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实录】:探亲·送别 作者:老边


 

【知青岁月实录】:

探亲

(1)

“探亲”,是部队的专用词,意为现役官兵返回家乡探望父母和家人。在准现役编制的兵团,这个词也被沿用下来,而且规章制度也与现役部队相仿。例如:每两年(而不是一年)一次探亲假,每次假期12天,探亲假照发工资(这点与现代公司相仿),报销往返火车硬座车票。超过12天计为事假,事假扣发工资。

北京知青的大规模探亲始于1971年年底。大多数人都选择了1972年春节之前回家。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领导每次只批准有限的人数探亲。我和家人商量好,与王朋、蒙星等少数人没有回家过春节,而是在春节之后才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乘车路线是:鹤岗乘慢车至佳木斯,佳木斯换乘直达快车,隔日凌晨到达天津,乘天津至北京的快车、上午9点、在北京站大钟的《东方红》乐曲中走出站台。

我们三人在火车上,拟订了一个周游全国的伟大计划。但一回北京,该计划立刻被抛到脑后。与家人已经两年半未见面了,怎么可能放我们走呢?

在我下乡期间,我家从苏州胡同101号大院搬到了和平里10区。回家时,是拎着提包、拿着地址找到家门的。仍然住在5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感觉好极了。父母当时还在北京郊区下放劳动,但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每月定期回家休息。上小学的妹妹平日寄宿在邻居家。全家人在分离两年多之后团聚,都很高兴,做了一大堆好吃的。父母说我长大了,我说妹妹长高了,其乐融融。

几天以后,父母回去继续劳动。妹妹白天要上学。我在家里难得地真正休息了几天,找些闲书看。

但很快就闲不住了,从张路家借了个120相机,纠集王朋和蒙星,开始了在北京各大公园的“巡游”。

看得出,当时的美学水平还是很初级的,常以青松、飞檐为背景。当时的时尚,也还有很深的文革印记,像章、军帽,尽管已经是林彪事件以后了。


(2)

知青探亲,要带走很多东西,也要带回很多东西。

带走的,主要是食品。哈尔滨知青带面粉、豆油、白酒,北京知青带大豆、白酒、黑木耳。每人至少两只大提包,每只提包可装40斤面或更重的大豆。连里从来不承担送行的责任,再多的东西,也要自己想办法运到鹤岗火车站。到鹤岗的公路从1连经过。只要到了1连,就有办法乘公共汽车或拦截货车到鹤岗。然而,从鲶鱼哈到1连,12里路,再好的体力,也无法扛着这许多东西走到1连。

运气好的时候,赶上“千里马”(连里的轮式拖拉机)去鹤岗办事,是最幸福的了。运气差点,也能搭“千里马”或马车到1连。实在不行,就只能借自行车、找人送行。每个男生都有多次送人的经历。有一次,我去送人,大雪封路。23号地,积雪没膝。无法推自行车,只好肩扛手提,将大包小包运到没有积雪的高坡上,再回来扛自行车。

1连距离鹤岗只有约15公里。即使坐在运送粮食的货车上面,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对于远在黑龙江边的知青来说,在货车上蜷缩1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很苦的事情了。或者蜷缩在驾驶楼后面,可以抓住前面的栏杆、相对安全些,但驾驶楼也遮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人很快就被冻得僵硬了;或者蜷缩在车厢后部,风相对较小,但危险较大,发生过多起转弯处翻车、麻袋砸伤人的事故。

上火车也不容易。那时虽然没有“春运”的概念,但火车也少,春节前后也十分拥挤。进车厢、占行李架,就像打仗一样,推推搡搡、分秒必争。这就苦了女生们。此时若有男生同行,必定骁勇异常。

我每次从北京站下车,出站台,都在108路电车起点站上车,还能有个座儿。到终点站和平里下车,还要走约1公里,爬5层楼,才能进家门。见到家人,十分兴奋,所有的旅途疲劳,一扫而光。辛辛苦苦带回的东西,其实也没派上什么用场。记得父亲将“北大荒”酒用于醉枣,因为它的度数太高了、75度,不敢多喝。

到了北京,还要给当地战友捎东西。前日翻出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当时的“购物清单”,扫描如下:

(回家办理事项。张路,军棋。孙笑荔,哑铃。老马,扣子(小)。老田,加重辐条10根,裁缝书3本。李治平,加重辐条10根。轴线10轴,白3黑7)

从家里往回带的东西,就是五花八门了。吃穿用,一应俱全。每次临行前,母亲都要给我装满一大瓶炸酱,肉多酱少,还有花生仁、核桃仁,美味至极!

