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八：1971日记选议（3月、4月）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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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八：1971日记选议（3月、4月）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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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八：1971日记选议（3月、4月） （7）绕道恒湖返云庄 我的弟弟是69届“中学生”，1970-3“毕业分配”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见《时隔一年又遇“一片红”》、《磕磕碰碰，弟弟进“兵团”》）。虽然他在南昌郊区新建县，距离我插队所在地新干县200余公里，但要换车数次，相当不便，加之经济拮据，近在咫尺也就成了咫尺天涯。一年后，1971-3，我在结束探亲返回山村的路上才绕道那里。不过，在此之前，元旦春节期间，我就在上海感受了兵团的“魅力”。 1971. 1.19 星期二 雨转阴 午后肖德洪老师送来一份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的慰问信。 【忆与议】 诸如此类的慰问信似乎并不多见，更不曾听说知青“接收地”通过母校等渠道向“输出地”发送慰问信的。也许这是因为建设兵团的领导层来自部队，他们带来了部队稳定新兵的系列做法。相比之下，农村人民公社体系没有这类对知青及其家庭的“维稳机制”。 1971. 2. 3星期三晴晚上6时半，我和爸爸一起去七一书场参加卢湾区革委会乡办举行的“欢迎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大会”。十团最近派了12人的学习汇报小组，代表843名上海青年来沪学习汇报。12人中一个是张股长（宣传），一个是赵参谋，其余十个是知识青年，其中九人是团员，有三人是排长。十人中有两个是东风中学的，一是三班夏玲银，一是5班郑言国，均与我弟弟认识，我亦有些认识他们。赵参谋一一介绍了十位知青代表。张股长作了汇报。843名上海青年有450多（460？）评为“五好战士”，占50%以上（全团是30%），有107人入团。然后，夏玲银等三人作了个人汇报。（十人中女生占70%）夏原与义弟同在十二连，她在蔬菜班，70-9调到营部任小学教员。郑言国从小学起即与弟弟是同学，到江西后即分配在农机连。散会后先后找郑、夏打听了去十二连途径。夏建议与她们同返，大约还有十来天。但太匆促。她主动介绍了自己住址：柳林路85/2。 学习汇报小组是28日动身，29日抵沪，已走访了500多同学家庭。9点半与周云良的父亲同回。 今晚的大会值得参加。三位知青的汇报很使我感动，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惭愧。 【忆与议】 派出“汇报小组”向“新兵”的家长汇报，短短几天就走访数百个家庭，大概也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特色之一。几乎就在一年前，1970-1-15，我在日记里写到，从留村过年的知青来信中得知，“县革会组织了一个赴上海家庭访问学习慰问队，7日动身赴沪，25日离沪返赣。鸡峰公社有两个代表，由梅峰和乐门各派一人参加。该队的任务是，1、向上海青年家长汇报，2、动员返沪同学回江西度春节。他们说，要搞春节战备，防止苏修在春节搞突袭。”那个“慰问队”来无影去无踪，连在沪探亲的知青本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来自“第二故乡”的“慰问队”在上海活动过！（参见《第一次回城探亲的农民》）看来，同属“县团级”领导层，“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就是大不一样耶。由此，不得不再次感叹，三四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配角”们——知青“输出地”和“接收地”的管理部门——究竟做了些什么，至今没有什么披露，某些号称“全景式”描写知青历史的文艺作品更对此避而不谈，如此“历史画卷”可信吗？ 1971. 3. 8 星期一 阴 下午，4:30东风母校李梅标老师送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司令部、政治处的喜报（弟弟被评为五好战士）。李老师记性不错，还记得我是同徐、金、刘、费等同去井冈山插队落户的。 