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王玲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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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王玲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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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妻子王玲 （1） 天黑了，窗外灯火璀璨，楼下通往太湖的每条大道，都似串串晶莹的珍珠项链，一直延向不远的太湖苏州湾。 我伫立在窗前，外面是绿树，街巷，行人、汽车——一幅生动的风物图景，窗内身旁的病床上，躺着病重的妻子，此时的她已经打了一针止痛针，疼痛正在缓解，惯常她可以安稳地入睡，直至下一次疼痛袭来。然而今晚的她却睁着双眼，炯炯有神，像专注地看着什么。我俯身问她，她轻摆手指，意思说没事。很长时间我们的默契是：点头为有事，摆手指则无事。于是，我让女儿小睡，我则继续守在床边。 妻子举起双臂，双手似指挥般摆动，十个手指也都在动。起先，我轻轻按住她的臂膀，想让她安静下来，不要耗费体力，毕竟八九天没有进食，全靠输液维持呢。但她努力摆脱我的束缚，继续她的“指挥”。看她手指摆动得很有节奏，我忽然醒悟：她是在弹钢琴。我赶紧将ipad放在她一旁的床头柜上，打开音乐。 轻快悦耳的《春之声圆舞曲》在妻子耳畔响起，她的摆动竟然与之合拍，然后是《杜鹃圆舞曲》，再后…… 我对女儿说：“看，妈妈在弹钢琴呢！”此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妻子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以为明天的太阳依旧能够照亮她红润而又娴静的面容。 她睁着双眼努力地弹着，一丝不苟地合着节拍。她的眼睛此时格外明亮透澈，由于长期输液，药物浸入弥漫的缘故，清澈的双眸竟有些微黄。 Ipad里足有三十多首曲子，直到所有曲子都放完，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她还在弹着，我把音乐关了，想让她休息会儿。她垂下一只胳膊，另一只还在弹，然后又是双臂举起，继续弹奏着，十几分钟之后，双臂都放了下来。她该睡觉了，弹这么长时间，已经近十天几乎没有进食的她，一定疲乏之极。 我轻轻抬起她的手腕，觉得格外地柔软，把把脉搏，只觉得极其细微地跳动了一两下，再无任何感觉！把手放在她的鼻孔下，没有出气，我知道，妻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我对女儿说：妈妈走了！ 女儿不想相信这个事实，对我说：没有！妈妈是晕过去了！ ………… 1973年春天有半个月，我几乎天天要穿过福世花园，再从愚园公馆西侧的一条小路走到愚园路，然后到中山公园乘公共汽车，这是从王玲家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那时，这条柏油铺就的小路幽静整洁，路两旁的法桐在春光下刚刚吐出鲜嫩的绿叶，树下时常有几个儿童在嬉戏。走出这条路是愚园路，那儿有更高大的法桐树，伸展的枝脉使道路成了绿荫下的长廊。每当走在这些生气盎然的法桐树下时，心情就会格外地好，愉悦的心情使我觉得周边一切都好，整个世界都很美好。 这就是初恋的心情！那年春天，我和王玲一起回到上海探亲，由于在东北分居两个城市难得相见，一回到上海，恨不能时时在一起，所以，在探亲有限的十几天里，我天天往她家跑，因而天天要走过那春天的绿廊。那珍贵的半个月，是我与王玲相恋以来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日子。
与妻子王玲相识是在1969年冬天。那时，下乡已经有半年了，与她天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起下地劳作，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因为在一个集体户的上海知青有18人，9男9女，分别来自长宁区的7所学校，大多互不认识，少男少女的我们，情窦未开，羞于来往，故而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男女生之间并不熟悉。 快上冻前，队里让我们挖菜窖，要挖一个大大的菜窖，大得足够储藏我们18个人吃一冬的白菜、土豆、萝卜和大葱。给知青自己干活并无工分，男生大多不愿意干，队长大概看我老实，就分配我和几个女生一起挖窖。那天几个人忙活了一天，总算将菜窖挖出个模样来，傍晚，歇气时，一些同学回屋子喝水，我则在菜窖旁挖出的土堆上坐着休息。 抬头发现菜窖对面也有一个女同学没有回屋，站在土堆上，看着快要完工的菜窖，似乎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她着深紫酱红的罩衫，黄军裤，短发，带一顶下乡时发的棉军帽，这是上海女知青的一般打扮，没有特别之处。而我一眼瞥去：鹅蛋脸，弯弯的眉，觉得她很美，在我眼中端庄大方，神情坦荡、自信…… 我不由地“砰砰”心跳起来，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一个连自己都感到羞愧的念头闪过：如果能娶她为妻就好了……！而这个念头稍纵即逝，接下来便是自责：下作，无聊，竟然会产生这样荒唐的想法。我觉得面对一个如此纯洁的姑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人家的侮辱！何况，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那年，我17岁，她16岁。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王玲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在上海过完1970年春节，大多数同学都早早回到了尚未解冻的黑土地，仅有几个女同学未归，其中就有她。 大地没有解冻，农活还不多，偶尔队里会让我们休息一天半天的，于是几个知青凑在一起玩玩牌，打40分或算24点。那天我们正在女知青借住的老乡家里玩牌，就听得远处的县道有汽车经过，不一会儿，就有人喊：“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 正玩得起劲，故没有在意，直到几个女知青风尘仆仆，大包小包地走了进来，才意识到“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跟我们有关，赶紧打完手上的那副牌，和知青小马灰溜溜的离开她们的屋子，此时，我明显地觉得有人不屑地瞥了我和小马一眼。这个瞥我们一眼的人，小马告诉我，她叫王玲。 1970年夏天，是下乡的第二年，集体户同学之间渐渐的熟悉起来，无论男女。而我与王玲从未说过话：一是没有机会，她是9个女生中，最为寡言少语的，很少听到与人闲聊；二是不敢接近她，总觉得自己心怀过鬼胎，有点自惭形秽。 她似乎一直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这个感觉，不仅仅是我，集体户的其他同学和老乡也认为她清高，不好交往。我更是有自知之明，根本就没有与之来往的念头，何况，那时的我个子矮矮的，一米七○都不到，其他同学大多比我高大得多，谁能瞧得上我呀！
这年夏锄，屯子里的老乡多找借口不下地，这个说肚子疼，那个说脑瓜迷糊，他们有个口头禅：共产党饿不死人。意即你多干只能分得一份口粮，不干也分这些口粮，所以他们一点儿出工的积极性都没有。如此，苦了我们这帮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天天起早贪黑下地，累得连吃饭都懒得吃，只想倒头就睡。 一个下午，知青们在西甸子铲地，为齐腰高的玉米锄草。那是出了名的大长垄，一条垄铲到头要老半天，那望不到头的田垄，直累得你几乎绝望。我疲乏之极，慢慢地铲着，远远地落在众人之后，欣慰的是我后面还有一人，她就是王玲，就在我身旁那条垄。 两个人默默地，看似肩并肩地以差不多的速度前进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彼此不免尴尬。记不得是她还是我先发话的，两人便铲地便交谈起来。 她问我是不是写过一首诗，并且将诗的内容大概说了出来，当时我很心虚，因为的确在日记里写过一些打油的东西，那都是些胡乱涂鸦，上不得台面，她怎么会看到的？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五个字、七个字凑足四行或八行就是诗了，晚上在煤油灯下倒是写了不少，锁在自己家里带去的小木柜里，自我欣赏，不敢示人。到底是怎么传到女生那儿去的，当时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是知青小毛搞得鬼，他最大的喜好就是撬同学们的箱柜，偷吃人家带来的罐头和糕点，顺便把里面的家信、日记什么的拿去到处传。据说他脑子先天有病，大家拿他也没有办法。 正因为小毛，这首诗居然被王玲看到了，还说写得不错！呵，人算不如天算，看似不经意的行为，竟为我与王玲一生的姻缘牵了线，搭了桥。 之后，干活时我常常跟她说话，从扭扭捏捏到大大方方，彼此的了解多了起来，但直到1970年9月我离开农村，我们仅仅还是一般同学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 我离开农村的那天，同学们送我到村口，王玲和几个女同学送了我一支钢笔，一本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写了几句留言，也是在后来才看出那是王玲的笔迹。 到四平安顿好之后，我给集体户的同学，队长和玩得比较投机的几个年轻社员一一写信，告知在城里的情况，很快就收到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王玲的。 回信大多说些革命啊，理想啊，事业啊……所谓励志的空话，套话，那是当年流行的八股，唯有王玲在信中跟我讲了户里的情况和心中的烦恼。因为刚刚离开同学们，对他们的境况我深为关心，于是又去信询问详情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来二去，我与其他人信件来往日渐稀疏，而与王玲格外的频繁起来，于是，知青和老乡纷纷谣传我们两个恋爱了。其实，起初的几年里，我们来往的信中没有片言只字涉及爱情，全是讨论一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尽管用后来的眼光回看那些思想和观点，显得十分肤浅和幼稚，但我们是一直认真严肃地交流着。 几年的书信交往，彼此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两人都是有信必回，无话不谈。曾经回去过下乡的那个屯子，有次正逢下雨，交通中断。 那时的公路是泥筑的，只要下雨，三天之内必不能通车。因为要回去上班，我十分焦急，王玲为我几次跑到大队部打电话询 问天气和交通，令我十分感动。这就又激活了我藏在灵魂深处的“鬼胎”：她应该是我此生最为重要的人！
1972年1月，她从乡下抽调到吉林省辽源市的一家工厂，开始了她六年的工人生涯，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这年也是我们由朋友转而成为恋人的一年，漫长的相恋时光由此开始。 2月，她用春节放假时间去看望小姑，上海交大毕业的小姑在锦州葫芦岛的719所工作。王玲从辽源出发必经四平，换车间有半天的空闲，这令我十分欣喜，我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心。在她来之前，我熬灯费蜡几个晚上，写就一封书信，想她在四平时有机会当面交与她，可在她来四平后的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有其他同学陪伴，我无机可乘。 晚上送别她从车站回到宿舍，心情沮丧，我把这封书信压到箱子底下，再也没有寄出。这时我还不到20岁。 此后，仍像过去一样与她保持通信，但涉及内容已经不是两人共同关心的集体户，而是各自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所谓国家大事了。我发现她对世事的看法与我很不一样，她是紧跟报纸、电台走的，我则不然。她想说服我，我想说服她，所以，在信中我们的争论多了起来。 这儿不得不先说说王玲的家庭出身和她受到的家庭影响。他父亲即我岳父早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这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是全国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科大学，校长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迁址贵州安顺，岳父在那儿完成学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曾获中正奖学金。毕业后即为国军现役军官，先后在重庆和上海等医院工作，国军败走台湾，本来已经通知跟医院一起随迁，后运输吃紧，他们非战斗人员便留在了大陆。解放军占领上海，医院被解放军接收整编，此时岳父母刚刚结婚，岳母是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一下子成了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随军队辗转于江苏，安徽和上海的野战医院，王玲1953年9月出生于南京的陆军总院，至今还保存着当时陆军总院开出的出生证。在王玲三岁以后，岳父母调至解放军在上海的八五医院，他们一家才定居上海。八五医院给分配了住房，系原美国海军俱乐部旧址——一幢欧式的别墅洋房，房前的院子有几个篮球场大，院子里有种满草坪和花木，她们兄弟姐妹就在这个院子长大的。 小时的王玲生活优越，富足，当时岳父母在医院的收入远高于一般平民，所以他们家吃穿不愁，讲究营养，可以常年雇用保姆。然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极其严格，从穿着上丝毫看不出几个孩子出身小康家庭，甚至比一般人家还要朴素。这些，盖因于岳父母全盘接受当时的思想教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岳父是旧军队整编过来的，和岳母都加入了解放军，享受着优厚待遇，他们对此心怀感激，尽力地主动地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把所接受的一切又灌输给自己的下一代，王玲就是受着这些正统教育长大的。 她从小在穿着上不挑剔，经常穿姐姐穿过的旧衣裤，以至于班主任想让她申请减免学杂费。她父母也极少给子女零花钱，常常让他们姐弟几个分食一个 苹果，说吃多了是浪费。在思想行为上，王玲完完全全符合当时青少年的品德标准：诚实听话，成绩优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佼佼者，当着中队主席或班长。 岳父母在军队医院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与子女团聚，王玲从小养成自立的习惯，早早学会生炉子，买菜做饭，洗衣服，甚至照料刚会走路的妹妹。在八岁时，王玲扁桃体发炎，发着烧一个人走了几里路到妈妈所在的八五医院动手术，然后再一个人走回家，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常年的家庭影响养成了她坚强，独立的性格，这个性格伴随了她一生。
然而，就在岳父母以为不断自我改造，自觉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已经融入革命大家庭的时候，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派不想一一甄别你的思想究竟改造到什么程度，一概打入十八层地狱：岳父作为二十一种人被勒令参加学习班，后又送去郊区养猪。岳母则早晚在医院里，夜里也不能回家，家中只剩一帮孩子！幸而她们早早自立，料理家务已成习惯。 终于熬到一家人团聚时，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姐姐去了安徽无为县蜀山区，王玲去了吉林双辽县，一个紧挨科尔沁草原的地方。这里提一句，要说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的话，唯一的好处就是上山下乡把王玲发配到了吉林省双辽县向阳公社合作八队的沈家屯。而我，本来报名是去内蒙的，后学校硬让我去云南或贵州，母亲不同意，最后阴差阳错地也被发配到与王玲同一个屯子，千里姻缘就此拉开序幕。 中国有句成语谓“矫枉过正”，岳父在思想改造方面，简直比打天下，坐天下的人还有过之无不及，他们高频率地给王玲寄信和各种简报，全是要她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紧跟中央部署，诚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私批修，做又红又专一代新农民等等。这些玩意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玲，她果真花了很多时间认真去看《红旗》，读社论，硬要从自己思想里找出“私”字、“修”字，然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一番。我在乡下时一点也不知晓这些，全是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林彪事件以后，她幡然醒悟，逐渐摆脱她父母的说教，挣离束缚思想的藩篱，开始自己的独立思维，特别是上大学以后。 在与她相恋的最初几年，我们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其中最强大的阻力来自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以及她的叔叔和姑姑，即遭到她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反对！ 在她父母的发动下，所有的人都写信给王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对与我交往，甚至连她几岁的妹妹也上阵了。记得他弟弟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张纸的劝谏书，以三字经形式写的，现在读来依旧有趣。结婚多年后，王玲的小妹对我说，她其实一点也不反对二姐与我交往，当年全是父母动员她表态的。 她们全家在竭力反对我们恋爱的同时，紧锣密鼓地为王玲在邻近上海的城市为她寻觅对象，简直有病乱投医，到处托人，逮住一个就写信给王玲，让她有机会去相亲。记得岳母同事有个亲戚，是南京的一个工程师，大学毕业，王玲父母觉得很合适，南京距上海不远，结婚后就可以调到南京。于是全然不顾这个工程师比王玲大十几岁，写信让她回家探亲时在南京逗留。 她父母还费尽心机，双管齐下，写信给女儿细数我的种种不是：工人、兄弟姐妹多、没有学历，特别是思想也不好。那个时代，似我这样的知青，哪来的学历？至于认为我思想不好，倒是有缘由的。 我曾在给王玲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段话，百里外辽源市的王玲没有收到这封信，信居然被人转寄给千里外上海王玲的父母了。满是革命思想的岳父见到普希金的诗句，顿时大做文章，连连写信给王玲，说我思想有问题，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记得他跟王玲说：知道普希金是什么人吗？他美化贵族统治阶级，宣扬爱情至上，丑化革命运动领袖，已经被批倒批臭，这个人引用普希金的诗句，说明他的思想很不健康！看来，我这个准岳父也是读过普希金的，可能读得比我还多，否则何以知道普希金，此时不过借题发挥罢了。 注（1967年，《公安六条》发布，还规定了一个“二十一种人”，将当时的所谓“坏人”一网打尽：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家庭的施压使得她不堪负担，特别是她最疼爱的小妹的苦求，更令她不忍心回绝。难道自己这一步是走错了？她在思考，在彷徨…… 我与她分别在两个城市，虽然相距不远，但难得见面，唯有鸿雁传书，此时她除了家庭的压力，还有其他烦恼事缠绕着她。 或许她待人太真诚，热心，或许她太单纯，质朴，一些人对她颇有好感，也有人执着地追求她。 某某是车间的团支书，在当时，应该属车间年轻人中的佼佼者，经常找她谈工作谈思想。旁观者清，那些都是由头，目的不说也看得出来，车间里的师傅们也愿为他作伐，班长就曾跟王玲提起过，认为她应该考虑。王玲对我讲过此事，说如果我们不是相恋在先，她或可能动摇，闻此我虽心有醋意，但并没有感到威胁，我知道即使王玲有意，她父母这一关也是万万过不去的。后该团支书被推荐去上大学，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一个是比她大得多的师傅，平日里这个师傅文质彬彬，很有城府，明显不同于车间里其他的大老粗。他也经常找王玲说话，嘘寒问暖十分关心。王玲在信中曾跟我介绍过这个师傅，说人很好，也谈得来。后来这个师傅的态度让她警惕起来，这个师傅常常抱怨自己的婚姻多么不幸，与妻子如何如何没有共同语言，几次三番邀请王玲去他家作客，王玲一再拒绝，始终不接受邀请，渐渐对他敬而远之，不再来往。 她们一起进厂的上海知青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个，不少男知青与王玲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萌生情愫，而他们在空间上优越于我，天天可以接触往来，这才是我担心的，万一日久生情怎么办？这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正有一个知青热恋着她，几次明确向她表示要建立恋爱关系，他孜孜不舍追求了有一年左右，此事在车间乃至全厂传得沸沸扬扬。 论条件，那个人不比我差，而且占了地理、人和的优势，然而他缺了天时这一重要因素——晚了一步：王玲拒绝了他！ 所以烦恼，因为许多人以为他们已经在恋爱，尽管王玲一再解释、澄清，却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一些人仍以为她见异思迁，是个负心人。 那时谈恋爱都是“地下”的，没有人敢公开说自己恋爱了，更不敢两个人大白天去逛马路，看电影，所有行为都是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我极少去她所在的城市，更不用说她所在的工厂了，即使去了，也是在另一个同学处相聚，躲躲闪闪像做贼一样！所以王玲周边的人包括追求者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她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已经有恋人了，但人家以为是托词，不相信是真的。 她烦恼着，远隔百里外的我也烦恼着，因为有一个辽源来的痞子，也是上海知青，当作我的面说着侮辱王玲的脏话。那天在我的寝室里： “他们说你有同学在辽源？哪个厂的？”辽源来的痞子问。 “是的，在制泵厂。”我不认识他，更不知道是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就答道。 “叫什么？” “王玲” “噢，我认得的，拉三，我白相过的。”这家伙嬉皮笑脸的。 那时，我正捧着饭盒吃饭，闻听我扬起饭盒，连饭带菜朝他砸去，幸他身手敏捷，侧身躲过，冲过来要与我打架，被一旁的知青拦住。 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王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信口开河罢了。热恋中的人可能容易冲动，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去中伤她，何况如此出言不逊，当时我想都没想他说的真假，也没有思忖能否打得过他，就怒不可遏地发起攻击了。 事后，我真的有点纠结了，她不在我眼皮底下，一直与她接触不多，所有了解多是信件来往而已，她到底怎样？我觉得自己应该多走动走动了。
