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6（三）】：

被放逐的民族

先说一个故事，关于出租车的故事。

1966年的一天，夜已经深了，一辆出租车正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出租车司机问他的乘客，是不是听说过有个作家叫什么格农。“你看看这叫什么事，”他惊愕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突然一下子带我们打进世界决赛。遗憾的是，他最后和一个女人势均力敌。”乘客是位大学生，知道司机说的是阿格农，因为电台一整天都在谈论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和瑞典诗人萨克斯，他和她并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大学生乘客下车了，司机打开收音机，电台播放的却是以色列国歌，刚播过几分钟，又插进来播了一次，可见这个国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感到骄傲，热血沸腾。司机也亮开嗓子，跟着唱起叫做《希望之歌》的国歌：“藏于我心深处的，是犹太人的灵魂；朝向东方故国的，是凝望锡安的眼睛。纵然两千年颠沛流离，希望仍未幻去。锡安与耶路撒冷啊，我们会以自由之身重归故里。”唱到结尾的高音，他的歌声好像公鸡的鸣叫，把耶路撒冷所有窗子的灯火都唤醒了，醒来的人们涌到窗口，和他一起，唱了一遍遍的国歌。

再说另一个故事，关于两次火灾的故事。

阿格农并不出生在战火连天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东欧某个安静祥和的小镇，1888年出生的。但他长大以后，一直觉得自己的出生地是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几千年前丢失的家园。在十九岁那年，他开始踏上了返乡之路，在漂泊、迁徙的途中，一次他的住处发生火灾，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所有写作稿全部焚毁，包括一部刚刚写出的长篇小说手稿。等到他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已经是三十六岁那年。第二次火灾，是他在耶路撒冷住到第五个年头时发生的，由于反对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定居的阿拉伯人发起攻击，炮火太猛烈了，燃起的大火无法扑救，他的住房、图书、手稿又一次毁于一旦。于是，他的读书和写作，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多少显出了悲壮的气氛。

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开始对阿格农的描述，当然是受了他的影响。

还有，犹太民族，是个爱讲故事的民族。他们不仅对讲故事有特殊的喜爱，还有特殊的感觉。比如，他们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圣经·旧约》和更多的民间传说，精彩无比。

在我读过的阿格农小说里，故事都讲的精彩。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冷静描述，有的满是绚丽的色彩、奇妙的想象，有的使用曲折的情节、大胆的夸张，以及一环扣一环的结构，精妙的象征和隐喻，呈现出希伯来文学传统中特有的幻想美，也呈现出阿格农对二十世纪现代小说的新贡献。他讲的那些故事，让人很难忘记，其中的现实成分与幻想成分，像水和牛奶融合在一起，还有故事中的现世与来世，也像水和牛奶融合一起，密不可分。在给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获奖理由的前一半说他具有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述艺术，在我看来，是指他讲故事时非常优越的表现。

我曾经想过一个十分粗浅的、不算个问题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犹太作家，为什么都以讲故事讲的精彩而闻名于世？

这样粗浅的问题，好像不值得深入细致地探究，于是我很快给自己草拟了一个答案：由于他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处漂泊的生活——当他们的祖先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三千年了，他们满世界的流浪，一旦相遇在某个地方，几句寒暄问候完毕，接着讲起的，都是流浪途中亲历的新鲜故事。他们还要继续流浪，讲故事的时间不多，于是，漫长的故事要讲的精炼，平庸的故事要讲的神奇，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漫游到哪里，就把那个地方讲故事的技巧，融入到自己原有的技巧之中。

那是三千年之久啊，人类唯一不曾停止流浪的民族，散布在世界各地。没有主权和政府，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坚定的犹太教信仰，是他们精彩的生命故事。

为了阅读阿格农，我用超出阅读他作品的时间，沉浸在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里。我甚至看见，他们漂泊的历史比三千年还要长久。

公元前十七世纪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居住在迦南地，公元前十一世纪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受到攻击，后来他们离开家园。

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以后又有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等古国统治这里，犹太人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并遭驱逐，散于全球各地。

