爹当时要是死了，就不会有以后出生的我。看来我二哥、三哥和我的生命，都与我爹打不打麻将，息息相关哪。想着想着，我的胃开始疼痛，干脆把应该输给他们的钱，直接交给其中的一位，让他接着打，我跑到一边胃疼去了。

这世界上的事情，从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关于麻将，我读到一个故事，其中的几个人因为那该死麻将，付出了了生命的代价。

说是在1949年之前，中国打了几年激烈的内战，血流成河，再流进海里，把海水也染红了。那时，蒋介石凭借长江天险，想要挡住共产党的部队。可是他还不放心，悄悄去视察长江的防务，结果看见在江边的一座碉堡里，几个军官正悠闲地打着麻将。

看见总司令走进来，几个军官全吓傻了。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按照战争时期的军法，不被枪毙，也要撤职。但蒋介石只摆了摆手，要他们坐下，然后接替其中的一个，和他们把那场麻将打完，然后叮嘱了几句加强防守的话，起身走了。后来那几个军官，拼死守卫长江，竟然全部战死，以此报答总司令的不杀之恩。读到那篇故事的结尾，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场该死的麻将，他们可能安全撤退，也可能举手投降，也可能活到1967年，和我爹坐在一个桌子上，打麻将。

1967年以后的十年里，我爹没有再打麻将。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席卷着旧时代留下的一切痕迹，想要关紧门窗，遮上窗帘，少出声息地打麻将，也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爹他们收起麻将牌，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喝酒，把肝脏都喝坏了。

那十年里，酷爱麻将的我爹都不打麻将了，那麻将还有谁打呢？

关系到个人生死、关系到家庭福祸的大事，还有人不在乎吗？还真有。

那十年里，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在打麻将。他叫胡传魁，一部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土匪司令。在那部戏剧里，有哗啦哗啦搓麻将的声音，接着声音停止了，胡传魁走上舞台，不满意地说：手气真背，三圈没开和，出来遛遛。有个叫阿庆嫂的女人凑上去，故意讨好地说，胡司令，您这一蹓跶，手气就来了，等会儿您坐下，我保您连和三把满贯。胡司令一拍大腿，好，借你的吉言，赢了钱，我请客。

那十年里，包括《沙家浜》在内的八部革命现代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甚至还拍摄成电影，一遍又一遍地放映。幸好，有了胡传魁搓麻将的声音，才没有把中国人叫做国粹的麻将，从他们的记忆里全部抹去。

革命样板戏：革命的样板

前面说到的《沙家浜》，永久留在我记忆里了，不光是搓麻将的情节，而是它的全部印象，包括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场景。

像英国人熟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俄国人熟悉契诃夫的《海鸥》，法国人熟悉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还要超过他们，我记得《沙家浜》中的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腔，以及它们的语调和唱法。这不是因为我对它多么喜爱，也不是记忆力超强，而是一个有些悲惨的原因：从我十二岁开始的十多年里，中国正是特殊的革命年代，以前的所有戏剧和电影都被清除，只有几部完全符合特定革命标准的戏剧，拍摄成电影，轮换着上映，还要组织全国的中小学生，一遍一遍地反复观看，一遍一遍地接受教育。

那几部戏剧，叫做革命样板戏。

那几部电影，叫做革命样板电影。

看的时候，还要集中你的注意力，不能分散。我的一个同学看电影的时候肚子痛，跑了四趟厕所，后来被当做思想问题批判了四天。那件事情影响到以后，再看电影，他不敢去厕所了，宁可尿了裤子被同学笑话。还有一个同学，看电影时像在课堂上一样乱说话，而且生性顽皮、不知好歹、爱占便宜。银幕上一位革命后代对革命前辈说，你，就是我的亲爹，他在银幕下接了一句，我，就是你的亲爹，后来被当作“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小反革命分子，游街示众。

我们觉得他罪有应得。人不应该胡说八道，在他不明白的政治上，更不应该胡说八道。

就在我们乒乒乓乓修理桌椅、准备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北京各大剧院被砸坏的座椅已经修理好了，并且在1967年5月1日开始，搞了一个半月的“八大革命样板戏汇演”，庆祝伟大领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或者26周年。我们复课时快到5月底了，复课后的主要学习内容是伟大领袖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课堂上学的第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是《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这是党报为推广革命样板戏专门发表的社论，可见革命样板戏的重要。

