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连载二】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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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二】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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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二】 （4）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独自一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朝阳门外，护城河边，是我常去的地方。 从朝阳门出城，一路上能够看到护城河两岸被遗弃的地堡和岸边残破的城墙。靠近城墙是火车站的卸货场，那里堆满了建筑用的灰沙和巨大的松木圆材，还有成堆的石子。如果正好赶上卸货，我就站在远处看工人们干活。卸松木时，只要把车厢两侧的支撑拿掉，再松开刹紧的细钢丝，巨大的松木带着“砰砰”巨响从平板车厢上滚下来。卸生石灰可就热闹了，到处是一片白烟，货场上掀起一道雾墙，空气中充满了呛人的生石灰的气味。工人们用破布把脸包得很严，只露出两只混浊的眼睛。他们工作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把一节车厢卸完，火车向前移动了一个车厢的距离，工人们又跳上去继续工作。 我有时在河边玩儿，有时爬上城墙，顺着城墙往建国门方向走。 护城河的水平时很浅，踏着河里的鹅卵石就可以走到对岸。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才波涛汹涌，有时河水还会漫上堤岸。河对岸是一片土岗和荒地，顺着荒地向东走就是日坛公园。 城墙到建国门就中断了，长安街从城墙下通过。再往前走是古观象台，爸爸还没离家时曾带我们去看过那里的古观象仪。城墙的拐角是一座箭楼，我曾经顺着箭楼下城墙墙壁上一层层凸起的小沿儿手脚并用，斜着身子慢慢爬上去，沿着城墙上的砖路经过崇文门一直走到前门。那段城墙保护得很好，虽然上面长满了杂草，但似乎没有损坏。 前门楼上空荡荡的，唯一不缺的就是鸽子，那里面也许还有曾经在北海幼儿园生活过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认识我不。成群的鸽子站在横梁上“咕咕”地叫，看见有人来了，它们稍微有些不安地骚动着，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大厅地里满地鸽粪，使人无法下脚。通往二层的梯子已经损坏了，上去时要非常小心。我慢慢地爬上去，好在身子矮小又轻，虽然楼梯发出轻微地响声，但还能禁得住我瘦小的身躯。勉强爬上去，上面依然空荡荡，东西南北各有四个大落地窗。从西面的那个可以看见天安门。我只敢匍匐在地上偷偷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发现。后来，从前门的砖梯下去，因为是个孩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天，同院的孩子对我说：“胡同口大楼的橱窗有好多画，咱们一块儿去看吧。”大楼就是剧院道具工厂，我家曾经在那里住过一个夏天。大楼一层临街有四个大橱窗，平时是张贴剧照的地方，一有政治运动就贴满了宣传画。我们俩来到那里，他指着其中一幅画对我说：“你看，那是你爸爸。”画上画的是一只蜗牛，正在奋力向城墙撞去。上面还写了一行小字，我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那只蜗牛的头上居然长着爸爸的脸。同去的孩子说：“你爸爸在撞城墙。”现在北京的城墙没有了。它不是让我爸爸这样的阶级敌人撞跨的，而是让代表了人民心愿的中国政府拆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爸爸右派问题平反了，那时我才知道了那只蜗牛的来历。当年爸爸在多次向剧院领导提出意见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大意说剧院的工作速度就像一只慢慢爬行的蜗牛，并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些东西他让当时协助工作的一个年轻人看过。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个年轻人就揭发了爸爸的日记，说爸爸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比作蜗牛，诬蔑党的领导。在那个时代，很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牺牲他人，用别人的躯体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那个年轻人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漫画是一种社会宣传的工具，很早以前就有一批漫画刊物流传在民间，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漫画家利用了漫画的形式，反映了人生的荒唐、无奈、悲凉和凄苦。有时又表现出一种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的人生境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一旦被搬到政治舞台上，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却显示了它的野蛮与无情。它直接鞭打人的灵魂，无情地撕碎了人的尊严，是刺向人格的一把利剑。漫画这种形式在几年后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幅漫画彻底扭曲了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爸爸从东北转回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每到周末可以回家，当我在犯了错误他批评我的时候，总会使我联想到那只展现在北京市民眼前的蜗牛。 那时候，人间的不平就已经根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现实产生出灰蒙蒙的影子，它无时不在干扰着我，往往使我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境地。