到了公元后，犹太人的一次大规模起义遭到镇压，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一地区，为了抹灭犹太人与这片土地相连的千年记忆，还将迦南地改为“巴勒斯坦”。这片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后来又归阿拉伯人统治了很多世纪。1517年，迦南地或者巴勒斯坦，沦落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那时候，在全世界流浪的犹太人之间，兴起了一场回到耶路撒冷的运动。很多人回去了，用他们在世界各地赚到的钱，从阿拉伯人手里，购买祖先居住过的土地，建设自己的村庄和农场。

他们渐渐形成了规模。1922年，受国际联盟委托管辖这块地区的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为阿拉伯人居住地，西部为犹太居民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人的托管也该结束了。联合国通过决议，作为犹太居民区的西部地区重新划分，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分得的土地，大约各占一半，以色列分到的还略多一点儿。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

那时候阿格农六十岁了。他很幸运，他比悲惨流浪了数千年的犹太前辈们幸运。他们那一代人发起的“锡安主义运动”，也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终于有了结果，终于在祖先居住之地，民族宗教诞生之地，恢复了自己的国家。

阿格农的写作，不是这三千年历史的描述，他能够听到的、能够看到的，不过是这个民族一二百年的历程。可是，这一二百年的历史，或者说他出生以后的这段历史，却是三千年民族历史的浓缩的精华版。这样一来，他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都更幸运。那是一个观察者、亲历者、写作者，很难碰到的写作机遇。

阿格农笔下的人物，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而生存；要做一名犹太人，一名真正的犹太人，必须回到以色列生活。他们将个人幸福置之度外，以换取集体的拯救、全民族的幸福以及普世和平的实现。这样的一大批活灵活现的小说人物，串联起犹太人的宗教思想、文化传统、民族意识，于是，在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画廊里，展示着他们特别绚丽的色彩。在给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获奖理由的后一半，说他描述了犹太民族的生命的主题，在我看来，是指他讲故事时非常优越的内容。

身为一位作家，能够描述好他的那个时代，描述好他的那个民族，从而，为人类留下一份在场者详尽的观察记录，就很够份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位学者对我的启发。我忘记了他的姓名和他的国籍，但是牢牢记得他的感叹。他说，二十世纪里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为悲惨，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会想到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残酷屠杀，会想到这一百年里中国人连绵不断的灾难。

于是我又想到，中国的作家往往在最重要的地方缺席。应该提醒他们，要用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述艺术，描述中华民族的生命的主题。

幸存者的哀歌

不久前的阅读，让我看到一组数字：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2500位作家逃出了纳粹魔掌。他们离开德国，大约一半去了其它的欧亚国家，另一半去了更遥远的美国，去美国的有1281位。我想，这要得益于犹太人几千年的逃亡心理、逃亡经验，让他们想尽办法，脱离绝境，成为那场旷世屠杀的幸存者。

奈丽·萨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0年离开德国时，她接近五十岁了，仅仅出过一本书，名气不大。那时候，如果说她是一位很好的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幸运的读者——她十五岁时读了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拉格洛夫写过举世闻名的《骑鹅历险记》，是190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当年，那位十五岁的德国小朋友给拉格洛夫写信，开始了她们长久的友谊。这对于她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在我看来，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她出版的那本书，有对拉格洛夫写作风格的很多模仿；不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她还学习那位瑞典作家的生活态度，做了一辈子的独身女人。

话题留在1940年。八十五岁高龄的拉格洛夫，去世前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说服瑞典政府接受了萨克斯的避难请求。那年春天，树上花朵尚未开放的时候，幸运的萨克斯和她的母亲，登上了战时飞往瑞典的最后一次航班。假如晚一个星期，即使还有飞机可乘，想走也来不及了：她另外的家人和亲友，都关进集中营，然后被杀害。

很多读过萨克斯传记的人相信，使萨克斯后来成名的写作，与她的情人有关。

十七岁时，她遇到她的第一个情人，可能也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她很狂热地爱着，然后是失恋。那位男子据说当时已四十多岁了，但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读到这一段传记时，恰好也四十多岁，在二十来岁的女孩子看来，温和平静，有成熟感，散发着各种文化融合的微妙的光芒。萨克斯喜欢的男子，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但那位男子不是犹太人，是个太大的问题，他们只好分手。她去了瑞典的第三年，听到一个消息，那位男子惨死于纳粹的集中营。这个消息，真好比晴天里炸响的雷声。那时，她与流亡初期的作家们一样，感受着漫无边际的艰辛、苦闷、失落和孤寂，没有一种特别的刺激来源，不容易振作起来。