尽管如此，我对她没有丝毫怀疑，相信她绝不会把感情掰开一分为二，如果她认准的事情，或与哪个人交往比我更合适，感情基础更牢靠，她会向我直言道出而不会脚踏两只船，只要她没有说，足以相信她对我的专一。再者，我的信条是：如果她不爱我，只要她哪怕一点点表示，我都会退出，绝不会死缠烂打，这点绅士风度还是有的；如果有人横刀夺爱，或欺负她，侮辱她，则绝对不能容忍！ 我虽没有把上述事情放在心里，但和她一样在为她家庭的阻挠而烦恼，她也为此频频落泪，郁闷在心。她在日记中写道： ……远方的亲人，你们爱我，我知道，但你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所了解的人，你们这样的看法多伤我的心，更何况是他…… ……姐姐来信了，当然她的好心我领了，道理也未尝不对。然而她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感情…… ……收到家里来信，与小姑姑来信内容一样。对于他们的好心我应当感激，但是却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可悲的是弟弟的《谏客词》，使我四面楚歌，十分孤立…… 有时，她一天会收到两封这样劝说的信件！ 摘抄这些日记的时候，我眼睛湿润了，妻子顶着如此巨大压力坚持相恋与我，而我无能也无法与她分担丝毫，实在有愧！ 大概爱情来得似乎容易了些，所以要历经磨难才行，那么，就让我们共同来抵抗她家里的压力吧，我们决定这年春节一起回上海，我决心踏进她的家门，看看是怎样被扫地出门的吧！ 没有料到的是我们这次回上海后，竟然峰回路转，负担尽释，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我成了她家的座上宾，我天天踏入她家大门而没有一点忐忑。 王玲的奶奶一向住在大儿子即王玲的父亲家，偶尔去大女儿家小住，她大女婿即王玲的大姑丈部队转业后，安排在浦东川沙县一个中学当校长，大姑一家就定居在川沙县洋泾镇里，我们回到上海时，奶奶正在浦东。她知道王玲回家探亲了，急于想见孙女，但因年迈且视网膜剥离，加之小脚，不能自己出行，那时浦东浦西虽一江之隔，犹如两地，既无隧道又无桥梁，仅靠轮渡交通，奶奶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 王玲对我说去接奶奶回来，用三轮车去接！ 四十多年前出租车很少，都是些办公事的人才坐，一般人也坐不起，何况横着一条黄浦江，汽车过不来。骑三轮车去接倒是最为理想，可哪儿来的三轮车呢，再说我从来没有骑过这玩意，从沪西骑到浦东的川沙能行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过浦东呢。 她主意既定，竟然从居委会借到了一辆带蓬的三轮车，就是四、五十年代遍及上海滩那种人力车。次日上午，在她的激励下，在清晨的薄雾中，我骑着三轮车，她坐在后面，我们意气风发地向浦东出发了。 若以中山公园为起点，到浦东川沙的洋泾镇至少要骑车二十公里，其中还要轮渡过江，此行可谓艰辛。但那时我干劲冲天，凭着直觉，一口气就骑到十六铺码头，顺利过江。彼时的浦东还是一片乡野，蚕豆花开，麦苗青青，一路骑来也是十分惬意，中午赶到了她大姑姑家。 吃完午饭，姑姑要我们多留会儿，一是难得见面，二是让我休息一下恢复体力，待一切准备停当出发时已经下午三点过后。 等我骑了六、七公里路气喘吁吁赶到轮渡码头时，最后一班轮渡已经关闸，停止上客！渡轮眼看要离岸。呵！过不了江，意味着我还要把车骑回姑姑家，住一晚上，第二天再骑过来！我受累不算，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折腾啊！情急之中，我跳下车，奔向码头对工作人员喊道：“车上坐的老奶奶是盲人，请你们关照一下！”工作人员闻听后，居然开闸，放我们上船了！ 一天的劳累，对年轻的我而言，稍加休息即可恢复，而这一天劳累换来的收获却是享用终生的，奶奶对我的评价是：人蛮好的，脑子也灵活，不抽烟，不喝酒。在她眼里，抽烟喝酒的就不是什么好人。
得到奶奶的认可，反对的人再多也无济于事。首先，小妹已经被我的梨膏糖收买，老是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弟弟刚刚工作且苦攻外语无暇顾及，姐姐在安徽乡下更鞭长莫及，尽管她父母没有明确对我表示好感，但见面还是客客气气，不像信中那样把我当做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了。而奶奶每见我就一口浓厚宁波方言与我说这说那，我似懂非懂一味应承，所以奶奶很看好我。王玲见状也很是欣喜，说“侬门槛倒蛮精格嘛！” 其实非我“门槛”精，似乎这些都是顺水行舟，天意使然，骑三轮车去浦东接奶奶，实在是天赐良机啊！ 家庭的阻挠基本消解，回到东北后，我们的来往愈加密切了，这年冬天，她来四平过春节。 那时我还在车间当工人，十个人住在一间小小的寝室里，她来了吃的尚可解决，住的就很为难了。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我师傅新翻盖了房子，他家只有他和姥姥两个人，有个里屋可以腾出来。于是和师傅商定，王玲来了住他们家那间里屋，师傅和姥姥住外屋。其时，师傅仅比我大两岁，尚未有女朋友，按说不应该把自己的恋人安排他家去住，可那时走投无路，住旅馆需要介绍信，不是探亲单位里绝不会开给你。再者，我相信师傅的为人：朋友妻不可欺，东北人这点义气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委屈了王玲，她来了之后，我将攒下的肉票买了几斤肉送到师傅家，算是一点心意，其他也拿不出什么。而招待她的第一顿饭，是在一个实验饭店里吃的，至今还记得，几个冷的糖三角，一盘干豆腐炒土豆片，一盘洋葱炒肉，所谓肉是几片嚼不动的肉皮罢了，再有一碗甩秀汤，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勾了芡的蛋花汤。就这些已经比我平时的饭食要好，平时天天吃的是窝窝头，白菜汤，烀土豆，缺油少盐吃了就烧心。 最为烦心的还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总不能让宿舍所有的人都回避吧，人家还有上夜班的呢。于是只好去马路上逛，怪不得那个年代情侣们都一对一对的遍及大街小巷，外滩几乎成了情侣滩，原因就在于百姓住房逼仄，情侣们没有可以耳鬓厮磨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四平市，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大多坑坑洼洼满是泥浆，路灯暗暗地似鬼火一般，走在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弄不好就会把脚崴了。 那天傍晚，逛到地委附近，见公园的门开着，就走了进去。由于天冷，没有几个游客，我们转了一圈，在一个干净土坡上坐下，亲亲热热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公园里十分安静，偶尔有一两声虎啸，在公园一隅养着几只老虎和黑熊等动物。听到远处军营传来“滴滴嗒滴”的号声，是熄灯号吧？我们这才发现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两人起身想离开，此时听得身后一阵喧哗，有人在嚷嚷：“再往里走走，我看见他们进来的……”只见手电光在乱晃。 他们不会是在找我们吧？我连忙拉着王玲蹲下，再顺着土坡滑到坡底，两人半躺在土坡上，一动不动。土坡那边的光柱扫了过来： “没有，这儿没有，我说早出去了吧。” “到坡后看看……” “算了吧，回去……回去……，别让狼把你掏了！” 这个公园真的有狼，不过是关在笼子里的。 这群人吵吵嚷嚷地走了，我深深吸了口气，与王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朝公园大门走去。 然而，要想走出公园却没有那么容易，走到公园大门口时，发现大铁门紧闭，那高高的栅栏上是尖锐的铁枪头，根本爬不过去。此时我想起公园还有个后门，又矮又窄，说不定还开着呢。两个人在黑暗中穿过公园摸到后门，一看也是关着的，无奈我先爬上去越过栅栏，再鼓励她学我一样爬过来。她那时年轻倒也不惧，可就在越过栅栏最后一跳时，只听得“哧啦”一声，外套被铁栅栏上的枪头挂出一个大口子。她头一次来四平看我，搞得如此狼狈，我感到很内疚。她脱下外套检查了一下，安慰我说“没事的，我回去能补好”
按理正当恋爱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方方走出来说明情况即可，没有必要鬼鬼祟祟躲起来，像小偷似的。可那是个不讲理的年代，被这帮所谓“群专”或民兵逮着，肯定被绑着押解他们的司令部，然后就是审讯，录口供，起码要消遣你到半夜，反正他们无所事事。即使认可你情我愿在谈恋爱，也一定要第二天让单位来人签字画押领回去，如此单位里定会传得沸沸扬扬，传到最后说不定就是“搞破鞋”被抓了。 这个是有先例的，在早，我们厂有一对恋人被抓过。两个人本来就是正常恋爱，无可非议，但一天夜晚在僻静处亲热时，被巡防的“群专”逮到总部审问，后通知厂里派人领回。此事很快谣言四起，两个人在厂里抬不起头来，其中一个很快调离，结果这对鸳鸯最终被拆散。 “群专”意即群众专政，是依附于“革命委员会”下的组织，文革的产物，它无所不在，遍及全国各个大小单位。主要职能是甄别、审查、治安、纠察，拘禁、隔离、审问等等，它几乎集行政、公安、检察、司法的一切权力，以革命的名义裁决一切。“群专”里大多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骨干和打手，作恶多端，当时老百姓闻风丧胆。 对我来说即使抓了，传了，没有什么损失，无甚要紧，而对王玲来说后果就比较严重，因为她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所谓培养对象，正在积极争取她入党呢！ 她一厢情愿地努力着，无论工作、学习。她是车工，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先进工作者的大幅照片挂在厂门口的宣传栏里。下班后还要认真阅读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各种学习资料，当时的上海是所谓“一月风暴”的策源地，所有能够印成铅字的东西无不表现为极左，学习这些东西其实是误入歧途！可当事者迷啊！她的入党报告打了好久，组织对她考察了又考察，甚至还专门到上海搞了外调，就是入不了党。她哪里知道，有个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又是反动军官的父亲压在背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让她混进党内的，再努力也是枉然。 车间和工厂领导明知这一切，还一味地鼓励她努力……争取……，她也一心以为自己做得不够，还要继续上进才行。在领导眼中她是积极上进，而工友间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在给我的信中她说“似乎上下道工序的师傅对我都有看法，以为我是假积极……”，她为此苦恼。是啊，在流水作业的车间里，她的产量高了，给前后两道工序的压力增加了，人家的不高兴可想而知。 她曾想改造我，因为我给他信中表露的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基本属于“负能量”，与她父母的说教格格不入，有时我揶揄她：你说爱看《红旗》，是不是要我说爱唱《东方红》啊？为此她气恼不已。 那时的她犹如一张白纸，从小受父母和学校的“正统”教育根深蒂固，接触不到大千世界，把那些说教当做天经地义的真理，她固守着自己从小就形成的信仰和理想，为之努力，为之奋斗，要想改变她，除非整个社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政治、思想、社会秩序都要予以拨乱反正！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一个社会变革和拨乱反正的时代来到了！ 注：“一月风暴”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并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她父母立即来信让她报名参加考试，并寄来了复习资料，我也分享了其中一部分，我们各自在当地报了名，开始复习。说是复习，其实就是新学，初一还没有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所有学校停课，一阵疯狂过后就统统被撵到乡下去，知识青年哪有什么知识啊！ 我漫无目标地复习着，感兴趣的就多看，比如语文、历史和地理，不感兴趣的则一看就困，比如政治、数学、几何。在车间里日夜三班倒实在累人，再要背公式定理、原理概念和年代事件等，弄得晕晕叨叨的，复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教王玲，她信中片言只字，到底应该如何复习我还是不得要领，总之觉得她比我用功得多。 考试成绩出来，两个人都进入分数线，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分数要高于录取分数线四十多分，我们都接到体检通知，填了政审表。 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惨——双双落第！ 我没有被录取情有可原，因为成绩高出录取线不多，而王玲要高出四十多分，理应录取的啊？她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最后打听出来：政审没有通过！ 和入党一样，父亲的历史问题依旧是背在她身上的黑锅。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出身有问题的人不予录取，为什么还让人报名参加考试，这不是作弄人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虽然倒了，长期形成的极左思潮还存在，阶级斗争理论还在鼓吹，家庭出身仍然是招工、招兵、入党、提干等的首要条件，招生也不例外。 高考的失败令我十分沮丧，决定就此放弃，而王玲又开始复习，准备下一年的高考了。我认为既然因为家庭出身而不予录取，这个出身又是不可改变的，明年考试成绩再好，还是要碰个头破血流！我怕她承受不住再次打击，写信劝她放弃，她的回答十分坚定：绝不！她还嗔笑我“放心吧，考上大学也不会嫌弃你的”。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她又报名了，第一志愿填兰州大学，她认为兰州比较偏远，报的人少，或能够录取她。可见，她想上大学的愿望多么强烈！ 复习期间，我每到辽源去，最多的活动是帮她背政治和历史复习题，我看着资料，她一道题一道题地背，我把她背错或背不出的题目作上记号，她反复温习后再背，一般最多两三次就滚瓜烂熟了，我不堪其烦，她乐此不疲。 怪不得她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原来这样刻苦啊，我绝对做不到，我理解的大多能记住，不理解的再背也记不住。 发榜后，她并未被兰州大学录取，而是接到了四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吉林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不是第一自愿，但她和我都十分欣喜，她喜的是终于踏进大学校门，我喜的是她终于来到我的身边。 一个星期天，我起床不久，门口轻轻地出现一个人，她敲了敲开着的门。我定睛一看，是她！她的意外地出现令我惊喜，有点迷茫，她怎么会来？这才想起她已经在四平读书，而不是在百里外的辽源了。 她也曾有过类似的迷茫，她在大学报到后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到了学校，安排妥当后第一件事就想给他写信，之后当然就哑然失笑——已经在一个城市了，怎么还改不了老习惯？ 这是她来四平上学后的第一次见面，距开学已经半个多月，想必一切已经安排停当。她兴奋地向我介绍学校里遇到的人和事，选的什么课，寝室里有几个人，食堂伙食怎样，叨叨不绝，新的生活使她振奋。然后跟我说，明天带上 工具到她们寝室里去，把日光灯修一下，老是一闪一闪的。 晚上送她回学校，从我宿舍到她学校有四五公里路，公交车已经停了，我们走在郊外的马路上，一旁是黑幽幽的沙果树林，树枝上还挂着零星残果，另一旁是连绵的黄豆田，黄豆已经收获，空有一簇簇干枯的黄豆秸，路灯少且暗，没有行人。那晚我心情不好，一路很少说话，因为她要我开始复习，准备次年报考大学，我想她会不会因为我是工人，她是大学生，感到两个人不般配才劝我报考的，如果再考不上呢？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快，默默不语。 七八级学生入学是十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当走近学校时，天上纷纷扬扬飘起雪来，这是那年的第一场雪。大雪带来些许喜悦，我们在雪中又徘徊了一会，走到校门口，我让她进去，想目送她进宿舍大楼，就在她要转身的时候，突然踮起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在雪花飘飘中转身走了。 顿时我心里暖暖的，郁闷、惆怅一下子甩到爪哇国去了，我知道，她的这一吻是想让我放宽心：不要多想，她会一如既往的爱我！
