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数2002年的文化现象，《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肯定可以算做一条。一部电视剧在最初被央视拒绝后红透全国各地电视台历经一年而不衰，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不能不算做一个奇迹。

应该相信这种现象肯定有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物形象感动了那么多人，那么应该说，他一定是暗合了人们的某种心理需求，触动了某种社会情绪。

我个人认为《激情》是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

看一部作品是否成功，我想我们可以借用传统的说法，分为政治标准（它的内容）和艺术标准来谈。

先谈艺术。

一切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俺个人认为），是创造出不可模仿的、不可重复的、有别于他人的、具有独特个性和文化内涵的“这一个”，亦即我们说的典型形象。中国的电视屏幕，长期以来受所谓主旋律、所谓英雄人物、所谓高大全的影响，缺乏的，特别在所谓英雄人物中缺乏的，就是这活生生的独特的这一个。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石光荣的贡献实在不可小觑。在看了一些文章对石光荣的介绍后我很佩服创作者和审查者的勇气：他们怎么就让这个“一号英雄人物”是个战争狂？他们怎么就让这个人偏狭、专横、自私？更重要的，他们怎么就把这个人物当成了我党我军的英雄人物，从而在我党我军那么多苍白虚假的英雄谱中出现了这真实的、活生生的这一个？从延安算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塑造出来的英雄成千上万了，石光荣不胫而走，通过口口相传深入到每个家庭和观众心里，这种自发的接受，无疑说明了，创作者通过艺术的真实，还原了生活的真实，在石光荣身上，观众，特别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观众看到了似曾相似而又独特新鲜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激情》在艺术上的成功。

再谈“政治标准”，也就是从内容和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来看。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文学艺术家看历史的目光可以是和历史学家、思想家不一样的。事实上，文学艺术家更多的时候是向“后”看，更喜欢用一种道德判断来代替更正确的历史判断，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创作出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个例子不必举了吧？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个个都是绝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不是用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目光打量《激情》，我们不能不承认，《激情》是相当精确地把握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特征的，正如剧名所标示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激情”——道德的激情、理想的激情、献身的激情。

前些日子，在中央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里看到了石光荣的扮演者孙海英。此兄一定是被激情烧糊涂了，谈起石光荣竟然把自己感动得哽咽不能语。他说：有一回，他看到一位老人过马路，于是冲过去，摆手挡住了所有的汽车，搀着老人过去。他说那一刻马路上很静，大家都认出了他，崇敬地看着他，冲他伸出了大拇指。然后他哭着说：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激情了。

剧中的石光荣如果做出此举一定感人至深，生活中的孙海英就算是哭着说也让俺觉得有几分可乐。盖因时代不同了，在一个物化的年代里这样来表现激情怎么着看上去都有点象堂吉诃德。

但是我们是被突然从那个时代里抛进这个时代的，因此在许多人的内心（也包括俺）深处，都不能不存有一份深深的眷恋和怀念，存着一份至纯至美的对往昔的温情。

我想，这可能是《激情》真正热播的社会心理原因。

接下来的话题扯得可能有点远。

前不久到日本，事先准备好的翻译家中有事，要晚去一周。这样，在我们去日本的第一周，一直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叫德永的女士。

德永已经七十五岁了，看上去也就六十岁出头。在那一周里，她陪着我们，在东京地上地下上上下下跑，腿脚比我们还利索。某一天她要教中文课不能来，我们临时请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一个半小时要了我们五千日元。而德永整整为我们工作了一周，一分钱也没要，还经常自己搭上车费和午餐。一天收工早，我去了她家，不由得大受震动：她只住着不到四十平米的房子，家里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貯藏室，从家里的情况看，她在日本属于绝对的贫民。回来后我就和同伴谈到德永的报酬问题。我说我
们得给她钱，她生活得那样清苦，为什么还要搭上钱白给我们做？可是德永坚决不要，甚至说出了如果你们硬给钱下次来我们就不要再见了这种话。