那一年是1943年，距离二战结束还有两年，萨克斯看不见战争胜利的光明未来，只看见集中营焚尸炉的黑烟，像黯淡的阴谋，从这颗星星，飘向那颗星星。在这样的夜晚，枯坐了一个又一个时辰，直到天明，一位生还者悲凉彻骨的心理恐惧，终于上升到诗歌上的意义：

我们生还者

死亡用空骨削它的长笛

死亡用怀念做它的琴弓

我们的躯体跟着呻吟

随着残缺的音乐

我们生还者

为我们的脖颈

搓好的绳索

还悬在面前的蓝天

就这样，五十二岁的萨克斯，一位瘦小的中年妇女，按照1940年代的人均寿命，甚至可以说是中老年妇女，突然迸发出写作诗歌的能量，强大得让人吃惊。后来在她获得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们普遍看好的，就是她在那时写作的诗剧《伊拉》。这部有着忧伤和神秘气氛、有着古典戏剧特点和现代主义手法的诗剧，说的是波兰的一名犹太孩子，眼看着他的父母被敌人抓走，对着天空吹响了风笛，请上帝派众神前来帮助，但他却被德国士兵杀害。幻想中的鞋匠跟踪着罪犯，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当他们终于相遇时，那士兵追悔莫及又恐惧万分，瘫倒在地。这部诗剧的副题是“一出关于以色列的苦难的神秘剧”，它的结尾显示的不只是世俗的因果报应，还有人世间神圣的公理。萨克斯的这部诗剧，很像一个寓言，关于杀害者与被杀害者的寓言，故事背后好像在说穷凶极恶的纳粹德国，本质上是脆弱的，他们恐惧上帝、众神以及人间的审判。

萨克斯写作《伊拉》，只用了几个晚上，一气呵成，主题选择的好，技巧发挥的也好，进入了极为优越的写作状态。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一个特例。

这种优越感，源自犹太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萨克斯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又是业余的钢琴家、藏书家。她是在父亲的书房里长大的，接触和领悟了当时最好的作家作品。

还有，她又是在内向、封闭的心理环境长大的，除了与那位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的拉格洛夫长期通信，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这种脆弱、敏感的病态精神，很容易转化为诗人的特质。

她为什么不能更早一些成为成名的诗人？在逃离德国之前，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恐怖下，生活了七年之久，此前还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成的思想压迫，持久而且强大，那可不是适合诗人写作和生活的环境：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能落下来，割断诗人的脖子。

即使到了瑞典，可以自由写作，也还要有一种强盛的动力。在那1943年，这种动力，令人悲哀地出现了：她漂泊在异国他乡，她留在德国的亲友全都死去，她一直依赖的精神导师、那位瑞典女作家也已去世，甚至，她十七岁时的情人也死了，死于纳粹的集中营。五十二岁的萨克斯，成了这世界上的“孤儿”，只有诗歌写作，只有在贫困交加时俯身在厨房搁板上的诗歌写作，成了她唯一的亲人。

没有诗歌写作，她已经无法活着。没有精神的支撑，她会悲哀地死去。我还注意到，即使遇到像她那样个人命运相同、精神状态相同的人，由于心里过于沉重的苦难，她也无法沟通。比如与保罗?策兰，那位比她小了几十岁的小兄弟，和她一样相信“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的人，比她还要优秀的犹太诗人，他们通一通信还可以，见了面之后，都要加重各自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

在蓝天下，我们的眼前

我们滴落的鲜血还始终在把沙漏灌满。

我们生还者，恐惧的蛆虫始终还以我们为食。

我们的脸埋入尘埃。

我们生还者

请求你们：

慢慢地把你们的太阳指给我们看。

以后的日子里，萨克斯接连不断地写诗，接连不断地出版诗集。二战结束以后，别的人不那么痛苦了，而她痛苦依旧，永远留在对旷世苦难的感受和描述之中，不能自拔。对杀戮与被杀戮、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的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她创作的主题。她的诗中，充满令人心碎的犹太民族悲剧，充满殉道精神和神秘的色彩。后来渐渐解脱了一些，诗中出现了明亮一些的色彩，纳粹迫害所造成的苦难，被视为犹太民族进入理想国之前的阵痛，是全人类苦难史的一个篇章。