为了如她所愿，我就此秣马厉兵，开始了下一年的高考复习。两人再三斟酌，决定还是报考冷门：东北这地方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会俄语和日语的多，会英语的相对较少，决定报考英语专业。方向既定，她让上海寄来复习资料，我又开始经受痛苦难熬的苦读时光。由于在一个城市，她每个礼拜天都会来宿舍监督我复习，架不住她相逼，只好按她的方法死记硬背，甚至半夜守着轰隆隆的机床还在背单词。 经过一年半的磨砺，我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吉林师大（现为东北师大）英语系。高考成绩一公布，我喜出望外，无论是总分还是英语单科成绩，均远在录取分数线之上。体检时，发现这年四平地区报考外语专业上线的考生只有六人，其中五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是唯一的工人，成绩排在第二，看来，这次稳操胜券。 体检当然没有问题，在填政审表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少填两岁，因为我那时已经27岁，在考生中属年龄偏大的，他们说没有事，还说前两年厂里考取的几个都少填了岁数，学校只认单位里的公章。正在犹豫，王玲告诫我不准隐瞒年龄，一定要如实填写，诚实比什么都重要；二是没有必要，这个成绩肯定录取。再说七七、七八两年招生，都没有年龄限制。她说得在理，我如实填报了年龄。 她恪守诚信的执着源于父母。她父母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加入解放军的，在后来的履历表上，为了纪念那个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日子，双双把十月一日作为参加革命的日子，因此在退休时不能享受离休待遇。一起整编为解放军的同事、战友知道后，让他们去找组织改正，认为这事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岳父母就是不肯去，说表格上的时间是自己填的，自己负责。因此，他们失去了优厚的离休待遇，特别是岳母，作为部队正营级教官，在文革时与普通战士一样复员，到工厂当了一名厂医，收入不及她学生的一半。后来军队复员干部一律改回转业又把她漏掉，她闻讯后，竟安之若素，不去争，不烦恼，尽管每月要少拿两三千块钱。 她父亲更是在认真和诚实方面有点出格，由于认真，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一直搞不好，以致失去好多机会，最后在病理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关于他的认真，上海市病理学会的一个同行专门写了文章发在他们的专业板块上，读来让人忍俊不止。具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后，一度黄埔校友会的袍泽很活跃，在社会上享有盛誉，许多人以黄埔出身为荣。有人拿着表格找岳父，让他填表，这是专门给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填的，多少人求之不得啊！岳父说“我又不是黄埔军校的”，他拒绝填表！其实，他毕业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那时属于黄埔军校的军医分校，所以校长也是蒋介石，只是岳父一心做学问，不知道罢了。 王玲完全继承了她父母的秉性，无论工作还是交友，把认真、诚实看得极为重要，并持之终生。 可命运再一次作弄了我，直到大学纷纷开学上课，也没有一家学校给我发来通知书！托人到吉林师大去询问，告知：如果报考的是别的专业早就录取了，而这年外语专业他们录取年龄内控在25岁以下！ 我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我没有怪她让我如实填报年龄，她也没有为此内疚，诚实是她做人的一贯准则，虽然都在为我的再次落榜难过，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落榜之后，她到处写信，打电话，询问有无补录的可能，哪怕大专、高师…… 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她为我安排了另一条路：自学。
当时上海出版过一套《青年自学丛书》，门类比较齐全，她父母几年前就给她寄来了，有写作，语法，修辞，数学，几何以及哲学和历史等等，她挑用得着的都给了我。那时社会刚刚从动乱中走出，百废待兴，许多学校在恢复，一些新建的大专院校也似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教材和教辅都没有同步发展，一时洛阳纸贵，很难弄到实用的教材和辅导材料，王玲给我的这套丛书派了大用场，不仅自学时用，在不久后到教育科当老师，它们还是我现学现教的重要依靠。 正是有了两次高考的经历，厂里在成立教育科，选拔教师的时候，被筹备组看中，一纸调令，把我从一线车间调入新成立的教育科，以工代干，成了专职教师。自此，我在厂里给工人当老师，她在宿舍里给我当老师，在文学，古文，修辞和逻辑方面辅导我，得益颇多。我经常跟她开玩笑“你们上大学的都是文曲星啊”，她认为我是讽刺她，立马反唇相讥。 就在调入教育科这年，厂里在北山坡为已经登记结婚的青年盖了不少小平房，凡登记结婚的都可以申请，这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然一定要抓住。在她放寒假时，我请了探亲假和她一起返沪，在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回到厂里，立即递交了住房申请。 我分到了一间小平房，虽然只有16、7个平方，屋里屋外各一个大坑，王玲和我都十分高兴，她每个礼拜天都过来帮我收拾这将属于自己的窝。我们把坑填平，墙壁刷白，地上铺了红砖，还让上海买了一套家具托运过来。 觉得收拾的差不多，可以住人了，我们请了住在左右隔壁和对门 的三个比较要好的工友，弄了点酒菜，对他们说，今天我们结婚，没有仪式，你们就是证婚人。 这天是一九八一年元旦。 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是和以前一样，她周日早上过来，晚上我送她回学校，只是路更远了，有十公里之遥：从市区最北端的城乡结 合部，走到最南端的城乡结合部，每每送她回来，已经快半夜了。 不过，我们一路走去并不觉很远，因为她总是拿些题目来与我探讨交流，比如形式逻辑里的推理公式，英语中的句型、时态，要不就是古文、修辞、训诂或文选等，总之，她把学校里学到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一一“盘点”，似乎让我也沾点“文曲星”的仙气，受一点大学氛围的熏陶。事实证明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但大学里的氛围、环境甚至他们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似乎亲身经历一般。 上世纪八〇年前后，拨乱反正成效显著，反思文革，清算“四人帮”呼声高涨，随之而来的伤痕文学受到极大的欢迎，大学校园里思想更是空前活跃，禁锢多年的报刊、杂志、书画、电影首先在大学校园里得到解放，一些翻译作品重又回到图书馆的书架上。对王玲来讲，犹如在她的心灵上打开了另一扇窗，窗外是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世界，短短一年多，她的价值观有了极大的变化，不再幼稚、轻信，回过头来反省当年，自己也觉得好笑。她在日记中写道： ……有人把群众的民主要求，一概说成“资产阶级民主”，好像只有资产阶级讲民主，而无产阶级是讲专政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却说有“大救星”………… 就这些思想，在她上大学前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时只要报上登的她都相信，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而现在，正与我这个“思想有问题”的人的思想日趋接近，真正有共同语言的日子初见端倪。
回想那个时候，小窝尽管简陋寒酸，因为她的到来，每个休息日都是我最开心的日子。然而心情虽好，物质生活却是那样的贫乏，我没有能力买到更多的肉、蛋、鱼和其他食品，她的油粮关系在学校里，这仅我一个人的定量，即每月半斤猪肉，一两半油，一斤大米和一斤面粉，其余就是玉米粉和高粱米了。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 最惨的时候，我们一整天就啃几只面包，然而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似乎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她可是从小就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她跟我说过，大家都说三年困难时期日子怎么怎么难熬，她一点也没有觉得，因为父母享受着部队的配给，日子相对好过得多。看来，跟我同甘共苦需要有思想准备。 春天，东北蔬菜少且贵，我们因长期吃不到新鲜叶菜而缺少维生素，口角出现溃疡。她说学校周边的沙果林里有许多似荠菜样的野菜，是不是剜点回来吃着试试，说不定和荠菜一样可以吃呢？我们壮着胆子试吃了一回，虽然此野菜没有荠菜那样的鲜味，倒也鲜嫩，既不苦涩也无异味，于是便放开胆子食用起来，她每个周日都带回一包，或炒或煮，帮我们度过了春荒时节。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吃过的野菜叫什么名字，什么纲目、属种。 房前有个小院子，别人家把院子铺上水泥或砖头，我则种满了花草，有夜来香，凤仙花，西番莲和大烟花，整个春夏都花枝摇曳。她也十分喜欢花草，我们无事便在院子里闲坐，别有一番情趣。 道是王玲百般的好，其实她不是没有缺点和脾气。成家以后，我发现了不少过去我尚未了解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洁癖：所有盛装食物的器皿用具，都必须将手消毒以后才能碰；所有外出穿的衣裤都不能直接坐在铺上，必须换上家里穿的才行；来客用过的茶杯，碗筷都要煮过才能再次使用。还有其他细微之处，如拿过钱币一定要洗手，开关，门把手等都须酒精擦过等等。初时很难适应如此约束，时间长了，一点点被她改造过去了。 另一个缺点就是固执，她认定的事情要改变几乎没有可能。婚后大概不到半个月，我为了说服她不要那么固执，也算作一个测试吧，我举起一只玻璃杯，问她：“我敢不敢摔？” 她回答说：“不敢！” “到底敢不敢？” “不敢！” 我把杯子往地上摔去，她愣住了，随后大哭，说我这是给她下马威，反正已经结婚，不怕离弃了，是个中山狼！ 其实，我哪敢真的摔杯子，那是新产品钢化玻璃杯，号称摔不碎的，我一是想让她惊奇一下，二是让她不要如此固执，没想到事情搞砸了，非但没有说服她，反而向她道歉了好几年！ 不过她的这些缺点别人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哪怕长期来往、共事的朋友和同事，因为她对我如此，对别人并非这样。 家里来客人，她不会要求人家洗手消毒什么的，一切如常；有人习惯地往炕上一坐，她也没有任何表示，依然笑脸相待。等人家走后，则忙不迭地消毒，蒸煮，无法消毒的就拿到院子里放到太阳底下去晒，这么多年，她一贯如此。 说起脾气，有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她脾气到底如何？ 婚后不久，母亲领着我外甥女从上海来看我，为了款待她们，我们攒了有半年的细粮及油票、肉票。一天，家里包了许多肉和白菜馅的包子，那个年月算是难得的，才八岁的外甥女觉得好吃，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肚子撑得滚圆。王玲见状怕丫头撑坏了，就让她不要再吃，劝道：“晚上再吃，给你留着”。 小丫头不听，还犟嘴。此时母亲帮外孙女说：“小孩子，她要吃就让她吃吧”。 王玲转而让我这个舅舅说服外甥女，而我决定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中立，不置可否，她来了脾气，板着脸，放下饭碗一语不发就出门去了。
母亲有点担心了，让我去追她，我想她充其量是回学校，安慰母亲说不要紧的，本来她晚饭后也是要回去的。 没曾想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把买来的新鲜蔬菜，随后帮我一起下厨做饭，一边跟母亲和外甥女说话，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晚上我送她回学校，问她，她说当时是很生气，出去山坡上转了一圈气就消了。当然她不会轻易放过我，说早知道如此和稀泥，就不嫁给我了！ 她就是这样的人，不记仇，不给人难堪，所以我母亲及兄弟姐妹都跟她很合得来，弟弟妹妹都称她姐姐而不是嫂子。她善于自我排解，常说“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因此在她一生中没有值得耿耿于怀，排解不开的事。 母亲来东北期间，我比较忙，白天厂里备课上课，下班买菜做饭，晚上厂里还要轮值，不知怎地就得了阑尾炎。那天在厂里值班时肚疼难忍，请假回家挨到后半夜疼痛愈烈，就自己骑自行车赶到医院，一化验白血球严重超标，医生说马上住院。此时疼痛未消却又增添了纠结：母亲和外甥女一老一少，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都有问题，让她们留在家里我如何放心？ 王玲闻讯后从学校赶来，告诉我只管养病，她已经向学校请假，家里的事情全由她来照料。在我住院的半个月里，她两头跑，一面安排好母亲她们的生活，一面抽出时间到医院陪护，特别是手术后疼痛难忍的两天，她一直守护在我的床边，给我莫大的安慰。翻看她的日记，知道那些日子她是多么焦虑、辛苦；我病愈后她又是那样地欣喜、开心。所有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这年初冬，雪下过了，地上冻了，人们已经穿上棉袄。那天我早早赶到办公室，打水，生炉子，赶在科长和其他老师上班前把屋子烧得暖暖的。此时，王玲突然从学校来了，她裹着围巾，脸被冻得红通通的。我好生奇怪，怎么早到厂里找我？ 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看看屋里没有人，轻声说：“我可能怀孕了！” 我有点发懵，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我们没有打算现在要孩子，关于生育方面无任何计划。首先她正读大四，明年就要毕业，不可能挺着大肚子去实习，去论文答辩；其次我们的生活环境不适合孩子生长，我们也没有做好抚育孩子的思想准备。 她问我怎么办？我一时难以回答，考虑到她的学业，不应该要孩子；考虑到年龄又应该要孩子，毕竟都二十八、九岁了，既然有了就顺应天意吧。不过，我还是想先知道她究竟怎么想的。 “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我说。 “如果是真的呢，要还是不要？”她看着我的眼睛。 “唔……这个……”我吞吞吐吐。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她一定要我回答。 “如果想……正常毕业……，好像……最好……暂时不要，不过……”我还是吞吞吐吐。 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不是在办公室可以讨论的，马上同事们就要上班了，我让去家里，下午请假回去好好商量，她说不用请假，等想好了告诉她，随即一脸愠色和委屈回学校去了。 后来知道，那时她很想听到我斩钉截铁地说一声“要”，这样她便有勇气面对怀孕所带来的一切麻烦，克服种种困难哪怕休学也要把孩子生下来。而我何尝不想要孩子，只是为她考虑，怕耽误她毕业和日后的分配。我的担心被她看着是优柔寡断，所以她感到恼怒和委屈。 她走后的第二天，自己去医院做了妊娠检查，报告是阳性。 礼拜天她回到家，一语不发把报告给我，似乎是给我一张最后通牒：何去何从，你选择吧！
（我与妻子相识，相恋至一起生活足45年，情投意合，晨夕与共，如今先我而去，悲痛欲绝，种种追思、怀念，难免溢美，当属常情，还请各位谅解！） 她认为，学业和毕业分配比起孩子来说都是次要的，能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的孩子才是头等大事，于是两人达成共识：申请休学一年，回沪生孩子。 既然要孩子，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对产妇来说营养要跟上，而八十年代初经济虽稍有好转，一切还是凭票证供应，想要给她吃点好的很困难。唯有走街串巷卖豆制品的小贩，他们用从农村换来的黄豆做成豆腐和百叶，沿街大声吆喝“豆腐哦……”，闻听我便会去买一些，回来和白菜或萝卜炖一锅，王玲吃得不亦乐乎，所以她常说女儿全靠吃豆腐养出来的。 为给她增加营养，我还养过几只母鸡，可零下二十多度不能放在室外，只能关在室内的笼子里，母鸡生蛋倒是挺勤，因晒不到太阳，生下的大多是软壳蛋，没有等我们发现，就已经被它们自己分而食之了，只好作罢。 寒假她只身回上海生孩子去了，岳父母答应全力照顾她，所以我也安心，那时候兼课多，请不出假陪她。 这个冬天孤身只影很难熬，家里冷清清的。过去虽然她只是周日回来，偶尔功课不多时也会提前一天回家，有时下班还没有到家，远远的就看见自家窗子透着灯光，心里一阵欢喜：她回来了！而这个冬天不会有奇迹出现了，她预产期是4月28日，生完孩子还要哺乳半年，如此要在上海待上十个月的时间，那是何等漫长的十个月啊！ 我们又开始书信往来，内容大多是关于生产的事，知道已经联系了长宁区妇产医院，这个医院距她家不足两百米，紧要关头送医院十分方便，闻讯我很是笃定。岳父母还从亲戚家讨来票证，多买肉买鱼给她补充营养，母亲时常叫弟弟送去几只鸡，她十分疼爱这个儿媳妇。 眼看预产期将临，书信来往格外地多了起来，上班时一天跑传达室几次，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反正没有什么家务，时间大多花在纸上，细细叙述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祝福。其实，我心中的担心一天比一天增大，总是怕有万一：怕流产，怕难产。 反馈信息也算及时，诸如岳母已经准备好多少尿布，隔壁借来了摇篮，谁谁送了学步车……，这些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只想知道她顺利分娩的消息！ “房前栽的杨树发芽长出了叶子，我们的孩子也该出生了，我不相信什么兆头，这回让我相信一次吧：杨树的发芽长叶就是孩子顺利诞生的好兆头！” 以上是我在那年4月25日写下的日记。 然而，从4月20号到5月2日这近半个月里，我没有接到一封来信，或许住院了？或许生了？不得而知。 5月3日来信了，信中非但没有好消息，她还揶揄、嘲讽了我一番，对我不请假回上海陪她甚为不满。按说妻子生产丈夫应该陪在身边，何况一个厂教育科的教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自知理亏只好忍气吞声。 可我真的请不出假来。 1982年，根据教育部发文，全国开展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补课，即所谓“双补”，厂教育科首当其冲，我除了每日上课，还要安排课程，组织学员听课。特别是“双补”要参加全市统考的，只有考试合格才能发给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统考之前，单位所在的冶金局为保证及格率事先还组织全局的预考，我负责语文卷的出题和判阅。再者全市统考在即，我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可能请假回上海陪妻子！ 5月15日收到来信，没有生产，已经住院观察。 房前的杨树是开春新栽的，本已经发芽长叶，突然发现有几棵开始枯萎，不由的我心一阵发紧，这是什么兆头？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我居然变得迷信，其实，新栽树苗常有假活现象，即根须尚未扎实，无法给植株提供养分，而发芽长叶仅是树干自身的营养，待消耗殆尽后植株便干枯死亡了。
5月31日收到来信，还是没有生产，已经过预产期一个多月了啊！虽然焦虑万分，但因为信是她亲笔写的，说明她还是好好的，心里稍稍宽慰了些。 就在我煎熬般地度过一夜之后，6月1日，又收到一封信，告知孩子于28日顺利出生，是个女孩。过去平信从上海到东北路上要走好几天，我31日收到的信是28日之前寄出的，孩子出生后他们立即又发出一封信。 原计算预产期是4月28日，孩子出生是5月28日，正好算错一个月，这个责任显然在王玲，这应该她说了算，我一窍不通。 学校中文系书记打来电话，说孩子生好后可以回来继续她的学业，这样不影响毕业（八三届），书记是好心，他以为王玲会带着孩子回来。我把学校的意思转达给上海，遭到她全家反对，他们要她整个哺乳期待在上海，王玲也坚持要休学一年。无奈，我把王玲的意见反馈给书记，书记很通情达理，理解我们的处境，同时告诉我，要马上补办生育指标，否则孩子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乃至以后的入托、上学都无法解决。关于这我们居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在严厉推行计划生育的彼时，即使符合生育条件和要求，没有指标也是断不能生的！ 她们班正在毕业分配的八二届同学，经常向我打听王玲的情况，也帮着我传递学校的一些消息，比如，八三届的学生暑假之后马上进入实习阶段，让我通知王玲早点回来随八三届同学一起参加实习，错过实习拿不到毕业证书和学位，只能算作肄业。我把情况汇总一并告诉王玲，她来信说因为试着换牛奶喂养，导致孩子腹泻正在治疗，无法回学校。 这回她是撒了谎！原来孩子的外婆舍不得奶水充足的她离开，她也舍不得离开才三、四个月大的女儿，一时纠结着，怕我对学校不好交代（她们知道我撒不好谎），于是编了个理由。我信以为真，忧心忡忡地去学校把情况讲了，系书记仍然很同情，也很好说话，告诉我她可以再晚些日子回来，但在9月20日前一定要回学校报到。 上海她们纠结着，我也纠结着，学校一再让我通知她回来，而襁褓中的女儿又使她难以割舍，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催。我担心这会让她和她家人以为我是想王玲而为之，这样岂不太自私了！她回来后的确这么问过我，我大呼冤枉，并把记载有学校来催的时间、内容的日记给她看，她不看，说：“你真的不是因为想我？就不能老实回答吗？”我明白了，她希望我作肯定回答。 离开东北将近九个月后，她回来了，当天就到学校报到，被分配到四平十四中的一（2）班实习，回来高兴地对我说她在中学读书时也是一（2）班的。 对于她来讲，即将面临的是很难熬的时光。由于强行断奶，奶水充足的她感到十分胀痛，甚至影响实习上课，急需采取措施回奶。那时不像现在信息铺天盖地，我束手无策。她向已经有孩子的同学求教，无非是麦芽，韭菜，山楂等，仅此而已，并无特效，还是时间长了，靠自身的抑制功能，总算一日一日缓解了。 更大的煎熬还不是回奶，而是对女儿的想念。她在1982年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看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日本演员（饰巴的）演得很成功，感情真挚，逼真得很，几番催我泪下。巴告别襁褓中的女儿使我好难过啊！我也有女儿，她仅三个多月大我就离开了。多么难舍的离别啊！这滋味只有我知道！ 女儿，好想你！对不起你！