也只有独自一人流连于北京街头的时候，当我面对古城斑驳的一角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 人在很多时候希望得到一两位知心朋友，他是在寻求支持与理解，毕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太渺小无力了。偶尔他感觉找到了，但很快就又陷入一片茫然。人与人相差得太远了，在一次次地失望后，只能靠幻想来支撑那其实已经非常脆弱的心。我渴望得到一种大境界，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人上人，也不希望低人一等。但是，由于生活中这种无力抗争的突变，使我内心深处产生出的脆弱，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那时的幻想是什么说起来很缥缈，处在那种环境里，看得见，听的着的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它向我展示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消灭阶级差异，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达到世界大同；只有人民的公仆，没有人民的主人。如果世界真的变成了那样，就没有人欺负我了。 每天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妈妈就上班去了。晚上，要等夜场散戏她才能回家。因为爸爸的问题，她的戏少了，可是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１９５８年夏，妈妈随北京慰问团去了福建前线，那年正在炮轰金门。我要上小学了，姐姐带我去学校考试。
童年（一） 童年是生活的重新开始。 幼年的生活里虽然有短暂的愉快，但这种快乐并没有把我带入真实的世界，就像影子，就像泡沫，光亮消失，大风吹过，影子泡沫也就无影无踪了。人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逝去的时光中所留恋的是最美好的，但是这种美好是不能再回来了。每一天都是生活的重新开始，今天的你并不一定就是明天的你，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随了社会的起落沉浮。国家却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又使每个人在理想中产生狂热，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人们可以不顾一切的为了那个主义而献身，也包括我们这些初入校园的孩子。 我的小学是一所全国重点学校，就在史家胡同的西口。那里原来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这条胡同也因此起名叫做了史家胡同，祠堂在1949年后改为学校。 史家胡同也许对很多北京人并不陌生，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风云人物现在或曾经在那里居住过。据我所知有章士钊、乔冠华、刘文辉、华国锋、容毅仁等。史书上讲，东城多官吏，西城多商贾由此可见一斑。 我所在的班上有学生四十几人，佼佼者有之，庸庸者也有之，根据毛泽东“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学校实行教育改革。我们班被指定为试验班，实行小学五年制教育，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教师给我们上课。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个子不高，显得有些胖，没结婚，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她。文化大革命中死于癌症。 每天放学后，老师把同学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把功课好坏不一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为的是让大家互相帮助。如果课堂上有没听懂的课程或疑问，也可以在学习小组中进行讨论。作业完成后还要进行相互检查，使我们能够把每天所学到的知识更加牢固地记住。学习小组的功课完成后，大家就在一起玩儿。我们打乒乓球或锻炼身体，有时还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我们还说到今后的志愿，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师告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与现实相结合，现在学好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报效党，报效祖国。听了这些话，我们全都为此而激动，兴奋，感到我们肩负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由我们这代来实现，祖国的前途充满了阳光。我的小学一年级是伴随着大跃进地锣鼓声度过的。 小学生的生活自有他们的乐趣。他们和少有固定专一地兴趣，几乎总是处于心血来潮中。今天热衷于踢足球，明天又会喜好上看书，这正好符合了那个一日千里而又风云多变的年代。我们没有看书，踢足球的时间。大炼钢铁，全民动员，学校的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老师挥汗如雨守在高炉旁，学生风尘仆仆满世界搜集废铁。我们把在街道商检来的，家中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铁投入高炉，炼出了一些更加无用的生铁砣。 上级领导给每个学校都规定了任务，要上缴多少是不能减少的。每天下课，我们就背着书包在大街上，胡同里到处寻找被遗弃的废铁，有时还要用手从路边坚硬土地里抠出埋了半截的锈铁钉，铁丝头儿什么的。全国、全市都出动寻找废铁，所有可能出现废铁的地方都让人们搜遍了，到了后来，几乎每天出去都是空手而归。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大家商量各自回家再找找，也许家里还有没被发现的东西可以拿来凑数，多少那点回去也好交差。这可难为死我了，本来家里就没有像样的家具，爸爸妈妈是1950年才调回北京的，家里除了一张大床和一个大衣柜是妈妈从姥姥家搬来的外，其它的家具全是公家的。我们家反正是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也许别的同学还能够在自己家里多少对付各一星半点儿的废物，空手去学校多丢人呀。 傍晚，我们来到约好的集合地点，其它同学也是两手空空，只好在街上无目的地乱走，希望能在别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发现意外地收获。有同学说：一班的一个同学想把家里箱子上的合页摘下来，他爸爸不让，把他从家里轰出来了。