我和我的大部分同学，知道这八个革命样板戏，都是“伟大领袖的忠诚夫人、文艺革命的优秀旗手、我们最最尊敬的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如果看了报纸，我们还应该知道，其中的京剧《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亲自观看以后，认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于是将这部剧亲自定名《沙家浜》。我们都是革命小将，必须学习革命样板戏，爱护革命样板戏，宁可尿了裤子也要看完革命样板戏，更不能随便插嘴，破坏革命样板电影的放映。

我们毕恭毕敬反复观看的这些电影，差不多都是京剧，慢慢悠悠地拖着长腔，半天才唱完一句话，听的我们心里着急。据说，这还是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改革了传统京剧的唱腔，为人民群众加快了节奏，要是按照老唱腔，比饿着肚子的老牛拉一辆咿咿呀呀的破车，还要更慢呢。

后来我读到一部写得不错的文本，叫《样板戏史记——一本特别的革命说明书》，其中说到中国京剧在两位女性的关心指导下，先后两次出现了样板戏。

第一位是十九世纪的慈禧太后，大清帝国权力最高的女性。“守寡长达四十多年的慈禧，大约在深宫中最大的消遣就是看戏。”实际上，她不仅是当时最好的京剧观众，也是最好的剧评家和推广人。她亲自写过一些剧本交付排练和演出，有了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说，她是当时最重要的京剧作者。

这就关系到当时京剧的状态。虽然从安徽出来的各个戏班，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发展了一百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白昼到夜晚，从宫廷到民间，但他们的演出，主要是各戏班明星的个人才艺。他们个人表演的部分越显得精彩，其余的戏剧部分越显得粗糙。

慈禧太后常常下旨，对进宫演出的剧目提出批评，责令他们改进。她的旨意，一是十分具体，二是非常严格，三是特别的多：

服饰方面不能太随便了，比如，什么人物穿厚底靴，什么人物穿薄底靴，什么人物穿方头靴，不得随意；整场演出精神状态要好，都要提起神来，不得懈怠，“如若不遵者，重责不饶”；必须遵守时间观念，不能散漫，不能拖延时间，“以后外班之戏要准时刻”；舞台上的一切行为，必须合乎规范；等等。

再比如，以前的京剧演唱的只管演唱，武打的只管武打，有个戏班将武打与演唱结合起来，引起很多争议。慈禧支持和推广了这项改革，使得京剧名角辈出，流派纷呈。

除了从天而降的指令，这位太后还把民间艺人找进皇宫，对他们的演出剧本提出详细修改意见。据当年一位目击者证实，她还亲自主持将一部昆曲改成京剧。她找来许多人，分派好各人的任务，再将那昆曲一段段为大家讲解，然后由他们分段创作，统一修改后再拿给她定稿。而这种演出本，被当时的人称为“慈禧太后御制”，足以成为当时的样板。

太后在我出生的半个世纪前已经去世，对我几乎毫无影响。但是当我读到她的这些事迹，还是有一些感动。在我眼里的慈禧太后，是一位接受过贵族式教育，艺术修养不错，对戏剧并不外行的女性。她出于一种个人爱好，推动了中国京剧的完善、完整、丰富和成熟。这样看来，一个人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有了做好某件事情的机会。

第二位女性是二十世纪的江青。相同的是，她与慈禧太后都是权力最高的女性，不同的是，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年代里，慈禧太后只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江青还可以利用革命党派和最高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那一代人用政治手段驾驭文艺的强烈愿望。

我的视线回到1937年。一场大雨阻隔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程，江青离开运米的卡车，换了一匹马，颠簸着到了延安。这位二十三岁的大明星，能演话剧又能演京剧，在那片颜色单调黄土高原，无疑是最养眼的景色。第二年，她成了延安最高领袖的夫人。这似乎表明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党派，自然懂得文学艺术的重要。

他们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换句话说，既要武装，也要戏装。比如那时搞了一部戏叫《白毛女》，搞出了一个逼死贫苦农民、强奸农民女儿的恶霸地主形象，就可以鼓动很多人，以一种原始天性与革命仇恨的混合状态，参加革命党派的军队，把发展了几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尽数捣毁。他们惊讶地发现，革命主义的情结，即使只有简单的艺术图解，或者简单的艺术仪式，也会产生强大的后果。此后不久，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这种革命加艺术的神奇创造。