再怎么牵挂、想念女儿，她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实习，很快成了实习班级学生们的老师兼朋友，一个月的实习期结束时，送别会上，许多同学都哭了，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这个我并不觉得意外，这一个月她天天挑灯备课，苦想如何培养学生上进的自觉性，对差生如何进行帮助又使其不失尊严。还准备了不少与学生互动的节目，她说要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和发挥长处的机会，所以她主持的主题班会开得生动活泼，学生们在欢乐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还是摘一段她的日记： 10月27日 下午开总结欢送会……，领导小组组长表扬到我头上。说我大刀阔斧地处理教材，把讲读课与写作课结合起来，采用启发式教育，是具有十几年教龄的老师所不及的。我越听越觉得脸红，真是大大出乎预料。 王玲的长处之一就是敬业，过去当工人是先进生产者，现在当老师自然不在话下，审视她一生的工作轨迹，无一不是认认真真，让人称道的，这在后文还会记叙到。 就在她全身心地忙于实习期间，我们在情感上似乎出现了问题。她回来的第一天，我和她就有一种陌生感，两个人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因为我催她回来所致，也可能分情于女儿所致，这些都情有可原，我能够理解，但她有时莫名发火，这是我断不能接受的，摩擦由此而生。 一天我兴冲冲回到家，准备包饺子，可她一听说包饺子，拧紧眉毛一脸不高兴，认为包饺子费时间，耽误她备课。我们你一句我一句争执着，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互相不理睬，这样对峙了有一个多礼拜，才慢慢修好。我们相与四十多年，最严重的冲突不过如此，一般互有让步，以致邻居、同事甚至我的和她的家人都以为我们从未吵过架，红过脸。 有时发现她懒得与我说话或根本不理睬我，知道可能哪一句话冒犯她了，但究竟什么话我浑然不知，问她，她就说“自己去想”。过个几天，她便会启发式地让我反省，说我哪句哪句话不对，一定要我道歉或收回，一旦我照做了，马上和好如初。起初我还申辩，解释，时间长了知道她的脾气，干脆有理无理都不申辩，不解释，换来她的亲热，我的开心，何乐不为呢。 上海回来后的几个月，她动辄不高兴，发脾气是有原因的。一是孩子的生育指标一直办不出来，如果没有指标，就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我们两个都要为此受处分。二是孩子的户口，粮油关系因无生育指标而无法落实，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不能老是吃外公外婆的定量吧。三是毕业分配，不知将分到哪个学校，万一分回辽源或其他县里，岂不又要两地生活？ 上述种种烦恼，加上想念女儿，她的心情一定很不好，所以，我对她动辄不高兴，发脾气予以谅解，让步是自然的，心想，她没有得产后抑郁症已经万幸了！ 好在时间不长，11月初，指标、户口等等都解决了，一块石头落地，我们可以长舒一口气，日子逐渐恢复正常。实习结束之后，学校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她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于是试着给女儿和自己做衣服，我回家也能吃到现成饭了。 春节我们一起回到上海，我第一次看到已经有八个月大的女儿。
1983年王玲终于毕业，此时她的八二届同学已经工作有一年。虽然晚毕业一年，但她留在了四平，被分配到四平地区最好的学校：四平一中。她原打算到四中去，那儿离家近些，而且还有她要好的同学，到教育局说了几次，人家不允，说本科生都是先由一中挑选，人家一中已经把你挑去了，教育局作不了主。 一中就一中吧，能留在四平已经比什么都好。她接手高一（六）班（二年级分班后任高二（5）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从此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 或许她天生就热爱这个职业，我发现她教书热情非常高，在家的时间大多用来备课、改作业，写教案，自己动手制作与学生互动的小道具，常常布置一些任务给我，比如打印民意测验表（让学生对教学方式方法进行评价并提建议），录制配音朗诵磁带（比如朗诵《荷塘月色》时配上相应的背景音乐）等等，为了支持她，我只好硬着头皮央求厂里文印室小姑娘帮忙。 除了教书，她在班级管理上颇费心机，虽然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整个四平地区各县市考上来的佼佼者，学生之间因家境，天赋，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毕竟还是有些区别的。王玲对学生一视同仁，十分注重消除差生的自卑感，一次公开课上，王玲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特意点了两个差生起立回答问题。课后学生找到老师，说根本没有想到老师会提问他，一般公开课，任课老师都会提问一些学习优秀的，而且还会提前打招呼让同学作准备。这次他以为没有自己的事，没有想到老师会提问他，他觉得很有面子，因此很感激老师。 这个故事，还是在2009年夏天我和王玲去四平时，她的一个学生讲给我听的，我问王玲，她说有此事。她当时反感公开课作假，把公开课搞得像演戏一般，谁演得真，演得好评分就高，这样的公开课毫无意义，背离了它的初衷。 还有一个事例足以体现王玲的为人。我所在的工厂，有两个人的儿子都是王玲的学生，一个是炊事员吕师傅的儿子，另一个是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儿子。厂长是我们老乡，彼此过往甚多，而炊事员因琐事跟我吵过架，他的粗鲁让我很生气。当炊事员得知我妻子是他儿子的老师之后，主动跟我套近乎，碰到总是满脸堆笑，说与王玲听，她笑道大可不必，在她眼里厂长的儿子和炊事员的儿子没有区别，她从不去了解、关心学生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也没有给厂长的儿子以特别的关照，反而跟我说了一些炊事员儿子的优点。 这个班级她带了一个半学年，后因女儿的原因，我们在1985年春天南调苏州，送别时，尽管半夜的火车，她想悄悄离开而没有告知学生，学生还是来了很多，他们在月台上依依不舍，许多学生都哭了。后这个班级的学生大多考入北京、上海或长春等重点大学，前程无限。2001年和2009年王玲两次到东北，师生欢聚一堂，王玲十分开心。 南调后她依旧关心着她的学生，“今年要高考了”、“今年大二了”、“明年要毕业了”……这些经常挂在嘴上。离开四平时，高二（5）班同学集体送了一块宽1200cm，高580cm的六马图玻璃匾，如此庞大的纪念品我们硬是小心翼翼一路背到苏州，搬了六、七次家，别的东西扔了无数，唯此匾随我们一再辗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那是因为她对学生们的一片深情。 她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那些学生，认为她的调离，或可能影响学生的情绪，从而影响学业。 1989年夏天的那场风波发生时，她有些焦虑不安，说她的学生正读大四，会不会卷入这场风波里？恰好此时有个学生联系上她，说要来看看并小住几天。我问会不会是逃亡的学生，她说：“你不要瞎想，我不管是不是，只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告诫我不准问学生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 其实我也不在乎学生怎么来，从哪儿来，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者都是客，何况那时我们住在党校里，怎么也比外面安全吧。
说起南调动因有二：一是女儿两岁多了，活泼可爱，由上海外公外婆领着。我们不忍长年让二位老人受累，而且也想念女儿，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是八个月大，第二次见着时已经二十二个月大了。记得那年回去探望女儿，我和妻子激动地迈进家门，见女儿坐在床上，一双大眼睛瞪的圆圆的，愣愣地看着我们，外婆让她喊爸爸妈妈，她憋了半天，怯怯地喊道：“阿姨……，叔叔……”，闻声王玲的眼泪要流下来，女儿不认识我们，不肯喊。如是下去，将来与女儿感情很难融洽，而接到东北我们又不愿意。 这就是我们要南调的第二个动因了，那时东北生活条件极差，吃、住、行，幼儿园和小学设施环境都远不如上海和江南。 吃的以粗粮为主，虽然一天天好转，细粮配给日趋增多，但蔬菜供应品种少，时间短，漫长的冬天几乎只有储藏的白菜土豆，我们不想让孩子跟着受苦。而住的更是狭窄，每天烧炕弄得乌烟瘴气，常有煤气中毒的危险，而每年都有此类不幸发生。出门是泞泥的土路，雨雪天简直无法行走，公共厕所破烂不堪，半夜要跑出几十米才能如厕，一早还要在臭气冲天的厕所旁排队。一到冬天，家家户户要烧炉子取暖，燃料则各显神通，有煤、木柴，橡胶、塑料，机油，油毡纸，胶木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点的着的都会塞进炉子里，一时城市上空漂浮着令人窒息的尘烟，空气极端恶劣。如此环境，如何能让弱小的女儿来生活呢？外公外婆要心疼死！ 起初我对调动一事没有信心，过去曾尝试过，一再失败，就死心塌地想在东北待一辈子了，而王玲态度坚决，为了孩子她任何事情都可以割舍。说割舍是有缘由的，她请调报告递给校长后，被校长一口回绝，说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比如学校给我们一套房子以改善居住条件，把我调入一中等，而放行是不可能的。其时我已经动心，学校若给房子，意味着王玲上班近在咫尺，不必天天早起倒两部车上班了；我调入一中，无论如何都比在企业强，何况当时的一中福利待遇好过一般单位，他们早早地就给每位老师发了液化气罐，那时全中国大多人对此闻所未闻呢！ 王玲谢绝了一切诱惑，至于什么培养对象啊之类的更是充耳不闻，仍一个报告接一个报告，终于打动校长，校长承诺，如果有老师肯接她的班，并且要教完这个学年才放，有校长这个承诺，我们调动的努力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玲的执着是正确的，就在我们调动基本成功，已经接到苏州方的调令的时候，校长本人也调到电视大学当校长去了，新来的校长诧异地问：“怎么能放呢！”如果当时我们稍一迟疑，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时的教师队伍“固若金汤”，调进难，调出更难！ 调动时我在工厂里已经是教育科长了，但“以工代干”的身份未变，联系南调时，对方明确告诉我不可能保留“以工代干”身份，因为这个做法已经取消，这就意味着我过去努力获得的一切都要失去（我曾获四平市政府颁发的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完全有可能分到工厂去当一线工人。 我对此忧心忡忡，妻子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大不了从头再来，还好，苏州方给安排的单位十分合我们的心愿：她分到党校当语文教师，我分在一个事业单位继续从事职工教育。 南下报到的日子，正春暖花开，来到遍地黄花的江南，心情好得难以形容，党校门前就是一片片油菜地和稻田，我们天天手搀手在田间的小路上散步，流连忘返。因为无人认识，所以也无回避和顾忌，后来同事们熟悉了，说当时看到我们亲密无间地在田间散步感到惊异，那个时候远离市中心的小镇上还没有这样的风景，不久此风渐长，或源于我们呢。
为了让我重整旗鼓，她劝我中断考了一半的“语言和逻辑函授大学”，因为教育部不承认学历，要我参加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这个专业对我而言“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王玲本身是学中文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她的强项，文选、写作和文学概论等基础也很扎实，身旁就有老师，得天独厚，随时可以请教，所以很快我便获得大专文凭，然后本科…… 几年的苦读终于有了收获，转干，提拔，晋级，还评上了高级讲师（当时在技校当校长），这一切有我的刻苦和辛劳，更少不了她不厌其烦地指教。一路过来，我觉得一直在走捷径，在没有互联网的彼时，学习也好，办公也好，经常遇到把握不透的字词、章句、典故以及语法、修辞和逻辑，懒得翻书、查词典，就问她，大多能得到正确的回答。如果一旦觉得自己回答得不够到位或不准确，她会去学校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直到弄懂吃透，然后说与我听，还戏称“教学相长”。 在自己的工作上，她一如既往地认真、敬业。八十年代中期，许多提拔的干部都没有什么学历，管理能力和政策水平很低，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党校开办了脱产的中专班，王玲又成了这些两年制脱产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来自各个政府机关和乡镇的干部，或担任着大大小小的职务，一些学生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官场陋习倒不少，管理这些学生颇有难度。但王玲连着几个班级下来，学生对她的评价很高，说她书教的好，有水平，学生也爱听她上的课。 我知道她之所以能受到欢迎，是因为她对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准备，并发挥了与学生互动的长处，课上的生动有趣。另外她还有两个长处，也是多年恪守的原则：一是铃响即下课，任何情况下不拖课。她说打铃以后，你想要人家集中思想听课是强人所难，讲得再好也是枉然；二是讲究板书，不随心所欲地写写擦擦。她一堂课就写一黑板字，课间不擦黑板，写满为止，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少吃粉笔灰。这要求在备课时把必须写在黑板上内容想好，做好标注，可见她多细致，多认真。 除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除外，她还在课前课后扫地，打水，擦黑板……，这些在中学里都是有值日学生做的，而现在的学生是成人，许多在单位里是局长、镇长，养尊处优惯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主动干这些，指派他们王玲也不愿意，就只好自己去干了。 关于这，在王玲弥留之际，早已离休赋闲的老校长闻讯赶来，病榻前对王玲说：谁我都可以不去看，唯王老师我一定要来，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老师！其时，王玲调离党校已经二十年，老校长更是在二十五、六年前就调往南京的省党校，仍然对王玲有如此肯定。当时王玲说话已经没有力气，还是面带笑容微弱地说了两声“谢谢”。此时的她一定倍感欣慰，因为这个校长的人品一直为她称道，她说这个校长是她参加工作以来碰到的最好的领导。 王玲的认真一贯于她从事的所有工作，在此可以略举一二。 有次她负责一个考点的监考，发现考场里有个考生在打小抄，她立即予以制止，将纸条没收并记下考号。考试结束有人告诉她，这个考生是新提拔的市委副书记（县级市），王玲闻听丝毫没有感到惊愕或不安，她说：“领导更不应该作弊！”她事先知道考场里大小都是个官，尽管如此她仍然一丝不苟。 她几次承担市里招干考试的语文出题和面试考官，每每接受任务之后，就成天在办公室里，闭门不出，回来吃完饭立即又回去，不带一张纸片回来。我开玩笑地说： “连我都信不过啊？” “就是信不过你才不敢在家出题的！”她这样回答我，当然是开玩笑。虽然开玩笑，真的也是为了避嫌疑。后来封闭式出卷，更是人影也见不到了。 有次也是人事局组织招干考试，她负责对口专业的面试。面试前一天，她一个要好朋友领着市里一个部门的领导来家串门，这个领导其实也是王玲的学生，但从无过往。王玲来厨房为她们沏茶时，告诉我不要走开。我以为是让我陪客人，于是我在客厅里端水续茶，削水果，切西瓜为她们服务，竭尽主人之谊。等她们走后，王玲告诉我，她们一定是来探口风的，我在场她们就不好意思开口了，毕竟还当作领导嘛。 1995年初，任教研室主任的王玲被调往报社，先是总编办主任，后被任命为副总编，直至退休，在报社工作了十三年。
王玲从报纸复刊时就调到报社工作，按说是老员工而且是老领导了，但是外界并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她没有记者和编辑那样的知名度和声誉。有人问及我妻子在哪工作，我答曰“报社的”，大多数人不再追问是记者还是编辑，因为他们知道报社还有打字员、炊事员和保洁员呢。 最为有意思的是，常常有人问及上述问题而又知道我妻子姓王的时候，惊讶地说：“噢。王×主任是你夫人啊？我们认识，很能干的！”我知道他又搞错了，王×是报社的一个中层干部，外界知道王×的多，知道王玲反而少之又少。 不是王玲性格孤僻，不善交结或不善言谈，我的朋友来家，她都热情接待，相谈甚欢，她小学里还是区少年宫话剧团的，又一直当班干部，练也练出来了。她其实交往的同学朋友很多，只是不想在上班时海阔天空，也不愿意串岗，工作本来就忙，腾不出时间去交结，让她去巴结上级那就更不可能了。 然而时间长了，报社里的一些记者编辑与她感情甚笃，经常来我家作客，成了王玲的忘年交，每每听到她们在我家客厅里像师生，又像母女叽叽喳喳，说说笑笑，我由衷地为她高兴，这正是她所追求的：不是名利，而是友谊和真情！ 她任副总编的工作除了妇女，计划生育，党务宣传外，主要还是新闻题材的策划，记者采访和文字编辑的协调，稿件审读签发以及电脑排版、信息传输，另外还有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等，因为新闻不是她的专业，要胜任这一切只好付出加倍的努力和辛劳了。 于是家里的书架上多出了许多有关新闻的书籍，她勤学强记，很快入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她的认真更是一如既往表现出来。 有记者把两年前已经发过的稿件重又送审，被王玲一眼看出，她把稿子打回，对编辑说此稿哪年哪月在第几版发过，不能重复刊登，编辑回去一查果然。有时送上来的照片也有此类情况，都被她一一退回重来，可见她审阅多么仔细。有些软广告或语焉不详的文章她要么退，要么责令修改，从不马虎。如常见有“三年自然灾害”一词见诸报端，在王玲这儿此说绝对通不过，被她一律改为“三年困难时期”，王玲认为“三年自然灾害”说不客观，没有依据，到底是天灾人祸尚无定论，报纸上如果肯定“三年自然灾害”那会误导读者。 有人托我，说“你夫人在报社当副总编，能否让我上篇文章”，因为是工作关系，无法一口回绝，回去与她商量，答复倒干脆“可以，拿来，发与不发，编辑部说了算”。我知道她，没有质量的稿子，即使编辑部送上来了，她也不会签发的，就连我也是一样待遇。 我是喜欢写点什么的，过去也常给报刊杂志投投稿，便自以为是地问王玲：“怎么样，贵报如果缺稿子，我可以奉上几篇？” “欢迎啊，多多益善！”她回答得十分痛快。接下来又说： “如果你能写得出好文章的话，我们可不会拉进篮里就是菜！” 果然，凡是通不过她“法眼”的文章，自以为写得再好，她也不让我上，逼着一改再改。发了几篇后，我失去耐心，不再投稿，转而发入博客和QQ日志了。 她在审稿上不讲人情，但对同事和下属却满腔热情，举一桩很感动我的例子。 某镇发生了因婚外情导致的恶性伤害案件，第三者与一镇干部同归于尽。该镇有个通讯员就此事写了新闻稿发给报社，因事实清楚，叙述客观，鉴于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很快编发了。死者家属见报后，认为丑事远扬，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聚众闹事，堵在该通讯员工作单位门口，要她认错，道歉，赔偿，还要打人！一时弄得满城风雨，通讯员在家，在单位都不得安生。 王玲闻讯，觉得通讯员虽然不是报社的人，毕竟是跟报社签约的撰稿人，他们的一线采访是新闻的重要来源，如果此刻不出面保护他们，岂不寒了他们的心？为此，她先打了好多电话，镇政府的，公安的，民政的，妇联的找了好些人，其中就有她的一些学生，然后驱车几十公里到达当地，几经斡旋，将事情摆平。 回来后，她觉得这个通讯员不能再在当地待下去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不知什么时候会报复一下呢。正好报社扩编招考记者，王玲第一时间通知其前来应考，结果这个通讯员高分上榜，成了报社的在编记者。几年以后，这个记者成了报社的骨干，她的文章和大名随着报纸走进千家万户，家喻户晓。
