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杨奎松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渐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对抗日战争，包括对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进行展示与宣传，必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但是，应当看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仍旧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间的一个环节。由于整部中国近代史包含着许多悲哀与遗憾，抗日战争史也绝难例外。实际上，我们今天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宣传，也仍在不断地受到这众多悲哀与遗憾的困扰。像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如何评价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何准确地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都是多少年来国内外舆论以及相关学人无法取得共识的重大课题。它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宣传上，表现得反反复复，令人无所适从。

人所共知，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说明自己的过去，这多半能够检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对战败国是如此，对战胜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虽为战胜国，并一度享有与苏、美、英等大国平起平坐的荣耀，但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没有因此脱离弱小国家的行列。正如国际上几乎没有人把率先举国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埃塞俄比亚列入二战英雄谱一样，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一本有关二战史的重要著作把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开始，几乎没有一部二战史的著作把中国战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场。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我们宣传和介绍不够，恐怕不十分准确。因为说到底，它并不是一个说理充分与否，或者鼓吹有力没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观念问题，或者说，是实力问题。欧洲中心的观念怎么来的，是欧洲国家靠实力抢来的；区区一个战败国日本，何以能够不理睬受害国的谴责，拒不承认战争罪责？何以差点儿没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迫使美国为其投掷原子弹一事道歉？同样也是由于它有实力。

当然，实力问题也与事实问题相联系。苏、美、英之所以有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登陆作战、中途岛战役、跳岛作战等一系列值得炫耀的战争纪录；它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的方式大片大片地解放被占领土和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强盗最后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实力。反过来，中国抗战的最成功之处多半只在于它的持续抵抗和不屈服拖住了大批日军，它没有也无法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收复失地，它甚至从未能成建制地歼灭过日军任何一个师团甚或旅团。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５年中国的最终胜利，不是直接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而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大举进攻下被迫投降的结果。

承认中国的弱国地位，正视中国的抗战远非尽如人意，是不是就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要振奋民族精神，是不是只有统计出庞大的歼敌人数和死伤人数，才能达到目的呢？未必。历史讲究的是具体的事实。本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大贫弱中国，又怎么可能在几年之间改变贫弱面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败强国日本呢？抗战之伟大，原本在于近百年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倍受列强欺凌侵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举国一致奋起抵抗的一天；在于它凭借着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日本人灭亡中国的迷梦；在于它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它长期失去的尊严。尽管，它没有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侵略者赶出去，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他国胜利的基础上，这多少是一种遗憾，一种悲哀，甚或一种耻辱。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

我们中国人一向讲求实事求是。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都是前人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经验之谈。回避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遗憾与悲哀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荣耀。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种遗憾与悲哀，能够实事求是地从这些遗憾和悲哀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更能够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后人奋发图强，更容易从中找到后事成功之“师”呢？试以抗战期间国人的团结御侮为例。如今国内有些抗战史的研究与宣传，往往热衷于谈论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如何成功，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说明第三次国共合作之可能与必需。他们全然忘记毛泽东当年如何表示“感谢”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当年接受中共“输诚”如何痛悔莫及；全然忘记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等令人发指的内部相残，似乎只要隐去“反共高潮”几个字，至今分裂的两党就能够取得共识。殊不知，此仅文字游戏尔，何足以服人？