不要以为德永在学雷锋。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源于她的中国情结。

德永的父亲是个电影工作者，当年在满洲电影制片厂，德永一家随着父亲来到了中国。日本战败之际，眼看苏联要打进来，日本军队把满电的男人都集中起来，每人发了一支枪。这枪不是用来打仗，而是准备一旦苏联攻进来就全体“玉碎”。而妇女儿童包括电影胶片集中到另一间屋里，浇上了汽油，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就“玉焚”。后来，因为苏联部队实在神速，德永才侥幸活了一条命。

德永活了下来，见到了那时候的GCD。她说来了一些人，很和气地对待他们，领着他们一起盖房子、修车间。官兵一致，军民同甘共苦，分不清哪是官哪是兵，哪是军哪是民。她说她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不了解党的纲领、章程、方针、路线。就为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几个人，他们就留了下来，坚决地跟上党走了。

德永六三年因为母病回了日本，因为文革，再也没能回来。在谈起自己的一生时她说：有两个时候我赶上了：日本最残忍的时候、GCD最好的时候。正因为赶上了这样两个时候，德永一生信仰GCD，甚至爱乌及屋，让我们这些从党身边来的人也跟着受了惠。

第一次听德永说的时候还有些将信将疑，后来采访了许多在中国解放初期接受过党的改造的侵华老兵，才知道德永所言不虚。时间过去五十年，这些老人谈及那时候的党钦佩之情还溢于言表，正因为这份钦佩和这份人格的感召，这些老兵脱胎换骨，用整个后半生走了另一条路。

忠诚、无私、友爱、充满理想、充满抱负、充满了解放天下最后解放自己的干云豪情，这就是那个年代里燃烧在那一代人身上的激情。在那个时代里，建立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就是这样一批道德君子。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献身的激情是如此高涨，以至于他们的领导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GCD和GCD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支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可是，当面对屏幕上的石光荣，对照着身边残酷的现实时，一个问题不能不萦绕心头：革命的激情到底可以燃烧多久？换句话说：治理国家，可以指望君子们的道德激情吗？

君子治国，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社会经久不醒的梦。过去的就不必谈了，党还没进城，就又整风又开会，语重心长地提醒各位功臣：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又批修、又反资，又抓钻进党内的走资派，实在玩不转了就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君子们的告诫、提醒、惩罚，其情殷殷，其意切切。可结果怎么样呢？当屏幕上一个石光荣就把无数人感动得淆然泪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感动的背后，其实是君子不再的无限惆怅。

当我连自己都写烦了，准备草草结束这篇又臭又长又无甚新意的文章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视里的《激情》仍然在如火如荼地燃烧着。

还是那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依仗激情，它到底可以燃烧多久？

革命的时候，激情是必不可少的，要让参与者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激励更多的人献身。但在立国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理性，考验的是统治者的智慧和真正的政治品格。与其指望统治者们的道德激情，不如把他们理论上当成无耻小人，用各种制度、法规、法律、宪章牢牢地管着。你坐在这个位上，民众要求你是道德君子。你不是，也不怕，有制度看着你呢。美国立国二百年，国家机器越来越完善，而这个政权不过五十几年，现状则不必多说。成天叫嚷以德治国，养出的却是一帮硕鼠，人家把官员当成小人，却能把腐败抑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孰优孰劣，还用说吗？

道理其实早就明白，《激情》照样热播，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

说到民众，我想这一代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面临这个转型时期纷乱的社会，不能不本能地怀旧，不有不本能地怀念那个虽然贫穷但人和人关系纯真而朴素的年代。

他们与其说是为石光荣感动、流泪，不如说是为自己或者自己的父辈感动、流泪。他们哭着，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曲挽歌，因此越发哭得畅快。而另外一些人喜欢就大有深意了。激情在他们身上早就熄灭了，但他们不能不举着以德＊＊的牌子，因为他们负不起以理性来改革这个国家政治的代价，他们仍然得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君子的样子，并且天真地希望民众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把石光荣当成自己的出身，和阿Q一样翘着拇指对别人说：瞧，俺家祖上可比你们光荣多了。

《激情》是不是过去那个时代最后一曲挽歌？我相信是的，一曲不甚矫情的、充满了真情实感的、深切惆怅的挽歌。想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它是配得上这曲挽歌的。但挽歌唱罢，旧的就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