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初始情境：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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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初始情境：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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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初始情境：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纪念的重要一部分就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在西方国家，二战后出现了大量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它们成为文化记忆、创伤记忆研究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 任何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都不是文物、图片、文字的随意堆积，它们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精心排列成的一个故事，陈列什么不陈列什么，如何陈列；突出什么，淡化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如何开始，如何结尾等等，都要经过精心的策划。陈列者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决定了故事讲述的逻辑，以及故事的最后价值指向。博物馆是建构和创造历史的重要文化机制，它与其说是客观文物的陈列，不如说是特殊形态的意识形态规训。 随着各种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大屠杀创伤戏剧也变得常规化、制度化了，并导致了制度化与原发性、常规化与唯一性的矛盾。因为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震惊、最不可思议、最不能接受而又最不能回避的巨大创伤事件，是高度原发、独一无二的，因此与常规性相对。甚至有人怀疑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制度化、常规化，可能导致其变成陈词滥调，各种纪念活动不过是例行公事，纪念的结果不是牢记大屠杀而是遗忘大屠杀。 但美国著名的研究文化创伤的社会学家亚力山大似乎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大屠杀的常规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忘却，也不一定导致其原初性的丧失。在大屠杀的悲剧叙事中，隐喻性的纽带把符号意义和观众注意力从原发性创伤转移到了一系列此后发生的、与之存在类比关联的创伤（比如红色高棉大屠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初创伤的意义遭到了抹杀或颠覆。这里面的转换关系和操作程序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为了达到制度化、常规化与原初性的统一，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之一，就是设法唤起你的原初体验。大屠杀遇难者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向当时的卡特总统提交的报告称：建立博物馆的目的是“防止未来的恶”，而其目标则是“建造一座能让参观者重新体验那个原初悲剧的建筑。”（77，254）这样才能加深参观者的心理认同，而不是置身事外。 以华盛顿特区大屠杀博物馆（1979年开馆）为例。博物馆模仿集中营的空间设计：“三楼是一个建构性的空间，随着参观者进入死亡集中营的世界，空间变得紧迫压抑，产生出一种凝重而黑暗的感觉。实际上墙壁是没有粉刷过的，管道暴露在外面，而且在三楼和四楼除了供由于各种原因必须离开的人使用的火警出口和隐蔽的电梯外，没有其他出口。”（77，255）可见为了保持大屠杀创伤的原初发生情境，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依照博物馆首席设计师的描述：“这个展览的意图是要带着参观者走过一段旅程…….我们意识到如果沿着他们走过的路，从正常生活进入犹太人聚居区，走上火车，从火车走进集中营，走过集中营里的通道，一直走到最后，一路感觉他们所受到的那种压迫……如果参观者能够能走一遍与他们（应指当年的犹太人）相同的旅程，那么就能够理解这个故事的含义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77，255） 这样的设计使得参观活动成为相当真实的“悲剧之旅”，各方面都力求做到写实，因为只有写实才能有效能够培养认同。参观者甚至还会得到一张代表大屠杀遇难者的身份证/护照，以强化个人化的认同，“让参观者与真实人的真实脸庞联系起来。”（79，256） 与此同时，展览的设计还要着力避免反抗叙事或英雄叙事，坚持悲剧叙事：“这里的戏剧化操作中的每个设计都是以鉴定的悲剧叙事为出发点。展览设计师小心翼翼避免表现出任何集中营囚犯‘被动抵抗’的痕迹，生怕这回激发英雄主义和罗曼蒂克的进步叙事。”（78，256） 依照这个标准，国内各种抗战纪念馆的展览可能都存在过于强调反抗、把受害者英雄化、浪漫化的问题。 201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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