其实，我们国力之弱，并不仅仅是经济上、武器上、外援上如何不济，它同样也在于当年我们国家政治与军事不能真正统一。抗日战争的坚持与成功，固然是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结成统一战线之结果；但抗日战争的遗憾与悲哀，又何尝不是与国共两党以及国内党派军队之间日益貌合神离相联系。抗战前期，团结御侮深入人心，统一战线比较稳固，于是就有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乃至淞沪会战等顽强的抵抗；抗战后期，党派军队间磨擦冲突愈演愈烈，于是自然出现作战消极，保存实力，出现豫湘桂战役一溃千里之悲剧。外国史学家一谈到中国战场之“次要”地位，就要提到国共冲突之影响，这岂是毫无道理？中国本来就积贫积弱，国内党派军队又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利益，相互防范、磨擦、保存实力，乃至公开冲突，谁都担心拼命抗日会削弱了日后保护自己利益的实力，抗战又如何能够不受影响？事实上，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仗。以国民党中央军入缅作战优于英印军的例子，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打疼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例子，有谁能说中国的军队就打不败日本侵略军？问题是，这需要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指挥。而抗战期间又不能达成真正的团结统一，党派利益始终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理解。尤其是当时的国共两党，几乎都把一党的利益视为代表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国民党坚持独裁地位，不许共产党自行发展，共产党必欲壮大并且决心取代国民党，两者虽然都以抗日为己任，却不可避免地在抗日过程中相互防范摩擦。一边打日本，一边想着如何保存或发展自己的利益，防范和反抗来自抗日阵营内部的相互伤害，这仗又如何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对日作战来？

事实昭然，中国要强大，要能够不受强权欺凌，除了经济上一定要强，武器装备上一定要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要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了。没有真正的团结统一，中国也就很难真正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真正的团结统一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试想，像这样实事求是地说明团结统一的历史必要性，是不是要比那种把不团结说成团结，把不统一说成统一的说法要更有说服力一些呢？

概括言之，实事求是地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抗战史中真正值得我们后人记取的经验教训，似乎应当是我们今后抗战史研究需要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作者：徐焰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在上世纪进行的抗日战争，几十年来一直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教材，这是应当也是必然的。不过，在一段时期，宣传口径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使得今天遇到现实争端时产生了困惑。例如钓鱼岛争端加剧后，人们愤慨“战败国”敢占“战胜国”之地，对内还产生诸如“软弱”一类的指责。由于多年来国内强调突出“正面教育”，强调中国才是打败日本的主力军，结果反而引来不少人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何日本不肯谢罪甚至其政要多不承认侵略？为何中国要放弃对日本要求赔款？如今，人们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信息，对当年那种片面的“正面教育”已不易全面接受，大量“愤青”的出现恰恰是对僵化教育的逆反。客观地说明当年中国抗战胜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数人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中日矛盾的历史由来，从而在目前的争端中以理性的态度爱国。

1、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

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因积贫积弱，为振奋民气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战绩。例如一些宣传口径强调，抗战时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是打败日本侵略的主力军。这种说法虽反驳了西方贬低中国抗战作用的论调，歌颂了当年抗战军民的功绩，不过严格而论却不太准确。事实上，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的讲话，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过去一些正面教育的口径，恰恰违背了毛泽东这一客观评价。国内有些人着力宣传抗战重大意义的动机虽是好的，却不谈中国因贫弱而导致战力有限。至于宣传“主力军”、“主战场”而引用的一些数据，按科学的史学态度来分析并不严谨，甚至存在偷换概念的错误。

如有些人搞不清军语中“死亡”与“伤亡”是不同概念，将中国“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2000余万人）说成“死亡3500万人”，并就此说中国超过苏联是二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殊不知苏联宣布的牺牲2700万（俄罗斯有一数据是2650万），是纯粹的死亡数，并没有加上2000万以上的负伤数字，苏联才是二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

有人统计中国战场上消灭日军的数字，是根据日本战后承认在关内战场累计伤亡了133万（战时日军极少有人被俘），加上在东北战场和中国人在缅甸战场上的战果，得出了“消灭日军150万人”的数字。这一算法虽有其根据，却忽略了日军伤员治愈后重返战场的人数，并不完全准确。

按照战争统计学的原则，对一场战斗或战役消灭敌军的统计，可以把死、伤、病、俘相加，这是敌人的净减员数。对一场持久的战争的歼敌数若是按每场战役、战斗的总数相加，往往会造成大量重复统计而高于实际数，这是因为伤病员过一段时间多数能归队。例如有时一个士兵在一场战争会负伤多次，若将此人在各次战役的击伤数累计，几人的数字其实就是一个人。因此，若要科学地计算一场持久战争中一个国家的损失，应该计算的是其“不可弥补损失”，即死亡、被俘（而且是未释放的）或重伤残废者的累计。

