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实录】：探亲·送别
作者：老边
|
|
|
|
| |
|
|
| |||
|
|
| |||
|
【知青岁月实录】：探亲·送别
作者：老边
|
|
| ||
|
| ||||
|
| ||||
|
【知青岁月实录】： 探亲 （1） “探亲”，是部队的专用词，意为现役官兵返回家乡探望父母和家人。在准现役编制的兵团，这个词也被沿用下来，而且规章制度也与现役部队相仿。例如：每两年（而不是一年）一次探亲假，每次假期12天，探亲假照发工资（这点与现代公司相仿），报销往返火车硬座车票。超过12天计为事假，事假扣发工资。 北京知青的大规模探亲始于1971年年底。大多数人都选择了1972年春节之前回家。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领导每次只批准有限的人数探亲。我和家人商量好，与王朋、蒙星等少数人没有回家过春节，而是在春节之后才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乘车路线是：鹤岗乘慢车至佳木斯，佳木斯换乘直达快车，隔日凌晨到达天津，乘天津至北京的快车、上午9点、在北京站大钟的《东方红》乐曲中走出站台。 我们三人在火车上，拟订了一个周游全国的伟大计划。但一回北京，该计划立刻被抛到脑后。与家人已经两年半未见面了，怎么可能放我们走呢？ 在我下乡期间，我家从苏州胡同101号大院搬到了和平里10区。回家时，是拎着提包、拿着地址找到家门的。仍然住在5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感觉好极了。父母当时还在北京郊区下放劳动，但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每月定期回家休息。上小学的妹妹平日寄宿在邻居家。全家人在分离两年多之后团聚，都很高兴，做了一大堆好吃的。父母说我长大了，我说妹妹长高了，其乐融融。 几天以后，父母回去继续劳动。妹妹白天要上学。我在家里难得地真正休息了几天，找些闲书看。 但很快就闲不住了，从张路家借了个120相机，纠集王朋和蒙星，开始了在北京各大公园的“巡游”。 看得出，当时的美学水平还是很初级的，常以青松、飞檐为背景。当时的时尚，也还有很深的文革印记，像章、军帽，尽管已经是林彪事件以后了。
知青探亲，要带走很多东西，也要带回很多东西。 带走的，主要是食品。哈尔滨知青带面粉、豆油、白酒，北京知青带大豆、白酒、黑木耳。每人至少两只大提包，每只提包可装40斤面或更重的大豆。连里从来不承担送行的责任，再多的东西，也要自己想办法运到鹤岗火车站。到鹤岗的公路从1连经过。只要到了1连，就有办法乘公共汽车或拦截货车到鹤岗。然而，从鲶鱼哈到1连，12里路，再好的体力，也无法扛着这许多东西走到1连。 运气好的时候，赶上“千里马”（连里的轮式拖拉机）去鹤岗办事，是最幸福的了。运气差点，也能搭“千里马”或马车到1连。实在不行，就只能借自行车、找人送行。每个男生都有多次送人的经历。有一次，我去送人，大雪封路。23号地，积雪没膝。无法推自行车，只好肩扛手提，将大包小包运到没有积雪的高坡上，再回来扛自行车。 1连距离鹤岗只有约15公里。即使坐在运送粮食的货车上面，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对于远在黑龙江边的知青来说，在货车上蜷缩1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很苦的事情了。或者蜷缩在驾驶楼后面，可以抓住前面的栏杆、相对安全些，但驾驶楼也遮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人很快就被冻得僵硬了；或者蜷缩在车厢后部，风相对较小，但危险较大，发生过多起转弯处翻车、麻袋砸伤人的事故。 上火车也不容易。那时虽然没有“春运”的概念，但火车也少，春节前后也十分拥挤。进车厢、占行李架，就像打仗一样，推推搡搡、分秒必争。这就苦了女生们。此时若有男生同行，必定骁勇异常。 我每次从北京站下车，出站台，都在108路电车起点站上车，还能有个座儿。到终点站和平里下车，还要走约1公里，爬5层楼，才能进家门。见到家人，十分兴奋，所有的旅途疲劳，一扫而光。辛辛苦苦带回的东西，其实也没派上什么用场。记得父亲将“北大荒”酒用于醉枣，因为它的度数太高了、75度，不敢多喝。 到了北京，还要给当地战友捎东西。前日翻出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当时的“购物清单”，扫描如下： （回家办理事项。张路，军棋。孙笑荔，哑铃。老马，扣子（小）。老田，加重辐条10根，裁缝书3本。李治平，加重辐条10根。轴线10轴，白3黑7） 从家里往回带的东西，就是五花八门了。吃穿用，一应俱全。每次临行前，母亲都要给我装满一大瓶炸酱，肉多酱少，还有花生仁、核桃仁，美味至极！ 离开北京，经过两次换火车、1次换汽车之后，隔日傍晚到达1连。在1连连部给4连连部打电话，请小叶传话，叫人来接。大约1小时后，有人骑车来接。 进了宿舍门，一片欢呼。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的食品拿出来“共产”。炸酱最受欢迎。烤馒头片抹炸酱！满满一大瓶炸酱，顷刻见底！ ……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坐在家里，看着电视转播的春运节目，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似乎闪现着我们当年探亲的影子。 哦，岁月流逝，亲情永恒。
