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新巴别辞典：文革·“人民大众”
作者：白云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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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新巴别辞典：文革·“人民大众”
作者：白云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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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别辞典》： 文革 作者：朱大可 来源：作者博客 文革批斗会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恶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人民大众” 作者：朱大可 来源：作者博客 1 人民 人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正是它构成了潮流的主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温顺可爱的绵羊，但却在某些非常时期突然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转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气。这种反叛激情是与参与者的人数成正比的。人民在这个限度内改造着历史，企图把它引向世界正义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人类记忆中最明亮的书页。
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衰老的领袖在人民忠诚的潮流中获得了永生。但是仅仅过了十年，人民就开始拥戴新政，而把旧教义毫不犹豫地丢进了废纸篓。这就是人民的法则。潮流掩护这些叛乱，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次光荣的觉醒。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观察，人民支配了世界的走向，但由于它是“无名氏”，因而无须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辜的。人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道德体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人民的天然优势掩盖了它的弱点。这就是人民不可告人的丑闻。
在解脱了身份、责任和道德约束之后，人民变得无耻的日子已经到来。这种发生于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的流氓化运动，就是中国人民所推动的最大潮流。从王朔式的政治反讽开始，经过周星驰的电影“大话”和芙蓉姐姐的S形身躯，我们被告知，道德是可以蔑视的，而美的原则也是可以践踏的。在颠覆国家主义的同时，流氓化潮流也吞没了一切与真理相关的事物。人民选择成为毫无希望的群体。他们拖着种族的命运走向最后的狂欢。
“人民”比上帝更永恒。尼采可以杀死上帝，但却无力判处丑陋的“人民”和历史一起死亡。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宣布从我与“人民”的关系中退出，用隐喻的语言谈论孤独和它的后果，描述一个独在者的阔大幸福。只要我退出，我必获幸福。
这场大规模的丑角演出中，出现了两个失败者，那就是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丑角、媒体和大众的共谋，严重威胁着它们的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畸形扩张的背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开始退缩。它们之间长期维系的三角形均势业已遭到破坏。我们已经看到，程菊花丑陋舞姿解构了舞蹈美学。那些置身现场的舞蹈家评委，对此露出了精英主义的惊异表情。丑角运动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它隐含着这样一种内在的危险；在修理媒体的宣传和规训本性的同时，颠覆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使处境艰难的中国文化雪上加霜。
仅仅把“超女”看做娱乐主义的产物，却是不够公正的。湖南卫视的真正创意，就是数百万张手机选票制造的“海选”。由评委和电视台领导决定歌手命运的央视模式，已经被观众投票模式所替代。这场与电信商的合谋，意外地构筑了文化民主的盛大景观。这是“多数人的善政”，也是民众意志和尊严的胜利。尽管计票方式不够透明，但“超女”的意义已经溢出娱乐范畴，成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参与激情的写照。遗憾的是，基于体制的原因，它无法在更大的社会领域里产生反响。
“哄客”就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群体，它类似以往的歌迷会，却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群体：要么赞美和结盟（这是“赞客”），要么嘲笑和毒骂（这是“骂客”），要么只是发出乐不可支的笑声（这是“笑客”）。尽管角色不同，但其功能却完全一致――享受丑角和呕像带来的狂欢，并且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完成对商业炒作的市场支撑。哄客们是电视和互联网的消费主体，他们的趣味构成“丑角经济学”的支柱，并充当了娱乐型社会的精神路标。
在文化畸形的中国，以所谓“愤青”为主体的骂客，取代了笑客的地位，成为支配大众舆论的主流。骂客渴望言说的权力，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在夺取话语权后，骂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水暴力强加给了这个文化衰退的年代，使它的容貌变得更加冷酷。骂客是的草原上的胡狼，他们集体出动，狙击他们的道德猎物，对他们实施道德打击和羞辱，然后为自己的战果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近几年来，基于微博的诞生，互联网发生了由“哄客”向“扒客”（扒粪者）的重要转型。扒客跟哄客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求真游戏，其目标是撬动沉重的铁幕，获取真相，进而改造令人发指的现实。互联网的公民反贪，是中国自我清洁的重大途径。扒客的梦想，就是扫清臭气熏天的粪堆，重建一个健康、安全、自由、平等和符合人性的世界。
中国粪团，却可以大致分为下列几种样式： 政治粪——源于美国扒粪运动，主要针对政府官员之贪腐和滥权；行业粪——源于美国扒粪运动，主要针对制造业、基金、足球、福彩、慈善等行业；明星粪——源于英国太阳报，主要针对名人和明星的私生活；学术粪——源于本土互联网，主要针对知识精英或公共达人；平民粪——源于本土互联网或电视台，主要针对平民私生活等。 撇开其它粪种，仅就政治粪而言，2008年是中国政治扒粪元年。但它很快就终结于关于“谣言”和“寻衅滋事”的清查之中。
本文节选自《文化虫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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