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琐忆】：吃肉骂娘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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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吃肉骂娘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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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 吃肉骂娘 在卷帙浩繁的文革史料中，甚少论及“吃”的问题。其实，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来作点文革食谱之钩沉。
笔者出生于五十年代，大跃进时刚记事，对那些亢奋而纷乱的影像记忆浅淡。及至六十年代野火一般蔓延的大饥荒，对全体国人都是一场恐怖彻骨的梦魇。我应该庆幸自己曾经游离于那段黑暗岁月的边缘，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她是侨眷，大饥荒那几年，我仅为小学低年级学生。那时国家外汇奇缺，为鼓励华侨汇款回国，特别设有华侨特供商店，侨眷可凭侨汇卷购买粮油商品。我倒是记得学校里课余在砸一种叫“黄狗头”的坚硬的野生薯类，然后经过复杂的工序让它变成可供食用的物质；另有循环再生式的创新食谱“蔗渣糕”和“禾秆糕”；再有是用大大小小的水缸盛满人尿繁殖“小球藻”，这是一种据说能提供蛋白质和热量的菌类。我已不记得其最后的成品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文革前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记事已很清晰。其时盘中餐已有肉味，家中订有鲜奶。不过，肚腹问题才解决便要折腾了，那阵子的主旋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这一辈红领巾在少先队活动时要听“忆苦思甜”，扛起木制红缨枪跟着解放军辅导员操练，电影与少年普及读物都是在灌输各种各样的仇恨…… 直至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文革便隆隆有声地拉开了序幕。我是城市之子，在“革命大串联”时才第一次离开广州，记得到了粤北坪石，我初睹要饭的乞丐，接着从湖南株州到河南郑州，这一路乞丐成群，我异常震惊，没想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下竟有如此景象。后来所见愈多，方知偌大一个国家，温饱问题从来未有真正解决。 然而，毕竟青涩少年的思维颇为浅薄，很容易把那些和教科书不协调的世相抹掉，而用革命的意念去强化固有的世界观。中国人的饥饿恐慌，只有切实进入自己生活，那才是真的。文革头两年，赖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积累，广州尚未出现明显的副食品物资短缺。直至一九六八年我到农村插队落户，才开始领略真实的人生。
那是西江流域的一个鱼米之乡。但我诧异地发现，当地农民养鱼养鸭养猪，但除了逢年过节都没怎么见过他们吃肉。鱼塘与鸭寮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的，权且不论；但农家每岁的零花钱都来自养猪，我看到乡农抬着生猪到食品站，过磅时生猪恰巧拉了一泡屎，乡农便肉痛得叫苦连天，原来这泡屎令生猪称重时减了斤两，农民便少得了几角钱……对我而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再教育”。 我有时会到食品站买几角钱猪肉开开荤，但从未见乡民买过。粤人俗语：“卖花姑娘插竹叶”，我在农村所见，正是：养猪人家少吃肉。诚然，我这插队知青所挣的工分根本养不活自己，我买肉的钱其实都是父母补贴的。 乡民真正吃肉的大日子是过年，本地过年的传统是裹蒸粽，那不是一般的粽子，只只硕大无朋，居然重达几斤至十几斤。它是用几层荷叶包的，里头是糯米、绿豆、肥多瘦少的猪肉。乡民把煮猪食的大锅洗净，用来炖裹蒸粽，以慢火通宵达旦地熬，出锅时奇香扑鼻，里头米、豆、肉三位溶为一体，关于水乡裹蒸粽的独特风味，至今我犹未忘怀。 却想不到，我到这里才两年，鱼米之乡便迅速在“农业学大寨”的鼙鼓声中穷困下去。其间发生了什么变故？首先就是“大并队”，将原先的十三个生产队合并为四个队，据说如此这般，便又向人民公社的更高阶段迈进了一大步。于是每日出工但见田埂上逶迤走着长长的队伍。待到落田插秧，抬眼望人头踊踊，此起彼伏，俨然大兵团作战……不难想象，再勤快的公社社员也会渐地懒了下来。更加上填了许多鱼塘翻种水稻，原来的弯曲河涌也“裁弯取直”，以增加耕地面积，落实“以粮为纲”。如此学大寨，便是想不穷也难了。 一九七〇年，我离开了这个凋敝的水乡，转赴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国营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够。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了，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竟益发难受了。于是，便是吃肉也要骂娘：XXX！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了。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了。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烟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这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着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着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百多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仅系让我们连队派人手来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艳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叠嶂，烟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片片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经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及其直属单位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当插队知青或会偷鸡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着牛棚里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对吃肉的欲望也不弱于我们。