前些年一些宣传抗战成果的文章中，列举出一个所谓中国战场消灭日军占日本战争中军队损失“三分之二”的虚夸比例。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个比例是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伤亡”与“死亡”两个不同概念混淆后相对比）算出来的，即用中国军队造成日军150万人的“伤亡”同日军战争中总“死亡”212万人相除。其实按可比的数据看，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死亡共45万人，只占其战时死亡总数的2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仅有中国这一个交战国，另有苏联这个发生过局部战事却主要采取军事对峙的潜在敌国，还可以说中国是东方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年间，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确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是“一个支队”。

2、对日作战美国展示了最强实力，战后处置日本才掌握了主导权

包括中国抗战史在内的战争史证明，不仅落后就要挨打，而且落后和衰弱的国家即使获得战胜国地位，最终也没多少发言权。国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商议战胜日本后的利益分配时，居然拿中国的领土权益（包括外蒙古问题）做了交易，国民党政府还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导致战胜国的领土损失面积比战败国还大。

在战争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靠实力决定。中国在抗战时国力衰弱，掌国柄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当时连美国政府也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多数是游击性质的部队，这就决定了对日作战主要是以持久战方式拖住对手。

中国是同日本作战最久的国家，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十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便在东北开始了局部抗战。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战事后曾叫嚷“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以为能速战速决征服中国，结果深陷泥潭，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却在正面战场受国民党军抵抗，后方又有共产党游击队袭扰，拖了八年不仅不能取胜也无法自拔。不过，中国因力量衰弱，在日本战败前也无力实施全面反攻。看一下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的战略要地如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还都在日本占领之下，这种战场形势与“胜利者”的地位相符吗？客观地讲述这段历史，应说明中国1945年战胜日本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不能单讲本国战场的作用。

过去宣传抗战，一些口径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带有片面性和虚夸性。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宣布的战果往往充满吹嘘，对一溃千里等败绩则尽量掩饰。新中国成立后因与美国对立并需要强调“人民战争”的威力，较少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绩，而把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描绘成打败日军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后，大陆方面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肯定，不过一些媒体又袭用台湾书籍中的吹嘘资料，对整个中国战场的作用大力抬高。这种教育对振奋民族精神也许有些作用，但从长远看却会使相当多人对此类宣传从整体上产生不信任感，使他们反而容易听信反面的歪曲宣传。

仔细研究日本在二战中的兵力分布，可看出它因轻视中国而在多数时间未投入主力。日军只是在1940年之前的两年把多数陆军师团投入关内，针对苏联的关东军却保持着最精锐部队（对付满洲的抗日游击队主要使用伪军、伪警），军费投资重点又是准备对美英作战的海军。日本因工业和财力落后于西方强国，有限的投入只能保证其航空兵和战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陆军装备远远落后于美英苏德等国。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不仅几乎全部海军投入对美作战，陆军精锐也陆续投入南洋。看一下战争末期日军的兵力分布：在本土和南洋对付美、英的兵力为550万，在满洲和朝鲜对抗苏联的兵力为92万，在中国战场（当时伪满地区不包括在这一战场）兵力为110万。若说中国是当年对日战争的“主战场”，公正地讲应在后面加上“之一”。

如果查一下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大多数也是美军造成。战时日本假报过数字，战后其靖国神社却能查到每个战死者的灵牌，加上政府要按实数发抚恤金，其厚生省统计185万军人战死（如加上此后拘押中的死亡则总数达213万）是准确的。具体看一下死者分布：日军在中国关内八年作战死亡为40万（宣布投降后又死亡了5万人）。日军在满洲死亡共9万，绝大多数系苏军造成。在缅甸死亡16万，除少数为中国远征军击毙外，多数系英军造成。其余120万“战殁者”，都死于同美军交战的太平洋战场，其中在菲律宾便死了49万。

