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一：

学生斗学生，再掀狂澜

工作组走了。作为“镇压学生运动的消防队”，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头雾水地被派到学校领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灰头土脸地突然撤出了校园。随后，他们的主要成员成为文革初期第二波被批斗的对象。

工作组驻校期间受压挨整的老师学生，从此可以获得解放了吧？不，只有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从右派转身成为左派，扬眉吐气、挥斥方遒。更多人因对联的横空出世，将陷入新一轮伤害之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一道鸿沟，划分出中国式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成为一道魔咒，嫉妒心、报复心、虚荣心、虐待狂等等人性的毒素，将以革命的名义继续发酵。

校园里完全乱了套。军训的同学回来后，学校也没有人召集开个会或者广播一下，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反正再也不用坐在教室里学习报纸社论、揭发校领导了。许多人都跑到大学看大字报去了，我因“有案在身”，格外小心，每天上午都去学校转一圈，看不到以往的热闹，班里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校园里大字报不多，记忆里有少量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宿舍楼前，长篇大论，四平八稳，字体工整，一看就是老师们写的，可是没人爱看，大家的兴奋中心是对联。关于诠释对联的大字报，有本校学生写的，也有从外校抄来的，譬如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名篇《自来红们站起来》，开篇就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对联”不仅贴在校园里各种建筑的门楣上，也登堂入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原版“基本如此”迅速变成“历来如此”、“就是如此”、“完全如此”、“永远如此”等等。所有的学生，在对联面前，立即分成两个阶级，不论你是同意或是反对，没有第三种选择。自来红或自来黑，成为整人和挨整的唯一标签。

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的《大事记》简单描述了8月1日的校园。“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今天校内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随之，校内‘混蛋’、‘狗崽子’骂声不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极大的压力。造成群众间的分裂和严重对立。”这段文字用的是8月1日当天的口气，从认识上看显然是后来补写的。

高年级学生以辩论对联为借口在班里公开羞辱“黑五类”的集体活动，基本上没有。我询问了不同年级的一些高中校友，她们都否认自己班里在8月初的几天斗争了同学。我猜想主要的原因是高中各班在工作组期间，已经整过反工作组的同学，班集体或干部子弟早已分裂成两派。次要的原因是高中生稍微年长，“红五类”多少还保持着高傲和克制。例外的原因是高二高三有的班干部子弟数量少，不成气候。（女附中招收的干部子弟以初一、初二、高一的数量最多，说明1964年以后，招生政策是有倾斜的。）尽管没有集中斗争“黑五类”，不过肃杀的气氛、歧视的目光、有针对性的羞辱并不见得少。只有受到伤害的人知道什么叫做冷暴力，心灵的疮疤会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埃掩埋，可是它没有消失，一碰就会出血。受害人不堪回首、不能原谅，加害者不以为然、不愿面对，双方至今回避在班级的聚会碰面，就是现实。

初中生的表现，则更直接、更公开、更狂热。由于年纪小，工作组期间，初中生普遍处于运动的外围，也没有反工作组一说。现在，终于轮到她们登场了。出身不好是硬杠，如果你长得好看、学习成绩拔尖、最先入团、多才多艺、人缘好、老师偏爱、与某个干部子弟有过节等等，同样会招来祸端。每个年级都有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进行公开羞辱、恫吓、谩骂、体罚，甚至暴力的集体性活动。

1966年冬天，我认识了初一3班的原少先队中队长仉乃华，一个长睫毛、大眼睛、高鼻梁的漂亮小姑娘，她说起8月的遭遇，我至今未忘。仉乃华的父亲因当过“资方代理人”被关了起来，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跳龙潭湖自杀，每天中午她被初一的几个高干子弟罚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她们坐在阴凉处，一边吃冰棍一边辱骂她，不时有人骑车围着她打转，看她东躲西闪的狼狈样子，她们哈哈大笑，极为开心。那年，她们都是14岁。

初二3班学生罗玉平有这样的回忆：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社，1999年1月，第221页）由于父亲罗瑞卿大将政治上已被判了死刑，罗玉平（点点）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另册。比她更倒霉的还有初三2班黄梅，受父亲黄克诚大将的牵累，她从上初一就遭到了歧视，对联出来后班里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黄梅和另一同学成为最低一等，受到的欺辱加了倍。我记忆中的黄梅，小小年纪就是“少白头”，厚厚的近视眼镜，不知遮挡了她心中的多少屈辱和苦闷。

暴力，是从8月4日开始的。

1967届初中生、初二4班张鸿敏曾经著文写到，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找到她家，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8月4日上午，她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黑五类”站在黑板前，面对大家站成一排，十几个出身一般家庭的同学坐在地上，张鸿敏是“黑五类”之一。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站进了“黑五类”行列。这时，20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她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接着，“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一个初二女孩，被同学押着从二楼楼梯手脚着地向下爬，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马扎。红五类对黑五类令人发指的折磨，四十多年后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说起来还唏嘘不已。无论这个同学今在何方，她15岁那年受到的伤害都是终生不能抹去的记忆。侮辱她折磨她的同学，你会忘在脑后吗？