【忆与议】 早在一个多月前，1970-12-24，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收到弟弟来信（12.21）。四好总评初步名单中，他也评上了。不错！要向他学习。”1月底，我得知也被评上“五好”，但是相关的奖状直到3月底回村后才看到。（详见《迷茫复迷茫》）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建设兵团要比一般农村来得“到位”，因而对城市中学生的“吸引力”也强一些。当然，也不能就以此断定农村人民公社体系下的知青管理部门无所作为，毕竟他们面对的是插队知青，颇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态势，而管理干部没有军营式管理的权力，却有与当地农民千丝万缕的联系，维稳难度可想而知。 1971. 3.12 星期五 晴 77次很挤。多亏章帮忙安置好行李。19:28准时开出。妈妈今拉练去虹口公园，送至18路车站。祖父、父亲、小妹均送至火车站。呵，再见吧！上海。 1971. 3.13 星期六 晴 经过15小时又12分钟旅程，于10:40到达英雄城——南昌。 近南昌时结识了一个进贤上车、到十三连去的青年。由他作向导，到小件行李寄放处寄放两只旅行袋。因要上车票，由他看管行李，买了3月15日11:30 385次南昌→萍乡列车到樟树，1.50元，于是得以寄放行李。在那个进贤青年指点下，乘1路汽车到八一大桥，步行二、三里即到船码头，购了下午1:00到昌邑山的船票。那人有个表兄住胜利路，便邀我去他家里。大约有1里多路光景。我有幸看到了南昌城内陈旧的房屋之状。后来他到其表嫂店里去，我独自去码头，正巧开始上船。在船上向去昌邑山的人打听了去十二连路径。后来又碰到马当中学一个在崇义插队、亦去12连看同学、昨天到此、今去南昌退车票的同学。那再好也没有了。4:30到达昌邑山。想不到弟弟已在那儿等候已久。乃步行3小时，晚上七点多到达西沙港。排长聂三龙晚上来和我谈了会儿。弟弟买了饭。已有24小时多未吃饭了，根本就不愿吃、不想吃。晚上弟弟与周云良合睡。那个进贤青年在同行到团部即分了手。 【忆与议】 时隔四十年，对十团十二连所在地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在日记和收支流水账里留下了火车站到十二连的路径：火车站乘1路汽车（票价0.16元）到八一大道，步行二三里到船码头，船行三个半小时（票价0.80元），到达昌邑山，再步行3小时，到达西沙港。路途不易，可见一斑。 1971. 3.14 星期日 晴 上午和弟弟到大堤上玩了玩。后来就在宿舍里谈谈。午后和弟弟到营部（恒波分场）去了一次。本想再去八连，人实在疲劳，脚底亦痛，没有去。晚上同弟弟直谈到十点多钟。 1971. 3.15 星期一 晴 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吃了点早饭，6:30即登上返队的路途。大约8点10分左右，到达团部（恒湖）。本拟兄弟俩合影，可是服务部要到九点才开始。我再三叮嘱弟弟一定要留影。早上我假借了家里的名义给了弟弟10元钱，因他手头通常只有2元多钱。可到了团部，硬给我2元钱作路费。一瓶带给他的鱼肝油也硬给了我。8:30乘上汽车，与弟弟告别。这次与他见面仅40小时。 汽车于10:45到达八一大桥。到八一大桥看了一下，即乘1路去车站，乘机观光了南昌八一大道。领了行李（因超过一天，各加1角），立即上车，很快就开动了。12:09到向塘，2点到樟树。正赶上汽车到汽车站（8分）。去新干汽车已无。转去船码头，亦无当日船了。即买了明天5点的船票。于是就开始了10多个小时之久的难熬的“日脚”。 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南昌70届学生（去峡江看望姐姐）、一个去高岭大队的苏北瓦匠、一个湖南涟源去新干的瓦匠、一个在溧江公社玉山大队插队的上海青年、一个去吉水的上海青年，五、六个人相互交流交流也不感寂寞。深夜天寒地冻，南昌学生搭起了火，就暖和得多了。0:26 49次列车到樟树后，上海青年成批来到，仅行李就有7车之多。 【忆与议】 离开十二连（西沙港）回南昌，换了一条路径，不乘船了，改由西沙港步行一个半小时到恒湖，坐汽车两个多小时到达南昌八一大桥（票价1.50元）。著名的八一大桥、八一大道也是匆匆一瞥，远远看了看“万岁馆”。具体模样已经毫无印象。参见http://bbs.hsw.cn/read-htm-tid-3572053-page-1.html等网络资料。 1971. 3.16 星期二 晴 4点开始售票时，就到入口处候船。4:30上船，5:00开船，8:45到新干。未看到大队拖拉机，就到汽车站候车。又结识了一个去艾家园的浙江人，是带着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互相照顾，彼此协助。她为我看行李，使我可去街上：我则帮她排队买票，上车时自己的行李寄托，帮她提20来斤的旅行袋。到麦斜，其公公来接，也上了车。1:50新街上，下车后，天气极热，走了一里多路，就只得把棉衣、球衫裤、绒线衫、绒线背心全都脱了。到小坑休息了一会儿，取了信件，于下午3:30安抵云庄。 在快到新干时，见到69年春来我大队贫宣队的老李，他是去安源学习回来。新干发现了百米地下的煤矿，在大洋洲发现了盐矿。另外还听说在樟树机场下发现了石油。 【忆与议】 当时只以为发现了矿藏就可以开发，殊不知必须通过“究竟有无开发价值”的评价关。