以后的诗歌里，她力图表达出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一种集体情感，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对人的堕落的哀悼。她担心经过这次火与血的洗礼后世界依然故我，把用苦难和忧伤换来的教训遗忘了。为此，她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196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的理由是，“因为她杰出的抒情与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

时光怎能倒流

传统的传记读过之后，容易让人误解：这世界上的巨大改变，是由名人造成的，普通百姓的作用很小。幸好我没有阅读名人传记的习惯。我知道，所谓名人，不比时间和空间更古老。没有名人，太阳还会升起还会落下；没有名人，风还会吹，雨还会降，世上还会有年月，有季节，有时间流逝。

中国的孔子，常在水边站立，看着流水，觉得时间与它们相像，匆匆流逝，不再回头。但时间只会向前流逝么？过去经历过的事情，真的不能重现？某种让你万分痛苦的年月，会不会卷土重来？我最近在头脑里浮动的，便是这样的疑问。

我想到中国北面有一个庞大的国家，那里的百姓，曾经在一道铁幕后面生活，遭受极权、独裁、战争、饥荒的痛苦，后来换了一个领导人，把关在监狱里的几千万无辜者释放出来，与世界友好相处，百姓的生活谈不上富足，但是没有了被暴君随意杀害的威胁。

这样描述下去，就有些像一则关于青蛙和国王的寓言了——从前，有一群青蛙请求宙斯给它们派一个国王。众神之王先是派去一块木头，池塘里仍然一派平稳、恬静的田园景象：小青蛙把木头当跳水板；老青蛙蹲在树皮上晒太阳。

这则寓言的后一部分，改变了青蛙们的生活。一段日子之后，青蛙们不喜欢这个迟钝的国王，想要一个更有活动能力的新国王。新来的国王是一条水蛇。结果可想而知，许多青蛙被水蛇抓去吃了。

像很多寓言一样，伊索的这则寓言，说出了人类社会不幸的那部分事实。我前面提到的国家叫苏联，那个欺压普通百姓、屠戮知识分子的暴君叫斯大林，清算其邪恶罪行的新领导人叫赫鲁晓夫。我们出于善良的愿望，以为在这以后，平稳的生活会继续下去，会越来越好，可是，像那则寓言的后一部分，一切都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任期未满，就被赶下台去，还差一点丢了性命。

1966年的年初，苏联新一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的路线，轻轻一转身，就回到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勃列日涅夫决定，停止对斯大林所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所有的负面评价，重新把他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战士，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领袖。

许多年之后，我从一位作家的角度，回顾这个世界在1966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看到勃列日涅夫这个荒唐的决定，震惊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整个世界。更让我惊讶的是，除了极少数作家继续撰写揭露斯大林暴行的作品，送到国外出版并因此被关进监狱，因此被驱逐国外，几乎所有的人，都默然接受了为暴君翻案、为暴君歌功颂德的做法。

我几乎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为什么会对旷世的暴君，有那么深厚的情感？

那时候，暴君才死了十三年，短暂的十三年啊，也就是说，被暴君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的人们还在世，他们经历了暴君的红色恐怖后伤痕未平；被暴君屠戮的社会精英的亲友们还在世，他们心上的悲伤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即使没有被暴君伤害的人，也像那池塘里的青蛙，见过无数的青蛙被水蛇吞掉，对暴君时代的苦难，有过清晰的记忆。他们，他们，他们，都是亲历者，也都是受害者，但是在1966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其中的很多人，竟然成了暴君的拥护者。

我觉得眼前一片迷雾，很多事情都像是幻觉。后来我提醒自己，与其深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还不如深究他们的那个时代。人是环境的产物，正是人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或者生活。

