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云南军垦（农场）的那一刻【下】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
| |||
|
到达云南军垦（农场）的那一刻【下】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到达云南军垦（农场）的那一刻【下】 接到爸爸的第一封信 知青f： 去云南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了十天。火车三天四夜，到了昆明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一辆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云南大学里，大家就住在大礼堂里的。等了两天我们才从昆明出发去西双版纳，一走就是四天。等到了景洪又等了一天才把我们拉到大勐龙。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我一看到有的人至今还在说什么那里如何如何好，什么思念那里的生活等等，心里的气不打从那处来。你说那里好，你干嘛要回来呀？说这样的话的人大概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了。原谅我的愤慨。 我是前脚到连队，后脚父亲的信就来了。记得在到达连队的第二天，文书在操场上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连忙跑过去问是什么事情？文书说，有你的一封信。我接过来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分明是爸爸写的。我高声喊道，我家里来信啦！大家都围过来，个个脸上都带有一份惊奇。原来，家里只知道我到云南一师二团五营，具体哪个连队不知道。爸爸就照此写了，特意在我的名字后面注明是上海知青。没想到细心的邮递员还是找到我们连队了。这是我们这批知青到达连队后来的一封家信啊。我连忙拿出来看。看着看着我的心里紧张起来了，等我读完信，我哭了。 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我的奶奶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因为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正在抢救呢。见此情景许多同学都来安慰我。与我一起来云南的邻居阿四头也跟着一起哭了起来。我知道，从小阿四头的爸爸在海运公司工作，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他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长年病假在家。是我的奶奶一直照顾着他们，把阿四头当做自己的孙子一般看待。只要我有的，阿四头一定有。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般，这份感情是很深的。上山下乡的时候，开始我们都不愿意走。后来没有办法了，奶奶最后答应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才行！ 从小我就是奶奶带大的。爸爸妈妈都在厂里工作，爸爸是个党员，一直是先进生产者。他很忙，顾不上家里的事情。妈妈是厂里的财务，每当岁末年初总是要加班加点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奶奶一手操办的。从送我上幼儿园开始，到小学里读书，都是奶奶在照顾看管着我。对于奶奶的这份感情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曾经想等到我挣钱的时候，第一个要孝敬的是奶奶。据说，奶奶年青的时候，爷爷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去世了。唉，她这一生真的够苦的。为了将我们拉扯大，费劲了心机呀。 我接到爸爸的这封信以后，一直在哭，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安慰家里的人。我又不能够立即赶回上海去看望老人家。唯一的安慰是大家不断地来劝劝我。第二天，爸爸又来信了，我接到信以后都不敢拆开。等我断断续续读完爸爸的第二封信的时候，才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原来经过抢救，奶奶活过来了。她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好不好。还要爸爸不要告诉我她生病了。她还说，主要是太想自己的孙子了。 唉，我当时真的想大哭一场啊！这个上山下乡啊，怎么说呢？
