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连载十四:面试闹剧·学外语 作者:王安平


 

【足迹】连载十四:

五十九、面试闹剧

小青虽与我同校就读同时下乡并同在白市插队,但以前我们并不相识。与他相遇是在大塘八队我的同班同学处,并意外得知他是我的远房表弟。不过,我们之后的友谊却远远超过了那遥远的社会关系。

再次与小青邂逅是在县知青办的招生办公室现场。当时是下乡后的首次招生,几个贵阳技工学校同时来到县里。但我不知道招生单位实际上是带着事先拟定的名单而来,换句话说就是来“点名招生”的。来者出于对当地执政者的妥协,与之达成某种交易,留出少量的招生指标供县知青办推荐的人选使用,即听似美好的“推荐招生”。

我和小青还有其他同学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基层组织一级一级推荐,到这里不期而遇的。

招生办公室的面试现场设在知青办的会议室里,二十来平米的房间里挤满了应试的同学,除了贵阳和上海的知青,还有天柱本乡本土的知青。吞云吐雾的烟客们把室内搞得乌烟瘴气,令人透不过气来。

招生人员并不理会外地知青,他们仿佛对本地的知青特别感兴趣并当场对其中的一位女生提问,人声嘈杂的室内立马安静下来。“这位是某某公社突击发展中最年的轻党员、劳动模范,是县知青办重点推荐的人选。”旁边有人在小声向同伴介绍。

“请问某某某,你是哪一年毕业的?”“七…七零年吧?!”她嗫嚅着回答,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都学了哪些课程?”考官显然发现了她的紧张,放慢语速安慰道:“你不要着急,慢慢回答。”“学了政治、语文、算术、物理、化学……还有自然。”“请你告诉我水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它的分子式吗?”“水——水能喝,能浇地,能洗衣服,能……”“它的分子式?”考官打断她。

我们暗暗为她着急,又不敢在考官眼皮底下公开帮她作弊,有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分子式?分子式?”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考官。

“你们究竟是怎么学的啊?”考官明显不悦地皱起眉头。

“我们忙着生产,忙着生产,忙着……”她低头绞着衣角喃喃地说,两颊涨得通红。

考官叹了口气,换了个题目:“队旗,你知道队旗是什么样子?”“队旗?队旗?”她仿佛蒙了。

“团旗呢?你能说说团旗的样子吗?”“……”她依然无言以对。

“那么党旗你总该晓得吧?”仿佛在挑战考官耐心的极限,她居然还是答不上来。

考官有些生气地启发她:“你好好想想,你入党时是在什么样的旗子下宣誓的啊?”“我在国旗下宣誓的!”屋内顿时大哗。

考官摇摇头默默合上手中的笔记本,提高声音对满屋的人喊道:“静一静!静一静!”旋即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环视屋内待考的人群,缓缓地宣布:“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听候通知吧。”“您还没考我们啊!”有人大声质疑。

“你们的情况我们都晓得了,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面试如此草草收场,惊愕、迷茫、愤怒的神情交替出现在应试者的脸上。然而,大家不得不乖乖退出现场,回去等待那海市蜃楼般的希望。

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应试者不过是“点招”的陪衬罢了。

我和小青自知求学渺茫,决定重新拾起在校时学过的英语,用自修充实我们的知青生活。资料暂时不成问题,早在获知重新招生时,贵阳的同窗好友就及时给我寄来了初中的全套英语课本。

“最大的困难是口语,怎样解决发音不准的问题呢?”小青提出了疑问。

“这个不难”,我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们可以拜白市中学的余国廉老师为师。”余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毕业,是文革后分配到白市中学的教师,我曾经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拜师想必不成问题。

“好,一言为定!”俩兄弟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六十、学外语

从县里面试回来后,我和小青专程到白市中学余老师家登门拜师。路上我暗自思忖:会不会吃闭门羹?半月前我与余老师谈话的情形立刻打消了顾虑。那是个赶场天,余老师正坐在白市饭店门口休息,我走到他跟前:“你好!余老师!”“你好!”他诧异地望着我,“你是——”“我是贵阳知青,姓王。”“你有什么事?”他示意我在旁边坐下。

“是这样,我的房东桂花佬的孙子是你的学生,听他讲,你在课堂上劝他们用功读书,提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有什么问题吗?”他打断了我。

“不不!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只想告诉你,几年前我的老师就因为同样的言论被斗得死去活来,吃尽了苦头。我知道你是个好老师,不愿意看到你被人揪辫子。”我诚心诚意地说。

“谢谢你!”余老师握住我的手。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文革”仍在进行,祸从口出的悲剧随时都会发生,没有必要以卵击石自取其辱。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敢讲真话不易,敢于对陌生人坦露心扉更加困难。但对眼前这位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我以为不必设防,也许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惺惺相惜吧?