离开北京,经过两次换火车、1次换汽车之后,隔日傍晚到达1连。在1连连部给4连连部打电话,请小叶传话,叫人来接。大约1小时后,有人骑车来接。

进了宿舍门,一片欢呼。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的食品拿出来“共产”。炸酱最受欢迎。烤馒头片抹炸酱!满满一大瓶炸酱,顷刻见底!

……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坐在家里,看着电视转播的春运节目,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似乎闪现着我们当年探亲的影子。

哦,岁月流逝,亲情永恒。

 

送别

(1)

边疆生活8年,经历了许多次送别。多数是送战友回乡,或上学、或病退困退、或转插(转到离家较近的人民公社插队),也有因工作调离去其他单位的。

根据日记记载,最早的一次送别,是在1970年1月4日。当时,兵团组建战备值班团,从各连抽调战士。我所在的1排某班被抽调走4人。当天“中午包饺子,大家凑钱买了些东西,和将要走的同志们举行了小小的送行宴会”。“这几位同志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虽然相处数月,但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吧!”

最后的一次送别,是在1977年3月27日,根据王文英保存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王文英去哈尔滨上学,我们一行7人去送她。下面是我们在鹤岗的留影。

后排左起:景玉芬,张凤琴,江锡华,尚德宜,王文英前排左起:边晓春,郑文新,王朋

在鹤岗火车站,我将一首小诗写在一张纸上,送给她。内容如下:

临别赠文英同志(寄调《诉衷情》)

同窗同志亦同心,转瞬已十春。
    当年壮志何在?
    大浪荡烟尘。今去矣,待明春,会故人。
    携手笑谈,征程万里,重任千钧。

                     郑文新,王朋,边晓春77年3月27日写于鹤岗

到了1977年的4月某日,再一次去鹤岗的时候,就是别人送我了。


(2)

前日整理旧笔记本,发现封底的塑料皮里夹着一张1970年的年历。抽出来准备扫描留存,却带出了藏在里面的一张照片。扫描如下:

这是1973年送张路上学。可惜当时已经几乎不写日记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甚至记不清这张照片是在鹤岗还是在宝泉岭照的。

1968年,毛主席就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到了1973年,邓小平等人复出以后,停顿了7年的大学招生才重新开始。由于采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而不是考试招生的做法,故1973年至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后来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1973年,对于已经下乡4、5年的广大知青来说,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即使是后来不被看好的“工农兵学员”,也是梦幻般的出路。那年,我已经离开4连。推荐上大学时,张路和杨葳幸运地被4连推荐,而我所在的团机关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所以可以想见,送张路上学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她的幸运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自己未能如愿感到遗憾。

不过,当时的我,还是“扎根边疆”的坚定分子。即使上学,也是坚决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所以,对前途悲观失望一类的情绪,应该还是没有的。


(3)

1973年刚把张路送走上学,转过年来,又要送孙笑荔上学了。当时的照片如下:

与前一张照片比较,才过了一年,但大家都好像成熟了许多。特别是笑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其庄重的形象,好像就没变过。

笑荔的运气很好,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心里真是替他高兴。笑荔能被连里推荐,十分不易。他1971年回京参军未能如愿,曾一度比较消沉。在那样一个政治压力无处不在的环境中,重新振作起来,得到全连上下的一致推荐,需要怎样坚韧的毅力啊!

后来,1975年,我回家探亲,还到清华园的学生宿舍看过笑荔。当时就在想,不知我能否作为学生,踏进这幢大楼。两年以后的高考,本来是有机会圆梦的,却又不够自信,未能抓住。

人生有许多机会。每个机会都是岔路口。40年前,大家一起走进了鲇鱼哈;若干年后,又逐一在自己的“路口”离去。如今,就职业而言,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不止一座高山了。然而,大家的心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多远。只需一个小小的机会,就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在一个新的虚拟的“鲇鱼哈”里。

这里,不曾有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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