知青g： 记得我们到连队后第一次劳动是种包谷（玉米）。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到地里去。那时我的班长是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年人，姓彭。我就住在他家的隔壁。他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老婆是在菜地里种菜的。我记忆中第一次跟着他干活的时候，他特意为我做了一根锄头把。在将锄头安装好以后，他突然说，你用我的锄头吧。这新的锄头你用了，很容易在手上打起泡的。是啊，他的锄头已经磨得油光铮亮的，握在手上很光溜舒服的。我那把新的锄头把，虽然是新的，但是粗糙。就这样一件小事，我很感激他。 记得第一天下地劳动，我还特意将草帽戴好，穿上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和崭新的解放鞋。出门一看，我们这些刚从上海来的学生个个都差不多。年青、幼稚、好奇中还夹杂着天真呢。大家还一起唱着歌去劳动的。等到了地里，我们都跟着彭班长后面，模仿着他挖地的动作，把一块块泥土挖开后打碎。他说，这叫备耕。这地很硬，上面不时还有野草和小树根。最难挖的是遇见茅草，下面的根连着根，挖起来很费力。没干多久，我就感到手掌里发红了，有点痛。再看看彭班长已经一个人挖到前面去了，把我们一大帮人都甩在后面。没过多久，太阳上来了，照在脸上、身上火辣辣的。我们个个额头上直冒汗。手里握着的锄头感到越来越重，腰也酸了，胳膊也太不起来了。大家嚷嚷着要休息了。彭班长笑呵呵地说，好吧，你们休息吧，我再干一会儿…… 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浑身上下就像散了架一样。再看看自己的手，上面都打起了水泡，真痛啊。尽管是戴了草帽，但是脸上还是被晒得红红的。那时，就想一头倒在床上睡觉了。什么洗澡洗脸的，什么脏不脏的！连饭也不想吃了。就在这时，彭班长和他的老婆来到我们宿舍里。他笑呵呵地说，吃不消了吧，没关系，咬咬牙坚持一下。来，让我老婆帮着你们把手里的泡都挑一挑，好好洗个澡睡个觉就没事了。那天，我们三个女孩子都很感动，遇见了一位和蔼的好班长。就是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干活，我们都忍不住又哭了起来。我还想到，要是当天我用自己新的锄头干活，可能手上的泡会更多更多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还想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话。是啊，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人真的不知道这番苦啊。 还是说说彭班长吧。他人很好，对我们知青很关照。看不惯连队里那几个干部胡作非为的样子。有一次他见连长对我们一位女同学说下流话，彭班长不管他还是现役军人，开口就骂他流氓。还说，你狗日的好好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好人未必有好报。没过多久，上级将彭班长调走了。是调到远离我们连队将近一百多公里的六团（勐海农场）去了。说是那里也来了许多知青，需要一批干部，彭班长可以升为排长了。其实是借口，据说彭班长在"文革"中属于站错队的，被一些人趁机赶走了。据说，他还被打过"落水狗"之类的。我们到连队的时候是没有看见。 他们全家走的那天，我们许多知青都去送行了，还送了不少东西给他。车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彭班长眼圈红了。
知青h： 说说我们刚到农场的事情，这可多了。那时我到连队的第一天就挨了班长的骂，原因是我用石头砸连队里的小猪。你说稀奇不稀奇，这猪都是在连队里大摇大摆地到处跑的。到了喂食的时候，养猪的人一声声叫唤，它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跑向猪圈里去。也许这也是云南十八怪的一怪吧。 我和阿强分在草房里住。你说这个草房真的很可怕的，四面透风，床是竹子搭起来的。放下行李以后，我是手足无措。从小在家我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干的，爸爸妈妈也不要我干。家里的事情有两个姐姐干，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干，一下子真的有点不适应了。我和阿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望着自己的行李直发呆。我们先是开始铺床，这还马马虎虎地可以。可要挂蚊帐的时候一点也不懂了。在上海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蚊帐。上山下乡的时候，这个蚊帐还是凭我们上山下乡的证明，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到南京路的帐子公司去买的。当时在家里，妈妈专门教我怎样挂这个蚊帐。我是前听后忘记，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和阿强一起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跑到隔壁女生的宿舍去串串门，看看她们是怎样安装的。没有想到，人家已经安装好了。我只好求小琴帮帮忙，给我们俩安装一下蚊帐。