初二5班一位学生保存的日记，记有8月4日班里的批斗会，五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当场摘了红领巾和毛主席像章，连她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也被抢去。她还记得，班里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路过初二4班门口，被这个班叫“扫敌”的干部子弟叫住，当众扇了耳光。“扫敌”的骄狂、冷酷，留在不同年级同学的记忆里，她对卞校长的侮辱，也以亲笔字迹保存在王晶垚先生那里。如果那年的8月，借对联之威欺负过同学的“扫敌”们能够读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你们勇敢地走出心灵的困境，去向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同学、老师登门道歉。道歉，是对自己精神的洗涤和解脱，无关乎受害者。因为她们没有你的道歉，也有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人生。不要用“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文革干嘛让我负责”来开脱，道理很浅显，你是孩子，同学也是孩子，为什么人家要受你的欺辱、挨你的耳光？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谩骂也不要退缩，不要把自己应受的惩罚留给下一代。

我所在的初三年级，也是伤痕累累，同学之间的分裂至今不能弥合。每班都有骄狂蛮横、恣意践踏和侮辱同学人格的人，被大家永久记住。听说初三4班很例外，我曾问过一个同学，为什么你们班没有整“黑五类”？她说：“马秋莎不许同学斗同学。个别干部子弟欺负同学的事可能有，但是我们班没有集体斗过任何同学。”我印象中的马秋莎唇红齿白，人很漂亮，性格开朗、阳光，课间十分钟，有时都会听见隔壁教室里她说话的大嗓门。

在叶維丽、马笑冬的口述成长史《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马笑冬说：“一个班集体里会不会发生暴力和学生斗学生的事，常常取决于这个班上的干部。我很感激我们班的头头，她是文革前我们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又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她人很成熟，文革中很讲政策。”马笑冬所在的女八中是文革初以暴力出名的女校，她的班开批判会，一上来那个当“头头”的同学就约法三章，不许打人骂人武斗。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军军官，参加过江西的五次“围剿红军”，“这在当年可谓罪大恶极，如果我们班换一个头头，说不定她会挨打，她的父亲也早就没命了。”这个讲政策的干部子弟叫佟芮，我后来认识了她，心里对她非常敬重。

遗憾的是，像马秋莎、佟芮这样小小年纪却头脑清醒、又有勇气，在狂热暴力的大潮流中，特立独行，坚守着人性大善的女孩，实在太少了。

8月4日下午，还发生了打老师的事件，胡志涛校长在文革后写的《“八五”祭》一文里写道，当时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到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师大女附中当年在校生有1600多人，其中干部子弟（父母职位在司局长以上，或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约560人左右，加上人数很少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子弟，大约600人。当时，身处文化界、教育界的干部首当其冲，大部分已经靠边站，“红五类”的队伍正在缩水，最响当当的惟有军界干部子弟了。她们腰系皮带、一身褪色旧军装的打扮，引领了那个夏天的时尚，后来也成为暴力的象征。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一直把师大女附中称为“皇家女校”。已故知名教育家、28岁就成为女附中教导主任的刘秀莹老师，生前接受网刊《记忆》的编辑戴为伟女士访谈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局委员、常委、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只要有女儿的，几乎90%在我们学校。她们之中，有的很优秀，有的不怎么优秀，有的很不优秀，或者说，表现很不好。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因为学生不好，就歧视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视；表现不好的，也不能歧视。卞校长、胡校长教育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教育和帮助她们成长。卞校长是很热爱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在学校什么都说呀，什么从家里听来的都说。上课，老师讲完课，她举手，她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爸那个文件说的，跟你说的就不一样。”老师说：“你爸那个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讲。”你说这课堂还怎么讲下去了？卞校长看到了，就给中央写信，把这个情况都跟中央汇报，说在家里说话小心一点，有些事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讲；或者再嘱咐一下孩子。像刘少奇，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中南海里的事，你们要讲出去，我就打断你们腿，你们从此别回中南海。教育还是很严的。林彪，他自己的错误咱们单说，林彪对林豆豆，要求非常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林豆豆在我们学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她填父亲的姓名一直用林育容，到初三要毕业了，林豆豆说：“杨老师，我爸爸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顿饭”，班主任想，家长要请吃饭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吓一跳，敢情是林彪。像刘伯承同志，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写的信（给我们），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4门不及格，校长要保送她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刘伯承写一封信来说，该留级（就）留级，不要因为是刘伯承的女儿就特殊。这封信在学校一传开，大家都服气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些老共产党员，不象今天，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像李纳填家庭地址，从来都是中南海大伙房，根本就不敢写别的。（《记忆》112期,4月30日）

时过境迁。1966年8月，在“皇家女校”对老师同学首开暴力先河的，也是来自革命家庭的女儿们。她们虽然只是干部子弟中的少数人，却以残忍、冷酷和不可一世给母校留下了永远的耻辱。

8月4日，我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则通知，大意是明天上午召开班会，请互相转告，按时到校。我暗想，可能又要整我了吧？心里打定主意，明天不来学校！

事后多少年里，只要想起8月5日，我就会奇怪，当年怎有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逃学”？！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