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三记
作者：C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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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三记
作者：C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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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三记 “文革”改变人生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跳舞，渴望当演员，像《天鹅湖》中的白天鹅那样轻轻跃起又稳稳落下，优美飘逸…… 我家住成都湖广馆街省财政厅宿舍二十多年，从1956年至1983年，直到政府修建蜀都大道前迁出。大院的人家不多，有十七八户。邻居中不少是原国民政府省财政省税务的老人员，读书人多,见多识广者多。有个陈妈，出身宁波大家闺秀，她先生曾就职于国民政府上海海关，听说是个重要官员。他家有八个儿女，一个女儿清秀端庄，七个儿子个个儒雅，风度翩翩。他们都是大学生，除开老八。说是老八运气不好，遇上那年，文革前六十年代的哪一年，大讲特讲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出身不好的是进不了大学门的那个风口上。让这个被大院里的长辈们一致看好的“不是清华就是北大”“前程无量”的八哥预言彻底落空，并且听说从此八哥与大学再也无缘……他们家怎么会来到四川，住在我们大院，什么时候又悄然迁往何处，我都不得而知。但陈妈优雅高贵的气质和她家老八天天在大院门口期盼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焦虑、失望、落泊的身影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难忘印象。 有热心人劝我妈送我去学习舞蹈，好好培养，说不定能成功成名。陈妈听说后牵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用软软的宁波普通话跟我妈讲：小姑娘蛮灵，还是多读书好。 我妈毕业于废除科举后四川最早的师范院校，1901年建校的川南（泸州）师范学堂，是个有主意的人，她跟陈妈说：肯定是多读点书好！ 听语气倒像是鼓动我学舞蹈的人没安好心。 我从小听话，学习用功，成绩不错，是老师喜欢、同学公认的好娃娃，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大队长、年年的三好生。 小学三年级，学校推荐，我和几个同学到成都市业余棋艺学校学习国际象棋，师从著名的国际象棋大师曾子林。曾老师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希望培养出优秀学生“用一枚枚的棋子去为祖国争得荣誉”。那一年一起选送到棋校学习的同学,加上其它学校的，有好几十个。严格训练、逐步淘汰，半年之后留下几个。我也留了下来。曾子林老师鼓励我们加倍努力，迎接挑选，为国争光……。回家之后，照此一说，我爸我妈再不让我去棋校。曾子林老师为此专门到我家做他们俩的工作，无果而返。曾老师以后曾任国家队主教练多年，培养出无数优秀棋手，门下有刘适兰这样的得意门生，和曾蓓这样棋艺高超且在物理学上学有所成享誉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优秀人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爸我妈当时坚定地认为，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其它都不想，就是上大学……。 他们为我规划的人生之路，顺理成章，成为我的人生理想。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小学未毕业，紧接着上山下乡。和所有的人一样，人生轨迹完全改变。 但是想读书，想上大学却一直是我心中的愿望。 我爸出生在川黔古道赤水河边的摩尼镇上。他少小离家、负笈求学、教书谋生、参加革命。我爸这个人，做人做事极其小心，厚道诚恳，很有人缘。他反复说，他的愿望只是要培养儿女个个都好好读书、有文化、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个个都能沉心静气地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轮番有“问题”的年代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政治问题时不时就是压在他身上也是压在我们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文革中这种感觉达到极至。“覆巢之下无完卵”，尽管他教书出生，却无法亲力实施他的这个看似简单却是宏大的计划。 1969年春，文革武斗基本平息，工厂复工“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复课闹革命”。成都市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小学生按居住片区就近进入中学，以后称之为“新三届”中学生。