又一个同学说：“那个人解放前是甲长，你们说他反动不反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所以推翻旧世界首先就是要打破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私有财产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这个小单位一定要让位给国家这个大单位，因为国家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管理了人们的吃、穿、住、行；还有婚、丧、嫁、娶，更重要的是她还替大家管理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当国家需要人们奉献使，人民就应该舍家为国，这就是“大公无私”。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批英雄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经常出现在国家的重要报纸上，要人民向他们学习。我从内蒙插队返回北京在建筑公司当工人，队里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讲过，在大炼钢铁时他是村里的民兵排长，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他带领民兵首先砸了自己家的柴锅献给钢铁元帅。 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国家”这个词很有讲究，“国”字在前，“家”字在后，就是说先有国后有家，国就像一个大家，大家有了小家才能有。她还生动地解释说：“大河有水小河满。”我长大后知道的自然常识多了，觉得这句话似乎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说大河的水是由多条小河汇集而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河无水大河干才对。十几年后，人们开始把国家的东西往家拿时，修正了这条道理：国家有的家里也应该有，因为我们连人都是国家的。
那年月什么都不对劲儿了，说麻雀吃粮食，又掀起打麻雀运动，全国上下在同一天里同时行动，到处传来敲锣打鼓，震耳欲聋地喊声。更多的人们手里拿了洗脸的盆，打水的桶叮铛乱敲，在这一片动乱声中还夹杂这二踢脚、麻雷子和小钢鞭（一些鞭炮的名称）的乒砰声，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田野上公路旁，大街小巷房顶树梢，到处都是打鸟的人群在骚动。颤抖的中国天空上惊鸟在狂飞，不时有筋疲力尽的鸟从空中跌落，“惊弓之鸟”这句成语在那几天中变成了惊锣之鸟、惊鼓之鸟、惊盆之鸟、惊炮之鸟…… 大院儿里的孩子们在那几天里也参加了大人们的行动。 我们站在房顶上，摇动着头上绑了布条的竹竿、棍棒，由着性儿地狂呼大喊。要在平时，孩子们上房是绝对禁止的。前院儿有一座跨院里长了四棵海棠树，大家就管那里叫海棠院，因为那里住着剧院的领导和高级演员，所以平时不让我们去。海棠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从操场的矮墙爬上房顶，然后绕过去偷摘海棠吃。我们还爬到临院儿的房上偷摘桑葚，紫红的桑葚把嘴都染红了。传达室张大爷管得很严，孩子们在房上玩儿，只要一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全都爬在那里一动不动。打鸟的时候可没人管了，孩子们几乎都上了房。有些鸟实在飞不动了就落在了四层楼顶上，有些胆大的孩子居然顺着防火铁梯爬上了高高的四层楼顶。 张大爷手里拿着二踢脚，看到有鸟要落下来，就用香烟点燃药捻，鞭炮带着啸声飞向空中炸响，受到惊吓的鸟刚要落下，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飞去。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一只二踢脚，用左手轻轻捏住鞭炮的上部，用香点燃。“乒”，手中感到一震，鞭炮下半截炸开，身边冒出一朵白烟，鞭炮便脱手而去直冲向天空，“砰”，炸散的纸屑满天飞舞。这一切是那么的好玩儿，我们每天都兴致勃勃投入到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打麻雀是为了配合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除四害的指示进行的，四害其实就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在指示下达的同时，还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北京定为两年内完成。打麻雀北京有三百万人参加，连续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每二十五人奋战一天打死一只。 大炼钢铁破坏了自然生态，人们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用来燃烧起土高炉，使得很多地区的树林荡为平地，泉水干枯，大地沙化。打麻雀又使得大量以食虫为生的鸟类死亡，造成虫害蔓延。中国人与大自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大自然就用同等态度回报了中国人，从１９５９年开始了持续三年的粮食饥荒。 难道说人们全都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孩子们也许如此，而那些大人也同孩子们一样是不可能的。１９４９年后，全国始终运动不断，镇反、肃反和刚刚过去了的反右运动使得人人心有余悸，他们心中的阴影还未消散，“右倾”这顶帽子可不是随便戴的，大家躲都躲不及还有谁会发表“叛逆”的言论。否则，轻的留在原单位检查不断；重的判刑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然共产党提倡“大公无私”，但是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随了潮流就能免除自身的无妄之灾。 确实，大多数的人们是随了潮流，这也是今后几十年里人们所遵循的一条准则，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党指挥枪”，他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是由人类中最先进分子所组成，因此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在人们的意识里，听党的话是不会错的。中国人是迷信的，他们从历史上就崇拜偶像，崇拜权威，希望得到一位能够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幸福的领袖。 快过春节了，我们开始放寒假。这是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天气依然很冷。