妻子任副总编后，大小算是报社的领导层干部了，接触的领导和部门多了起来，常常还要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在吃喝风盛行的年月，多少领导干部疲于应酬，无暇工作。而多年来王玲却能独善其身，很少参与，对于应酬能躲则多，时间长了，大家知道她的脾气，也就不再相邀，她每日回家粗茶淡饭，乐在其中。那时各部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单位领导有一定数额的应酬签单权，王玲却极少签单，有时甚至一年里一张单子都没有签过。 那时报社收入和福利待遇是不错的，许多人就想到报社来。王玲在单位里也算是老资格，有一定威信，就有人求到她，希望能够帮忙。对于类似事情，我一向以为头疼的：拒绝吧，不好意思；答应吧，又难以做到，王玲每遇此事却自有一套。 报社是事业单位，有规定凡事业单位逢进必考，王玲帮来求者谋划应考方法，告诉他们参考哪些资料，分析自己有哪些优势，如何借鉴往年考试题目等等，而不是去帮他们走后面，托关系。她指导过的考生陆续有人顺利通过考试被报社录用，他们很感激王玲，进报社后与她走得也比较近，有人揣度是通过她的后门进来的，王玲也不辩解或声明，她说这种事情无法解释，自己问心无愧足矣。 逢年节有同事或下属送点土特产来，她起先一概拒绝，后来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就先收下，过后以相似价值的物品回赠。这个她也做得很认真，每每要我查一下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她盘算回赠什么比较恰当。 她认为自己的做法无关思想觉悟而是一个人的本质，一向厌恶官场陋习，一旦自己有了一些权力就变本加厉，这样的人本质是有问题的。 在她生病的几年里，她从没有想让单位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支持，跟我说不要让报社的人知道，她不想让人家费心来医院探视。 ………… 回到家庭生活上来，说说我们调到江南的美好生活吧。 起初，党校腾出一间会议室给我们作宿舍，负责后勤的校长一个劲儿地说这是暂时的，那边已经在动工盖房子，等盖完就会请我们搬家。此话我们将信将疑，新来乍到。 真的能给我们一套房子吗？看挖的地基可都是三室一厅的住宅啊！我们觉得这大大的，有着木地板的会议室已经好的不要再好，何况隔壁还有一个小灶屋间呢。 会议室门前有个大大的院落，种有许多枇杷树或桔子树，夏日枝叶摇曳，树影婆娑，十分怡人。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觉得应该把孩子接过来了。 孩子过来以后，节假日一家三口或在党校门前的阡陌中散步，或到太湖边的草地上野餐，其乐融融，这是我们此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半年以后，我们果然分到一套二楼的三室一厅房子，我们高兴的犹如梦到一般，这与在东北的居住环境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入住后，她心里老惦念着上海的父母，一再邀请他们来家小住，外公外婆想念一手带大的外孙女，自是非常乐意。我从未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与岳父母相与过，当然竭力表现自己，做一个他们满意的女婿。王玲也仅可能地让我表现，似乎在向其父母证明她嫁的人还是不错的。 有一次她去南宁出席一个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时，又通知她直接去镇江党校参加什么培训，来来去去四十几天才回来。期间岳父正在我家，我天天买菜烧饭，洗衣擦地忙得不亦乐乎，还要去幼儿园接送女儿。王玲回来后，我当然要向她表表功了，就说自己如何如何勤劳，天天要干哪些哪些活，她当然也表扬了我一番。 过了几天，她悄悄对我说：“爸爸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会撒谎！”我一听此话几乎惊倒，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会撒谎，老岳父怎么一来就看出来了？我正要争辩，她笑着轻轻地说“你以后要注意呢，爸爸向来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一点夸张。”原来我在向王玲表功时说到“……天天洗衣擦地”，岳父听到后，趁我不在时告诉王玲“他撒谎！明明不是天天擦地板的，有时两天才擦一次。” 当然，王玲是当笑话讲给我听的，其中也可看出她对我的信任和理解，她还戏称我这是“合理夸张”，但要我以后千万不要在老丈人面前“合理夸张”了，她知道他爸爸的脾气。
我自以为属比较孝顺的，可母亲来家时间长了，虽没有过激烈冲突，难免顶撞几句。王玲跟我说，有些事情尽管老人不对，你也不能顶撞，孝不如顺，她在孝敬老人方面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岳父一生值得称道的是脾气耿直诚实，但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传统的家长作风，在家里说一不二，听不得半点相左的意见，他作出的决定不可违拗。在我家看电视，他因讲究卫生带着厚厚的纱手套拿遥控器调台，常常半天也调不好，于是叫我过去，说遥控器坏了。我试了试没有问题，请他摘下手套，告诉他带手套接触面大，按下去碰到了其他按钮，故而调不好。岳父脸色一沉，扔下遥控器，说声“我不看好了”就回房间了，留下我在电视机前愣了半天。 还有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平时天天晚上要举一会儿哑铃，但如果喝了酒则取消。那天晚上岳父看我未锻炼，问为何，我说晚上应酬喝了点酒，他接着问“喝酒为什么不能锻炼”？我说怕血压升高，他追问我怎么知道血压会高。他是医生，被他这样问下去我还能有好吗？我只好说凭感觉，知道他下一句怎么说的吗？他说“凭感觉就是瞎说”！我没有招他惹他，如此给我下不了台！ 这些例子仅仅是沧海一粟，岳父蛮横不讲理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举上述例子想说明的是他很难与人融洽，无论同事或家人。而王玲与其父亲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口角，倘若有不同看法或做法，她总是陈述自己的理由，分析利弊，岳父听则罢，不听她也不勉强，就顺着岳父的意志办。时间长了，岳父发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经常不合时宜，搞僵、被骗、遗失的事情屡有发生，渐渐地变得大事小情都咨询王玲，依赖王玲了。 每每看到王玲与岳父母说说笑笑，有商有量的情景，我自己就觉得惭愧，因为我对父母就没有这么好的耐心，以为只要为他们好，他们就应该完全听我的，现在想来，对老人尽孝道容易，对老人顺从难啊！ 不仅对父母如此，她奶奶在世，王玲也想方设法地尽其孝道。奶奶老迈时双目失明，却坚决要求回宁波乡下度其余生，一个人在祖居孤苦伶仃。念此王玲常常垂泪，几番计划把奶奶接到东北来，无奈奶奶年事已高定不肯挪动。我们结婚蜜月之旅就是到宁波姜山乡下，陪奶奶度过的。记得奶奶说上海真方便，想吃什么都能买到，王玲问奶奶想吃什么，奶奶苦笑道：“想吃馄饨，乡下哪有这么方便啊！” 第二天，王玲让我走几公里赶早市，买回猪肉、青菜和面粉，用啤酒瓶子作擀面杖，在小茶几上硬是给奶奶包了一顿馄饨，她含着泪望着奶奶慢慢地将一碗馄饨吃尽。 1984年底，我们从东北到苏州送档案，正是春节前后，那年雪特别大，我们两个冒着大雪又一次去宁波探望奶奶，陪奶奶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记得我们初二返程赶到宁波站的时候，见站里站外漆黑一片，没有旅客，没有列车。无奈，只好在街上胡乱地寻找旅店，两个人冻的瑟瑟发抖，因为过年，哪还有旅店营业啊！幸好她想起小时候去过一个亲戚家，虽然记不准姓名地址，但记得在火车站附近，于是到处打听，直到半夜终于找到。 奶奶一个人在乡下独自生活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与我商量想南调成功后把奶奶接到苏州奉伺，我当然十分赞成，让一个双目失明年迈老人独自在乡下生活，我早就于心不忍。可惜的是就在我们南调成功，苦等调令的时候，传来奶奶去世的消息！她家来信没有直接寄给王玲，是寄给我的。他们知道王玲闻讯一定很悲痛，想让我设法慢慢透露给她，这个我做到了，但是她仍然十分悲痛，啼泣不已。
她之所以与奶奶感情如此之深，与奶奶从小特别疼爱她有关。奶奶一直认为这个孙女最懂事乖巧，临上山下乡奶奶舍不得她远去边陲他乡，特意回到乡下，一双小脚游说相邻与干部，意在让王玲以投奔奶奶的名义到宁波乡下插队落户。 这里也很有故事。 奶奶终于说服生产队领导接收王玲投亲插队，毕竟都是本家，但是有两个条件：一走要走当时规定的程序，即要公社、县两级知青办开出同意到本公社、本县投亲插队的介绍信。二是要嫁给本生产队的青年。这两个条件奶奶都应允了，只是第二个条件瞒着没有对她说。 接到奶奶乡下来信，王玲打点长期安家落户的行装，只身出发去宁波了。年方十五岁的她，大包小包辗转火车轮船到达姜山小镇时已经半夜，一人走在乡间小路，惊恐地发现有人尾随，她喊又不敢喊，跑又跑不动。那人用一口浓重的方言向她喊了几句，她虽没有完全听懂，但知道是在向她打听什么，好像要买点粮票布票之类。王玲用普通话回复说“不知道”后，那人嘟嘟囔囔地扭头走了，虚惊一场，可王玲直到奶奶家还惊魂未定。 第二天，王玲到公社顺利开出介绍信，而在县知青办却遇到了麻烦，里面工作人员架子十足，说要等调查研究、核清楚实了之后才能开介绍信，让王玲回去等，这一等就是半个月，没有一点音讯。 一天晚上，队长来到奶奶家，对王玲说：“今天就研究决定你的事，随我到生产队去一趟。” 王玲立马跟着队长后面，忐忑不安地朝不远的队部走去。 推开队部的木门，里面灯火通亮，坐着一屋子的人，见王玲进屋，眼光齐刷刷地扫来，弄得她满脸通红，只低着头不敢看人。 队长拉了一下王玲：“嗨，抬起头来嘛……” 只听得满屋子的人突然哄笑起来，王玲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脸更红了。 队长朝着大家说：“就是她，王玲，上海学生。” 此时的王玲，感觉犹如古罗马市场待售的女奴，窘迫之极，她夺门而出，身后又是一阵哄笑。 后来知道，那天队长的确在“兜售”她，如果在座的有愿意接纳王玲做儿媳妇的，县知青办那头就由队里出面去办理，如果没有，则让王玲打道回府，没戏！ 第二天队长通知王玲可以落户，巧的是这时上海家里来了加急电报，让王玲速返，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她立即赶往宁波乘火车回到上海。 岳母见女儿回来，急切地说不要到宁波投亲了，学校工宣队已经来过几次，说王玲不具备投亲插队的条件，他们已经到派出所调查过，王玲奶奶的户口在上海而不是在宁波乡下。 王玲说不管他，反正宁波那边已经答应落户，而岳母一脸的为难： “不行的，这是欺骗组织！” “我认为还是服从学校分配吧。”岳母说出自己的决定。 这时的岳母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唯恐组织不待见，循规蹈矩得很。她在部队任护校教员时，每天吃住在学校，只有在周日才回家与孩子们相聚，尽管学校离家并不远，她却从来不找理由回家看看，不知是胆小呢还是认真？反正，在岳父下放劳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平时家里只有奶奶和四个孩子。 等奶奶从宁波回到上海阻止王玲去外地时，王玲已经离开上海去往几千里之外的东北了，老人费劲心思的努力终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奶奶对王玲疼爱有加，王玲知恩图报，时时惦念着奶奶也是理所当然。而另一个故事却是例外，即王玲对自己从未谋面的舅舅也付诸了深切的关心。 2004年11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教研活动，活动结束后安排海参崴一游，王玲来电问我能否放弃海参崴旅游而去看望一下他在东北农村多年的舅舅。说是征询我的意见，按我们家的惯例这就是客客气气的命令，即使将在外军令也不能有所不受，于是我转道佳木斯的莲江口农场（原劳改农场），踏着初冬的积雪前往她舅舅家。
王玲的母亲是浙江绍兴人，曾经与有个叫鲁迅的周家住得很近，舅舅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二姐即我的岳母。 上世纪五○年前后，赋闲在绍兴的舅舅接到北京大姐的来信，说新政权建立伊始，各处需要干部，让他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彼时中共正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急需培养自已的干部队伍去接收、取代旧政府人员，所以在当时划分的各大行政区（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南、东北）先后成立了革命大学，舅舅本来就是高中毕业，到北京后顺利考入华北革命大学，年轻的他踌躇满志，一心想毕业后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曾想多舛命运就此开始。 毕业的履历表上，舅舅如实填写了当年参加军统集训的经历，他认为当时一腔热血，为抗日投笔从戎，接受了情报收集，电台发报，爆破暗杀等训练，目的是深入敌占区对日本侵略者发动袭击。然而就在训练一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训练班随即解散，舅舅便回到绍兴老家赋闲了。 舅舅想这些经历是光荣的，抗日救亡，匹夫有责嘛，用现在的话说满满的“正能量”，然而，他想得太简单，太幼稚了，就在他递交履历表之后，立即被送往集中营关押，那里全是旧职人员，有旧政权的公务员，警察、军官等等。集中营是一所临时征用的中学，四周岗哨林立，荷枪实弹，他们被告知集中在此便于甄别，一旦甄别结束即行分配工作。 然而舅舅看到的是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在半夜拉出去枪决，舅舅因为没有危害新政权的行为，且是主动向组织交代的，故判有期徒刑七年，发配兴凯湖劳改。当我前往佳木斯市汤原县莲江口农场去看望他时，他早已刑满释放，因为家乡没有亲人，当地政府不予落户，只好留场当职工，又遇文革雪上加霜，连职工身份也予剥夺，遣送附近农村成了没有任何保障，拿工分的农民，结婚后定居于汤原县郊外。 我之所以欣然放弃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原因之一就是想听听她舅舅亲自陈述当年的遭遇，看是否还有什么转机，若能平反岂不功莫大焉。 当我代表王玲来到她舅舅家时，舅舅的激动可想而知，全家动员杀鸡割肉弄了一桌子菜。酒桌上舅舅端起酒杯说：“我的亲人北京、上海、天津及国外都有，从来就没有一个来到这儿看望我的，今天，你是头一个！”闻言我感动得有点热泪盈眶，深感王玲此举英明，舅舅八十多岁了，来日无多，如果此行不来，舅舅或会抱恨终身，我也会后悔遗憾的。 问及舅舅改革开放后为何不予申诉，他说见到电视、报纸上出现过与他一起关押并判刑的同学，他们已经平反履职，自己也写过很多申诉材料寄往北京，但石沉大海，现在年事已高，视力严重退化，几乎无法读写，决定放弃。我说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去北京替他寻找有关部门申诉，而舅舅说一气之下，他把所有材料已经付之一炬！ 临别，遵王玲所嘱我给了舅舅两千元钱，还将自行在哈尔滨买的香烟、糕点及其他物品送与家人。待我回到家，将舅舅的境况告诉王玲时，她十分难受，从此每年给舅舅一家寄钱寄物，从未间断。2009年夏，我陪同王玲再次前往莲江口农场探望了舅舅。 此文不再赘述舅舅的家人，家人的遭遇同样坎坷凄惨，不忍卒读。 此次探望加深了她对舅舅及其家人的同情和怜悯，社会进步发展如此之大，而舅舅生活境况依旧犹如化外之 地，猪、狗、鸡构成的风景，仍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舅舅已经双目失明，意识迟钝，风烛残年的他，只能梦回他山清水秀，粉墙黛瓦的家乡绍兴了。 王玲在弥留之际，交代我唯一的后事就是：不要忘了接济舅舅和他的家人。本来，岳母每年给舅舅寄钱寄物，近年我们加入后都是寄双份的，岳母九十多岁思维不清，此事便由王玲全权张罗了。
如果说对自己舅舅的资助出于情亲，那么对弱者和受困受灾者的同情和资助则是王玲的善良所为，仅举两个例子。 多年以前，原报社印刷厂门外是当地公安分局的围墙，围墙里种有枇杷树，春末累累果实压弯枝头伸出了围墙。印刷厂有个外地来打工的杂工，见到墙头有那么多成熟的果实，经不住诱惑，就搬凳子上去摘了几颗，没曾想墙上安有监控设施，还未尝鲜，便被几个警察按住，扭入分局一阵暴打后随即拘留。因为这个杂工负责印刷厂与报社之间的清样传递，第二天王玲久等不见，联系印刷厂才知缘由，她十分气愤，认为这点小事就打人、拘人太过分了！于是立即赶往分局要人。 这个事情本不该由她出面，印刷厂与报社是合作关系，并非下属单位，捞人也应该是厂里的事情，只是王玲见不得那些人飞扬跋扈，动辄打人，所以亲自去分局交涉。人是要回来了，见到鼻青脸肿的工人，王玲气愤不已，纠结了好长时间。 再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年除夕，我家隔壁单位大门口来了几个酒气熏天的年青人，他们欲在门口燃放焰火，就在他们把大盒小盒的焰火摆放好将要点燃时，门卫老张见了出来干涉，请他们拿到别处燃放。他们几个不依，与门卫发生冲突，几人将老张打的头破血流，老张被家人急送医院包扎，那几个人扬长而去，后知道这几个人是当地110的警察。 第二天王玲听说后，即向老张了解情况，派出记者采访此事，并打电话给公安局，告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事可能见报。结果公安局责成当事人带着礼物和医药费前往老张家赔礼道歉，老张是个老实宽厚的人，见警察上门赔礼道歉了，便息事宁人，说“年青人酒后无德”，原谅了他们。事后老张要感谢王老师，王玲说出自义愤而已，也算公权私用。 与王玲朝夕相处这么多年，她助人的例子可信手拈来，希望工程开启第一年她就给基金会寄去钱款；汶川地震除单位募捐外，她还数次给灾区捐款捐物。她年年联系贵州或甘肃等地贫困地区的慈善机构，大包小包地让我到邮局去寄发，自己搭寄费不算，还要费力将要捐的衣物洗净叠齐，然后打包才行。 她平时工作比较忙，几乎没有时间写文章，但因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她还是经细致入微的调查后，写了一些呼吁重视弱势群体的调查报告或建言。记得她退休前写的一篇调查报告就是关于如何养老的问题，她领着几个记者跑了许多乡镇和各个类型的养老机构，用数据说明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提出了一些如何应对的建议。 下文是王玲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由崔永元编辑（那时崔在央台而不在央视）于1996年6月1日《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 让这些孩子也上学 王 玲 这几年，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已经被各级政府放上了议事日程。 有的地方还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对于城市治安、社会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这项管理工作可否延续到外来人口中的孩子？目前，我国的希望工程越来越兴旺，各地助学献爱心的感谢人事迹层出不穷，那么，能否让外来人口中的孩子也沐浴希望工程的阳光，使他们也成为受益者呢？若能如此，那么民族幸焉，国家幸焉！ 当然，这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这也是一项有益的事业，做好了功在当前、利在万代！
王玲到报社工作后的收入比我高，但她似乎浑然不觉，一直以为我的收入高于她，几次调侃我道“没有上过大学倒比上过大学的挣得多”，因为她从来不管钱财，工资奖金都是打在卡上，卡又在我手中，因此家里的“经济大权”实际完全由我掌管，一应开销都由我来执行，当然，重要支出比如购房、大宗电器、家具等还是要得到她的首肯才行。 如此我在用钱方面有极大的自由度，可惜的是我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应酬，在家基本不喝），实在无用武之地，于是朋友有困难我会寄个几百过去，每次去看望母亲或姨妈、堂叔等也都会奉上几百上千的，当然我不会偷偷地干，事先事后都会告知王玲，她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头。 在钱财掌管上她对我极为信任，我对她也没有任何隐瞒，结婚几十年没有为此有过哪怕一点点猜疑和不快，大概即谓心有灵犀吧。 记得在1998年，我接到东北一个工友的电话，说自己下岗后生活无着，想开出租车谋生，但买车钱不够，想从我这借一万元。我跟王玲讲了，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两年以后，工友将借钱还回，但不到半年，他来电话又要借一万，我就又给他汇去。不久，有消息说这一万元是借去治病的，且这个工友已经去世，看来钱是还不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紧张，我怕王玲有什么想法，毕竟是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当我告诉她此事后，她没有一句责备，也没有一丝不快，只是问了一下工友的病因和他的家小目前情况。过了好多年，工友的孩子上班有了收入，她们分几次将钱寄了过来，期间我们打电话说不要还了，对方还是坚持将钱还清，我和王玲都很感动。 再有一次借钱出去，更能表明王玲对我的信任程度。 2010年“五一”节那天，家里来了几拨亲戚朋友，我们正忙着接待，我接到一个千里外知青网友的电话，说是买房急需用钱，当地筹遍了尚缺两三万，问我能否解其燃眉之急。我在网上结交了各地许多知青朋友，但从无经济上的往来，且只知道这个网友的昵称，其真实姓名，家庭地址和工作单位一概不知，这钱是借还是不借？ 家里的亲戚朋友个个说不能借，说报纸、电视上天天在播报网上诈骗案例，笑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防范。而我觉得既然人家不远千里向我求援，必是十分急迫，只要我核实了对方的真实身份，钱还是应该借的。亲戚朋友转向王玲。要她制止我愚蠢的行为，他们知道只要王玲不同意，我是不会硬把钱汇出去的。 王玲说：“他要借就让他借吧，既然肯借，想必那人是可靠的，就帮人家一把吧，如果上当，也算是买个教训！” 为了给众人一个面子，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作出的决定你自己负责，没有后悔药啊！” 我当即去银行将钱给朋友汇去，两个月后，朋友连本带息并汇费还我，我自然感到扬眉吐气，但也要感激王玲，她没有让我在朋友面前现眼。 她不管钱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甚至自己的工资到底是多少也说不清，对人也一向慷慨，但她自己却非常节约，她认为不该花的钱绝不会掏腰包，从来就与奢侈品无缘。她的一个学生并好友说：“真没有想到王老师身上穿的无一是名牌！”这个学生认为我们两口子收入尚可，按当地人的消费习惯，不穿戴一些名牌显得有点寒酸，所以她们经常结伴去上海淘时髦，淘名牌，成为南京路、淮海路的常客，而王玲从上到下的穿着，常常加起来也就一两百块钱。 我看她参加各种活动并没有为自己的衣着费心，也不刻意打扮，向来素面。 家里没有任何化妆品。有时我私下想是否亏待了自己的妻子，她却说有这个钱不如出去旅游。是的，所以在我们退休后立即制订了45天欧洲自由行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如果不是岳父和王玲先后罹病，我们68天北美自由行的计划早已完成。