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改革家，要改变一个已有三十多年统治经验的极权社会，赫鲁晓夫的改革，只能用“悲壮”这个语词来形容了。比如他要彻底清算的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旷世暴君，只有一小部分原因出于粗鲁、狂躁、多疑、暴怒的个性，大部分原因来自于那种粗鲁、狂躁、多疑、暴怒的社会体制。一个人的原因可以清算，一种社会的原因，他又如何清算得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赫鲁晓夫即使看到也未必会承认的一点，就是那种来自于社会的原因，其实来自于一个强盛的党派，一个官僚集团，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利益集团。那个可以随意占有和任意掠夺国家经济、社会利益的庞大集团，需要斯大林这样的暴君，斯大林给他们养尊处优的种种特殊待遇，每月还在工资之外，发给他们一个装满卢布的信封。他们不需要赫鲁晓夫这样的真正的改革家，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反对特权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可以代表这个集团，也可以代表苏联官方的亲斯大林情感。在全面肯定斯大林的背景之下，官方对斯大林只有一个评价:伟大领袖。我看到的有关文章介绍说，一些出版物甚至指责“非斯大林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发明的“颠覆武器”。斯大林大清洗时常用名词“人民的敌人”又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党史出版物中，后来，连斯大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了。

那么民间的普通百姓呢，不管是反斯大林，还是亲斯大林，他们都得不到什么特权，他们依然在那种社会制度下，过着并不富足的生活。可是，民间的亲斯大林情感，也在静悄悄地死灰复燃。斯大林的肖像画，出现在私人汽车的驾驶室里，也粘贴在一些人家的墙壁。据说，一些普通百姓在公开场合提到斯大林，都赞扬他，仿佛对他的时代一往情深。

这里的原因，肯定是复杂而隐秘的。那些苏联百姓不在我们身边，他们的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们不说，我们几乎无法知道。

好在苏联百姓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中国百姓也经历过，不仅是一般相似，而且极为相似。这样一来，作为知道中国百姓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的中国作家，也不会对苏联百姓有所了解，虽不准确，也差不太多。

我猜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斯大林做了三十多年的“国王”，一直到死，都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位置。这在普通百姓看来，简直就和神一样尊贵。把他的肖像画悬挂在汽车里和家里，可以带来平安和好运。这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尊贵的象征，别的往往不那么重要了，管他是一个残暴的国王，还是一个贤明的国王。

第二个原因，据我猜想，应该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环境的不满。赫鲁晓夫揭露出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却没有力量完全改变它，许多社会问题还变得更加尖锐。普通百姓能力更有限，他们愿意采用的、也是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对现实领导人的基本否定，转换成对先前领导人的盲目肯定。当然，这种无可奈何的怀旧情绪，谈不上理智：那时候没有腐败，那时候公平，那时候如何如何。

他们或是忘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是个万恶的时代，斯大林那样的暴君，比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暴君，还要坏上许多倍呢。

并且，还是现在所有坏的东西的根源。

消逝的说书人

在回忆1966年的文字里，我并不打算写到史铁生。虽然我在描述红卫兵毁坏文物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在那一年里，史铁生正在读中学，而他所在的北京清华附中，正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的一些回忆文章，记述了那些革命小将，怎样的愚昧、荒谬与野蛮，给这世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可能在回忆1976年或者1986年的时候，我会描述到那一代人的文学觉醒，那时一定会写到他的，他那一代人有许多人成了作家，史铁生在他们中间，非常突出，非常耀眼，是一位具有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真正作家。

但是，有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改变了预定的步伐。

我回忆1966年的文字还没有结束，史铁生去世了，告别了他热爱的写作。他死后的情景，与1930年代徐志摩去世的时候相似，突然之间，引发出数不清的悲伤的怀念之情。人们写了一篇又一篇文字，相互验证他们在史铁生身上看到的生命意识和文学精神，以及他在中国作家中的独特的意义。可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他忘记，同时也忘记他的意义，在茫茫无尽的日子里，继续自己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生活。

记得一次与朋友聚会，聊起史铁生时，我顺便聊到，人的能力高低不同，适合当作家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做什么都可以，但是选择了当作家；另一种是做什么都不可以，只能当个作家。史铁生是后一种人，他二十几岁双腿瘫痪了，只能当个作家。就像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那两个在船舱里下棋的顶尖高手，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段，只能下棋，只会下棋。史铁生的身体，让他只能当作家。这样一来，不是顶尖高手，也是非常优秀。

通常，我祝贺一位优秀作家出现的方式，纪念一位优秀作家去世的方式，都是读他的一篇作品。这样一来，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让我读了两遍。那是小瞎子、老瞎子和老老瞎子的宿命故事，他们是流浪的说书人，他们承受更强烈的痛苦，此外，他们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老老瞎子要弹断八百根琴弦能够治好眼睛，老瞎子要弹断一千根，到了小瞎子又多了二百根。史铁生想说的，是一个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人要找到活着的理由，才会活得下去。这就比余华后来写的《活着》，不得不活着，仅仅是活着，更有意义。