我们进入成都三中。 四川历来是个讲究文化重视教育的地方。史载1907年，全省各类学校7775所，仅次于京畿直隶省（8300所），位居全国第二。学生人数却为全国之首，有24.2万人之多，是排名第二广东省（7.4万人）的三倍之多。四川教育四川文化为国家哺育出无数杰出英才，“江汉炳灵，世载其英”。 文革中，与全国一样，这一切被砸得稀烂。 从入学到1971年4月去支边，刚好两年，除了寒暑假，多半都在政治学习、劳动军训。学校组织去彭县跃进煤矿劳动，十四五岁的我们头戴矿灯和工人一起匍匐爬过不足半米高的工作面，和工人一起挖煤、运煤，一起在坑道里大汗淋漓、一起狼吞虎咽地啃着沾满煤灰的馒头，大家觉得极其兴奋极其好玩。去成都三砖厂劳动，每人每天必须完成翻砖定额，累得腰酸背痛、皮塌嘴歪。去凤凰山园艺场摘苹果，老师要求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摘不能吃，苹果烂掉也不能吃。劳动半个月，多数同学竟然都能守住自己的馋嘴一只苹果没有尝。参加拆除成都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皇城，修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的运砖劳动。参加“双抢”、“秋收”，等等等等。两年下来，数学只学完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几何的几个定理，英语只学会26个字母和一句“Love live Chairman Mao”。物理化学合并为一门课，叫《工业农业基础》，上了些什么内容，几乎没有印象。 我当时担任学校学生干部，比其他同学更加不务正业。成都三中前身是享誉巴蜀的华阳县立中学校,不乏毕业于北师大、燕京、川大等名牌大学的优秀教师。教我们数学的史绍渔老师，同学称他史老头，川大毕业，是成都学界有名的“史三角”、“史几何”。史老师才华出众、生性耿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有名的中学聘请教师十分挑剔，甚至常常请大学教授到中学任教。许多教师的大名在学界无人不晓，而且多有名士风度。史老师就是典型的具有这种风度的师者。留着山羊胡，穿着对门襟中式布衫，冬天戴粘围（er）帽，拄一深紫色的木质拐杖，始终面目慈善却时时透着威严。一次，因为开会又没上课，我又到他家请求补课。听说，补完课，我前脚出门，他后脚拄着拐杖就去找校长。在场有个老师告诉我，史老头真生气啰！用拐杖，将校长办公室的地板戳得咚咚响，他说已经忍无可忍：“人家这些娃娃，这么灵醒这么乖！……就这么一点点的上课时间，你们居然还不让人家好生上课，鼓捣（意：强迫）人家去（音：qie切）开啥子会？你那些会有啥子开头！……毛主席都说学生是以学为主呀！……你们硬是要把这些娃娃活生生耽搁啰！作孽啊? ?据说校长狼狈不堪，无可奈何地坐在一把烂藤椅里，叹气连连。 1971年初，初中就要结束。我爸我妈当时在四川米易塆丘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爸仍在被审查。学校通知除未满16周岁的可以留校继续读书，其余的全部上山下乡。 政策规定，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省内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是到边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听说建设兵团是军队编制当兵待遇，兴奋不已。写过多次志愿书，生怕不批准。所以，当知道自己终于被批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能当上兵团战士后，是多么地欢欣鼓舞呵！能去兵团说明自己爸妈在政治上没有根本问题。说明组织上对自己是信任的。因为人家兵团来的人讲了嘛，兵团在边疆，出身和本人有严重问题是不准去的。 学校有老师悄悄跟我讲，去云南边疆你知道有多远？ 我说，离家远了，离毛主席更近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 …… 老师说，去了就不能回来了。不能回来，你晓得不晓得是啥意思？ 我看着老师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瞪得圆圆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不能回来，就扎根边疆干革命，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终生！ …… 老师叹了口气：这么大的事情，最好等你爸妈回来再说。 我没有听老师的，第二天就用二分钱在派出所下了户口。全然不知以后为了重上这个城市户口得付出多少艰辛。 我妈请假从五七干校赶回来时，我已经收拾停当，满怀热望地准备出发。心已经飞向边疆，飞向新的生活。