在“小别”云庄将近三个月以后，1971-3-16，我回到云庄。日记里留下了如下“心情随笔”—— 1971. 3.18 星期四 阴转多云 早上起床写信。上午书毕。写了满满四大张。心情很不舒畅。主要是为了自己至今非但不能减轻、反而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今年究竟怎么干，自己心中无数，茫茫然。看来刘TN也是如此：他写“几度寻芳此处来，何时能逢春。自问自答”和“桃红柳绿春满园，深山仍如故”等字句。还说云庄“山清水秀，地薄人瘦”等等。这也正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 【忆与议】 这是当年插队知青真实“活思想”留下的一斑痕迹。两年多的“再教育”“艰苦奋斗”，曾经幼稚地幻想实现自给自足已然成为泡影，大多数人还是过不了“养活自己”这一关。尤其是回沪期间与同龄人的比较，加剧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日记中刘TN在“宿舍”墙上的涂鸦，用当年的习惯性语言就是，“不健康情绪的赤裸裸的大暴露”。我记录下来也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共鸣。 十多天后，3-30日记里说，“今天收到了盼望多日的家中来信。”我在1971-10-19留下了摘录，内容就是爸爸3-24写给我的信里对我3-18去信的答复： ——父七一年三月廿四日来信来信讲，今年怎么干，心中没有底。这说明你思想上有急躁情绪。我们看来，还是安心劳动，劳动之余，尽可能挤些时间，认真读点书。把带去的几本经典著作好好读一下。不要像去年那样浏览一遍，而是遇到问题认真想一想。能够做笔记，当然更好，不能做就算了。另外，看到报纸上的问题讨论，自己有看法，最好能用笔写下来，这样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更有条理，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刻。至于今后会有怎样的变化，不必多去想它。想了不仅没有用，而且有害——产生灰心情绪。总之，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这样既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盲目乐观。事情就是那样复杂多变的。……我感到对于以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不必多想，多想的结果，是自寻烦恼。 类似的摘录与笔记，起始于1971-10-19，并且有如下开场白—— 这本本子记得还是在69年下半年一次去新干时顺便买的。当时想作为笔记本来用的。可是，一直没有用它，也没想到记些什么东西。今天是离开上海的第35周月了。近三年中，同亲人、亲友、朋友都有些通信。大都处理了。今年才感到，应当录下一些，一是留念，二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亲人们来信中不仅是对我生活上关心，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关怀，录下的意义也就在这儿。 不过此类摘录并没有持之以恒，到1972年底就停止了，也算留下了当年家信的极小一部分。 1971. 3.19 星期五 晴 队里的温室育秧，今天早饭后搬到田里去了。我正巧被七根看到，也一同参加了。 【忆与议】 当年的农业生产上几乎年年有些“新花样”，恰恰缺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温室育秧”是又一个实例而已。不禁使我回想起，1970年春天曾经红火一时、随即不了了之的“试验田热潮”（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科研小组”人去楼空》）。 1971. 3.20 星期六 晴 早上是掮杉木，没有去。上午、下午在禾下搞田园化，填废沟，扩耕田。上午有6个人，董、金、两个三湖人、冬生和我。下午仅金、冬生和我，共三人。没有干部，要自由些，精神负担亦轻些。 【忆与议】 所谓“田园化”，是当时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1969年冬天提出的“一化带七化”中的一项内容，在那种体制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效果。