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都不愿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

作者：钱理群

来源：博客中国

说穿了非常简单，现在谁都“怕”，谁都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接近鲁迅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你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第二个是当你对现实不满、思考问题的时候，鲁迅（文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钱理群

《博客天下》：16年前，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文革”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6年过去了，怎么看“文革”对今天社会的影响？

钱理群：我觉得影响越来越大。这几年有一种思潮，主张回到“文革”，或者给“文革”很高的评价。现在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人就主张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长期遗忘历史，年轻一代对“文革”时期实际的政治情况、真实情况恐怕都不知道了，于是真实的历史面貌可以被任意解释了。没有走出“文革”，还包括思维方式中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学生）从小就被教育——要有明确态度，站这边站那边。我们的历史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批判、总结，所以就走不出来。具体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但历史背后的思维方式延续了下来，会影响后代。

《博客天下》：你在《我的家庭回忆录》书中讲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怎么看现在的年轻知识分子？网络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共表达很激进，但同时又很犬儒。

钱理群：现在整个知识分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很难让人乐观，很多发言背后是有利益驱动的。现在知识分子对立得非常厉害，北大也这样，左右两派，左派骂右派是汉奸，右派骂左派是五毛党。而且非要把对方灭之而后快，这其实都是“文革”的做法。

《博客天下》：在王瑶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你说王先生对自己最有分量的嘱咐是“要拒绝诱惑”。你曾受过哪些诱惑？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处在北京大学那个位置，是王瑶的学生和部属，很多人找我做这样那样的事，包括我退休之后，也有人聘请我做什么院长啊，年薪多少多少啊，我一概拒绝。诱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各种机会。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就是要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要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便宜占多了，你想做的事情就做不了了。

《博客天下》：不少学生对课本中的鲁迅文章反感，社会上也曾有“鲁迅文章是否应从课本中拿掉”的争论。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怎么看这种情绪？

钱理群：说穿了非常简单，现在谁都“怕”，谁都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因为现在官方不怎么谈鲁迅了，但也不能不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其实很多人反对鲁迅，很大原因是觉得鲁迅太偏激了。鲁迅那种尖锐的思想，（官方）怎么受的了呀！所以我一直觉得，不是中学教材要不要鲁迅的问题，而是中国现在要不要鲁迅的问题。读懂鲁迅需要阅历，你现在读不懂，等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读懂。不能完全按学生喜好（教学）。数学、物理也有难懂的地方，你不懂不喜欢觉得枯燥，就不学了吗？接近鲁迅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你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第二个是当你对现实不满、思考问题的时候，鲁迅（文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博客天下》：鲁迅还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吗？

钱理群：现在不都讲“改革”吗，鲁迅早就讲了，他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要改革”。你看现在的中国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有的人不愿意改革，但他打着改革的旗帜，维持现状或者发展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现在即使想到了问题，也不敢这么说。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拒绝被收编，他第一不被体制收编；第二不被某种思想收编；第三更可贵的，他也不想收编我们。他逼着你跟他一起思考，但并不把现实答案告诉你。

《博客天下》：曾有读者问你对学生孔庆东的看法，你不愿多做评论，为什么？

钱理群：我不愿意公开批评他，因为我们毕竟是师生关系。他毕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他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在我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他的观点所产生的）争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一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观点）越剧烈越偏颇，反而越受欢迎。这样就出现完全两极的评价，极其讨厌和极其崇拜。因为这样，我就不大愿意公开评价他，但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

《博客天下》：你有一个很著名的言论“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包括北大”。你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钱理群：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缺少信仰，生活没有目标。中国现在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其价值观就看你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有房。追求物质利益、追求房子本身没有错，但把它作为唯一的追求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学是就业教育，为了就业，教育根本的意义就没有了。（现在）北大高智商利己主义者更多，这很可怕，（这样的北大学生）是最容易掌权的。

《博客天下》：你从北大退休后曾在中学讲鲁迅，却并不顺利，甚至宣布“告别教育”。这中间是什么问题让你痛苦？

钱理群：我总体是比较绝望的。我发现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方法的问题，而是（教育背后）利益链条的问题，不仅行政官员被卷入，甚至学生、家长也被卷入其中。这个利益链条不斩断，中国教育是毫无希望的。但还是有一些老师，在课堂上坚守一些东西。我就提出一个口号——“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从改变课堂开始，在课堂范围内讲一些有益于孩子成长的内容。局部改变有希望，但根本改变不可能，绝无可能。

《博客天下》：有人质疑北大、清华的校训不符合现代社会，你认为呢？

钱理群：我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的传统，至于什么进步，什么创新，那是意识形态，是套话，包括像“北京精神”是什么什么，没有任何人相信那种话。问题就好玩儿在这个地方，提出的人自己都不相信。现在（说）爱国的人爱国吗？真爱国的人不会整天谈爱国。鲁迅有一句话，“缺什么就喊什么”。

《博客天下》：有人说“北大现在是不出大师的时代”。

钱理群：不是现在，北大一直没出大师。晚清后五四前有一些大师，之后就基本没有了。大师，是真正有自己系统的原创性的东西。比如我讲鲁迅，并没有超出鲁迅的原创，那我就不是大师，我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

《博客天下》：作为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钱理群：鲁迅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精神。他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所以我有很强的反省意识，我很知道自己的局限。我没有那种去宣讲、去影响别人的冲动，我对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怀疑。我理直气不壮。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是太气壮了。

《博客天下》：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你说的比写的好”。

钱理群：其实我这个人讲话是有气场的。

《博客天下》：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

钱理群：我早就写好了。一个北大学生曾写信给我——“不管别人怎么对你，我们都很喜欢你，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人”。那时我正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我觉得“一个可爱的人”，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如果我死了，墓上就写——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博客天下》：大家肯定希望钱老以后越来越可爱。

钱理群：老了，总有一天会让人讨厌的。

                                       2015-11-10

 

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钱理群   

来源：博客中国 2015-08-06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