转眼到了1960年代，最高领袖要发起一场更猛烈的政治革命，清除他那宏大事业遇到的所有威胁了。首先需要一场文艺革命鸣锣开道，而此时的江青，五十多岁，年富力强，成了他最好的助手。她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足够的细心，用来关心和指导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比如京剧，她几乎把当年慈禧对京剧做过的事情，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1964年中国搞了一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其中至少三部戏，是江青亲自抓起来的。

而这成绩还在不断扩大，到了1967年八大革命样板戏汇演的时候，八部革命样板戏，都是江青同志亲自培育出来的。

这种说法，来源于《人民日报》的社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那篇社论，还说出了八个样板戏的重要意义：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工农兵昂首屹立在舞台上的新时代到来了！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颠倒的历史，在我们这里颠倒过来了！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意义，这篇社论没有提到呢？

比如，从延安开始的文艺革命，到了这时才真正完成。它的过程恰好像一出戏，开局以后有许多情节的铺垫，有许多情绪的发展，渐渐地达到了高潮，而一旦达到高潮，离落幕就很近了。

再比如，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用政治驾驭文艺最成功的事例，是空前绝后的成功，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而且这种成功，中国能做到，外国做不到。

革命样板戏：样板的艺术

在我的故乡，几个上了年岁的人，争执一件事情时，常常说对方是事后诸葛亮。诸葛亮的去世，接近两千年来，在旧戏曲旧小说里，是中国式的谋略与智慧的象征。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在争执时讽刺的对方，摆出一副聪明的面孔，教导别人怎样做对一件事情，可是他们说的时间太晚了，那件事情早已过去，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

某些事情，要过很久，才显现出意义。比如，再过一些年，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素材，论证出八部革命样板戏的另一个意义：在特定的十年里，它们是中国人唯一可以看到的戏剧与电影，它们形象、强烈、完整、深入地培养了中国人的革命意识，于是化为一种巨大动力，让那种革命持续了更久，比那些不用革命样板戏培养接班人的国家，甚至比他们的老师——苏联的列宁，持续的更久。

想起列宁，立刻想起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斯大林授意制作的电影，伪造的历史，虚假与谎言，可以算做他们的样板电影了。可是他们制作的太少，达不到批量生产，又没有足够的年月，去垄断所有的银幕，于是他们蒙蔽和欺骗的效果，也就打了很多折扣。那时还没有中国的经验呢。再一个问题是，有了中国的经验以后，与中国相邻的一个国家，也制作不出他们需要的样板电影，只好禁绝所有的电影放映，这样一来，要长久维护那种极端意志的政权，谈何容易呢？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让我乐不可支。

1967年推行革命样板戏之后的七八年里，中国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仅仅拍摄了由八部革命样板戏改编的戏曲电影，但是有个地方的业余剧团，做了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把电影改编成了现代地方戏，并且还是苏联的《列宁在十月》。演列宁的演员，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依然是旧戏中的皇帝风范。演斯大林的演员，用手捻着松香粘上的八字胡须，像旧戏中的大臣一样。

在乡下舞台上演戏，当然与城里不同。他们讲究互动，在观众情绪引导下，即兴编造自己的唱词。在“攻打冬宫”那段戏里，列宁和斯大林的对唱，由于加入了乡下观众的欣赏口味，就显得特别有趣。

列宁唱的是：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爱卿，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接下来轮到斯大林唱了。他刚刚唱了一句“尊一声敬爱的……”，就有众演员在幕后帮腔，齐声唱诵“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制造出一种和声效果。然后斯大林再接唱：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老沙皇留给我们无产阶级的！

这时，众演员再一次帮腔：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然后列宁和斯大林握手，定下了攻打冬宫的时间。

呵呵，那么严肃的革命，到了乡下舞台，竟变成了关于裸体的雕像的描述，让我在笑过之后心情舒畅。

即使他们不是利用现成的曲调，加入即兴的唱词，即使他们的态度很严肃，或者非常严肃，也不容易搞好一台戏曲。这让我想到革命样板戏的许多经验。

其中的一个经验是：十年磨一戏。

不惜用很多年时间去精心修改，反复修改。八部革命样板戏，在1967年的全国汇演之前，有的修改了几年，有的修改了十几年。那场汇演之后，又搞了全国巡演，根据观众的反映不断修改。