支边生活全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妙简单。生活极艰苦，劳动超强度，精神文化生活枯燥单调，……一切都始料未及前所未有。但我很快意识到唯一出路只有咬牙坚持。我始终不忘爸爸妈妈对我的殷切期望，始终不忘毛主席“胜利往往都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教导。我真诚地理解和相信“坚持一下”得来的“胜利”就是积极上进、入党提干、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只要自己不断进步，就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就是为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之中的、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的劳苦大众贡献了力量。 在兵团，入党、提干、上学、当兵，首先要过劳动关。既然如此，就好好地干拼命地干。我们学校1971年4月到兵团，我5月提副班长，7月入团，年底升任女生排的副排长并代排长。连队两个男生排，一个女生排。一排长昆明中专生，二排长退伍军人，三排长上海知青黄梅林。黄梅林因公务，很长时间未到岗，由我担任的三排副自然代排长和连队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女生排的人数最多，45个。我带领大家认真完成工作任务，评为1972年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进班排，受到表彰。我组织团支部办图书室搞读书学习和比赛、搞一帮一“一对红”，带着连队文艺宣传队到周边寨子与老乡联欢活跃文化生活…… 可以不谦虚地说，当时在我们连队的知青里，我的表现最突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获准回成都探亲。 云南兵团两年一次探亲，每次二十天，工资照发，兵团报销交通费。动身前一天，彻夜未眠，揣摩着与两年未见的爸妈双亲妹妹弟弟的相聚场面，盘算着回家的安排打算…… 在呼啸着奔驰的火车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的一则消息让我惊愕不已——1973年全国将马上公开招收大学生。早就风闻此事，没有想到就在眼前。这是自“文革”来，国家第一次公开招收大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参加考试、择优录取。这与近年一直采用的个别推荐，纯粹靠劳动表现进入大学不一样了。 天大的好消息！ 农场有没有高考指标限制、休完假回农场能否赶得上报名考试、能否得到大家推荐、文化考试难吗？咋办呵？ …… 到家，来不及与亲人细叙久别亲情，就和爸妈弟妹围坐一堆，商议高考之事。爸妈说，你们确实没有学到什么，考大学实在成问题。但文革这么多年耽误的是所有的娃娃。……任何考试都是比较而言。……起码应该试一试，去争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一定要报名试一试！爸妈反复地鼓励我。 那晚，我又彻夜未眠。 一周后，我带着亲人的期盼，拎着一大摞弟弟妹妹为我搜罗的中学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一大堆复习课本又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提前返回农场，准备参加大学招生报名推荐考试。 我必须试一试！ 从成都到连队，两天火车，四天汽车。马不停蹄地赶呀赶。还好，尽管是雨季，一点没耽误，在连队上报推荐名单前我回到连队。赶上了自愿报名和群众推荐。顺利通过群众推荐，我全身心投入文化考试的准备。 1973年7月25日高考那天，我早晨四点过起床。尚木冬、雷老四她们不知道从那里搞来鸡蛋，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猪油葱花挂面端给我。俊华用她的军用水壶为我泡了满满一壶白糖茶水，说是镇静又提神。天琼不爱说话，但她反反复复叮嘱我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不要慌……。 许多年后，一想起这些，我仍然抑制不住地一次次地揪心的感动。那些年，副食品供应很困难，所有物资凭票供应，女人每月用的那种卫生纸，都要“号号票”购买，一月两包。我们在兵团的更困难，好点的食品都是城里的亲人从牙缝里省下来，积攒后邮寄给我们。大家有点腊肉、猪油、白糖都锁在木箱底珍贵得很，舍不得吃。更为重要的是，大家知道我就此可能离开边疆离开她们回成都读书后，都很难过。事后她们告诉我：大家一起来就应当一起走！凭啥子要有的走，有的不走，要走就都走，要不就都不走。有的走了，留下的咋办……她们不愿意我走！但她们仍然倾尽全力真诚地关心我、帮助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善良。 考场设在勐定街小学。清晨六点，我和连队另外一个参加高考的同学打着手电筒，冒雨一步一滑地下了山，赶到营部乘拖拉机前往。一个多小时路程，颠颠簸簸。考试同桌是三中同学二营九连时宏兵。 第一天考语文政治，大家都说还好，不算太难。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出得考场个个神色凝重，不言不语。下午考理化，开卷。拿到试卷展开一看，脑海里一片茫然。只听到考室内的同伴个个都在呻唤。坐我前面的是个上海男生，他干脆利落地在试卷上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征得监考老师同意后，他大声地读了一遍：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然后，拔开长腿，不失得意地离开了考场。我们在他的身后，“哄”地一声大笑起来。……不少人纷纷开始交白卷。监考老师提醒，不要轻易放弃哟，大家认真翻书看看……。