于是，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而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着，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已知自己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着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着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着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以致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袅袅炊烟也洋溢着魅惑意味，幸福感随着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之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象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迹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汹涌，枝节横生。因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如果怀疑别人有更严重的不轨言行，岂非要成立专案组了？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鼓吹之教育革命强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及至我这回城知青进工厂当工人，已是文革后期。其时在工厂里也可以看得到因革命造成的年龄断层，文革初起奉旨造反的青年工人，已迈入中年，而下一茬青工却比我年轻好多。原来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搞“整顿”时，才开始放松了一刀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家里子女已有当知青的，便可留城招工。 和我一道新进厂子的还有另一回城知青，我们的年龄都是廿来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下面的都是十九、二十的少男少女，奇怪的是当过知青的似乎颇受工厂少女的青睐。可惜由于人生体验的隔膜与“代沟”，要谈恋爱也实在不容易。 耐人寻味的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和中年工人，他们对革命和主义之类的厌倦，是用尖酸刻薄来宣泄的。若说普通百姓对时代的具有多了不起的洞察力，诚是夸张。但他们私下以口舌相传的笑话，说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间工厂文革这么多年发生过什么，我都是从他们的辛辣段子才略知一二的。例如，有这么一个“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他倒不是削尖脑袋的政治变色龙，而是几代世袭工人，心地憨直，工作勤恳，工友都喜欢他，所以“一月革命”工厂被夺权后，他被“三结合”到领导班子。殊不知，“斗私批修”时，此人太过赤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献祭给毛泽东思想，于是他“深挖私字一闪念”，把自己唯一的婚外情袒露出来，是跟本厂的某某“那个了”，众人扳着面孔帮助他：“何时？何处？多少次？”此人逐一吐露……可怜那位女工无所遁形，那年代要调工作和退职都甚难，便惟有一个忍字，一晃几年，她遂成了本厂经典笑话里的人物，想想实在太不人道了。 令我更感怀的故事，是该人在“斗私批修”时的另一个段子。他追根溯源，抖落出更久远的往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仅系毛头小伙子，某日工厂食堂的例牌“双蒸饭”浇上了一小勺肉汁，但只见一块指甲大的猪皮。他确定食堂必有秘藏的私货，便于值夜班时爬窗进内，实行掘地三尺的搜查，最后也没有发现剩肉，却抵受不住诱惑，偷吃了一捧焦黑的锅巴，更有甚者，生生喝下去三汤勺的菜籽油……
以社会主义新中国习惯沿用的纵向式比较，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文革时也比“经济困难”时期好。这大致是不会错的。 说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文革后期的票证品种与类型花样繁多，堪令后世收藏家惊叹。按户口本的人头摊分的鱼票肉票，全部集中起来，每周仅够吃一顿荤菜。那时卖猪肉的是“天之骄子”，属于人人仰慕的高尚职业，你只要巴结他，才能在肉票限量之外多占一点便宜，至少也可刀下留情，多瘦少肥。 我家不认识任何一个“猪肉荣”（《黄飞鸿》里的屠户），于是所吃的猪肉便如极品水晶，洁白无暇。按说，油水匮乏可让你减少对肥肉的抗拒，但抵不住有荤必肥，从月头那顿吃到月尾这顿，实在举筷维艰，母亲早已食素而把荤菜留给儿子了，但眼见我夹起肥得透明的肉片时那种神情，母亲也殊觉不忍，于是想出了让肥肉稍可入口的法子，就是芋头焖肥肉。于是使我想起了西江水乡的裹蒸粽，大概是异曲同工吧。 ……往事已矣，文革风雷成了遥远的回声，吃肉的记忆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注脚。当朝的权力者不喜欢大家去谈它——你们不是有肉吃了吗？那就别想放下筷子骂娘！ 真是奇哉怪也，不让骂今世还不得骂前世？本朝不也“彻底否定文革”吗？原来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只许垄断话语的“官史”去实行格式化“否定”，却不容民间修史有寸尺话语空间！于是，“拒绝遗忘”便成了民众拒绝思想奴化、话语奴化的必争寸土，因为这是最后的“无权者的权力”。 写于2006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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