说起旅游，又要牵涉许多故事，我是喜欢旅游的，本想两个人退休后，好好周游全国乃至世界，但王玲顾虑到年迈的父母，就是不敢远行，这个我能够理解，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嘛。 王玲有姐妹各一，还有一个弟弟，就在我们南调成功后，原来在上海工作的他们先后都去了国外或外地，我们成了离岳父母最近的了。原来我和王玲每月一两次去上海帮其父母料理家务琐事，逢年过节还接来小住一两个月，随着岳父母愈加年迈迟钝，特别是岳父已经表现出老年痴呆端倪，王玲欲将二老接至家中颐养天年，而岳母坚持要进养老院，她是心疼女儿，不愿连累我们。无奈，王玲只好从命，恰好本市有家条件一流的老年公寓开业，我们立即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即去上海分三次才将岳父母及其家当搬来，从此同城居住，王玲更是对父母体贴入微，照顾有加。 她先是陪父母在公寓住了约一个礼拜，以后每个礼拜去三到四次，风雨无阻，那时尚未有公交线路抵达，尽管她腰间盘突出时有发作，还是坚持走很长的路去照料父母，令公寓员工和左右邻居感动。 岳父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好办，而糊涂的时候难免出误会和差错，这就需要王玲加倍细心地呵护了。岳母神志比较清楚，除了行走不便，耳朵不聪外，生活能完全自理，王玲便为岳母去西门子定制了精致昂贵的助听器以提高岳母的生活质量。 而岳父的麻烦就大了，他胸腔内早就装了心脏起搏器，却自以为老当益壮，走路大步流星，然视力近乎盲人，常常磕绊跌倒，只要他出去散步，我们就心惊胆战，唯恐不测，因为来公寓时间不长已经数次进医院检查治疗，都是不慎摔倒所致。平时我们在家最怕的是半夜电话铃响，只要是老年公寓来的都是大事，几次半夜驱车赶往公寓送老人入院紧急处置。 岳父的事情多，脾气还固执。不断地让王玲买收音机，他要同时备三、四个收音机，因为视力不好调台不便，他就每个收音机固定一个台，想听哪个台开哪个收音机。这样也就罢了，他还经常用消毒水给收音机消毒，因视力不济消毒水三弄两弄就进入内部造成短路，收音机坏了买个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不肯，硬是让女儿找地方去修，现在哪有地方修收音机的，即使有修的恐怕功夫费比买新的还贵。被岳父消毒损坏的电器比比皆是：遥控器、电话、接线板、电热杯，电热饼等等，装了一纸箱舍不得扔掉。 人说“老小老小”，即谓人老了就像小孩，岳父就是这样一个“老小孩”。他吃饭时经常将汤汤水水滴在衣服上，王玲每次要他换衣服都是百般拒绝，有时甚至还发脾气：“我看蛮干净的，为什么一定要换，以后你不要管了！”王玲有时趁他午睡时悄悄给换了，反正岳父也觉察不出来；有时则像哄小孩似地哄他换衣服。 即使如此，王玲也从未对父亲有过一句怨言，依然恭敬有加。前文已经讲过王玲的“顺”，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对她很是佩服的地方之一。 原来王玲不经管父母的钱财，一向都是由岳父亲自掌管，八十多岁的岳父还一心想理财，结果财越理越乱，这儿不妨说说岳父理财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逢银行上调利息，岳父便会去转存，为了那蝇头小利排上半天的队。时常还在银行营销人员的鼓动下买理财产品，什么债券，基金啊，保本不保本的他都弄不清楚，回来凭证东藏西掖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到。 有一次，岳父去银行存钱，一万左右的现金他要分三笔存入，是什么用意不知道，王玲怕父亲有闪失，拍派我去当“保镖”。自然岳父是不让我经手的，待存完钱走出银行，他看了看手上的存单问：“我好像存了三笔钱，怎么只有两张存单？”急忙回到窗口去问，人家答曰就是两笔，岳父咬定三笔。正在交涉，我看到对面条桌的窗台上有个牛皮纸信封，取来打开，里面赫然有一沓现金，原来岳父在条桌上填单子的时候，顺手将信封放在窗台上了。 一天岳父在路上散步，被两个年青人拦住，说老先生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国家现在有政策要对老知识分子予以格外照顾，他们公司即将上市的股票规定只销售给对国家有贡献的老知识分子，随即把老先生让进舒适豪华的办公室，好茶沏上，周边五六个帅哥靓女上来应承，弄得老先生飘飘然。他交了100元押金后回家翻箱倒柜，拿着存折、存单要去银行取钱，他已经答应认购五万股那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股票了。岳母得知赶紧打电话给王玲，王玲一听就知道父亲中套了，让岳父接电话后，苦口婆心解释了好长时间，岳父才心有不甘地答应不买了，还说：“押金已经交了，指标浪费了可惜，要不让给你叔叔或小河他姐姐买吧。”电话那头的王玲哭笑不得。 搬家时，他对王玲说他们共有积蓄40万左右，待到了公寓里，把存折、存单，债券等集中起来，算来算去只有20多万。于是又到上海家里去寻，结果在待扔的垃圾堆里找到了近10万元的国债凭证，虽然这些凭证遗失了到期也能领出钱款，但谁知道有这笔钱呢？老岳父连在哪个银行办的都记不得。我们估计还有10万左右的“理财产品”永远也不会有下落了，再次到上海老屋寻找无果，只好放弃。 于是在征求兄弟姐妹的意见后，王玲决定接管岳父的“财政大权”。
首先她建立了收支专门账本，清点父母的所有钱款一一入账，在父母的存折、存单上标注FM意即爸妈（Father、Mother），这样避免与我们的财产相混。逢到期的存款连本带息转存，为保险起见，一律不买理财产品，除了国债。父母平时的开销她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比较大的开销，至于买点水果、糕点和常用药品等等，王玲一般不入账，作为我们的孝敬了。 按说如此管理大家都应该满意了吧，但是老岳父对“财政大权”旁落心有不甘，对来探视的其他子女抱怨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岳母也说身上没有钱心里不安。他们这样告状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要委屈得撂挑子，然而王玲一笑置之，不过尽管知道母亲无处花钱，她还是经常给岳母几百块钱零花，岳母每次拿钱后全捐给了教会。至于岳父则不必，因为他觉得拿完钱手要消毒太麻烦，所以只要把账本给他过目即可，即使如此，矛盾还是不断产生。 一日，岳母对王玲说：“答应给我的零花钱呢？” “500块钱不是给你了吗？”王玲回答。 “没有，我没有拿到钱！”岳母一口咬定。 其实王玲给钱的时候，我就在一旁，岳母竟然完全记不得了，在我证明钱肯定给过之后，岳母说一定被护工偷走了。王玲连忙让母亲打住，不要猜疑了，先找找再说，结果在一个抽屉的最下层找到了，原来是岳母怕丢自己藏好的，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岳父就更有意思了，他这辈子从来不做家务，更不去买菜，柴米油盐价值几何还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的印象。比如，我们买去几斤香蕉，随便说起最近香蕉便宜了，只有三块钱一斤。他会惊讶地问：“三块钱一斤还便宜啊，是三毛钱一斤吧？”我们听了忍俊不禁，我故意问他知道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吗，他回答说最多不超过三毛一斤。难怪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笔巨款，原来他对物价如此认识的。 既然以为自己拥有如此之多的存款，岳父想做好事了，他找王玲商量，想用自己的财产建立一个基金，至于叫什么名称，派什么用处请王玲帮出主意。王玲听了差点笑出来，现在物价如此之贵，他们这点钱能够保证养老已经不错了，这是在苏州的养老院，相对便宜点，如果在上海，他们的这点存款支持不了几年的。 王玲没有直接对老岳父说破，就说此事从长计议，还要征求其他兄妹的意见，岳父想想也对，但过后他又改变主意了，认真的写了份遗嘱，遗嘱大概意思为身后财产分配视子女经济情况而定，谁困难就给谁，鉴于小女儿在德国安身立命不易，建议遗产赠与小女儿。遗嘱写就交与岳母签字，岳母看后说“她花钱大手大脚，满世界旅游，我看她一点也不困难”拒绝签字，这份极不公允的遗嘱就此作废。 小女儿回国听说此事哑然失笑“要他这点钱干什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继承什么遗产”，是啊，岳父这点钱，她在国外不用两年就能挣出来。 上述例子只是想说明王玲替父母掌管钱财的不易，账目记得清楚仅仅是一部分，诸如报销医药费，银行存取都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每次去银行，总要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行，而且要跑到上海去。 王玲病重时嘱托我接管岳母的账务（岳父已经在两年前去世），我觉得这个嘱托太沉重，毕竟我不是他们的亲骨肉，能博得他们真正的信任吗？常有为了一丁点钱财兄弟阋墙的事，何况还有一些不便说的难言之隐，到时我将落得什么下场呢？王玲让我放心，说她已经对兄弟姐妹说过，要他们像信任她一样信任我，信任如斯，我没有理由推托，唯有感动！
我们两个早就计划在退休后出国旅游一次，憧憬的是自由行，所以还在我退休前几个月，就制订了一个详尽的出游计划：欧洲三个月的自由行，详细到每日住店、交通、景点等等。决定成行的唯一条件是岳父母是否有人接替我们照顾，虽然老年公寓里各种服务很到位，我们也已经请了护工，出行这么长时间还是不放心。终于在王玲北京的姐姐答应前来接班后，我们顺利出行，但行程有所缩减，从原来的三个月压缩到一个半月，减掉了二分之一的行程。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和富有挑战的旅行，也是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相伴出国旅行：美丽的多瑙河、莱茵河和塞纳河畔留有她的足迹，梦幻般的新天鹅堡，圣百花大教堂，米拉贝尔花园印有她的笑容，威尼斯水巷、阿姆斯特丹花市、卢森堡大峡谷、布鲁塞尔皇家广场都有我们的身影。一个半月，我们虽然去的国家不多，但游览的城市有二十多个，旅游团很少去的小城如意大利庞贝、锡耶纳，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德国的科布伦茨，威斯巴登和美因茨等，都使我们流连忘返。 说有挑战性是我们从未出过国，语言又不通，即使稍稍几句洋泾浜英语在巴黎、罗马和汉堡也用不上，这些都是非英语国家城市，我们犹如瞎子、聋子。但我们还是一站接一站地前行，凡是王玲想去的地方，我都会连夜查看地图，把要去的线路、交通安排好，并用iPad在网上预订下一站的酒店，有时还连夜赶往火车站预订座位。要紧的是用“谷歌翻译”将一应地名、站名和一些常用语分别翻译成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然后抄在小纸条上，以备不时之需。 王玲则负责洗衣服，弄吃的，我们住的酒店往往带有厨房，她就到附近超市买点菜回来，做一顿我们喜欢吃的中式饭菜，因为在欧洲时间一长，那披萨、面包和色拉吃腻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如此信赖我，有时我自己对第二天的行程都没有把握，迷茫得连目标都没有，她会说“没有关系，走着看”，“实在搞不定就歇一天”，她的体谅使我感到轻松，紧迫感得到缓释。 记得有天我兴致勃勃地对她说乘船游塞纳河去，因为我们买的“欧铁通票”可以优惠乘坐塞纳河上的游轮：原价30欧元/人，凭“欧铁通票”只要7欧元/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大皇宫……一路下去可达埃菲尔铁塔，几乎尽览巴黎名胜，还能省不少钱。可等我们去游轮码头购票时，售票员就是不认我们的“欧铁通票”，一个劲地“No…No…”。王玲说没有关系，沿塞纳河一路走去，还能更好地欣赏巴黎风光呢。果然，我们一路走去，游览了许多盘算很久而尚未成行的名胜古迹，原来都在沿河一带啊！ 在科布伦茨的莱茵河畔，河中来往着一艘艘巨大的游轮，对岸是一幢幢中世纪的别墅，与游轮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生动的油墨画。王玲挽起裤脚，竟下到水里，似孩童般撩拨着河水，十分开心。怪不着在维也纳，她执意要去看多瑙河，就在我们临出发去威尼斯的前几个小时，她还和我冒雨乘地铁赶往市郊，经多方打听，必等看到多瑙河之波后才满意地离开。 她是喜欢上流经欧洲的这些大河了，于是我也撩起裤腿，陪她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双脚浸在清清的莱茵河水里，望着河中满载欢快游客的巨轮和不远处的大桥上静静滑过的“欧洲之星”，十分惬意地享受这异国风物人情。 欧洲之行是快乐的，但她的身体已经初见发病征兆，多次发生吞咽时剧烈咳嗽，我以为是吞咽不得法而致。还有两次出现瞬间昏厥，一次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联邦议会大厦后面，我们正俯瞰峡谷中童话般的景致，她突然两眼发黑，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扶着悬崖边的护栏不能行动了，我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巧克力让她吃，我以为是低血糖所致。还有一次是在罗马的博盖塞美术馆附近，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陪她在高大的七叶树下坐了好久，她才渐渐恢复正常。由于我们都认为是低血糖引起的，并没有重视，后来才知道这些其实是患肺部肿瘤引起的。 旅游回来后，我们信心十足地酝酿着第二次出游，计划下一年去美国和加拿大，打算从西海岸游到东海岸，除了阿拉斯加，环北美一周，尽心而归。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次年，就在我们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要出发时，岳父病了。
90岁以前，岳父母不怎么生病，因为他们很会保健调理，况且岳父一生烟酒不沾，连蘸一筷头的酒都要脸红，而一过90岁两个人的毛病就接二连三了。 一天凌晨岳母来电话，说了句“爸爸要不行了，你们快来送医院抢救”就把电话撂了，因为岳母失聪已久，听不见我们的回话，所以每次来电话都是如此：说完即了。 我跟王玲火速赶往老年公寓，见二老好好的在睡觉呢，岳父见我们来，从被窝里问：“你们来干什么？” 原来这天岳父睡得特别深沉，岳母几次叫他未醒，故而慌张，此为虚惊一场。 而另一次则真的“狼来了”！一个后半夜的一点左右，我们接到岳母电话风风火火赶到老年公寓。进屋岳父也是在被窝里问： “你们来干什么？” “送你去医院”，王玲说。 “我又没有生病，去什么医院？” “妈妈说你的嘴有点歪，可能中风。” 岳父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一再说自己好好的没有事，王玲只好退一步，让岳父起来走两步，如果没有事则罢。岳父勉强答应，起床还未等迈步，人已经东倒西歪，似醉酒一般：明显地中风征兆。 送至医院即住院治疗，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否则后果严重。住院九天，由于岳父严重的洁癖，不让护工服侍，只由王玲天天守护，十分辛劳。她让我不要告诉她的姐妹兄弟，怕他们着急，所以直到出院很久，他们才先后得知父亲的情况。 2013年4月3日半夜一时许，岳母又来电话，同样是说岳父不行了，要马上送医院。这一次是真正的警报，从此我们及亲友都被医院深深套牢，辗转求医数载，直至家破人亡！ 岳父4月3日早晨入院，5日即发病危通知，后数次反复，至6月9日中午去世，期间，王玲一次次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纠结与焦虑的同时，还要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否通知远在国外的弟弟妹妹回来？她是想让他们来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而不是想让他们回来承担责任，但弟弟妹妹会怎么想，她犹豫再三。雪上加霜的是她自己的体检报告出来了：CA199和CA125都超出正常值十多倍，医院让她去复查！ 她对我说没有关系，这种体检报告大多不准，或许是最近因照料父亲累着了，休息几日即可，我想真这样就好了。因岳父病情严重，我们日夜守护、奔忙，把王玲的事情置之一旁，直到医院再一次来电话通知她赶紧去复查，她才在我们的劝说下去作了复查，检查结果愈加让人揪心，两项CA值更高，超出正常值二三十倍！ 此时的岳父正处弥留之际，王玲的兄弟姐妹也都从国内国外赶来，妹妹联系了上海肿瘤医院，预约在6月10日作全面肿瘤检查，硬逼着王玲立即动身去上海，然她左右为难，一是不忍离开已经昏迷的父亲，二是放心不下独自在老年公寓的母亲，此时岳母咳嗽严重，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王玲一时心焦如焚。 6月9日中午，岳父与世长辞，王玲含泪写就悼词，第二天一早交与从北京赶来的姐姐，自己只身赶往上海肿瘤医院，开始了她漫长而又痛苦的求医之路，我则因为要料理岳父的后事和照顾92岁高龄的岳母，无法陪同前往。 王玲在亲友的安排下，在肿瘤医院一连做了几个检查，起初并没有检查出异常，直到PET/CT断层扫描报告出来后，才发现左肺靠心脏处有4.4×2.2cm肿块，并有少量积液，建议进一步穿刺检查。 双重打击使我不堪忍受，一连数天失眠，茶饭不思，当时还要为岳父的后事操劳，人一下子瘦了好几斤。而在上海的王玲，却表现得非常坚强，电话里与我谈及病情就像在讨论别人的一样，没有丝毫的悲观和沮丧，她这样的情绪一直保持在整个治疗过程。 一个例子可以体现她超常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时她只身前往肿瘤医院作穿刺检查，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重要检查，一般来说病人都要有家属亲友陪同，唯恐意外发生。而此时的我们都在百里外的殡仪馆为岳父送行，来不及赶到上海陪她。在做穿刺手术前，医生例行要找家属谈话，交代穿刺时的注意事项和风险，当麦克风里喊“王玲家属……王玲家属进来……”后，她来到医生跟前，医生这个那个地对她说了好些，最后关照有些事情最好不要跟病人讲，以免病人到时紧张，王玲笑道：“我就是病人。”医生愕然……
送走岳父之后，亲友们陆续离去，我则一边厢领岳母去医院治疗，一边厢紧着去退飞机票、酒店以及美国黄石、加拿大班夫两个国家公园的旅游预订（因为不可能出游了）：我们在办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签证的同时，已预订了两人环北美旅游涉及三家航空公司共八个行程的机票，也预订了夏威夷、洛杉矶两地的酒店及其他，网上支付款已近6万元。 因为是OK票，国外航空公司一律不退票只退税，损失较大，东航可退但三个行程扣了六千元钱退票费。夏威夷的酒店（Hotel Waikiki）最讲理全额退款，洛杉矶酒店因为捆绑黄石公园一起预订的，它与班夫公园一样，不予退订只能转让，算来总共只退回一万八千多元。后来在美国和上海的朋友为帮我们，分别主动要求将两个国家公园的预订转让给他们，又为我们挽回了有一万五千元的损失，这是后话。 我是6月18日赶到上海的，次日即去医院取王玲的细胞涂片报告（穿刺检查结果）。从地铁四号线下来，我心情糟糕透了，真想大喊一声“老天哪，怎么会这样！”真的不愿意去取这个报告啊！ 一步一步挨到肿瘤医院的门口，两旁有跪地乞讨的，我竟想，如果王玲的检查报告排除恶性肿瘤的话，我宁愿爬在地上做乞丐。于是，掏出几枚硬币扔进他们前面的罐子里，这是同病相怜啊！ 然而我的愿望落空了，报告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拿着报告，脑子一片空白，挂号大厅里挤挤插插的全是人，而我却感到如此的孤独无助：我怎么去跟王玲说？瞒是肯定瞒不过的啊！ 回到女儿家，王玲接过报告看了一会，十分平静地告诉我：女儿怀孕了。对于报告她甚至没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波动，就像不是她生病一样。 开始治疗时，她堂妹联系了据说医院最好的专家，那天我陪着王玲去医院，满心以为有专家接治，肯定能制订一个科学合理，可以信任的治疗方案，岂料专家只给了一两分钟问诊时间就把我们打发了。起初我十分疑惑和恼火，医生就这样看病的？可看到挂号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看到医生流水作业般的叫号，我明白了，一个医生一上午要看百十个号，还能指望他能给你十分钟或半小时吗？ 由于肿瘤靠近心脏，医生说不能手术只能化疗，拿着肿瘤医院开的处方，我们于7月6日到中山医院肿瘤分院开始化疗，那儿离女儿家较近。 接待的是一个年青的小医生，看着王玲的病历和处方，安慰道：“不要紧，现在这是常见病。”王玲和我听了心里甚感安慰。可在医院的宣传橱窗里，赫然写着什么肺癌目前已经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治愈率仅20%不到，还列出治疗存活年限数据……。这些分明是在刺激病人，打击病人的信心啊！ 好在王玲并不去看那些橱窗，她一心一意配合医生，凡医生嘱咐的一丝不苟照办。第一个疗程是三天，每天要注射8个多小时的药水，其中培美曲塞二钠和顺铂是治疗肺癌的专用药，毒副作用非常强烈，三天化疗下来，本来起居正常，无痛无痒的她一下子病态显现：面部潮红，恶心呕吐，干咳，四肢无力…… 化疗后她什么也吃不下，没有食欲，但是她还是坚持吃东西，尽管一吃就吐。有时她一天要吃二十多次，每次一两块饼干，喝一点水，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体力与疾病抗衡。记得有天我看到附近有卖新鲜梭子蟹的，知道王玲爱吃，就买了几斤，回家做面拖蟹。中午，我在厨房里烧蟹，那边王玲和女儿闻到腥味双双大吐，一个是化疗反应，一个妊娠反应，后来我再不敢买鱼腥了。 几天后化疗反应逐渐缓解，她便到隔壁长风公园去散步，听人家唱歌，帮着做做家务，很快就恢复到与正常人一般。亲戚朋友来看她，她与客人谈笑风生，病态全无，以致许多人都认为她的病可能误诊，我也心生疑虑，看她的精神状态，哪像一个癌症病人啊？ 然而二十一天后的第二个疗程，又一次折磨开始了。