那时的观众，上至领袖，下至平民，都有相同的政治要求和艺术见解，并且有相似的参与热情。比如，一部样板戏中有句唱词：“李玉和救孤儿东躲西藏”，说的是革命者李玉和救了另一个革命者的遗孤，在政府军搜捕时到处躲藏。后来这句唱词，根据“广大劳动人民”的来信建议，改成了“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这一修改的高明之处，一是使剧中英雄人物的动机，由救孤儿变成了为革命，人性的崇高境界转换为革命的崇高境界；二是使他的形象，由东奔西藏的近乎狼狈相，变成东奔西忙的勤奋和英勇。这种修改时出于时代的好恶，革命比人性重要，革命者必须有高大形象。

还有一些修改，加入了修改者的个人好恶。比如一部剧中有位领导反政府斗争的英雄女性，就因为她姓贺，让负责样板戏工作的江青反感。在她成为最高领袖的爱侣之前，领袖的前一位爱侣也是姓贺，也是这样一位英雄女性。于是江青不干了，下令把剧中人物改成别的姓氏。另一部剧中有个土匪绰号叫“一撮毛”，这也不行，最后的一个字的发音，与最高领袖的姓氏发音相同，干脆改成了“野狼嚎”。

类似的修改，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这批革命样板戏拍成电影，才最后结束。那时候，所有剧中的粗糙之处，打磨得非常光滑；所有剧中的细微之处，几乎全注意到了。

另一个经验，是“三结合”。

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集体参与的创作方法。那种三结合的方法，可能始于1940年代的延安和1950年代的北京，也可能始于戏剧和戏剧以外的文学。

革命像一场台风呼啸而来，它们毁掉的东西，它们带来的东西，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怎样用文学艺术表现它们，确实是个问题。于是，最新的革命规定了最新的写作方式，那就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站在那种独特的革命美学立场上，我们会看见，整个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社会，是一部写作机器的主体，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只是机器上的零部件。

那样的写作方法，或者叫操作方式，一直没有产生特别成功的文学、戏剧，一直缺少应有的光彩，直到江青领导样板戏的年代，才突然射出耀眼的强光，照亮了革命者的舞台。那时候，写作是交给你的革命任务，不写是反革命，写不出来也是反革命，必须离开你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以及你的个性和良知，严格按照上面的指令，写出他们满意的东西。

参与的人实在太多，前面说过，上至领袖，下至平民，都有相同的政治要求和艺术见解，他们在观看戏剧之后的修改意见，也是三结合写作方法的重要的、庞大的构成，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再一个经验，是“三突出”。

三突出，是一种很容易操作的写作模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那种模式，在先前的文学写作中，也不止一次出现，到了革命样板戏，有了直观、立体、形象的表现，于是成为一次飞跃。

在一场戏里，一群躲在山洞里的土匪，加上扮成土匪的正面人物杨子荣，成了那场戏里的所有人物。按照剧中安排的情节，他们需要比试枪法，一个土匪开枪射灭一盏油灯，杨子荣一枪射灭三盏油灯，才能被突出。舞台电工制作了两个电源开关，一个连着一盏灯，一个连着三盏灯，他们开枪时先后拉下开关就可以了。可是有一次演出时搞错了顺序，让先开枪的土匪射灭了三盏灯，只给杨子荣留下一盏。那电工急中生智，在杨子荣开枪后拉开供电总闸，让他射灭了所有的灯盏。好在虽然错了，但仍然突出了正面人物，也就没有算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没有把舞台电工送进监狱。

除了情节上的突出，其他方面也要突出。革命样板戏的十六字诀是，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比如一场戏里，正面人物牺牲时，舞台需要明亮的灯光，为了达到敌暗我明的效果，不让匪徒的脸上有灯光，在他们脸上全都涂了黑粉。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看了那部革命样板戏，心里惊讶，嘴上不敢说出来。那些匪徒，背是弯的，膝盖是弯的，显得革命者特别高大，但他们仰起的脸，在明亮的舞台灯光下，怎么就灰暗无光，让我实在想不明白。那时候，假如魔术没有被禁绝，我还可能想到，舞台上使用的，正是魔术师的手法。

关于那个年代的革命样板戏，就说这些吧。当样板戏的年代结束，我已经二十多岁了，回忆那时候的文学写作时，我还会说到样板戏，说到它对我写作的影响，其实很大。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