也是，反正不会做，两个多小时，不如硬着头皮，慢慢翻书找，说不定能得几分，得点算点。真是还发现，填空、名词解释的好几道题都是书上现成的定义，计算题有的就是例题，于是乎不管懂不懂，照葫芦画瓢就抄了上去…… 然后参加面试，面试专门为准备录取为外语等专业的同学设置。那年高考也填志愿，我想选择我喜欢的中文和医学专业。招生老师说，……应当填上服从分配呵！……国家现在急需英语人才……。我想，只要能读书，能回城，学什么都行，横竖不挑。 老师读英语单词，我跟着读。老师说，会英语句子吗。我说会读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只会这一句，初中两年，尽是学工学农劳动。就会这句。 老师听了很有意思地笑了笑，纠正我的发音，要求我再朗读一段什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革命诗歌都行……。 我用普通话高声地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学校、农场都参加过业余文艺演出队，担任过报幕之类的事，这段语录很熟。 从几个老师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很满意，我过了。 我被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欣喜若狂好不得意，天天都盘算着憧憬着回成都上大学的种种景象…… 出乎意料的一个事件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没有走成。录取通知书也没有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改成另一个同学的名字，她顶替我去了。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我走后门。理由很简单，如果不是走后门有把握，怎么会轻易放弃两年一次的探亲假，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等等。 个把月后，现役军人，营部教导员找我谈话。我被告之，团部组织人员专门调查了此事，匿名信所述内容完全不实。……他希望我，正确对待，不要气馁，哪个地方跌倒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继续努力，明年再考…… 最后，他又说,看得出来,写信的人也就是想上学想回城…… 回连队的路上，我久久地停留在那遍望得见勐定坝四方井傣族寨子的山顶上，面对着我们亲手栽下的片片胶树和远山的莽莽森林，面对着满眼的云南边疆红土泥泞，遥望着云遮雾绕的耿马大山，和被它隔断的我的家——成都方向，不停地流着眼泪：想上学想回城，谁都想上学，谁都想回城，……这算什么本事呀，使暗器搞阴谋，整人害人！这是什么样的混蛋坏人呵！无耻流氓！小人坏人！…… 我不停地哭述着，喊叫着，我只能在这里哭，只能在这里叫，我不愿意其他人看见我的这个样子…… 开始下雨了。云南的雨季，说起风就是雨，风声雨声，滂滂沱沱，……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风雨中，十九岁的我，站在雨地里，裹在风雨中，发疯似地哭着喊着，渲泄着满肚子的委屈怨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之后，我大病一场，高烧不起……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慢慢地爬了起来，继续扛着锄头提着刈刀，上山劳动…… …… 天地如此大，世间许多事，谁都不会停住脚步来在乎一个普通女孩的一次生命经历和感受。有些事，那怕是最爱你的人，也帮不上忙。最终还得靠自己，收拾情绪，调整步履，继续人生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年底，我调任分场宣传干事，竭尽全力为农场工作的同时，从未放弃想上大学的愿望！ 那年，张铁生理化考试交白卷，卷子后面他附信一封，“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没有时间复习。对那些不劳动“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不服气……。 此事全国沸沸扬扬。自此大学文化考试又被取消，继续沿用完全凭推荐选送的程序，直到1977年全面恢复高考。
1976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件骇人听闻：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朱德委员长去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抓……。 这年夏天，我接到调云南省农垦总局（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机关工作的通知。人事关系在总局,工作安排在云南省农垦总局干部学校任理论教员。我相信，这次我终于要走了，终于要离开农场了，终于离回家回城的路又近些了。 吸取以往多次上学、调干没有走成的经验教训，极力掩饰住内心的喜悦，照常完成领导继续交给我的所有工作，耐心地等待领导的通知。 终于成行，前往云南农垦总局报到是在7月底。 在路上，从广播中知道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具体情况不清楚，没有震级和灾情的详细报道。