就这样每隔二十一天，连着做了四个疗程，每次都是抽筋剥皮般难熬，而每每问及，她总说“还好，没有预料的那样……”她是安慰我们，可我和女儿及亲友都知道，她是强忍着痛苦的啊！ 每次化疗反应稍有缓解，她便操心女儿怀孕的事了，督促女儿去医院检查，联系分娩医院，购置婴儿奶粉和用品等等。女儿劝她安心养病不要操心，我却觉得让她管管也好，这样可以使她分心，也是一种心理寄托，对治疗有好处。 由于我们夫妇长年没有进过医院，对看病报销等手续和规定不甚了解，所以起初的医药费大多都是自己掏钱的，每次化疗费用都在三万左右，其中主要费用是进口药物，按规定不进医保，故而不能报销；每次近万元的PET-CT检查和基因检测也都是没有分文可以报销的。此外，每个礼拜还要去闸北中医院，看一个专家门诊并开中药，由于医保规定异地看病必须要在三甲医院才予以报销，闸北中医院不属三甲医院，这每月一千多元的医药费只能我们自己承担了。 为此她十分不安，对我说如此下去家里的积蓄会花光的，担心以后我生病怎么办？我告诉她尽管治病，我生病不是没有医保，况且还有退休金，实在不行可以卖房子。尽管如此，她还是处处想省着点，比如乘地铁在中山公园站下来后，到女儿家还有约三公里路程，没有公交可达，只要她觉得还能走就不肯打的，几年来，沿凯旋路和万航渡路几乎每月都有我们相伴走过的身影。 一般人生病总希望有人来探视，可王玲再三嘱我不要告诉她的朋友、学生和单位里的人，说大热天让人家跑到上海来不好，2013年夏天正逢多年不遇的极端酷热，我想她说得有道理，为他人着想是她做人的准则。 记得女儿结婚前，亲家与我们商量如何操办婚事，大概意见是在上海和苏州分别举行婚礼并设宴，费用则由他们承担。商量下来，最后采纳了王玲的意见：不举行婚礼，不通知一般亲朋，不收贺金，只在上海找一酒店两家人及直系亲戚聚一聚。虽然我们两个工作多年随礼无数，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王玲尤其反感。她提出这样做法也是理所当然，一是对此陋习的摒弃，二是不想让人家几个小时耗费在婚礼上。 病痛折磨久了，情绪不易波动的她有时也会出现烦躁和怒气，一日在闸北中医院门口，她突如其来的一场脾气让我猝不及防，束手无策。 那天出门看中医时我习惯性地去取雨伞，她说不用带伞，因为外面骄阳似火，没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为此她还笑我太琐碎。然而在我们看完病取好药欲出医院大门时，一阵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而且越下越大，没有要停的意思。我们在屋檐下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能出去，门前的延长中路已经成河，几次有空载的士路过都被打着伞的乘客抢去，我因拿着两大包中药，抢不过他们，又不敢在雨中久留，怕淋湿了药材，一次次退回到屋檐下。 突然见她走出屋檐，淌着水朝马路走去，喊她回来不听，头也不回，这时的雨下得正猛，顿时她浑身湿透，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冲进雨帘跟在她后面，喊她不应，问为什么不答，只是踩着马路上的积水前行，待走到南北高架路口时，一辆的士被她拦下，两个人似落汤鸡般地钻进车里。回到女儿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万一感冒了怎么办，正在化疗的病人如果感冒可能是致命的？她依旧不答，且连着几日没有理我。 一定是我的表现或哪句话激怒了她，才使得她如此一反常态，此后她从未跟我解释或提及过此事，至今我也不知道她那天为何这样冲动，实为遗憾。
几个疗程过去，按理应该做增强CT查看疗效如何了，问医生，医生说“怎么，还没有做CT检查？”似乎是我们疏忽了。于是医生开出增强CT检查预约单，经几天的来回折腾，报告出来了，肿瘤明显缩小至1.9×1.8cm，医生说“不错，可以减为半药治疗了。”我们为之欢欣鼓舞，所有的人也都非常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又几个月的疗程过去，肿瘤开始反弹，可气的是医生对此居然毫无反应，每次看病，医生对着电脑显示屏，不知是在看哪年的病历或报告，总是说“不错，继续化疗。”直到我们提醒他，又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是否应该再检查一次？医生这才醒悟：“是啊，每两次就要做检查的啊？” 这次检查的结果显示肿瘤已经较上次检查增大，为2.1.×2.8cm，但医生坚持还要做几个疗程，他可能认为这种反复属于正常的。而当时我已经心存疑虑，认为这样治病太不负责了，说与王玲，她说：“你不是医生，你又不懂”。 我们起先一直挂特需门诊或专家门诊的号，后发现挂几百块钱的与几十块钱的在看病时竟同样待遇，毫无二致：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不到半分钟的问诊……唯一不同的，一个在二楼，一个三楼而已。 既然每次都是如此，处方又是现成的，我们何必每次排队找专家，一旁普通医生的诊室都不用排队，挂号即看，何乐不为呢。于是我们拿着病历看普通门诊，果然一样治疗程序，一样的用药，医生问诊的时间长多了，态度也和蔼多了。 肿瘤还在继续增大，这是我们再一次要求检查后的得到的报告，医生无可奈何地问：“怎么着？”，此时的我们倒成了医生。我们决定靶向服药。 辛亏第一次治疗时，专家嘱咐助手给开了一张基因检测单，我们自费七、八千元作了基因检测，因为靶向用药必须基因配对才行。当即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月剂量的靶向治疗用药“易瑞沙”，三十片，每天一片，总价16500元，平均每片550元，系进口药物，全自费。 靶向服药是患病第二年六月份开始的，因为不作化疗了，王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起居正常，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决定出去旅游，方向为云南，因为那儿气候适宜，环境优美，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 云南之行是7月24日出发的，因为我喜欢坐火车，她也同意，于是买了两个卧铺的底铺，应该是比较舒适的，一路风景旖旎，她也比较开心。但意料不到的是，车抵昆明刚刚入住酒店，她就出现不适，有点发烧，至昆华医院检查被告知：尿路感染。 朋友原定接风的晚宴不能参加了，网上预订去丽江的车票也退了，一心一意在医院挂水治疗，好在有昆明的朋友帮忙和照顾，五天之后消炎，可以活动活动了，但原定计划已经无法实施。 尽管如此，她观光热情不减，我们几乎每天要到酒店附近转一转，有金碧广场和金碧公园、南屏街、东寺塔、讲武堂、翠湖公园、大观楼、民族文化村……还乘朋友的车绕滇池转了大半圈，在闻名遐迩的抚仙湖畔也住了几天，虽然云南的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或其他地方没有去成，这昆明城里应该算是玩得畅快的。 可能因为劳累，她先后在东风广场、民族文化村和翠湖公园又发生了几次晕厥，特别在翠湖公园，从文津桥下来，她一下子靠在我身上，说“不行了”，此时她双眼紧闭，无法站立，我赶忙扶她到近旁的一家咖啡馆坐下，要了杯咖啡，大约过了近两个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8月9日回到上海，11日即去医院检查并开药，继续靶向服药治疗。检查报告显示肿瘤没有继续增大，说明靶向治疗有效果，一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后悔没有尽早采用这个治疗方法，可王玲很冷静地对我说：“平均有效期为八个月，我查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对于这个我一直想瞒着她，岂料她也是早就知道的，否则何以有机构几次三番联系我们说，只要在他们那儿购药，服满八个月后即可终身免费提供药品了，我们对此都没有予以理会，原来她与我心照不宣，知道八个月后是怎么样的情况的！ 果然在服药第六个月后的检查表明，肿瘤又开始增大，而且速度非常之快！
此时女儿已经分娩，家中多了一个小生命，白天亲家夫妇过来帮着照顾，加之保姆，女儿家一下子显得逼仄了，于是我们回到苏州家里，只是看病来上海住上几天即回，对王玲来讲多了些路途劳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015年1月28日检查报告显示肿瘤已达4.4.×3.2cm，比治疗前的面积还要大。在门诊室里，医生和蔼地问道：“来了，这次怎么着？”医生这样无可奈何的的态度，实际就是宣告：你的病已告不治，想别的办法去吧！ 癌症是顽症不假，治疗手段和用药就那么些也不假，但看着满院子的博导、博士、硕士，病人和家属不都是冲着他们能救命而来的吗？这可是全国一流的专治医院啊，结果竟然是这样的！连他们都没有自信，何况病人乎？若轮着我，碰到这样的医生早就崩溃了。 王玲没有崩溃，她平静地问医生：“能否试试别的治疗方法？” “什么方法？你说。”医生反问道。 “听说可以介入疗法？” “可以啊，哪一种？” “听说有一种叫射频消融的？” “你想做射频消融？好啊，我马上帮你联系！”年青的博士医生说。 他写了个医生的名字和地址，让我们立即去找这个医生，可是他写的地址是错误的，我们爬到这个楼不对，爬到那个楼又不对，等找到这个医生所在科室的时候，医生已经下班回家，因为这个医生的门诊不是天天有，我们只好等一个礼拜再来。 我本不想王玲做这个手术，唯恐触动癌细胞反而加速反弹或转移，这些我在网上了解过，但我不能跟她讨论这些问题，怕影响她抗争的信心，所以认为时间拖得越长越好。而她却期待着手术，生的希望激励着她，她愿意尝试一切治疗方法，事实上她就是这么做的。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来到肿瘤医院介入科，医生反复读阅她的CT造影扫描图，觉得射频消融手术有难度，因为病灶面积临近手术极限范围，恐怕不能全部杀灭恶变细胞。但医生可能考虑到没有别的办法了，便接受了我们手术请求，让我们回去等通知，一有床位马上通知我们入院手术，于是我们回到苏州家里。 在等待通知的这段时间里，王玲因为对治疗前景感到乐观，表现得轻松愉快，她天天绕小区的湖边散步，还张罗着给快满一岁的小外孙女做布鞋和衣服，有时还弹两下钢琴。但我心中犹如一块大石头压着，十分沉重，见她天天咳嗽不停，每咳一口痰都要付出十几分钟的努力，而且痰中的鲜血让人心悸！我是既心疼又无奈，她却从来没有一句哀怨和悲叹，咳嗽稍一缓和，就如常人一样做事或看书，接亲友电话还是谈笑风生。她去世后，亲友们常常问我：“怎么会……，怎么会……”意思说前不久还好好的嘛？ 由于新搬的家（老房子五楼，没有电梯，不便病人上下），许多东西还没有搬过来。一次我在老房子发现一些有关裁剪的书，就顺便带了过来，她见后非常高兴，说“太好了，正到处找呢”，立即动手做小衣服，小鞋子，见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如果不生病多好啊！ 刚给外孙女做好两双布鞋和两件反穿衣，上海医生的电话就来了，让我们即刻赶往医院，明天手术。 射频消融是使用电极针通过高热原理，使肿瘤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从而彻底失去活性和转移潜能。就在我们到达医院办理入院手术时，主治医生把我叫去，交代关于手术注意事项和风险，然后告知我：消融手术费昂贵且不能报销，让我作最后的考虑。如果决定做，他们马上就作准备，因术前还要打针服药，已经来到医院了，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 当天晚上8点多，王玲就被送进手术室，而不是医生说的“明天”。 手术是在CT环境下进行的，预计所用时间在40分钟左右，我和朋友在室外等候着。 大约才十多分钟，手术室边门打开，一个医生喊道：“王玲家属，请王玲家属进来……” 我顿时心跳加速，脸色苍白，冷汗直冒，莫非是出事了？ 主治医生跟我讲过，王玲肿瘤的部位紧靠心脏主动脉，原来专家不敢手术切除就是怕万一碰破主动脉，会造成大出血而猝死手术台，现在这个手术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将在手术时慎之又慎。 难道真的……我的大脑僵住了，两条腿机械地朝那扇门走去。
手术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而操作室与病人完全隔离，通过隔音玻璃幕墙可以看到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一进屋就看到许多年青医生在显示器前指指点点，主治医生见我进来，让我到显示器前，说现在显示的病灶较之1月28日扫描的大多了，看来原计划使用一根针消融的方案得修改，要增加。我忙说“可以……可以……两根三根都行……”医生见我同意，让我立即去收费处缴费，说只有缴完费才能继续手术，这是规定。 原来如此，多一根针的费用就要多1.5万元左右，医生也是谨慎得很！ 此次手术用去两根针，住院三天，加之药物整个费用为47391.22元，按医生的说法手术很成功，在医院观察了两天，没有发生气胸和大出血，顺利出院。 眼看春节将临，女儿让我们在她家过完春节再回去，而王玲夜夜不停的咳嗽令我们很不安，怕惊醒外孙女，因为她的这种干咳很响。于是我们与女儿一家（还有亲家）吃完年夜饭，次日一早便驱车回苏州。因为是年初一，路上车稀人少，我感到很凄凉，这阖家团圆的日子，病弱的妻子跟着我赶回冷冷清清，没有一丝节日气氛的家中，而我们在苏州又没有亲戚来往，难免伤感。 王玲其实很想在女儿家多待些日子的，因为刚刚能够站立扶墙行走的外孙女很依恋外婆，只要外婆在家，其他人都不要，老是牵着外婆的手满屋子转。从医院手术回来那天，突然见到外婆的外孙女竟兴奋得哇哇大叫，似乎叙说久别重逢的欢乐，出乎寻常。 但为了外孙女好，王玲只得割舍这份感情。半个月前来上海看介入科时，因为我轻染感冒，王玲想当天来回，这样可以不住女儿家，以免感冒传给外孙女。但我怕她太累，坚持要住一晚，最后达成妥协——开旅馆。其实她何尝不想住女儿家啊，外孙女小鸟依人，在王玲心目中已经升为至亲第一位了。 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但王玲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咳嗽还是不停，春节过后，根据医嘱去做CT检查，看手术的效果如何。而这次检查及后来的一些事，一锤锤沉重地打击着她，我几近崩溃，而她还坚强地站立着，抗争着！ CT报告显示，她的病情严重恶化，原来消融的肿瘤四周出现新的环状病灶，直逼主动脉，医生说再做消融已经不可能，唯一可采取的只有冷冻疗法，冷冻疗法是进行局部麻醉，然后从患者背部或胸部用长4厘米的针扎入患处。针尖通氩气，达到零下140摄氏度，使周围2厘米范围内的细胞冻结，从而杀死癌细胞。 报告是我去上海拿的，当然医生说的我没有全部转告王玲，只是说癌细胞没有全部消融，再冷冻一次就可以了。 还是像上回那样，我们在家等入院通知。 等待期间我十分焦虑，可以说茶饭不思，因为我已经能够预料到后果，但是还要表现得期待这次手术似地。她也像上回一样天天散步，只是时间更短了。一天她信心十足地要去看望马路对面小区的一个朋友，还没有走出自己小区的大门就感到力不从心而折返。 冷冻手术是4月20日做的，也是一个很晚的晚上，因为CT室白天很忙，介入科只能晚上利用资源了。 王玲进了手术室，我一个人等在外面大厅里，因为没有别的病人，整个大厅就我一个孤零零地蜷缩在冰凉的铁椅子上，没有希望，没有期盼，没有安慰和同情！ 大约才五分钟，手术室边门打开，又是一个医生在喊：“王玲家属，请王玲家属进来……” 因为有上次经验，我也就不特别紧张：无非又要加根针罢了。走进控制室，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医生，有十几个，还是先前的那个主治医生把我领到计算机显示屏前说：“你看，没有几天，整个肺部都弥漫了，已经没有手术价值了！”一旁有医生用光标移来移去试图证实主治医生的话。当然我是读不懂扫描图的，但也不怀疑他说的是事实，毕竟有那么多医生在场，他们也是为我好，取消手术可以省下几万块钱。
此时我还比较冷静，问：“病人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听不到，这儿是隔音的。” “原定手术时间是多少？” “四十分钟。” “那你们就按四十分钟做，不要管有效无效！钱我照出。” 然后我轻声问医生王玲的生命还有多久，他认真的想了想，说只有三到四个月，现在已经临近恶性爆发期，人说走就走。 我把医生叫到一旁，请他在手术结束后不要告诉王玲真相，特别是在病历和出院小结上不要如实记录，另外我们原来要求配的进口药还是配给我们，虽然已经没有治疗效用，医生一一答应并照我的要求做了。 我此时想不出别的办法，所有一切只是拖延王玲知道真相的时间，因为今天的事让王玲知道。不啻宣判她的死刑！ 我仍旧回到大厅毫无希望地等待着，欲哭无泪。此时王玲从加拿大回来探亲的弟弟和弟媳来了，他们见我面色灰白，一脸愁容，感觉到情况不容乐观，便问我怎样。我本不想将真相告知他们，但一时控制不住哽咽起来，只得如实相告。他们闻听双双开始抽泣，想到王玲马上要出手术室，看到必生疑窦，我赶紧让他们止住眼泪，知道他们还没有吃晚饭，就劝他们出去吃饭，调整好情绪再回来。 这次手术其实什么也没有做，不存在气胸或大出血的可能，王玲也没有上次术后的疼痛，所以很快出院。病历和出院小结基本复制了上回的内容，除了医生和我以及弟弟夫妇外，没有人知道手术的真实情况。回到女儿家，女儿女婿和亲家夫妇问及情况，王玲回答说感觉比上次好，亲友来电话问候，她也如此回答，一时皆大欢喜，只有我强作笑颜，欲哭无泪。 在上海休息几天后我们又回到苏州，此时王玲已经不能自主上下汽车，必须由我搀扶才行，咳嗽加剧，痰中带有更多的鲜血。此前我在医院咨询过医生，一个医生说到此地步国内已经无药可治，国外目前有两种新药，但是大陆中国不允许进口，一个叫“9291”，另一叫“阿法替尼”，唯一的希望请国外亲友购买寄来。再者，服用这两个药以前仍要做新的基因检测，以确认基因是否与药物配对，否则无效。医生再三告知基因检测费和那两种药物都十分昂贵，让我权衡得失。 此时已经顾不上钱花的值得不值得，只要能做到的，能买到的，在所不惜。因为医院里存有王玲的活检标本，无需再行抽血或穿刺，我们连做了两个基因检测，以期上述两种药都可能配对，这样就多一份希望。 按规定的时间十天后我去医院取报告，病理科竟然找不到报告，连那天交了近万元的检测费才换得的单子都没有，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忙了半天，最后跟我说再过十天来取，呜呼，这样的医院如何能让人信任！ 大概过了两三天，他们打电话说检测报告出来了，此时我们已经不再信任这报告的真实性了，我们商量出国治疗，别无出路。 首选是加拿大，她弟弟入籍加国多年，联系一个医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打算很快被否决，他弟弟回复说在加国治疗与国内相差无几。闻此王玲沉默不语，她知道弟弟有难处，不想多说，但是我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打击，生病至今从未流泪的她，静静坐在一角的藤椅上垂泪，没有哭声，没有抽泣。 在德国定居的妹妹托在美国西雅图的朋友联系了一家医院，要我们立即把病历和所有检查报告发去，很快西雅图的医院对资料评价之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前往治疗。由于2013年未能成行的美加两国签证已经过期，我们只好紧锣密鼓地重新申请赴美签证，几番折腾，面签通过，两人都拿到了有效期十年的美签。然而此时，王玲已经十分虚弱，无法承受赴美的长途旅行，出国治疗的计划搁浅。 托人从香港购买的“阿法替尼”药寄到，2万元一盒，28粒，每天一粒。满心想如此昂贵的药能够救命，可事与愿违，服药一个月后检查显示肿瘤还在继续增大，表现的症状也日趋严重。这时一盒药已经服完，第二盒药刚刚寄到，医生紧急制止服药，建议再行化疗，又一轮的摧残开始了！
