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鞋”背后的“镇反”大批捕

作者：杨敏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内容提要:反特小说《一双绣花鞋》是文革时在全国疯狂流传的地下手抄本,被称为“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这双绣花鞋的灵感,就来自于该书作者况浩文亲身经历的“三·一三”大批捕——重庆镇反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抓捕行动

反特小说《一双绣花鞋》是文革时在全国疯狂流传的地下手抄本,被称为“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这双绣花鞋的灵感,就来自于该书作者况浩文亲身经历的“三·一三”大批捕——重庆镇反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抓捕行动

本刊记者/杨敏

“我找到她,我怎么说呢?我难道说,50多年前,就是我抓的你?”

在重庆冉家坝的家里,《一双绣花鞋》的作者、耄耋之年的况浩文向《中国新闻周刊》重提往事时,有些伤感地说。

1951年3月13日,在史称“三·一三大批捕”的行动中,21岁的况浩文带领一个抓捕小组,亲手抓捕了11个反革命分子。那双后来改变他命运的绣花鞋,就是在其中一个抓捕对象家中发现的。

60年过去,况浩文一直忘不了这双绣花鞋的主人,还曾试图寻访她,但终究放弃了。

这些年来,况浩文收集了跟“绣花鞋”有关的一切,包括各种版本的小说、连环画、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其中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版本的序言:小说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以他亲身经历所写,但写完后,文革开始,他就自杀了。

“我这里许多资料,重庆市两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都要拿去收藏,我没给,我自己要留作纪念。”

最后的疯狂

1950年代初的西南极不太平。作为蒋介石撤离大陆前最后的据点,国民党军警宪特匪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令人咋舌。

“当时光军警宪特匪就有8万人,他们还吆喝了些土匪武装,组成‘反共保民军’‘反共抗俄军’,国民党武装号称达到一百万人。”况浩文说。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在行至成都龙潭寺时,遭到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在内的土匪武装伏击,被挖眼、断肢、剖腹,震惊中央。

从1950年3月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战争,既提出了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也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史称“双十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此前的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重庆从1950年第4季度起,一直到51年上半年,前前后后进行了3次大批捕。最大的一次就是‘三·一三大批捕’,一晚上抓了4000多人。”况浩文告诉记者。

当时,19岁的况浩文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一期毕业,进入刚刚成立、驻地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在公安部五处(边防保卫处)任职。

大批捕由重庆市公安局执行。但是“三·一三大批捕”那次,要抓的人太多,市公安局力量不够,于是向西南军政委公安部求援。

三·一三之夜

1951年3月12日下午,午睡刚起来的况浩文突然接到命令:晚上有行动。

“不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不晓得是什么任务。大卡车都在外面准备好了,直接被拉到了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

对于地主家庭出身的况浩文,这次行动可以说是一次考验。他的入党申请书刚刚交上去。

派来支援的人员由重庆市公安局统一分配。况浩文被分到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派出所,带领一个16人的抓捕小组。

抓捕小组由一名户籍警和西南军区警卫团的一个加强班组成,配备一流的装备:圆盘式冲锋枪。每个小组发一份名单,按照单子抓人。名单由各个派出所上报,经过公安分局、镇反领导小组审查后确定,上面名字、身份、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解放后,这些反革命分子在户口清查中都已登记在案。

抓捕行动在晚上零点到早晨八点之间统一进行。当晚全城戒严,口令是“镇反”,答不出来就是敌人。

况浩文组要抓捕11个人。抓捕时,先以查户口之名敲门,一开门,就用手电筒照眼睛。先问户籍警:是不是这个人?再问对方:你是不是某某某?如果确认,就说:你犯了反革命罪,你被批捕了。然后上去两个人抓起来。没有人敢反抗。

“算起来40多分钟得抓一个人,很紧张。”由于当晚抓捕人数众多,连手铐都不够用,只能用粗麻绳将被抓的人串起来。

抓到第七八个人时,东方已开始泛白。接下来要抓的人是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

解放时,一贯道已发展成为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不仅人数众多,仅北京就有20万之众。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深陷其中。1951年10月,一贯道被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一起,成为镇反运动的五方面打击对象之一。点传师在一贯道中位居第5级,属于上层。

对这个点传师的抓捕很顺利。抓捕后搜查房间时,况浩文突然发现,带穿衣镜的柜子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动了一下。“我以为是个人,我拔枪,斜着身往那个柜子后面扑过去,进去一看,没人。其实可能是我眼睛花了,当时神经高度紧张。”