用史铁生在另一篇作品中的话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他是在说他自己，如果不写作的话，他会有一百个理由自杀，比我们多了九十多个。他的个人经历，似乎让我们相信，一位作家，只要重要的东西没有写完，不仅不会自杀，还会长久地活下去。

而我在无意中看到的，是《命若琴弦》另外的意义：史铁生是这个世界的说书人，真正的作家都是。作家把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渲染之后，激活之后，再讲述给大众，讲述给只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们。如果，没有好比说书人的作家，人们离现实越来越近，离历史越来越远，又怎么行呢？如果现实比黑暗还黑暗，人们才是真正的瞎子，需要作家的讲述，才能看见光亮。

《命若琴弦》，是史铁生早期的作品，早期的认知。后来他上升了一大段高度，知道说书人的说书，就是活下去的理由。那是我读了他的《我与地坛》留下的印象。那篇作品，叫做散文也可以，叫做小说也可以，确实不错。以后，他的作品可能就更深入了，但是读者也少了，包括我，也不注意他又写了什么作品，仅仅相信他会更深入，会写的更好。我还觉得，他深入探讨的东西，我也正在探讨，比如人类的精神困境，以及如何解脱。他成了与我保持一段距离的参照物，保持一段距离的陪伴者，让我的写作不至于迷茫，不至于孤独。

最初听到史铁生去世的消息，我以为他会死于两只肾的彻底崩盘，毕竟是患了十多年尿毒症，做了十多年透析。我没想到的，是他死于脑出血，一种平庸的老年病。于是，他也算得上寿终正寝了，这让我有些释然。一个从二十几岁就双腿瘫痪的人，以后一直离不开医疗手段帮助的人，甚至如他所说，把活下去当成职业的人，寿终正寝真不容易。他死的那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还有四天，距离他从作家协会驻会作家的岗位上退下来，领取养老金还有四天。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帝国，也算是长寿了。

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他的死，让我想到他开始文学写作的一九八〇年代。那个红红火火的文学年代，每位作家的好作品出炉，都引起很大反响。

现在，史铁生提醒大家，这些曾经是、仍然是文坛主力的作家，已经到了老年，或者接近老年。这是个严峻的问题。有些人的生命还在无端地耗费，有些人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动笔，把这两种作家加在一起，包括了用汉语从事写作的所有作家，包括那些自以为写得好的、大众也以为写得好的，以及我们能想起名字的那些人。史铁生提醒他们，总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要抓紧写作的时间，写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你的八百根琴弦、一千根琴弦，或者一千二百根琴弦，弹断了没有？

如果弹断了，你可以微笑，你可以释然。

电影院的笑声

1966年，这世界像一幅末世的胶片。疯狂的情绪、愚昧的面孔、哀叫的声音，血腥的颜色，在那个年月暗黑和深褐的背景色上浮现出来。一位摄影记者抱怨说，不论家里，还是在街上，看不见笑容，听不见笑声。

那笑容和笑声，都到哪里去了？

几乎都聚集在法国的电影院里。

说是有位演员，犹太血统，二战时带着母亲和怀孕的妻子，从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逃了出去。战后的1960年代，他快到五十岁了，改行当导演，拍摄的几部电影都很一般。这时，一位个头很矮、不太出名、比他还大了几岁的演员对他说：“你实际上是个喜剧片导演。只有承认这点，你才能真正的表现出你自己。”此后他不再郁闷，拍出了法国的喜剧经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电影就是《虎口脱险》，人们熟悉的二战题材，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纳粹占领时期，有架英国军用飞机在巴黎上空被击落，几位跳伞的飞行员陷入虎口，一些手无寸铁的法国人敢于同穷追不舍的德国人对抗，将飞行员转送到中立国瑞士。

我看到《虎口脱险》时，已是1982年，这部电影出品十六年之后。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开放不久，仍然忧心忡忡，警惕外面世界的颠覆和演变，每年只有几部境外电影，通过挑剔的审查，获准入境。据说住在北京的青年人，能看到更多的外国电影，但也是偷偷摸摸地躲在家里，看那种大二分之一录像带，影像模模糊糊，色彩浮在表面，仿佛用水粉绘成的动画电影。