“两个三湖人”则是当时强制本县县城附近的“地主富农”全家老小搬到偏僻山区，云庄接受了三户，分别姓蒋、卢、肖。听说知青回城以后，他们也全部返回了三湖老家。时至今日，我一直不知道当初是谁制定这个“驱赶地富”政策的。 1971. 3.21星期日多云晚上的政治夜校我是第一次参加，没有干部在场，吵闹不堪，根本收不到一点实效。 【忆与议】 政治夜校又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副统帅”提出“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等口号，先是部队里推行，然后“全国学解放军”，政治夜校也就“遍地开花”，凋零于“副统帅”折戟沉沙之后。 1971. 3.22 星期一 阴有雨 早工未出。上、下午均在庙下填窟。 1971. 3.23 星期二 多云 早工在高坑修圳。上、下午在发电站挖圳。中午收工时带柴比挖圳还要累。晚上政治夜校，下放干部王锡琪上课，讲毛主席给新华社负责人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忆与议】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也是不可违逆的最高指示。当年很少言及此信的由来，现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查得——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十月）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根据《文稿》的注释，这篇文稿“是为发表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拟的。”我记得在插队云庄的日子里，曾经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这篇十多年前的“最高指示“，还虔诚地抄录下来。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发表？难道也需要对外保密？现在重读此文，伟人真是充满了诗人的浪漫。 1971. 3.24 星期三 晴 早工原是作田塍，可是因为怕水冷，都带了镢头，东寻西找，混了个早工时间。上、下午均在毛竹坑。上午作田塍，下午与富泉一起修圳。 【忆与议】 这样的早工现象不是偶尔的。三月下旬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工“作田塍”，田里的水面上还有一层薄冰，下到田里，咔嚓咔嚓作响，双脚冻得通红，直到麻木得不感到刺骨的寒冷。问题是，如此这般的战天斗地是不是必要？如此的付出有多少回报？ 1971. 3.25 星期四 晴 早工是掮板。先掮了两次花皮，后来是几个人合作，因我个子小，无人合作，站着一旁打打帮。最后与几个矮个仔掮了一块收工。上午与两个三湖老俵及七根在高坑，先是在秧田起圳，后作田塍。下午先挑三担种谷，后在仓库背后耘秧田。晚上夜校，支书讲话，什么也未听进去。 【忆与议】 又是“政治夜校”。不记得当时“政治夜校”是几天一次。 1971. 3.26 星期五 多云 早工在晒场给场地育秧浇水，……上午起是食堂的公差，与郭两人磨豆腐，豆25斤。相当疲劳。上午坐了半天，屁股都坐痛了。晚上县宣传队在仓库演出2小时，7:30～9:30，没味道。午、晚两餐吃豆腐渣。 【忆与议】 早春时节，也是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插队知青不像当地农民家里有主妇，每年会早早安排应对菜荒，所以知青的“吃白饭”日子是很难避免的。好在还能到粮站买些黄豆回来佐餐，而做豆腐的下脚料豆腐渣也不舍得拿去喂猪，而是加些葱花、食盐炒一下用来下饭……！
1971. 3.27 星期六晴 接公社通知，今天全体五七大军去公社开会，听取省、地、县三级五七大军工作会议精神传达。7:10开始与沙、老周三人同行。行至新街上，扒上拖拉机，九时许抵麦斜。十时多才开始开会，秩序混乱。下午的会亦是如此。散会后与徐JC、老周三人同行。到新街上休息，与郭、金、陆等一同回云庄。沙、桂、徐继续开会二日。 【忆与议】 无从查考1971年江西省三级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知青及下放干部（日记里的老周属于此列）统称五七大军。又到公社开会，不能不回想起去年的失望而归（见《从盼望到失望》）。既然知青上调工厂已经开了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必然失去号召力，也就不能不让知青望断秋水一样盼望上调。 1971. 3.28 星期日 晴 早工挑土砖，国栋家猪栏间的旧墙拆除了。上午在发电站那儿作田塍。