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

读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关于这两万大洋的记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第33-34页：“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8-129页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200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上卷，第40页记载他这年直至2月19日在北京还参加了活动，“3月12日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这样毛所说的登泰山游曲阜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接着，“3月15日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第24页，载有毛泽东当年给舅父的信，其中有：“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又证明其并非1919年获得两万大洋。而且，《年谱》上卷第50页，（1919年）“12月，杨昌济病重，在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同页注〔１〕引章士钊所著《怀念杨怀中》引用杨怀中信中的话：“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此前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互不相识，当然更不可能有两万大洋的授受，此事只能发生于１９２０年。章士钊后来的回忆也说是毛转交的这封信请他筹款资助留法学生的。次页，记录着“二十二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此引文说明，杨、章私交应可，且此时杨家亦属囊中羞涩，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导者之一。随即紧锣密鼓地加入湖南驱张活动，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在3月5日挂名陈独秀在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成为该慈善组织一挂名成员。

3月14日毛致周士钊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学的态度。“4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5月5日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年谱》上卷，第57页。）在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传》及《西行漫记》记述的贫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据《年谱》第58页，“5月11日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边。”那么，此时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个子儿给他们。且接下去我们看见，毛等5月起就试验“工读互助”生活，“6月7日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年谱》第58页。）可见囊中依旧羞涩。这段时间再无涉及旅欧学生事的记载。《年谱》第60页，在1920年“6月”项下有“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这里就有些问题了，此款并非毛“找章士钊帮助”的，而是杨怀中临终前修书给章求助的。且，毛既然已不打算介入留学，怎么还独自领取资助留法学生的专款呢？杨怀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是同乡章士钊知道的。如果没有杨怀中的推荐信，章士钊未必会募捐，就算募到钱也不会交给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毛泽东。可是毛拿到钱之后，已经送走两批赴法湖南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属于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的。毛当时挚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5页记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直至他7月初离沪经汉返湘，已经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的记录了，于是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银子。

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美元。又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同年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还有1920年全国共新开火柴厂23间，总资本183.7万元，平均每家厂不足8万元法币，非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

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用于其他都算挪用赞助款，是犯法的。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从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前边所引李维汉的文字说明：“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称：“新民学会会员许多人家里很穷，要留法一个人得几百元旅费，先后几批来京的会员，只有二十五人取得了一笔路费，这是我们通过留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的结果。1920年在上海半淞园集会后留法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全都是公费。”没人得到章士钊为他们募来的捐款，自然想不到感恩。

继续查阅下去，见到毛与旅法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蔡和森、萧子升等抵法学生通信，均无任何关于钱的议论，法国方面没有要，毛氏没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经意间，《年谱》第87页上，1921年“9月28日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信中谈到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于是问题继续复杂化了，老人家后来自己承认“有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还有钱。那么还在1921年时，这笔理应资助留法学生的钱更不少。怀里揣着本应资助留法学生的“应付款”两万大洋，留法挚友病危急需用钱，可毛却要萧子升“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怎么解释？不知谁能否寻些替俺们的领袖开脱的资料？看上去那位萧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着各界赞助留欧学生的两万大洋！而陈赞周尚未等来老毛“事势急迫，非筹不可”的钱治病就死了，“姑且借来付去”也便不了了之。至于也病死法国的杨开慧的堂兄弟，无资料可查，搁置。

那么，1920年6月得款，“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也许用于建党费用去了，那么，目光远大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举。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47页有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第168页有《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毛所谓这笔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可能性。毛就坐在陈旁边并没有异议辩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党的活动经费里，反而因“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毛领导的小组亦有得款的份额。

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以后，把它用于别的革命事业也无可厚非。我们继续查《年谱》，从1920年7月7日毛回到长沙，直至1921年7月初抵达上海出席中共成立会议，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称：“其中影响最大并与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文化书社。”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亦称：“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据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年8月20日，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月9日开业。

各种宣传夸耀毛筹集400-1000元办这个书社，甚至说杨开慧之母“慨然拿出余下的几百元‘奠仪’费给了女儿，由她交给毛泽东办书社。”（《毛泽东的足迹――旧居、革命活动遗址史话》，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页）毛岸青、邵华在198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这些介绍因为不知道或忽略了老毛怀里揣着章士钊募捐得来的两万大洋，合理想象并不奇怪。然而并非真实。所幸白纸黑字的东西尚在，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六百九十二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之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二百二十八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二百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拾元。（参见：湖南新闻出版局编写、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第25页）如此，前述缅怀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实，比如这拾元大洋果然系“奠仪”所剩余，那就更惨，怀揣两万大洋不掏去讨要“奠仪”入股，岂不是越描越黑么？何况，《年谱》上卷第83页说，毛亲自主持这份详细报告的编制，主张反对秘密营业，要搞财务彻底公开。而且强调文化书社的重要性：“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的。

那么书社经营期间毛是否有所补贴呢？易礼容1978年7月6日的《毛主席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次年5月《回忆长沙文化书社》称，“书社开办时经费十分困难，由我经手向赵运文借款20元作开支。由于少钱买铁炉子，我和陈子博用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做饭，这样撑了一两个月。”毛于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4年12月回长沙养病，得知文化书社亏损状况以后，随即与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商量，由省委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1月已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亦非常关心文化书社的情况，多次找易礼容、夏曦商量，让易礼容给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写信求援，谭拨付了400毫洋，解决了书社存在的困难。（参见湖南出版社《文化书社》一书，第80页）可见，歌颂了老毛如何关心文化书社的这些文章，没有一个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紧。

这段时间，毛还涉及另一项革命工作，就是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年谱》上卷，第86页：“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查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22页，自修大学经费为“每月的400元银元”。这件大事，老毛又没有破费之记录。

那么，如果“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话，也是不错的。可读书看见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比起章行老那点募捐款，大巫见小巫了。

我们详细翻阅《年谱》，感觉到至少从1920年7月开始，老毛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不再为银子发愁。1920年“11月下旬因工作过于疲劳，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P71）“冬同杨开慧结婚。”（P76）1921年1月3日起参加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各项工作时免不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毛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P80）“2月上旬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财大气粗地宣布：“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P82）；“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P88）到醴陵萍乡休养游览；办过一些企业却经营不善赔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视，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连保姆也带着赴上海下广州上武汉都无所谓了。问题在于，这些花销从何而来？与1919年（应该是1920年）进上海时那种“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真正是天壤之别。

wenjunq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