那年处处闹地震。出发前，滇西龙陵、潞西一带强烈地震，7.6级。远在滇西南的我们，同样被震动，一夜之间南定河边湾塘的鱼全部死光，白花花密麻麻地翻着鱼肚皮，浮在水面上。妹妹来信讲，成都也闹地震，全院男女老少几十号人一同挤住在大门口桉树下的一个大地震棚里……。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已于1974年全面撤离，兵团又转制为云南农垦系统，全辖4个分局，32个农场，4个直属单位，号称二十万人马，其中十万知青。总局机关当时仍设在思茅军分区大院内，由于很快将全迁昆明，加之大院内搭建的防震棚参差不齐。在我眼中,这个时候统领云南农垦二十万大军的首脑机关显得杂乱不堪。 到总局后，消息就多了，总局机关来来往往的人多，消息自然多。非正式渠道的传闻常常不胫而走。从年初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的议论，到当时的唐山大地震，大家都格外地关心。总局机关一位北京知青同事讲，他弟弟随部队参加唐山地震救灾，说是唐山地震震惊世界，几十万人丧生，死尸遍地，血流成河，整个城市完全毁灭，损失之惨烈，死亡人数之多，在世界历史中前所未有。9月毛主席去世，中央政局动荡变化莫测。也是一些有消息的北京知青说，江青不是好人，文革中整人害人，迟早没有好下场……。10月“四人帮”被逮，听说小平同志可能又会尽快出来工作……，私下里大家悄悄地议论，发自内心地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程。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毛主席逝世，我们在思茅地委设的灵堂参加悼念。灵堂出来，个个泪流满面，有几个女同胞哭得昏天黑地面目红肿。和我走在一起的是总局一个直属单位的党委书记，重庆女知青，她爬在我的肩头，悲痛欲绝地反反复复地在我耳边念叨：完了，完了。肯定完了……毛主席没得啰，我们的国家完了！我们完了！……”。 总局机关的青年干部多是从各农场各分局选调来的知青。以北京和上海知青为主，成都和重庆知青少些，只有几个。云南农垦的北京知青中，不少是国家知名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弟，文革中他们因爸妈受迫害，大受牵连，吃尽苦头，他们与共和国有着天然联系，在政治上特别敏感。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都是“老三届”，我们四川知青多是“新三届”，他们多则大我们八九岁，少则也要大我们两三岁。那个时候知青的年龄往往意味着文革前上学读书多少。大八九岁的，多半是高66、高67的高中生，文革前读完或者基本读完了高中的。他们普遍叫我们四川知青为“小四川”，当然主要针对我们年龄普遍小他们许多，但多少也有点对我们这批文革前尚未毕业的小学生的不屑一顾。 不管是谁，和农场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想法，自寻出路，回城回家离开云南农垦。说成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点不假。说成是大逃亡、大溃散的前奏也不是不可以。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小平当即拍板恢复高考。8月13日至9月25日，这一年的全国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国家决定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10月21日，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这下有希望了！这个消息，带给无数人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与学习能力、与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 十年文革，国运衰微。国家急待发展，发展急需人才。 听到这个喜讯时，我与相恋八年的爱人正在成都结婚。 我们是中学同学。他高我几届。他出生在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途中，在北京长大，1965年随爸妈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成都。他爸妈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为国家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与当时共产党人的许多领导干部子女一样，他受父母的严格要求，艰苦朴素品质良好。我们同是中学文艺宣传队队长。工作中我们相互支持，相处很好。不知道是因为他出生好，还是因为他操一口令人羡慕的京腔，学校里许多女生倾慕他。在学校排练节目，有女同学专门从家里带来好茶“三花”，为他沏上。经常有女生悄悄将上海“大白兔”软糖、北京蜜饯、成都杂糖放在他洗得发白的黄色军用挎包里……。当然我就沾了光，因为他总是想着我，总为我留一份……。我也觉得他不错，他的手风琴拉得好，舞跳得棒，艺术感觉特别好。我们学校在成都市中学历次文艺汇演得奖，拿每一，都是他的功劳。