下午男生停工，种芋头。 1971. 3.29 星期一 阴转小雨 早工在禾下挖圳。上午在晒场，挑泥、挑火土、平秧床、播种、压种、插篾等等都做过，总之是参加了温床育秧。下午去船仔背作缺。收工后带柴61斤回来。雨水、汗水流成一气，又冷又湿。 晚上，徐、陆、桂、沙、刘和我在食堂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食堂问题和日前麦斜会议精神。关于炊事员，同意了桂关于让金参加大田劳动的建议，而另拟人烧饭。这一来，就得从郭和我两人中挑选了。而我是不准备在春插期间烧饭的。 【忆与议】 关于“温床育秧”，已无太多的记忆。从日记的片言只语来看，那是在晒谷场上制作秧床，覆以塑料薄膜，以保持地温，故有“温床育秧”之名。然而，如此程序与投入，不仅麻烦而且成本高昂，必定难以大面积推广。实际上也确实是昙花一现，只此一次。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倒霉的是基层百姓，为不断的折腾买单，辛勤劳作仍然换不来年终分红时的收入增加，久而久之，势必怨声载道，最终“离经叛道”。 云庄村知青的“食堂”在1971年进入第二个年头。其实，留在“食堂”里不仅仅是“炊事”，还要种菜，喂猪，乃至近三十人的生活用水（洗脸刷牙及日常饮用，日用量不少于5担，每挑一担单程约200米），总的工作量并不轻松。但是生产队是不给工分的，所以，长时间从事“炊事”而不在“再教育的老师们”面前露脸，是很忌讳的，既影响“钱途”——加工分无望，更影响“前途”——如要博得“再教育的老师们”的好评，积极参加农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否则，即便平时出勤率高也会被认为是不能吃苦耐劳。这就是当时我不愿意在春插期间烧饭的原因。 1971. 3.30 星期二 阴有雨 早工在塘di修机耕道。上、下午均在禾下挖bi，树兜很多，挖起来非常费力。……晚上办学习班，贯彻三级五七大军座谈会精神。将花5个晚上办学习班。 1971. 3.31 星期三 阴 今天仅出了个早工，在榨边作机耕道的圳堘。……晚上学习班是学习中央文件。昨天是九生讲话。 晚上学习班是议论我大队五七大军存在问题。开得很不成功。 1971. 4. 2星期五 阴 有时有雨早工和上午在起种谷。上午实际只有半个多小时在起种谷，后来就是收拾浸种的禾戽、谷箩等。……12点即收了工。下午和明发、羊善在禾下开陂，十分腻人。晚上学习班在大队部开。启发、九生讲了话。因众人疲倦，草草结束了。 1971. 4. 3 星期六 阴 时有雨早工在榨边作田塍。锄头多，耙子少，拿锄头的也只得搭泥。上、下午在老hou拖泥船。 晚上学习班告结束。……。确定了周日晚上学习制度及食堂制度。 【忆与议】 又是办学习班，又是学习中央文件，但对具体内容未有记录。这种老生常谈式的“学习”，结果是效果归零。想当初，1968-11刚到云庄插队的时候，晚上政治学习的劲头何其高涨。随着时间推移，接触社会实际不断深入，对空头政治是渐行渐远，特别是农忙对学习的致命冲击。虽然1971-4-3还在制定“周日晚上学习制度”，实际上可谓最后的空谈，接踵而至的春插大忙使之无疾而终。 1971. 4. 4 星期日 阴 早上在榨背作田塍。上午与明发、羊善、王仍在那儿作田塍、作缺。下午仅我们两个上海人在禾下作缺。主要是明发“放白鸽”——未来。在梅发及干才的指点及帮助下总算作出了些成绩来，免遭一事无成的结局。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作缺”，是一项工作量不很大、但很重要的农活。当地是山区梯田，田间的水全部采用自上而下的自流灌溉方式，从来不用水车之类的工具，因此，控制每块田的水位是一个“系统工程”。每块田都有一个“缺”，也就是该田块较低一侧的田埂上有一个一尺来宽的缺口，这是控制该田块日常水位的重要“阀门”。尽管通常每次进水之后只要简单地铲来一块草皮、加上一些烂泥就可以做成“阀门芯”、关闭“阀门”了。由于“缺”这个“阀门”关系到一年里水稻生长的需要和收成好坏，不能有漏水等隐患，所以“作缺”就成为备耕时节的一项重要农事。 现在不清楚，“作田塍”是不是一种传统的农事。所谓“作田塍”，是指当年每年春季水田耕作之前，对田埂进行全面维护，把所有梯田的面向水流方向的田埂统统抹上一层“水泥”，保证不漏水。此中工作量相当巨大。但是我在近几年与云庄人的交往中发现，如今没有“作田塍”的农活，看来，这与冬天不再“搞三光”是呼应的。所谓“搞三光”是当时冬闲季节整修农田的一项内容，把田埂上的杂草除掉，仿佛是剃胡子，因为田埂有三个面需要“修整理光”，所以当地农民称之为“三光”。（参见《令人刮目相看啊——从修圳说起》《下乡三天，开始三光》等文。）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搞三光”“作田塍”难道也是“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的特有产物？待考。 1971. 4. 