美军在太平洋岛屿战中能大量击毙日军，并成建制全歼日本不少军、师团单位（这样其伤病员也大多会死亡），是因为美军拥有占绝对优势的火力和技术装备。中国军队对日军一般只能零打碎敲，没有全歼过一个师团、一个旅团，连歼灭联队（团）级单位也仅在腾冲这样的个别地区出现过。保全了建制的日军，便能将大量伤病员后送治疗，各部队经补充也能恢复战力。至于海战方面，当年中国海军未打过一次海战便自沉，空军力量也弱，战争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本大中型战舰。日本海军的几十艘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绝大多数都沉入海底，又基本上是由美军造成。

过去一些宣传说苏联军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从史实看也不大准确。苏军确实长期牵制了日本关东军主力，最后宣战又对日本形成了比原子弹爆炸更大的震慑，使日本御前会议于苏联参战次日作出在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下投降的决定。若从战场实际看，苏军对日作战仅八天，关东军在主力尚存的情况下即奉命停止抵抗，随后苏军即转入“受降”而不是“歼灭”作战。苏联对日作战出力虽不算多，却在处置日本时比中国有更大发言权，这恰恰是其国力军力远强于中国的体现。

日本除了在海外战场遭受重大损失，本土也遭受了猛烈轰炸，包括落下两颗原子弹，这些全系美军造成。中国在抗战时没有攻击日本本土的能力，苏军出兵只攻击了满洲、朝鲜和日本北方岛屿（按苏联讲法这些岛原来曾属俄罗斯）。日本宣布投降时，只有拥有强大海军的美军能够开入日本境内并单独实施占领。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就会明白美国在打败日本时展示了最强的力量，战后在处置日本时也就掌握了主导权。

3、正视国家病弱才能客观看待历史，振奋民族精神要靠科学理念

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又是理性化。一个民族要振奋人心、凝聚内部，自然需要突出英雄主义和宣传自己的战绩，不过对自身的历史病弱和败绩也不应回避，如同古人所说的那样——“知耻近乎勇”。历史从来是多棱镜，国人对抗战史要从多个角度看，才能知道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艰难；同时了解民族的传统病弱，如此方能以更为理性的教育鞭策后人为强国梦而努力。

客观地回顾抗战，首先要看到当时的中国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农业国，面对工业强国日本的大举入侵，能够坚持八年全面抗战，最后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一起将日本打败，众多志士仁人的英勇奋斗确实值得后人大力颂扬。如今国人歌颂抗战英雄，主要应弘扬他们顽强持久奋战的精神，夸大战绩则属画蛇添足。

讲抗战史又不能避开当时中国的病弱，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也表现为当政的国民政府的腐朽。如南京保卫战时11万守军面对同等数目的日军进攻，仅5天便全军崩溃且官兵乱跑，结果多数人当了俘虏惨遭屠杀。国人应谴责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暴行，同时不能回避守军保国卫民的无能。再如抗战期间以国民党副总裁为首的大批军政官员投日组织伪政权，政府军有60万人降敌变成伪军，这种民族耻辱是不应讳言的事实。

抗战结束前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在中国战场的强势地位却并未改变，1944年春至1945年初“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势仍将国民党军打得败退千里。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场可能崩溃，急于请求苏联参战，因而在雅尔塔会议上用中国领土权益同苏联做交易。战后不少日本人认为“只败给了美国”，对中国不肯服气，原因不言自明。