小琴答应了，很快就为我们俩把蚊帐安好了。原来如此，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白。到底是女生心细，小琴见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干，就叫来了几位女同学，帮着我们铺床被，整理那些洗脸刷牙的东西。她们还笑话我们俩，说我们铺的床被简直是无法睡觉的。因为我把床单放在最底下，上面放了棉花毯。小琴说，这里这样热，你铺什么棉花毯呀。她打来一脸盆睡，将竹篾笆擦得干干净净的。等到干了，铺上薄薄的一层棉花毯，再将床单铺上。我原来铺的厚厚的棉花毯被她拿到外面去晒了起来。我的被子是离开上海的时候，妈妈为我缝好的。小琴将它打开后，也拿到外面去晾晒一下。她还叮嘱我，等一会儿太阳小一些就收进来，这被子悟了十天了，不晒一晒怎么行啊！ 我和阿强都非常感谢小琴和其他几位女生，连忙将家里带来的零食拿出来给她们吃。她们也不在乎，一边吃一边数落我们俩。数落完了，把我们这十天来没有换洗的衣服统统拿去洗了。 唉，出门在外还得靠朋友啊，大家就是这样互相帮着度过那段艰苦的日子的。就此我对小琴有了一丝好感。那时是青春的萌动呀，可惜人家小琴看不上我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直到我们回城后聚会时，我再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哈哈大笑。小琴的丈夫还说，你幸亏没有嫁给这个懒汉，还是我勤快吧。我说，这是天意。而小琴说，那时我们就是靠着相互帮助才走过来的。这话说得真好。
知青i 一身臭汗来到了连队，我是放下行李就像去洗个澡。你是知道的，我的爷爷早年是开澡堂子的。我从小就喜欢洗澡，爱清洁。记得我小时候没事可干就会跑到爷爷的澡堂子去玩，久而久之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了。后来是什么公私合营了，爷爷也退休了。据说是算资本家成分的，为了这事情，爸爸没有少吃苦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我的父亲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把父亲从厂里的设计科赶到车间里去劳动了。那个年代真的是稀奇古怪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搞不明白。 我那时到了连队后就问带我们来的连队领导，哪里可以洗澡。你想，我是个很要清洁的人，这十来天没有洗澡简直是在要我的命。没想到那位领导（后来知道，他是连队的指导员）听了以后说，急啥，洗什么澡啊。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先去整理自己的东西！你说怪不怪呀，这洗个澡与什么接受再教育有啥关系？可是那时什么事情只要一上纲上线你就麻烦了。我只好忍了，回到自己住的草房里整理行李了。 等到大家都整理的差不多了，指导员带着我们去洗澡了。顺着连队伙房边的一条小道下去，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上。指导员用手一指说，就在这里洗澡！不要再往前面去，转弯过去是女人洗澡的地方。说完他就走了。我们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这就是洗澡的地方？四周靠杂草和小树遮掩着，小溪里散落的石头被长年累月的水流冲洗的光滑顺溜，溪水缓缓地流淌着，似乎永远不会停息。抬头望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风景还是不错的。顺着小溪流淌的下游处隐隐约约传来女人们嘻嘻哈哈的声音，时不时还夹杂着打情骂俏的话语…… 我们一个个脱得精精光，走下小溪。水有点凉，在自己身上泼洒几下很快就适应了。哇，十几天的疲劳似乎在这一刻都会消除了。大家一边洗着一边开着玩笑，互相还用脸盆打起水泼洒着。据说这个地方的泼水节就是这样的。几个调皮的人还故意在水里小便，一边还说给下游的女人们尝尝。一位老工人还说，这叫"童子尿"。我们高兴的一起吼叫起来。忽然，草丛里传来一阵阵响声。这响声中海夹杂着气喘喘嘘嘘的声音。我们都好奇地朝四处张望。不一会儿，从草丛里钻出一头大水牛，把我们吓得连呼带叫地跑上岸边。大水牛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我们的存在，跑到小溪里就地打了个滚，一副美滋滋的样子。他抖了抖身上的溪水，扑腾一下拉了一大堆屎在水里。水牛晃动着尾巴朝着天空叫了一声就走了，小溪的水顿时成了黄泥水。 目睹着此情此景，我们连忙在往上游跑几步，赶紧洗干净后离开。远处传来了一些女人们的骂声："哪个缺德鬼，把水搞得这样脏呀！""是哪个背尸鬼干的？老娘要来揪你的鸡巴啦！" 谁干的，牛！ 在云南农场里第一次洗澡的事情一直记忆犹新！