5 星期一 阴有雨 清明早上和上午及半个下午在卢家山栽禾，是场地薄膜育的秧。后半个下午在台面上作田塍。 晚上吃馒头，每人1.5斤。我一下吃了一斤一两。给徐JC2两。 【忆与议】 此处场地薄膜育秧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温床育秧。其实，只适用于发生异常春寒的情况，以期保证秧苗生长不违农时，正常年景大面积采用的成本颇高，在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制下则更加没有优越性可言。 在新干的水稻种植区，当年除了稻谷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粮食品种。所以，偶尔去买一些面粉，做一点面食，都是以每人一斤为底线的，大吃一“斤”的情况屡见不鲜。 1971. 4. 6 星期二 阴时多云 早工在庙下作田塍。上、下午挑大粪。是从未做过的事，也比任何一次挑大肥要吃力——一担大肥去，一担水回。体质虚弱，汗流浃背。 1971. 4. 7 星期三 阴 早工到船仔背掮板。双肩因昨挑大粪疼痛，未去。洗了4件衣服。 上午与春林、家学、义芽在猪场挑大粪。本来是派×××去的，但他怕脏怕臭未去。我不在乎什么臭不臭。没有大粪臭，哪来大米香？！ 午后刘动员我和他去胡狄坑砍柴。两人奋战半天，共砍柴六、七百斤。刘340（160+180），我280（140×2）。另外还有百余斤未挑回来。 晚上夜校由启发、老王谈关于春耕生产问题。 【忆与议】 村子里有几个公用茅厕，属于干式厕所，所以需要人为加水稀释。一担重量在120斤以上，所以一天下来相当辛苦。而砍柴半天，又挑140斤甚至180斤的重担回家，如今更觉得不可思议。 1971. 4. 9 星期五 阴 早工在榨边作田塍。上、下午在禾下栽禾，小苗带土移栽。看来我们组进度最慢。 【忆与议】 此处又有一个新名堂“小苗带土移植”。具体的育秧过程已无记忆。但记得此法给插秧带来的莫大苦楚。此法既然是“带土移栽”，也就是不能像传统秧苗那样洗去根部的泥土，所以挑到大田插秧时，数倍于传统秧苗的重量，而且一担挑不了多少秧；到了大田，又无法像传统的秧把那样把秧苗抛洒散布到大田里，于是，动员大家每人带上一只脸盆，到了田边把秧苗装进脸盆带着下田，才能开始插秧；还必须有人在田埂上为插手的脸盆里补充秧苗，但因脸盆在田里的传递只能是把脸盆抛来抛去，所以又不时造成泥水四溅……。记得当时就有农民抱怨这是“少慢差费”，确实如此！这样的育秧法貌似突破传统，但是在其他因素仍然是维持传统的情况下，是无法大面积推广使用的。 1971. 4.10 星期六 阴 早工在禾下堆缺。上午继续栽禾。下午在猪场边西排作田塍。右腿根淋巴腺发炎，从未有过的疼痛。 1971. 4.11 星期日 晴 早工在石尾作田塍。上、下午在榨背拖泥船。福芽未到，故有两个上海人，上午是王，下午是刘。 【忆与议】 当年在“田园化”中使用“拖泥船”颇多。目的在于把小块的水田合并成为大块。尽管是选择高低尽可能接近的田块予以合并，终究还是存在高差，这在水田里是忌讳的，因此要把高处的泥迁到低处。又没有合适的机械，只能用人力拖动木质的“泥船”。一般是三人一组，先由各人各持四齿钉耙把一块块泥巴装到“泥船”上，然后两人在前面“拉纤”，犹如牛马，另外一人在后面用钉耙顶送助力，拖到低处，大家合力拉翻“泥船”，卸下泥巴。这种办法毫无疑问是非常原始的。
转眼之间，“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插大忙又开始了。1971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春插大忙，日记中已然不见了前两年的新鲜感，也没有了感叹与谈论，仿佛是在编制和摘抄生产队分组“生产进度简报”，反映了当年“集体生产”过程中的“先近后远”的安排原则。现在看来，当年我似乎是有意把云庄村的一些小地名记录下来。 1971. 4.12 星期一 晴 今天，我三组开始栽禾。早工在老头扯秧。上、下午在石枯栽禾。日栽十余亩。 1971. 4.13 星期二 晴 早工在老头扯秧。上、下午在卢加山栽禾。 1971. 4.14 星期三 雨转阴 出工内容同昨。早工栽了两坵秧田。晚上开大会，布置生产，明天开始打夜工。 【忆与议】 所谓“打夜工”，是当年农忙时加班加点的一种说法。具体而言，一般都是指清晨天不亮就由生产队干部吹哨叫醒众村民下田劳动。而吃过晚饭以后再去干活的情况很少。其实，把第二天插的秧提前一个晚上拔起来、捆成秧把，捂上十来个小时，对秧苗并没有什么好处，对人而言更是有弊无利的“疲劳战术”。即使是每次农忙由蹲点督战的公社干部授意和安排下的“树标兵、高工效”或“搞突击”之类的活动，“积极、主动”地在晚饭后“继续革命”也很罕见。毕竟，“大跃进”年代那种晚上被迫开夜工、实则到山上睡觉的瞎胡闹，在基层民众中是深恶痛绝，失去号召力了。所以，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最多是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回家吃饭，目的是把远离村庄的某一地块的活儿突击完成。 