除夕到了，首都剧场每年除夕之夜都要举行舞会，剧院的领导和全体演职员聚集在三楼小礼堂，济济一堂，共同欢度除夕之夜。孩子们被家长带去和大人们一起过节。舞会开始不久，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来了，他们几乎每年的除夕夜都要到首都剧场来看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周恩来喜欢看话剧，只要是人艺上演的新节目，他都要来观看演出，他和一些导演演员很熟。 周恩来总理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周围的人聊天，我们这些孩子就捧了一把把糖果放在他的腿上，在他的双腿上堆满了糖果，简直都放不下了。周恩来拉着著名演员舒绣文儿子的手问：“你叫什幺名字？”孩子回答：“ｘｘｘ”，我接着说：“辅导员”因为发音很近似，大家全都笑了。这时镁光灯一闪被照了下来。这张相片我一直保存着，曾经很为此而骄傲。我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他拉着ｘｘｘ的手，左边是Ｈ。周围还有导演夏淳和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 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过来把孩子们叫走，后来听说因为有人对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工作人员说，这群孩子里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所以警卫员就把我们都轰到了别处。有问题的能够是谁？当时在场的人们中，只有我和姐姐是右派子女。那是１９５９年的除夕，我刚满八岁。 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之间的北京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又建筑了一批雄伟壮丽的建筑群。沿东西长安街一线建起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广播大厦及革命军事博物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开办了集体食堂，每人一份儿，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倒省掉了下班回家做饭的辛苦。据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吃大锅饭。 到了１９５９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引起的遍及全国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北京，集体食堂停办。原来在灯市口的街道两边有几个专门卖早点的食品摊儿，每个摊位上卖的早点各有不同。清早，上班的人们来不及在家做早点，就到早点摊上买来吃。北京的小吃品种非常丰富，最普通的有烧饼、油条、切糕、和炸油饼。买上一碗豆浆，再根据自己的喜好买根油条或烧饼，坐在摊位旁的条凳上唏唏溜溜的一吃，很可口。吃完后，用手一抹嘴边儿的饼渣浆痕，推上自行车走上几步一蹁腿儿上车，上班去了，既简单又省事。突然，早点摊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国营饭馆虽然仍旧在营业，可是，白面越来越黑，食品越来越小，品种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高。北京人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尽管还没像外地那么严重，但吃不饱却是事实。 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粮食、食油、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买棉布要布票，买烟要烟票，喝酒要酒票，吃肉要肉票。食品架上空空的，手中虽然有各种票证也不可能随时买到所需的东西。 我的奶奶是爸爸的后妈。爸爸在解放初期爷爷死后不久把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接到北京，他们住在朝阳门附近的豆芽菜胡同。爸爸离开北京后，妈妈就通过单位把他们也搬到了史家胡同大院宿舍来。刚开始奶奶对我们还好，粮食供应紧张后，家里的饭菜开始发生变化，本来就少的肉类及食油就更少了，她把好东西留给了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我们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窝头加辣椒，偶尔有了改善，也是我们从垃圾中捡回的烂菜叶做的菜团子。能吃到玉米面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老师说：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农村发生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再加上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撤走了所有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还让我们还债。帝（帝国主义）、修（修正主义）、反（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卡我们的脖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要向毛主席说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现在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同学们要同祖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把我们节省下的粮食支援灾区。 １９５８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创出了历史少有的纪录，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景。