知青j： 这你是知道的，我是和阿英一起去云南军垦的。那时我们俩已经"敲定"了。（上海话：意思是已经谈上对象了）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又一起上的中学。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决定去云南军垦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就此也要阿英与我一起去。其实那时我们俩确实没有说穿是谈朋友的，就是很要好的。为此我那个班主任还专门像抓贼一样，偷偷跑到我家里来抓"现行"。结果还真的让他碰到了。原来那天是阿英的妈妈叫她送两斤青菜来，是我妈妈让她妈带的。我看见班主任的时候，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像刁德一一般嘿嘿一笑走了。晚上，他特意跑到我家里来告状。没想到我爸爸听了以后说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爸爸还说，要是阿英成为我的媳妇，我笑还来不及呢。气的班主任说，那有这样的家长的！ 不说这个混蛋班主任了。他为了拆散我们，坚持要阿英去安徽插队。阿英的爸爸跑到学校里要揍他，吓得他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到云南农场的，对了，那时叫建设兵团。 阿英从小就很胆小，人也长得很瘦小的，性格内向的很。三句话打不出一个闷屁。可是她对于我一直很好，什么事情连她的爸爸妈妈都不说会对我说。这也可能是爱情的力量吧。来云南的一路上，她从不管别人说什么，可以说一直"依偎"着我，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拿主意的。 我记得我们到了以后，开始了艰苦的劳动。阿英不是个干活的料，几天下来就发高烧了。我连忙把她送到营部的卫生所里。还好，经过几天治疗，阿英很快就好起来了。为此我还特意把从上海带来的香肥皂送给医生。那位女医生我还记得，人很好的。连队的领导来看望阿英的时候，她总是说阿英还没有好。这样阿英足足在卫生所里住了半个月。我是天天下班就往营部卫生所跑，一直陪着阿英到半夜才赶回连队。 记得营部卫生所的后面是一片芭蕉林地。在阿英明天要出院的那个晚上，我搀扶着她一起散步到芭蕉林里。我们看着天上的月光，踩着散落在地上的芭蕉叶片，缓缓地走着。忽然，阿英对我说，她害怕。我说，你怕什么呢？阿英说，不知道！我说，有我在，你怕什么。我们一起好好过。等回到连队后，我去求连长，为你安排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说这话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连队里哪有什么轻松的工作？阿英借着月光看了我许久，她突然紧紧地抱着我不放。渐渐地我们俩的嘴唇吻上了。阿英一个劲地说，你真好，你真好……。 让你见笑了。没关系的，我和阿英都当爷爷奶奶了。这些事情在自己的心里是不会忘记的。那时结下的恋情的人不多，能够延续下来的也不多。苦难中的爱情真的很值得回味。没事，你在博客上写吧。这些事情是我们知青上山下乡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知青k： 刚到农场的时候，我最怕是晚上熄灯。记得那时我们是老农场，还算有灯。不过白天没有电的，要到晚上才由发电站统一送来电。到了大约十点左右，就把电拉掉了。在熄灯前会有几次熄了再亮，亮了再熄的警告，于是大家急着找好煤油灯应急。你想我们都是从上海来的，怎么会习惯这样的生活呢？记得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家里为了节约，用的是昏暗的15瓦的电灯。虽然暗一些，但是家里总归有光亮的。现在好了，一下子就把我们赶到了黑暗的深处。 许多事情我一开始真的很不理解。白天干活干得很累了，可是到了晚上要天天开会。连队的领导们一个接一个上去讲话，累的你直打哈欠。等你回到宿舍的时候，这电灯要熄灭了。连个写封信的时间也没有。有一天，连队在晚上开会开到很晚。其实这些"土八路"们在会上说些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听进去。大家在底下窃窃私语，有的说：还没有讲完呀，阿拉要"困告"了（同音字，上海话睡觉的发音）。连长听到了，他显得非常生气："什么，你们要控告，去告呀！"唉，真的是啼笑皆非。 那时我们年青，干活一累躺下睡觉就不想起来了。到了休息天可以一直睡到中午。每天早上烦人的起床号响起以后，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上山劳动直到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连队。洗洗澡吃晚饭后，来不及休息一下就要政治学习了，就这样一天过去了。从起床到睡觉很能够见到人，尽管苦一些但还能够混的过去。一忙就不太会想家。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熄灯以后，夜深人静了特别想家。人很疲劳了，就是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换了一个环境，而且马上进入了大强度的劳动，加上连队一些领导在管理上粗暴、无知给我们带来的心灵上的伤害，不想家不可能的。记得那时刚来到连队的时候，一到晚上经常会有一起来的同学在宿舍里哭。只要谁一哭，马上就会有"响应者"。在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后，想抓紧时间给家里写封信，一熄灯只好点起煤油灯。