1971. 4.15星期四 阴 早工在老头扯秧，57个。上午栽完卢加山，开进榨边。下午栽禾田亩较多。 1971. 4.16 星期五 多云 早上4点开始扯秧，101个。然后栽秧田。上下午均在榨边栽禾。 七根、春桂、志新、振家和冬生、菊孙、富泉今天搞突击，分别平均每人栽禾2亩、2.2亩。三组全组栽禾25亩。他们即占14～15亩。 1971. 4.17 星期六 阴有雨 今天我组上海青年被德才激将法匆促上阵搞突击。上午六人，下午董、金休息。栽禾3.8亩。人是疲倦不堪，与全根、顺茂、添仔三人相比要少多了。他们三人全日栽禾4.41亩。 【忆与议】 纵观1971年春插日记，扯秧（学名：拔秧）采用“计件制”的只有两天。不记得为何“夭折”。 用“人均日栽面积”来“搞突击”，这对知道内情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稀罕，因为名义的田亩数与实际的田亩数不是一回事，“搞突击”完全可以有猫腻。详见1970日记选（33）《第二次参加双抢（再续）》。日记中4-17知青仓促上阵“搞突击”，有两个知青半天就退下阵来，有可能是对猫腻不满，也有可能是连续一周苦战再“搞突击”，体力不支。 1971. 4.18 星期日 阴 继续打夜工。上午栽完禾下。下午开进庙下。 1971. 4.19 星期一 阴有雨 今天是因为下雨，5点开始扯秧。上下午均在庙下。上午栽6.54亩的大坵。仅起线就170分钟！因下雨原定今天吃掉庙下未遂。 【忆与议】 云庄村有一块“超大”的田块，面积号称6亩5分4厘，通称“七sa”或“七sa dei”。当年听说是把邻近地块不断合并起来的结果。现在据说在分田到户之后，它已不复存在了。记得云庄村面积在三到四亩的田都不是很多。那块“七sa”更是大家视为畏途的，因为一下到田里就难有插秧到头、得以站在田埂上、直腰歇歇的机会。日记里说，“仅起线就170分钟”，那是我特意向知青中唯一带表下乡的插友借来，在“大战七sa”时统计那个众人瞩目的时间。由于丘陵和山区的田块没有一块是形状规整的方形、矩形等等，都是“奇形怪状”的，所以插秧时每块田里必有一个高手“起线”，他不仅插秧速度高于常人，还要选定每块田里稻株的走向，所以这个“插手”插的那一路是那块田的第一路，也是最长的一路，还必须横平竖直，成为大家“齐头并进”时的标杆。可想而知，在“七sa”插一路就是将近3小时，而且还有众多“快手”在边上紧追不舍，这在大家心目中是十分恐怖的事情。我在云庄七度参加春插，不止一次参加过“七sa大战”，而且都是紧挨“起线”的位置上。这是因为自下乡后第二次春插（1970年）时我“脱颖而出”，又快又好，每逢“奋战大坵”（一般把三亩以上就视为“大坵”了）时，常常被“逼上梁山”——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把我“挤”到“起线”人边上，希望看到我被“吃田螺”的狼狈相。不过这样的尴尬没有发生过。 1971. 4.20 星期二 阴 早上4点扯秧。上午及下午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马攻下庙下。开始攻拿埠口了。 1971. 4.2 1星期三 晴 早上扯秧。上下午在猪场门口栽禾。今天开始分几起人马吃拿埠口。我们六个上海青年在一起，全天栽禾近5亩。 1971. 4.22 星期四 阴 早工扯秧。开进白石坑。下午因汤、程两人回队，董、王两人去接，老周来栽禾。又因田不好，不好栽禾，再加昨天突击，故今天速度很慢，总共大概不过2亩左右。 1971. 4.23 星期五 雨 早工在仓库后扯秧。上午把昨天留下的七分糟糕田吃完后，到路心仔下面栽禾。西坑基本上由老俵在昨天下午完成。下午汤、周两人亦来。下午由我和刘两人负责起线，因为田都小，大坵都未耙好。进度亦很慢，全日不过2亩左右。 1971. 4.24 星期六 大雨 早工仍在仓库背后扯秧。今天吃掉了拿埠口。……两汤、董、金和我五人今天栽了大约2亩多些。主要是因为西排上那块2亩多的萝卜地实在不好栽禾，大大影响速度。下午的倾盆大雨是罕见的。今年的天气有些古怪。 【忆与议】 从4-21的日记开始，几乎每天记录了知青单独统计的当天实绩，说明知青开始成为单独的一个劳动小组，显示了“知青独立成组”的倾向。从1971-5的日记来看，该年春插期间的工分仍然是采取“评定农忙工分”的方式，但这对知青有一定好处，因为平时知青的工分只有当地同龄人的七折左右，而春插“农忙工分”的“折扣”比较小，知青“被剥削感”得到一定的减轻。然而，知青更希望“独立成组”，藉此在工分问题上减少来自生产队的制约，由于这需要“按件计酬”这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到1972年春插得以实现。后详。 1971. 4.25 星期日 阴 一夜大雨至清晨方止。绝大部分上海青年都未出工。各组只有一个“代表”去出工：一组陆，二组桂，三组汤。 下午公社五七办公室老李等两人开座谈会，了解我云庄五七食堂情况。