送别 （1） 边疆生活8年，经历了许多次送别。多数是送战友回乡，或上学、或病退困退、或转插（转到离家较近的人民公社插队），也有因工作调离去其他单位的。 根据日记记载，最早的一次送别，是在1970年1月4日。当时，兵团组建战备值班团，从各连抽调战士。我所在的1排某班被抽调走4人。当天“中午包饺子，大家凑钱买了些东西，和将要走的同志们举行了小小的送行宴会”。“这几位同志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虽然相处数月，但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吧！” 最后的一次送别，是在1977年3月27日，根据王文英保存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王文英去哈尔滨上学，我们一行7人去送她。下面是我们在鹤岗的留影。 后排左起：景玉芬，张凤琴，江锡华，尚德宜，王文英前排左起：边晓春，郑文新，王朋 在鹤岗火车站，我将一首小诗写在一张纸上，送给她。内容如下： 临别赠文英同志（寄调《诉衷情》） 同窗同志亦同心，转瞬已十春。 郑文新，王朋，边晓春77年3月27日写于鹤岗 到了1977年的4月某日，再一次去鹤岗的时候，就是别人送我了。
前日整理旧笔记本，发现封底的塑料皮里夹着一张1970年的年历。抽出来准备扫描留存，却带出了藏在里面的一张照片。扫描如下： 这是1973年送张路上学。可惜当时已经几乎不写日记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甚至记不清这张照片是在鹤岗还是在宝泉岭照的。 1968年，毛主席就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到了1973年，邓小平等人复出以后，停顿了7年的大学招生才重新开始。由于采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而不是考试招生的做法，故1973年至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后来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1973年，对于已经下乡4、5年的广大知青来说，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即使是后来不被看好的“工农兵学员”，也是梦幻般的出路。那年，我已经离开4连。推荐上大学时，张路和杨葳幸运地被4连推荐，而我所在的团机关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所以可以想见，送张路上学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她的幸运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自己未能如愿感到遗憾。 不过，当时的我，还是“扎根边疆”的坚定分子。即使上学，也是坚决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所以，对前途悲观失望一类的情绪，应该还是没有的。
1973年刚把张路送走上学，转过年来，又要送孙笑荔上学了。当时的照片如下： 与前一张照片比较，才过了一年，但大家都好像成熟了许多。特别是笑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其庄重的形象，好像就没变过。 笑荔的运气很好，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心里真是替他高兴。笑荔能被连里推荐，十分不易。他1971年回京参军未能如愿，曾一度比较消沉。在那样一个政治压力无处不在的环境中，重新振作起来，得到全连上下的一致推荐，需要怎样坚韧的毅力啊！ 后来，1975年，我回家探亲，还到清华园的学生宿舍看过笑荔。当时就在想，不知我能否作为学生，踏进这幢大楼。两年以后的高考，本来是有机会圆梦的，却又不够自信，未能抓住。 人生有许多机会。每个机会都是岔路口。40年前，大家一起走进了鲇鱼哈；若干年后，又逐一在自己的“路口”离去。如今，就职业而言，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不止一座高山了。然而，大家的心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多远。只需一个小小的机会，就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在一个新的虚拟的“鲇鱼哈”里。 这里，不曾有送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