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信给自己的亲人，能不悲伤吗？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乡，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年青人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啊！ 我那时刚去的一个月，天天晚上熄灯以后就会躲在被子里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想哭。这些事情我是不敢告诉家里的，在写信给家里的时候，只是说还可以吧。要是一说天天哭，家里的人不要急死了。尤其是我的母亲，从小就特别喜欢我。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她哭的昏了过去。 熄灯后点上了煤油灯，在草房里煤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左右摇晃。小小的火苗里映衬着我们年青的身影，是那样单薄、无助。这一切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辈子是不会忘记了！
知青R： 凡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够体会那时"政治挂帅"的厉害。什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我们到农场后，也领教了这种"政治氛围"的厉害。不管你白天上山干活有多累，晚上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 我们那时最讨厌和反感的是每天晚上的学习。全连的人集中在操场上，今天是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明天是读《人民日报》的社论。每次这个讲完了，那个还要补充几句。连队的头头们谁也不会不讲的。只要是逢上营部放电影，就可以不开会了。如果那一天通知今天晚上不开会学习，真的要三呼万岁了！你想，白天干活这样累了，我们又年青，那个不想早点睡觉。还有挤点时间给家里写写信。有一次开会，我们实在太困了，就在底下说："阿拉要'困高'了（上海话意思：睡觉）"。指导员听到后就说："你们要控告，你们去告好了！"真是啼笑皆非！ 那时我们连队有一间大房子，据说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建造的。那是连队里最好的一间房子，足够我们全连100号人坐下。尽管当时连队里还有不少草房，但还是花了很大的代价造起了这座"忠字房"。是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里面张贴了许多毛主席的画像。就是这样简单，成为当时很风靡一时的表忠心的地方。我们来了以后，连队里专门做了一张乒乓球桌，开会时就把桌子移开。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我们才在这里面开会。其他时间都是在操场上开会学习的。 在农场将近十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长大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晚上的学习渐渐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晚间的自由活动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晚上学习。指导员在上面摇头晃脑地读着那些口号加标语的文章。时间一长，他抬头一看下面的人怎么这样少。于是他立即下令点名。结果那些逃回宿舍的人都被要求写检查才能够过关。还有一次晚上开会，我们都在操场上坐着，突然下起大雨了，于是大家都跑回家去。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阵雨，几分钟后就没有雨了。指导员和连长继续亮开他们的大嗓门喊继续开会。反正那个时候，"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事情。想在讲起来也不能够全怪这些领导。要是当时我是连长指导员，也会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文革嘛，大环境是这样的。至于我们学习了一些什么，谁还会记得，都是一些过去的往事了。 那时的晚上开会，比较轻松的是各个班围在一起学习讨论。只要连队干部不参加，我们就可以围在一起"侃大山"、"谈山海经（上海话：聊天和吹牛的意思）"稍微说上几句大家就散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宿舍时，才是我们"自由"的天堂。给家里写信啊，打扑克呀，谈恋爱啊等等。直到晚上十点熄灯后，玩的人点上煤油灯继续着自己的游戏。 这些事情都过去三四十年了。但愿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