他还特别能讲故事，《一双绣花鞋》、《福尔摩斯侦探案》好多故事就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讲他家在北京与王光琦先生同住遂安伯胡同为邻，两家四合院仅一墙之隔，王先生院里栽有梨树和枣树，每年果实累累。自从他们住进院里后，不待果子成熟就被一帮男娃娃上树打得精光。这年，王先生不许他们这样，非得等待果实成熟后再说，他调皮捣蛋带领一帮男娃娃堵了先生的烟囱，气得王先生吹胡子瞪眼，告了他爸。王光琦先生是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女士的哥哥，著名的民主人士，这还得了？他爸将他们一帮男娃娃紧急集合，“稍息”“立正”，大吼一声：谁领的头？给老子站出来！所有的男娃娃全部转头看着他，他爸抡起手臂，劈头盖脸一记大耳光重重地搧在他脸上，搧得他躺倒在地半天不敢爬起来，五个指拇印清清楚楚留在他脸上一两个星期，从此他再不敢上房堵烟囱……。他讲，他姥姥是抗日英雄，解放后还上过《人民画报》。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那年，日本鬼子“大扫荡”。在枣庄，他姥姥扭着一对小脚，带着她唯一的一双儿女——他妈和他舅一挺机关枪硬是与一队日本鬼子周旋了好一阵子，掩护老百姓安全转移……。由于崇敬英雄也就踏踏实实地崇敬了他。他的故事不仅把我讲了进去，还把我弟弟、妹妹和大院的许多孩子都讲了进去，讲得大家都喜欢了他。 1971年我到云南建设兵团当知青，他到部队当兵，复员后分配在大专院校搞学生工作。我们信誓旦旦相约“永不变心”。八年恋爱，我们全部在书信上完成。知道情况的人，都觉得我们太不容易。特别是他不容易。按照当时的最佳择偶标准，他全然符合：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共产党员、大学老师、多才多艺、人也精神。他周围不少追慕的人……。大家都说，这两个人“城隍庙的鼓槌一对”，都是“死心眼儿”“一根经”非对方不可。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波折和悬念地走过了八年恋爱历程。 1975年我第二次回家探亲。返回兵团那天，他和几个朋友为我送行。他的主意，我们一同在火车北站上车，到了南站他们再下车。那时候，从成都往南走的列车都是从北站发车，绕着成都转一个多小时后，才会从南站正式地向远方开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成都南站，火车呼叫着就要离开成都，送别的朋友和他，还有我，大家一个劲儿地流着眼泪，依依惜别。我从车窗上探出半个身子不停地向他们挥手告别，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火车启动了，越开越快，朝着云南高原朝着千里以外边疆奔驰而去……。离开成都已经很远，我仍然伏在茶几上哭得抬不起头来，之悲切之凄惨，感动了周围许多人……。后来，送行的一个美丽女友告诉我，他也同样，望着远行的列车，不顾朋友们的劝阻，伏在铁轨上痛哭失声，让朋友们好生感动。她说这辈子如果有一个男人这般真心痴情，够了值了！…… 既然如此，双方父母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如早点办理结婚手续，也便于早点排队等待照顾夫妻关系的调动。 所以，77级高考我没有参加。 紧接着迎来78级的全国高考。时下，我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云南农垦总局学习班当工作人员。急切盼望回城回家的知青同事都说，有其如坐等调令回城，不如考大学回家来得直接容易。总局机关青年有几十号人，有12个人获准报名参加78级高考。正常情况下应当远不止这些，但当时正搞所谓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好些人的报名没有获准，失去了这次宝贵的高考机会。 有幸报名的，相互帮助，交流体会、交换资料……。考试结果皆大欢喜：12人参考11人上线，我也在其中。当年云南文科高考过线200分。300分上云大，350分上北大、川大等重点院校。总局机关考得最好的是“北京五十五”高66级的女知青林力，她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据报载，“77、78级”报考大学的人数全国达到1160多万，仅招收了67．4万，入学机率为5．8％，进入这个行列可见有多幸运！ 就在这个时候，照顾夫妻关系调我回成都的一纸调令也到了云南农垦总局人事处。 咋办？命运又给我出难题：是留昆明读大学四年，毕业后等待分配……还是立马回家回成都与亲人团聚，明年再考…… 反复权衡反复摇摆，归心似箭的我最终选择了回家，选择了准备1979年再考大学。当然没有想到79年高考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就这样，我错过了“77、78级”。 一直以来，我固执地认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77、78级”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群体，一个优秀的群体。历史和国家给了我们这批人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我错过了这个群体，错过了肯定是另一番景象的另一种人生。 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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