况浩文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心有余悸:“当时是凌晨四五点,光线不好,屋子又窄,是有点恐怖。恐怕我看那个绣花鞋就两三秒钟,但这两三秒钟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

除了那双绣花鞋,况浩文至今念念不忘的还有两个小女孩。时隔多年,他已记不清那两个小女孩是否是那个点传师的女儿。

当时,那两个两三岁大、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望着涌进来的端枪的陌生人,临走时,还对他们说:“解放军叔叔再见。”

“那一会儿,我心动了一下。事后想起来,她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是来抓她们妈妈的。那对女孩如果在的话,应该是60多岁了。我希望这对姊妹这一生是平安的。”

雾都重庆

1951年3月的重庆依然寒冷。

3月重庆街市的景象,正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英文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载:“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朝天门码头,常常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批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被枪毙。

关于反革命分子的划分标准,况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不一定有现行,不一定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但是你是反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

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关于镇反的消息不绝于耳。

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三·一三”大批捕的当天,重庆的《大公报》以《四千余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为标题,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新华日报》则于第二天发表社论《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

宣传的作用无疑是显著的。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载了两篇检举亲人的文章,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我活捉了我的父亲》,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本泉采写的《罗思棣检举了做特务的丈夫》。文中写道,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揭发亲人罪行之后,都觉得“很轻松”。

不过,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刘少奇在高干会上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此后,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就《新华日报》等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中失控的情况。

在况浩文看来,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大的运动,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政权,你不镇压他,他就打倒你了,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镇反运动之后,各地频发的国民党策动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特务的杀人放火也大幅减少。

《一双绣花鞋》的命运

1955年,况浩文因身体不好,转业至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工作。虽然离开了公安工作的第一线,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倡群众写作。况浩文每晚十点后,拿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至凌晨一两点。几个月后,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完稿。他将稿子寄给了《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想连载这篇小说,但小说里面有国民党女特务对中共党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他们拿不准,就往上送审。

“我在公安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就是克格勃那一套,其中有一条‘美人计’。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对共产党员发生了爱慕之情。”况浩文解释说。

文稿被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和重庆市文联秘书长那里。重庆市文联立刻将此稿列入出版计划,组织了资深编辑和作家参与改稿。

有人向况浩文建议,《在茫茫的夜色后面》这个名字“又长又酸”,不如改成《一双绣花鞋》。

但是,还未等小说修改完成,文革爆发了。况浩文被揪了出来。

当时,《一双绣花鞋》虽然还未出版,但因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经口口相传,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性论”的铁证。

隔离审查40天后,他被放了出来。“我从来就没服过,组织上让我们学苏联克格勃,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学!那些教材是哪个发的嘛?”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况浩文意识到自己也许将从“预备敌人”升格为“候补人民”了。一是林彪事件之后,他被允许听了组织上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另一件事,是他被通知观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这可是19级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的。

“电影里面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在重庆管他叫‘山本七十二’,因为19级以上、也就是每个月工资72块的人才可以看。”

在况浩文为自己的身份纠结之时,《一双绣花鞋》正以手抄本的形式,从南到北,一路疯传。带动小说传播的,一是红卫兵大串联,二是知青下乡。小说以批判“大毒草”的名义,被纷纷传抄。“基本上,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部小说。”况浩文说。

对《一双绣花鞋》的批判仍时时发生。

“有人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就说那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了算了。那个心情,就像跟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但他生来就有缺陷,你把它活埋了算了。”虽然时隔多年,况浩文重提此事依然沉痛不已。

文革结束时,从来不喝酒的他喝到了吐血。

“一般人体会不到什么叫翻身。打倒四人帮那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喝酒的,倒了一盅酒一口就喝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吐了好多血,吐完了就好了。”

寻找绣花鞋的主人

多年过去,况浩文仍然不能忘记那双绣花鞋和那个点传师。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去找过点传师的家。他记得,那是罗家巷200号。“三·一三”那晚,暗夜里隐隐约约可见的那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

“自从那个晚上去过那儿之后,我再也没去过。50年后再去,总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路上,况浩文碰到一位邻居老大姐,她正好认识当年的点传师。

“老大姐说,她叫周元生,后来判了13年。之后表现得好,提前两年释放,但早就不住这儿了。”

况浩文也想过去寻访她,但终究没有成行。

“不过,知道她提前两年释放,我还是心里觉得欣慰。人嘛,过去有罪过,有错误,改了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