我与刘未坐多久即上楼，因为感到无兴趣。 【忆与议】 云庄村知青在1970年春节以后自发办起“大食堂”，与大多数知青由最初的集体户变为各自分灶恰好“背道而驰”，所以，一年后得到有关部门重视。不记得为何那天我们不感兴趣。但是，1971-5-7我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公社出的五七专刊上所载云庄食堂之调查，许多地方与事实相违。”不知道那样的座谈会和五七专刊之类会不会进入政府档案之列。如果存档并有一天公诸于世，还有没有人关注其中的细节及其真伪。 1971. 4.26 星期一 阴 早工仍是插秧，5点起床。今天全组奋战一天，吃掉了长坑仔。下午到7点半才收工，天色已漆黑了。 1971. 4.27 星期二 阴多云 早工扯秧。今天吃掉了高坑。此地田亩甚宽。我们8个“上海人”全天栽禾近5亩。 1971. 4.28 星期三 晴 早工扯秧。今天开始吃石尾。因昨天太累，故今天速度较慢。晚上又在高坑扯秧，8～9点。上海青年充满乐观气氛，说说唱唱笑笑，颇为有劲。今天是栽禾以来出工最长的一天。 【忆与议】 上文提到晚饭后再去干活的情况很少。此处记载晚上有一小时的拔秧，这在整个春插农忙十多天中也只有一次。估计是春插大忙的最高潮到了，公社乃至县级干部要下乡“鼓劲”，于是来一次“作秀”，上上下下都可以有所交待。 1971. 4.29 星期四 多云→雨 早上即栽禾。5点起床哨响，我第一个出工。上午吃完石尾。下午基本上扫平高坑。我们上海青年多是栽大坵的排上田。 1971. 4.30 星期五 多云、阴 早工扯秧，在村口。上午与四个短个：顺茂、风生、添仔、志和在老头栽秧田。下午我们上海人（除董）七人，实际6人，金在挑秧，共栽秧田2亩余，6点即完工了。老俵在炉下栽排上的田。 1971. 5. 1 星期六 阴有阵雨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三组今天第一个宣告栽完早禾。早上在门口扯秧。上午因秧不足，未及栽完炉下。下午由汤、汤、王、金和我五人负责栽完。老俵们栽完了牛眼仔（排上）。今年基本上实现了省革委提出的“不栽五一禾”的口号。收工较早，与汤、王二人帮一组知青栽禾至黑。 今年的春插大忙自4.12至今共20天，出勤19天整，收获很大。4月26日黑板报上表扬了一批五七战士，有陆（坚持用架子，日栽1.19亩）；刘TN、我、汤JM（吃苦耐劳、出勤高、质量好）；桂、沙（吃苦耐劳、出勤高、质量好、带病出工）；徐（每天最早起身，吹起床哨）。 我自己稍微作了些成绩，就得到贫下中农的表扬，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但是，总结这20天中，自己骄气甚足，也影响了周围的同志。自己没有很好注意同周围同志的关系，也影响到三组上海青年兄弟组上海青年的关系。所以，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指示，反骄破满，批修整风，在自我总结中在思想上有所收获与前进，在今后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 【忆与议】 这天的日记就像是一份小结。也许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次农忙，也可能是心情最好的阶段之一。联系到1970年秋天开始有知青被招工进厂的实际情况，也是1971年农忙时表现上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以为招工不会停止，有希望跳农门了。日记所云受到生产队黑板报表扬的徐，“每天最早起身吹起床哨”，是知青集体户中的负责人，此时已经成为“大队革委会”成员之一，而每天吹起床哨恰恰是很会挨骂的苦差事。 回顾在云庄的那些年，应该说，插秧是我最出色的农活。这与我的体力、能力基本上是匹配的。然而，其他的农活需要更强的体力，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在一个多达三十人之众的集体户里显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佼佼者”；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色的情况下，要紧的是有一副好身体，“小车不倒只管推”才是最好的表现；在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年代里，艰苦不在于劳动的本身，而在于思想上的压抑，尤其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纵然“全能”也难以获得招工招生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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