但是国家把人们的精力、物力、时间都献给了钢铁元帅，田里的庄稼没人收，烂在地里也没人管，丰收年变成了歉收年，大丰收引起了大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再一次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如果收录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是任何国家也打破不了的纪录。毛泽东在那时的《党内通讯》里写到：“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他教育人民要忠诚老实，但是在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却一推了之，推给了帝、修、反，推给了大自然。 我们在大跃进的年代时，去过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参观一个专门报道大跃进中各地放出“卫星”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还有宣传画和专题介绍。那里展出的大南瓜几个孩子都围不过来；一头猪可以当马骑。图片和相片显示了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显示了大跃进带给人们的无限优越。那时候的报纸和电台经常报道各种各样的消息：粮食亩产竟然超过了十多万斤。北方的粮食产量不仅过了黄河，居然还过了长江（长江以南每年可以收获两茬或三茬。而黄河以北只能收一茬，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似乎今后的粮食要吃不尽。我记得在朝阳门南小街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宣传画，在一棵像树一样的奇怪的植物上面挂满了各种不同的瓜果，西红柿、茄子、苹果……，全长一块儿了。旁边还有几个孩子在拍手笑，孩子们还没有那棵怪物的一半高。只是这棵怪物始终也没在生活里出现过。 到了１９６０年，北京开始出现饥饿引起的疾病，肝炎、浮肿、营养不良。有人发明了瓜代菜，喝小球藻等间接补充营养的办法。制作小球藻的方法是在一个大玻璃瓶中加入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其实就是小河里，池塘里常见的浮萍。喝的时候要闭住呼吸，否则那股腥气使人根本无法吞咽，喝完后的几天嘴里全是臭鱼烂虾味。尽管这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家先是妈妈发现肝肿大，跟着弟弟又得了肝炎，我和姐姐的腿也开始浮肿。弟弟从那时起就一直体弱多病。
我妈妈因为爸爸的问题，妈妈被迫退出了舞台生涯，在剧院里做一些零散的工作。 妈妈在过去的年代一直在追求革命，她周围的很多同学和亲朋到了解放区。她原来也准备去解放区，但是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只好留在了北京。 听妈妈讲过一些过去的事情。她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封建帝王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新时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很多热血青年都在追求新生活，他们向往民主、自由、人权。 妈妈出生在１９２０年的北京。 妈妈的祖父在丰润县衙门当差，他的几个儿子各自挣出了一番天地。妈妈的大伯父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将军。“９.１８”事变后与天津日本浪人搞了个天津事变未成，后来他跑到满洲国的沈阳当了银行行长，日本投降后被镇压。二伯父是地主，是当地一个恶霸，解放后死于狱中。听老人们说，他们二人与后来流亡到天津的皇室中的人关系密切。 我的姥爷毕业于沈阳政法学校。他曾经当过律师，在办过一次案后认为律师太缺德就不干了。后来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曾经在北洋军阀时期官运至京师军警都察处副处长的要职。在此时期曾通风报信让陈独秀、杨虎等人逃脱北洋军阀对他们逮捕。还做过北宁铁路的顾问之类的事。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大哥的日本朋友曾找他出来当汉奸，他没答应。在那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被日本人逮捕的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说过话，把他们放跑了。 姥姥说，姥爷嗜酒，经常豪饮而归，他的脾气很坏，后来终因酒精中毒而亡。 妈妈的中学是北平师大附中，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进步青年，受他们的影响接触了“５.４”以来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翻译小说。 日本对华侵略，占据了东北三省，全国各界一致要求抗战。一天，妈妈和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玩，突然看见一个男学生满脸是血跑进学校，他大声喊道：“我们要求抗日，特务打人了！”一时同学们群情激奋，在那个同学的带领下，纷纷走向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这就是著名的“１２.９”学生运动。那个被特务打伤了的男学生就是后来身居要职的邓力群。妈妈在“１２.９”运动的感召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及民族先锋队组织。北平沦陷后，她和朋友准备去游击区，因查出有病而没能成行。那时，我的三姨因为抗婚已经跑到了山西参加了抗日战争。 妈妈没有走成，就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在一次大搜捕中“民先”组织被破坏，舅舅先去了上海，他在上海给妈妈找到了工作。 妈妈大约在１９４４年到达上海，在上海的塔斯社苏联之声广播电台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上海当时的左翼剧团——苦干。并参加过一些中外优秀剧目的演出。剧团实际上是在共产党控制下，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文艺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塔斯社关闭，苦干剧团也解散了。妈妈在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欧阳山尊的介绍下参加了观众演出公司，直至上海解放前夕。 妈妈和爸爸是在台湾认识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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