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

作者：张鸣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的干部知识化，现在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中间可能还有些水分，要靠党校什么的，滥发文凭帮忙，才能完成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但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官员，按过去的标准，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学校和研究机构，更加明显，几乎所有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连团委、工会、妇联干部，都不仅有学历，而且有职称，领导的职称还都挺高。在大学里，理论上讲，领导都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对于学校的业务，有着全方位、立体的统辖权，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术一把抓到学官。

学官有学而优则仕的，也有仕而优则学的，其中不乏优秀的学者，但是更容易混进混混。现在的学界，第一认官，其次才认学，甚至官大学问大，做官以后，做学问看书做试验的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飙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算是个人才，当了官，时间一久，也毁差不多了。

可是，被毁和正在被毁的人才，以及更多的学术混混，却在统治着中国的学界。

干部知识化好不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比起从前干部以大老粗自居，强调自己“工农干部”身份的时代来，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只要把过去搞阶级斗争，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其实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仅仅是比工农干部多读了几天书而已)这个因素去掉，其进步的幅度也有限。在过去的时代，外行领导内行的最大弊病，其实主要不是瞎指挥，而是外行总是以政治问题的借口整内行。至少在教学和研究部门，在真正涉及责任方面的业务决策上，外行的领导，只要头脑还清醒，一般是不敢贸然拍板的。事实上，在真正的专业领域，一个外行，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很难插嘴。后来揭露出来的瞎指挥案例，多在非常时期，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或者在那些乍一看对技术要求不那么高的领域。当然，政治运动是当年的主旋律，所以，外行领导内行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罪有应得。

不过，现在的内行领导，整人的功夫依旧，只是由于条件所限，没法子轻易把人发到农村或者监狱里去，好像看起来轻了点，其实，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一样杀人。内行深谙学界中人三昧，或诱以名，或诱以利，或者反过来让人名利全失，在具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职业含金量比较高的时代，仅仅为了保住这个职业，就足以令人对他们俯首帖耳。

整人显然不是内行领导们的得意之笔，他们最拿手的事是从事“似学术”事业。什么叫“似学术”?就是既不能叫它学术，也不能叫它伪学术的一种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活动其实就是宣传，但内行们将之点缀一点学术术语，或者似是而非的学术术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在做学术，所有宣传稿子，都摇身一变，化为学术成果，可以评职称，可以拿项目，可以获大奖。有时，这种活动可以包装得非常学术，绝不缺乏学术术语，也合乎学术规范，甚至弄好了都可以到国外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但是，却没有内容。

他们不仅搞“似学术”，而且制造“似学术”，每年的国家项目指南，都是这种“似学术”的标本，所有的学术评审，得到激励最多的就是“似学术”的货色，一个又一个耗资巨大的学术工程出台，用不着细看，只看题目就知道属于“似学术”的范围，很大，很华丽，绝对不缺乏学术术语，但就是没用。

像当年大跃进土法炼钢的事情，在内行领导下是没有人做了，跃进依旧跃进，不过已经是在绝对科学，绝对学术的招幌下。高层的决策，当年某大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傻事，肯定也没有人做了，但我们由学官组成的专家团，一样可以把根本不合乎常识的主意，包装成最科学，最学术，最合乎世界潮流的金科玉律。

在从前外行不能，也不敢说话的地方，内行都敢说，而且大胆地说，肆无忌惮地说，只要说话带点学术的包装，什么主意都敢出，只要内行们能有好处，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谁也不会拆穿西洋景，即使有个别人不识时务，那么下次将他赶出去就结了。皇帝的新衣，依旧一丝不挂，照样招摇过市。

只要把学术机构还是衙门，学官握有比官僚还大的权力，那么，皇帝就只能穿着什么也没有的新衣，而学术，也只能像一个豆牙菜，却包裹着华丽而厚重的外衣。

 