化疗的结果加剧了病情已成事实，我从内心反对化疗，但又无力阻止，亲友的关心，同事的热心连王玲也拒绝不了，何况我？从一开始的治疗，就是在亲戚朋友们的好心安排下进行的，如果我出面制止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遭到猜疑，再说当时我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 身边有不少人也是得的这种病，大多还健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就拿两个最贴近的例子说吧，一个是王玲的叔叔，一个是我大姐夫，都是得的CA，而且得病时间都早于王玲，他们没有化疗或仅轻微化疗，现在都好好的。 王玲对化疗的后果和我一样心里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对不化疗的后果则是将信将疑，没有挑战的勇气，首先亲人这一关也是过不去的。唯有王玲的妹妹几次劝我们先去美国、加拿大旅游，而不要先去不化疗，那时的王玲没有一点点病状，且签证、机票、酒店都已妥当，说走就可以走的。 我倾向于她妹妹的意见，但是我不能出面支持，王玲已经几次对我的意见表示不屑：你又不是医生！如果被家人（不管她家和我家）知道了，会以为我不愿意为王玲治疗，只知道旅游，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出游的。 为了她我可以割舍旅游，但这样的割舍所得到的适得其反，反而断送了她！王玲离去之后，大家似乎都认识到了： “怎么会这样……蛮好就……” “早知道，不如就……” 我只能仰天长叹，世上有后悔药多好！ 重新化疗能够抑制肿瘤生长的几率连10%都不到，这是医生明确告诉我的，这个时候对于治疗的前景医生已经完全对王玲保密，我也千方百计不让她看到病历或各种检查报告，因为上面全是病情急剧恶化的数据。而王玲表现得格外的平静，几乎任凭医生安排，也不像以前那样必自己阅读病历和报告，她从消融手术失败后几乎再也没有碰过这些资料，显然她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到了哪一步！ 我们始终没有提及过一个“死”字，不是忌讳而是真正的怕这个字！相识相恋至相伴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分离，更没有想到要这样分离！整个生病期间，几乎没有讨论过身后事，因为在早我们已经约定，无论谁走： 一、哪儿走哪儿了，即遇车祸、失事，遗体一律在当地处理。 二、绝症不抢救，尽量减轻痛苦则已。 三、火化，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等仪式。 四、不置墓地。 既有约定在先，我们也就不必多说，一心用在治疗上。 又四个疗程过去，仍是没有效果，她已经不能起来多活动，大部分时间只是躺在床上咳嗽，天天纸篓里满满一下子带血痰的餐巾纸。起初还在床头放了收音机，她听听音乐和新闻，后来她几乎就是昏睡，不想说话。 有一天，她让我给她找些止痛药，说头疼整夜不能入睡。我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头疼？会不会感冒了？” 她说不是突然疼的，已经疼了二十来天，只是这几天愈加厉害，难以忍受了。 “这么久你为什么不说？”我问。 “也许是感冒了，我想能够熬得住，怕你担心”她说。 “呵！可能转移到大脑了！”这是我的认为，肺癌发展后期第一可能就是脑转移，我赶紧送她到上海做CT和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肿瘤并没有脑转移，而王玲的头越来越疼，每次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并伴有呼吸急促，脸部潮红等症状。 我千方百计从网上购买了两克“AZD9291”原料，买了空胶囊和淀粉，搅拌均匀之后，用电子天平称重再一一灌入胶囊，让王玲每天服用一粒，以期奇迹出现，此药无效则再无药可试。 朋友打来电话，告知两个最新的消息：其一是新民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某机构在招募志愿者，符合条件的可免费服用他们治疗肺癌的特效药。其二是在浦东新建的专治肿瘤的医院开始接受病人，该医院有超前的治疗手段和设备，闻讯我们心头重又燃起希望之火。
我根据报纸上提供的电话联系了那个机构，据说是美国某公司的代理。接电话的告诉我免费服用特效药是要走程序的，因要填一些表格，他们请我到办公室面谈，至于是否符合志愿者的条件，要经美方评估后才能决定，于是我立即前往静安寺附近的这个机构。 在一幢很大气的写字楼里，我找到了这家机构，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接待了我。她一边让我填表一边跟我聊天，问得很详细，详细到我们两个人的每月收入。因为她有着与我一样的下乡经历，所以谈话比较轻松，她也给予我很大的同情，说了很多肿瘤病人应该注意的事情，还反复跟我说这个药是美国最新的科技成果，是从六十多种植物中萃取的活性分子云云。最后她拿出一份协议，要我签字，协议条款多多，大致是我们志愿接受美国什么什么机构的援助等。签完字后，她说鉴于我们的情况，尚不具备享受完全免费的条件，但考虑到都是知青，她可担保我们享受半费，并拿出一张印制精致的图表，表中可以看出此药一个疗程的原价和半价之间的对比，说我可以节省一万八千元。 刚才听到这个特效药“是从六十多种植物中萃取的活性分子”时，已经觉得有点似卖狗皮膏的味道，到这儿，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所谓援助的实质了。我说没有带这么多钱，下次再来吧，她笑了笑道：“没有关系，可以刷卡的。” 我坚持下次来再说，临走，她居然送了我两付眼镜盒。回家网上一查，发明“特效药”的是兰州一个什么人，刚刚到美国没几年。 说说浦东那个医院吧，全称应该是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在朋友告知以前，我已经在关注这个医院的建设，从动工、落成到开始运转媒体都有跟踪，并且说得很神奇。这个技术是利用质子或重离子射线，经过同步加速器加速后高速引出，射入人体，聚焦能量作用于肿瘤组织的一种放射治疗方法。也被称为“质子刀”、“重离子刀”。看似不错，其实跟放化疗差不多，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都能够接受治疗的，它对求治者筛选非常挑剔，而且每个疗程的费用都要在二、三十万以上，且不进医保。 我在网上多方搜集这个医院的资料，得知这个医院就是肿瘤医院的一个分院或科室，病人要在肿瘤医院报名，并由他们筛选推荐，这医院的领导就是肿瘤医院的领导，而我们早就对这个医院没有了信心。看看媒体是怎样报道的： 国内首家、全球少数同时拥有质子和重离子两种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今年5月开业。截至目前，已收治的46例患者中有13例患者已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 “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这什么意思？我想一个地段医院或乡镇卫生所估计每天也会有这么多病人“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的，到底效果如何？语焉不详。 再看报道，因为收益丰厚，全国到处都在上马类似医院：山东、江苏、河南…… 希望再度破灭，王玲的情况越来越差，唯一的希望是看AZD9291是否起作用，而此时两克的AZD9291也快用完，再到网上去购买，竟搜寻不到原来的商家，QQ联系没有反应，打电话无人接听，托人去北京的门店看看，保安说已经被查封。淘宝、京东原来可以供货的店家全遭屏蔽，中国大地全面封杀了AZD9291买卖，据说经营AZD9291买卖不合法！ 合法的在哪儿？ 在上海已经没有意义，每日每夜的剧咳徒增女儿一家的忧虑，为此我们于7月22日又回到苏州家中。 次日一早，王玲在床上对我说头疼，气喘不过来，问我是否应该去医院。这么多年她极少主动要去医院的，小病小痛她都能挺，现在看来情况比较严重了。我立即将她送到附近的苏州永鼎医院，由于她行动困难，我无法又开车又要扶持，只能打电话请她的一个学生开车来送。 这是一家民营医院，医生的资历和临床经验都不能和上海的大医院比，但医生的问诊态度和工作效率都不错，况且医院的设施和环境都不比上海的查，或者可以说要更好些。 因为头疼严重，我们挂的是心血管内科，恰好这天轮值的是上海来的一个专家，他在问诊之后向我们解释了头疼的大概原因，随即开出一系列的检验单和住院单。 这是王玲最后一次住院，她，再没能够走出来！
检验结果和医生分析的一样，头疼和气闷都是由于胸腔积液过多，严重压迫肺部和心脏致大脑供氧不足造成的，插管引流是当务之急。医院连着几天给王玲引流后，这些症状很快消失，她可以起床自行洗头，上厕所，胃口也好了起来。 前不久在上海医院，王玲做了多次检查，同样的症状，没有一个医生给我们解释过原因，告知应采取的措施，即使在积液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一味地让继续化疗，简直就是不管病人的死活！ 入住苏州永鼎医院后，王玲的病情似有好转，但主治医生跟我说他们仅是对症治疗，即缓解症状而已，对于肿瘤，连上海大医院都治不了，他们更是无能为力。这个我能够理解，现在所有希望就全压在AZD9291上了，AZD9291能管用吗？ 王玲对AZD9291寄予莫大的希望，因为再无其他可医之药，每天服药时，她总提醒我别忘了9291。而我对此药却已经失去信心。一是王玲的基因变异不一定与此药配对，肿瘤医院不负责的态度令我对基因检测报告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二是网上购买的药物真假难辨。 即便如此，买来的两克药也眼看告罄，当下又无从购买，这对王玲来说，仅有的一点点精神安慰将要失去，剩下的时光只能坐以待毙，这个现实让关心她的人都难以接受，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买到此药！ 我在微信、QQ、E-mail中给所有可能联系上的人和群发了信息，希望能够帮忙购买此药，或提供购买此药的渠道。信息发布后无论亲戚朋友，无论国内国外的都积极帮我打听，并很快有了反馈，有几条线索都有可能买到，我们选择了最近的一家，而交易过程犹如贩卖毒品一样紧张。 几番电话确认，供货商答应卖几克AZD9291原料（淡黄色粉末）给我们，说若不是熟人介绍，这笔生意断不能做的。本来应该我到上海去交易，然王玲这儿走不开，24小时不能离人，因为除了我，她不让任何人来服侍，这与老岳父当年一样：洁癖所致。 这个任务交予上海的女儿完成。 那天女儿与对方约好在莲花路地铁站碰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到了地铁站对方却来电话说换在徐家汇地铁站，而后又换到地铁站附近的一条马路口，让女儿的车慢慢开，等他看到车后会示意的。终于在一个路口接上了头，他跳上车说“快开”，然后把药塞给女儿，取过钱也不点，即让女儿靠边停车，下车扬长而去，女儿觉得他不像药贩而像个毒贩。药到手女儿马上去药房买了空胶囊，次日驱车送至百里外的医院。 大家都在为王玲的病焦虑，奔波，许多亲戚朋友来看医院望她，有来自国外，有来自国内各地；有她和我的兄弟姐妹，有她过去的同事，有她的学生或朋友……。然而回天无力，眼看王玲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她已经不想吃饭，甚至牛奶都不愿意喝，喂她药，她有时会说“算了，今天不吃了” 不是她拒绝吃饭，而是天天十几小时的输液使得消化、吸收功能严重衰退，维持生命的营养全依赖于吊瓶输入。疼痛已经漫延全身：头疼、腰疼、腿骨疼，天天因忍耐疼痛而大汗淋漓，换上的干衣服不到两个小时就又湿透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忍着不要求打止痛针，有时医生都不忍心看她如此煎熬，对我说：“给阿姨打针吧，效果很好的，不要怕产生依赖性。”医生护士查房问她怎样，她总是说“可以，还好”，从没有一句哀怨。有时护士扎针换药几番也弄不好，她也是笑笑，让护士慢慢来，不要着急。即使在最后的日子，她对看望她的人和医生、护士仍然报以微笑。 眼看一切抗争已经没有作用，我劝她打针止痛，这样可以安睡几个小时，也好恢复一下体力，她接受了，在最后几天的半夜时分，待输液结束后我就叫护士来给她打止痛针，以减轻疼痛感。 我让护士撤掉她身上所有的管子和电极线，若需要时再插。入院以后缠绕她的输液管、输氧管、导流管和监护仪上的电极线有十根之多，这些使得她连翻身都十分艰难。输液和导流本就置有滞留针管，需要随时可以接上。王玲已经交代出现紧急情况时不要抢救，我也认为抢救没有意义，这样24小时监护仪就没有必要绑在身上了。撤掉这些之后她很满意，换衣服、换尿裤方便了，躺着也舒适得多。 2015年9月5日凌晨2:48时，在女儿和我的陪伴下，她静静地走了。 就在她走的前日，大风袭来，楼下那株大树——每年春天满树黄花的金合欢，竟被连根摧折，香销云散。 ………………… 追忆妻子的随笔《妻子王玲》到此暂时打住，纵观整篇文章平铺直叙，没有文采且粗糙得很，盖因时间长了恐记忆模糊，不能尽多如实地反映妻子生平和为人，现匆匆写就这个框架，日后可将更多的素材和描述融入，以期能够完整地将妻子生前所有呈现给爱她、关心她的亲友。 以后我还会从某个侧面用文字来回忆妻子，以寄托我的思念。
一、痛定思痛 妻子自2013年5月体检检出有疾，至2015月9月去世，辗转求治，期间化疗17次，手术两次，除此还服用进口靶向药物约18万元，中草药约7万元。27个月来，都在挂水、吃药，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中度过的，可以说苦不堪言，她自己痛苦，亲人焦虑，全家乃至整个家属都没有一天轻松过。 有句话曾经很流行“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过去，对这句话没有体会甚至有点反感，但当你苦苦挣扎，求助无门的时候，便会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站在医院的门口，眼前是熙熙攘攘的病人和家属，个个满面愁容；诊室门口同样也是挤挤插插，一个个像待宰的羊羔或等候判决的囚徒。 老病人熟门熟路却麻木，新病人东撞西碰而焦虑，医生流水般叫号，这里没有安慰，没有笑容，没有特殊，尽管你是千娇百宠，是顶梁柱，这儿也仅仅给你十几秒钟，然后就是“下一个……” 倘若仅仅是这著名的大医院如此也就罢了，你来凑热闹是自找的，然几乎所有医院皆是如此，哪怕一个地段医院，挂号、就诊也要排上一两个小时队才行，健康的人尚可，病人则是雪上加霜，实在折腾不起。 而医院则赛过银行，所有的人都捏着大把大把的钱往收银台里送，八九个窗口，每个窗口都排着几十人，此风景一直可以延续大半天，如果不是许多人用银行卡支付的话，一天运钞车要多来几次，否则无处存放。 如此昂贵的看病费用，若能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也情有可原，事实是你即使花再多的钱，医院对你来说永远是陌生的，没有一个医生对你负责，跟踪你的病情，一个医生哪怕给你看了十次病，他还是不知道你哪儿得了病。医生也已经麻木，他们一天要看百十多个病人，就是一天看百十多朵花儿也疲劳了，何况是病歪歪的人。 如果医院负责的话，王玲怎么可能做17次化疗，什么样的钢筋铁骨才能忍受这样的摧残？如果医院负责的话，王玲怎么能做两次毫无希望的手术？如果医院负责的话，怎么可能会延误王玲的基因检测，那匆忙拿出的报告怎么叫人信得过？ 化疗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理机能，王玲治疗前除了体检报告显示CA指标异常，基本是个健康的人，天天打拳、散步，弹钢琴，还在给老年大学上文学欣赏课。开始治疗后则身体每况愈下，最后逝于器官衰竭而不是肿瘤的恶性爆发。两次手术，没有一次能够完全消融恶性组织，后果医生应该是知道的，而告诉我们的只是术中的风险，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消融干净的后果。王玲最后积液严重以致压迫心脏和肺部，是因为术后肺部创口始终不能结痂或钙化，体液不断渗出所致。再有就是基因检测，他们把王玲2013年活检（穿刺）标本取出而又忘了检测，则标本失去活性不可能再行检测，除非重新穿刺。但他们居然在两天后重又拿出基因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报告，不能断定它是否真的能够药物与基因配对。 在一个病人身上医院就可能有上百万的收入，至于病人的死活医院却无从知道，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都有与王玲一样悄然离世的，而医院依旧人来人往，门庭若市。 凡此种种，我不想与医院计较，有人劝我“找他们去”，我还想“安度晚年”呢，不去惹气。唯一目的，希望有人一旦染病，一定要慎之又慎，治与不治要把握好，有时治反而不治；不治倒能有质量地活上几年甚至更长。
岳母信奉耶稣，因为她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自然对神笃信、虔诚，她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女儿王玲信教，一直对她灌输神的旨意并力劝皈依，然王玲不为所动。 一件趣事。记得我们南调时，岳母天天祈祷我们调动成功，许愿如果南调成功一定让女儿皈依。在上海，岳母对王玲说，我已经许愿调动成功你就信奉耶稣的。王玲很为难，面对母亲的执着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向母亲许诺如果调回上海她就信，这里她留有一个回旋余地，母亲没有听出来。 南调成功后，岳母说应该兑现诺言了，王玲笑曰：我没有调回上海啊。她认为违心的信是对神的不敬，而不信又如何对神敬得起来，母亲的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但无论在上海还是在苏州，王玲经常陪伴母亲去教堂，如果她没有时间则让我或女儿陪伴，以致岳母认为她已经信教了呢。王玲还买了《新旧约全书》阅读，努力了解母亲的思想，以期有共同语言。她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接触、了解是应该的，有益开拓视野，增加知识，但是要说皈依，她认为自己还没有这个觉悟。妹妹对她说“妈妈那么想你皈依耶稣，你就假装皈依算了”。王玲答曰：“那不是说谎了吗？信徒是不能说谎的。”她还是那么执着。 我母亲信佛，相信来世，而我却不信，对她烧香拜佛颇为不屑，有时难免开导母亲一番，跟她说菩萨是没有的，来世也是没有的，那是迷信。王玲让我不要这样做，她说老年人的精神依托不要去摧毁它，虽然是迷信，但总不能让老人家去接受科普，去破除迷信吧？想想如果母亲一日真的不信佛了，精神空虚，无所事事不得病才怪呢。 王玲得病后，怕岳母受打击不让大家把病情告诉她，不是说感冒了，就是说腰间盘突出需要卧床。岳母有时也会起疑心，问我：“王玲为什么不来看我，生什么病？不要紧吧？” 只要身体稍稍恢复，王玲第一就是去看母亲，帮母亲换洗衣被、理发，（三十多年来，她父母的头发都是由王玲理的）。即使如此，岳母还是对王玲有了不满，人家对她说“你二女儿真孝顺”，岳母会说“孝顺什么？现在也不来看我，再来我都不认识她了！”她哪里知道二女儿自己正挣扎在生死线上呢！ 直到今天，王玲去世已有四个多月了，岳母仍然不知道二女儿已经永远离去，我也不敢再出现在岳母面前，只要我在，她必定要问：王玲为什么不来？如果岳母知道王玲已经去世，肯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打算永远对她保密！ 王玲对父母十分孝顺，几十年如一日，而对父母身后事并无打算，完全服从父母的安排，这也是她与父母之间的共识，即不搞任何仪式，不置墓地。所以，王玲在最后时刻也没有向我谈及此类的事情，她只是交代两件事： 一是母亲的监护问题。要求监护权落实给女儿，让女儿来照顾外婆。 二是要我继续关照她在黑龙江农村的舅舅和舅舅一家，在经济上予以帮助。 都说道修今生，佛修来世，一个“修”字寓意深奥，可以阐释无数，而简言之则使之完美。然修养非一定道、佛不可，信可之，不信亦可之，王玲不信道，不信佛，但是我觉得她的修养无可挑剔，无论对事对人。谨此小纪。
王玲走的当天，我通过网络给所有关心她、爱护她的亲朋友好，以及她教过班级的同学QQ群发了讣告： 王玲于2015年9月5日2时48分，在苏州永鼎医院安详离世,享年62岁。遵其遗愿，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置墓地。 王玲罹病近三年，得到众亲朋友好的关心和很大帮助，在此谨向关爱她，帮助她的各位朋友，致以感谢！ 我所以要将消息发给她的学生，因为王玲一直与她的学生们有着联系，有学生还说要过来看她，如果不告诉他们，学生来了岂不伤心，而且白跑一趟。 我在《妻子王玲》里写过王玲与学生们的师生感情，她视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女，每次去北方，无论北京、四平、长春，学生们都会闻讯而来与老师相聚，在一起像家人那般谈笑甚欢。 09年在长春，那天上午我们要乘车返苏州，一个女同学特意一大早驱车到郊外的鹿场，买来新鲜的鹿茸送给我们，望着学生大汗淋漓的样子，王玲既心疼又感动，至今那对鹿茸还泡在家里的大酒瓶里。 我的讣告发出后，学生们立刻有了反应，多是震惊和伤悲，各地的学生通过QQ和微信联络商量后，决定派出两个人作代表前往苏州吊唁，并要我的银行账号，欲打款过来。因为王玲有约在先，且讣告里写得很清楚，我一一谢绝了学生们的好意，有同学一再来电话，要地址和大殓的时间，我忍着悲痛一再谢绝！ 同学们的真情令我感动，我只能对他们说这是老师的决定，还望大家尊重她的意愿。随后，我把网上纪念馆的地址发给同学们，建馆不到一个星期，上网祭奠就超过一千人次，现在刚过四个月，祭奠人次已逾两千。 下面摘录一些同学们发在网上悼念王玲的帖子： 惊闻噩耗，深切哀悼！王老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正直，大气，有真知识，有风骨，有理想，有追求！她只有我们这一届学生，也只教了我们一年，却把她高尚的品格融入了学生的人生。王玲老师永垂不朽！——于多思 王老师千古！我们永远怀念慈祥、坦荡、真诚的王老师！——李皓 王玲老师把高尚的品格融入了学生的人生！——五千年后 王玲老师曾帮我补习过英语，点点滴滴都在记忆里，深深的怀念！——赵文杰 教我的时间很短，毕业20来年后，一见面她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感动流泪表情）——UFO 王老师，您永远属于三年五班。学生于重庆致哀！——传新 王玲老师是我爸认为最有师德的老师，愿你一路走好！——耿箐（这位估计学生的孩子） 下面是同学们拟的挽联： 江南才女，秀外慧中，耿耿丹心垂青史； 人生导师，品正德高，谆谆教诲留人间。 …… 同学们悼念王玲的帖子还有很多，有说王玲虽是老师，但更像姐姐；有说尽管王玲找过他的家长，但他还是认为她是最好的老师。帖子内容更多的是感到震惊、意外和悲伤。我翻看同学们的帖子时，也被学生们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想告慰王玲的是，有这样一群爱她，认可她的学生，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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