白市中学距街上一华里左右,环境优美,校园内绿树成荫。余老师夫妇住的木房一室一厅,客厅兼做办公室。室内整洁舒适,木地板拖得干干净净。他妻子李老师是他的同学,也是白市中学的老师,已去给学生上课。只有余老师在家。

得知我们的来意,余老师非常爽快地满口答应,并对我们重拾课本继续学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赞赏。当即翻开书籍指导我们复习音标:“i:——i——e——?”“i:——i——e——?”我们专注地跟着认读。离开学校不过五、六年,这些曾经学过的东西怎么就统统还给老师了呢?

读着读着,当年的英语启蒙老师王竹青那令人难忘的眼神仿佛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初,王老师给我们上初三的英语课文,在讲解英语语法被动语态时举了个例句:

“The  sun  was  covered  by  cloud.”(太阳被乌云遮住了。)这本来只是课本中的一个例句,谁知竟惹来了轩然大波。有同学发难,上纲上线地在课堂上大喊大叫:“乌云永远也遮不住太阳!王竹青在放毒!”“我讲的是书上的内容——”“狡辩!你明明是借书本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发难者粗暴地打断王老师,根本不容她分辩,抬出的帽子吓得王老师不知所措,脸色霎时变得惨白。

有人跳上讲台,扭住王老师的双臂,强行按她低头;有人在台下领呼口号:

“王竹青必须低头认罪!”“打到王竹青!”“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王老师低着头,透过镜片无助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前排座位上的学生,我正好坐在离她最近的位置,清清楚楚看见她眼神瞬间的变化。那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眼神:无辜、无奈、无助、悲哀、惊恐和绝望。

我不敢与王老师对视,慌忙避开她的视线,然而那令人心颤的眼神从此却深深嵌在我的脑海里了……

“学外语贵在坚持,最忌一曝十寒!”余老师的告诫将我拉回现实中来,“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语言环境,你俩一起学有好处,别难为情,要多开口,大声读大声讲。”知道余老师还要去上课,我们起身道谢告辞。分别时余老师热情地说:“你们别客气,有时间尽管来,有问题尽管问。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

得知我自修英语,朋友们都非常支持,纷纷伸出援手:小兵(筱君的弟弟)从贵阳给我寄来了英文版的《现代高级英语词典》;小孔的女友为我买了《简明英汉词典》;好友林来发——之前给我寄来全套英语课本的同班同学当时已在某厂子弟学校任教,不仅给我寄来最新出版的大学英语课本,还建议我俩互相用英语通信,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小青非常赞同来发的建议,让我们也互相用英语写信。开始彼此只能写一些简单的短信,有时还弄出洋泾浜英语的笑话,不过我们却自得其乐并乐此不疲。

渐渐地有了一点进步,我给正在黄平中学读高中的四弟用英语写了封信,大意是请他替我照顾母亲,鼓励他努力读书之类的内容。信不长,我仔细检查确信没有文字和语法错误,才邮寄出去。

小青是一个勤勉的人,时刻不忘复习学过的内容。凡是日常需要动笔的地方,都不忘顺便翻译成英语。比如每天必用的记工本封面,就有他用英语填写的“The  New famer Tianzhu”(天柱新农民)的字样。

多年后,他居然能够用英语与德国老太太交流,成功退货,当年学外语下了多大功夫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相继开播“英语广播讲座”,令我们喜出望外。我写信委婉地向父亲表达了学外语急需半导体的迫切愿望,得到了他的理解与支持,随后很快给我寄来六十元钱,让我如愿以偿。同时他明确地指出:“学习外语没错,但是必须首先学好汉语!一个对母语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学好外语的,即使学到一点皮毛也不可能吸收别人文章的精髓,更不可能准确翻译他人的好作品。你语文基础不错,应该努力自修!千万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

直到今天,尽管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但那语重心长的教导和浓浓的父爱,始终让我无法忘怀。而八十年代初父亲得到平反回原单位工作后,积极学习计算机知识并出色完成专业工作的非凡表现,以及在贵州水文战线取得的科研成果,更让我相形见拙望尘莫及。

当年学习外语朋友们勉励我时强调得最多的是——持之以恒!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半途而废,辜负了朋友们的期望。个中原因我在拙作《胡诌外语险招灾》有过交代,不再赘述。

如果总结学外语的收获的话,我想一是当年曾充实过知青生活(尽管是画饼充饥);二是二十年后儿子读初中时因病住院一个月期间,我为他补(语、数、外)课时毫不吃力。此外,最大的收获则是经过父亲的点拨启发,使我在离开农村后的日子里坚持了汉语自修,并且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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