艺人们非政治的政治倾向

作者：张鸣

来源；爱思想网

在清朝，所谓的艺人，就是伶人，唱戏的。过去倡优并称，都是下九流，子孙不能应科考。下九流的人物，当然不入社会主流，政治跟他们没有关系。前朝的皇帝，还有偏爱戏子的，喜欢得紧了，干政这样的事儿，就免不了。像五代后唐的小皇帝李亚子，混在戏子堆里演戏，伶人可以抽他的嘴巴，用戏子治国，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其实，为政用艺人，也不算十恶不赦。史家痛恨的宦官，也有为人不错的，用谁不用谁，关键看用的那个人有没有本事。汉武帝宠爱一个舞儿卫子夫，爱屋及乌，用了舞儿的家人做大将，不也万古流芳吗?当然，这样的风流事也就只有汉武帝能干，别个干了，政治上就不正确。稍有不慎，出了岔子，后世史家劈头盖脸地骂。皇帝也要脸，所以，到了清朝，皇帝就特别讲究了。艺人别说干政，就是开句玩笑，都有掉脑袋的可能。西太后老佛爷那么喜欢京剧，把京城里有点名气的角儿，都招到宫里来唱戏，也没听说哪个受宠的敢对朝廷的政事多句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皇帝的千秋节(生日)，太后传旨，要戏班子演《白帝城》。一个皇帝过生日，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满台白盔白甲白幔帐。一向得宠的叫天子谭鑫培觉得大不对劲儿，也只是演完谢恩，拼了命地磕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不能干政的艺人，不见得没有政治倾向。太平天国造反，虽然同为底层社会的阶级弟兄，但艺人没有喜欢这帮造反者的。因为天国禁止娱乐，吃开口饭的没饭辙了。一般来讲，本朝发生的事儿，很少入戏的。但有一出《铁公鸡》，讲的是清军和太平军交战，清军大将张国梁力擒太平军将领铁公鸡，却成了经典，一直到清朝覆灭，还有人在演。前些年，我还曾经在潘家园淘到过这出戏的剧照。不仅不喜欢太平军，几乎所有的造反者，唱戏的都不喜欢。因为这帮人叫人唱戏，给钱不给钱，全在首领的一念之间。有的疯子，还抢了戏班的行头，做他们创立新朝的朝服。

不消说，艺人在朝廷和叛逆之间，选择的是朝廷。不仅是因为，那个年月，只有朝廷的命官和富商，能捧得起戏子，艺人们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这样这样的环境，他们才有饭吃。在战乱之中，谁有心思听戏呢?晚清时分，外国人来了。朝野上下仇外情绪严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呢?艺人不喜欢外国人，因为跟他们来往的官人们也不喜欢。在乡野里走动的跑台艺人，迎合民众，编两出排外打教的戏，也是有的。天津教案，烧了望海楼的教堂，就有过一出《火烧望海楼》的戏，那一阵儿很火。但是，到了后来，老外也来看京剧了，事情就有点变化。开始老外是看热闹，看龙套，看跟头，看武打，包括看茶楼戏园子里扔手巾把。后来看着看着，就有点看出门道了，喜欢戏的，不仅有日本人，还有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结果，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艺人们就分成了两拨，一拨儿跟着义和团闹腾，杀洋灭教，耍大刀。还有一拨儿被当成二毛子，被到处追杀。当年的名伶孙菊仙，就有被说成二毛子的遭遇，没辙，只能逃出北京。

庚子过后，艺人们，至少北京的艺人们就不怎么仇外了。庚子时节跟八国联军有过合作的齐如山，还参与了梅兰芳的戏改，把那位已经很受在京的西洋人喜欢的梅郎，包装一下，走出了国门，去了美国，俄国，也去了日本。在日本，还拉起了一堆的“梅党”。

艺人卖艺为生，买票捧场的(在清朝叫茶钱)就是衣食父母。有花大钱捧角儿的，就是知己朋友。他们在政治上似乎挺糊涂，但在人情道理上，却不含糊。过去人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其实都是骂人。被贬为下九流的人，恰恰对于义气两个字其实看得很重。梅兰芳祖父梅巧玲故人灵前焚债劵的故事，说的其实是一个艺人，对赏识他们的官员故交的情义。这样的故事，在晚清还有不少。达官贵人，发达的时候，对自己相好的艺人，一郑千金，没落了，反而要靠已经红起来的艺人接济。这样的故事，也延续到了民国。张勋复辟之前，唱堂会出手大方，所以，进京复辟前后，天天唱大戏，当年的当红艺人，个个都来，卖力地唱。复辟失败，逃到荷兰使馆，艺人也会去见他。张勋下野到天津做寓公，没了势力，过生日，北京的名艺人都去，不给钱也唱，排不上还要争。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只要见到过去的故人，因为汉奸罪的缘故，流落不偶，就会偷偷地接济他们一点钱。尽管他自己抗战期间蓄须明志，不肯登台，却会因这些人曾经捧过他，伸出援手。北京的梨园行，有个铁打的规矩，每年过年，名角要一起唱上三天的义务戏，所得收入全部用来接济贫苦的同行，这叫“窝头会”，意思是给落魄的穷艺人挣个窝头钱。这三天，再牛的角儿，也没有推的，能上台的，都来，那戏，好着呢。
当年的艺人，对于帝制、共和其实不大明白，谁上台，谁下台，也不怎么看重。他们只知道，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在强权面前，艺人多半硬不起来，一般来说，只能躲着走，顺着来。梅兰芳抗战期间蓄起了胡子，说是不为侵略者演戏也行，说是环境不好，捧场的少了，养不起戏班子也不是不可以。尚在北平的马连良继续演戏，不也得东奔西跑，到处走穴，才能把班子维持住?艺人得罪不起人，政府，军人，帮会，土匪，地痞，一个都得罪不起。不是不想用强，是用不起强。尤其是那些角儿，自己横一回，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了。

所以，艺人也讲政治，他们的政治，是非政治的政治，看重的，只是义气。如果有一天，艺人们连义气都不讲了，那么，不是政治变坏了，就是艺人们堕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