帮助英国飞行员虎口脱险的，不是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而是一位油漆匠、一位音乐指挥，还有一位木偶剧团的女演员、一位修道院的修女。女演员出场较早，修女出场较晚，她们都长得特别美丽，让我大饱眼福。音乐指挥和油漆匠一直贯穿全场，他们本来分别处在欧洲社会的顶层和底层，前者暴躁、蛮不讲理，后者憨厚、老实巴交。现在因为这件事，走到一起来了，既要自己活命，又要帮助飞行员脱险，不愿意合作也得合作。其实他们也有相同之处，比如，面对强大的敌人，都免不了心中胆怯；两个人都很笨拙，需要互相依赖和帮助才行。他们两人在一起，就是一部荒诞滑稽的闹剧，一个笑料紧接一个笑料，笑的我肚子都疼了。后来我听说，拍那电影时，导演和摄影师，也像我一样，一次次笑疼了肚子，很多镜头拍的摇摇晃晃，需要重拍。

那时候，一年也看不到一两部好电影，《虎口脱险》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电影中的所有台词，几乎都能背诵出来。

当油漆匠和音乐指挥都被抓进德军警备司令部，审讯之前两人有一段对话。

宽厚单纯的油漆匠：“反正杀了我也不开口。”爱耍小聪明的音乐指挥：“我也不开口，杀了你我也不开口。”宽厚单纯的油漆匠，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个人就是够朋友。”我看《虎口脱险》时，还在读大学中文系。看过电影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校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就是音乐指挥说的这句：杀了你我也不开口。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油漆匠向木偶剧团女演员的爱情告白。他装作梦游的样子，两只手臂向前平伸，慢慢移动脚步，进了姑娘的房间。油漆匠：“在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后来，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女演员：“奥古斯旦！”油漆匠：“我知道，没门儿。”女演员：“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油漆匠：“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女演员：“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无奈的油漆匠，只好退了出去。

幸亏导演拍的是喜剧，并且两个人没有上床，否则那部电影就不会通过审查，我们这些读大学的年轻人，就受不到那种纯真爱情的启蒙。那时的中国是个伪道学的国家，或者在实行禁欲的某种伪宗教。就在上映那部电影的前一个月，我读书的那座城市，一对中年夫妇被警察抓去了。那是一对知识分子，在结婚二十年那天，有些浪漫地去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公园，还有些浪漫地搂抱在一起，就被警察抓去了。那对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夫妻，那些警察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你们骗谁呢？中国的夫妻哪有像你们这样亲密的？”我们的警察，都是生活喜剧中的警察，随便说一句话，都是精彩绝伦的电影台词。

从《虎口脱险》开始，我看到的二战电影，随着岁月的增长越来越多，每一部都很精彩。其中有不少喜剧，看起来搞笑，实际上探讨了比较深刻的社会问题。它们传承了文艺复兴以来喜剧古典主义的精华，又有在传统基础上富于现代性的创新。它们体现了欧洲喜剧最根本的艺术主张之一：真正的喜剧并不能背离事物的严肃性。

在世界电影长廊中，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二战，成了世界各国电影人发掘不尽的宝库。无论是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亲情、友情、爱情的感人故事，还是直接将镜头对准战场，描述战争的惨烈和震撼，都在其中挖掘出人类反思精神的文化主题。

这就让我想到，对于电影人，对于电影观众，也对于整个人类，幸运的是，纳粹和纳粹的首领都被消灭了，所以我们能拍出那么多电影出来。相比之下，二战以后的许多灾难，例如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暴君造成的灾难，我们只因为没有彻底的反思，没有彻底的清算，也就拍不出那么多深刻的电影，留给人类，作为警示。而一些国家里，那些暴君的名字，还不能公开批评，不能清算他们反人类的罪行。

这很让我担心。

这世界像一个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却因为没有必需的签字，做不了手术，就没有治愈的可能。还有，在我们的不经意之中，用民航飞机制造的九一一灾难过去了十多年，但是因为那些人、那些组织还在，就没有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对这突破了所有底线的反人类罪行，作出深刻的探索和反思。

我是作家，我替自己感到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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