现代科学要注重定量分析，战史分析的科学性应体现为准确考证战绩和损失数，不能使用夸张或歪曲的资料。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政府统治区年产钢不过4万吨，日本却达580万吨。当时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而对国民产值无法统计，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仅为可怜的11.9亿元法币（折合4亿美元），同年日本财政收入则超过100亿日元（折合30亿美元）。再看当时美国的实力，又远非中日两国可比。美国战时年最高钢产量超过8000万吨，年财政收入达1000多亿美元。战争中实力对比是决定因素，中国作为战胜国享受不到应有待遇，还受到其他盟友欺凌，其原因只有用定量分析才能解释。

若不进行定量分析而只搞定性宣传，对抗战的战果加以夸张，就会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例如许多国人就不理解：为什么战败的日本对中国不服气且长期否定侵略罪责呢？中国为什么无法得到日本的赔款最终只好放弃呢？了解美国的实力及其单独控制日本的实际，人们才会明白，1948年美国宣布日本可免除赔款义务后，苏联、英国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看到索赔无望只好放弃，1972年中国政府在对日邦交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难以改变的事实。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处置日本时没有多少发言权，也就难以索回一些丧失的领土权益。例如原属台湾的钓鱼岛在1895年马关条约后落入日本之手，抗战胜利后由美军控制而未归还中国。1970年美国在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又将此岛交给日本管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对钓鱼岛问题予以搁置，邓小平和后来的中国领导人也沿袭这一决策。2012年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发难激化矛盾时，许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当年虽有战胜国之名，却未收回那片岛屿的事实，误以为是现在“受欺负”。

过去几十年宣传教育的事实证明，只有正面教育或片面的解说，会导致受教育者在思想上非常脆弱且经不起风浪，一旦遇到现实与正面宣传不相符，便会出现大批偏激的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同样，如果不搞正面宣传，否定当年的奋斗史且一味贬低先辈，又会导致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看一下如今社会的思想状况，恰恰是这两种倾向都在滋长，这又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全面、科学地宣传历史的重要性。

4、当年未能让日本对战争悔罪，如今只能以自强处理中日关系

国家间的关系，最终以实力和利益来决定。1945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间，日本不断侵略和欺负中国，战败后又长期不承认侵略罪行，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力不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又在战后多方庇护日本。

许多国人多年来总是愤慨于日本政要大都否认侵略罪行且参拜靖国神社，不理解为何德国能深入反省历史日本却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观地回顾历史。对传统说法“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传再做深究，就能看到当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保留国体”。美国从减少自身伤亡和战后牵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出发，对此表示同意，导致头号战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继续在位，甲级战犯岸信介（即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后还长期任首相。直至现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战犯的后人，他们怎么可能清算当年的侵略罪行？

对比1945年德国和日本战败的情况，可看出其根本区别在于纳粹政权已被盟军彻底消灭，战后的东德、西德政权都是盟国扶起的原反法西斯人士执政。日本战败后，元首和政府却都保留下来，战后只是听命于美国，对内政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美国又把建立美日军事同盟视为亚洲政策的基石，为此实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扶助日本的政策。1951年美国主持的旧金山和会，便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会议通过的对日和约只谈让日本放弃南海岛屿、台湾，而不谈将其归还中国，这就种下了“台独”和南海争端的种子。

由于有美国大力帮助，1950年日本的经济产值便超过100亿美元而恢复战前最高水平，1970年更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日本当局和相当多国民对打败自己又加以扶植的美国又敬畏、又感激，对华态度则始终追随美国。由于美日军事同盟对新中国构成最大战略威胁，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考虑对日政策，主要是争取日本人民，以削弱日美同盟关系。

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如何追究战争责任实际由美方最后决定。战争刚结束时，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和一些左翼派别曾在国内发起过清算天皇、财阀战争罪行的运动，却受占领军压制，而多数国民则依旧受神道教思想束缚，故这场运动只造成些声势而未收到多少实效。1946年至1948年东京审判的对象主要限于“光头军阀”，虽追究了东条英机等一些次要战犯（有人把东条英机说成“二战三元凶”是不了解日本战时历史），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战犯，而且没有清算当年在侵略战争起支柱作用的财阀。战后日本政界仍由这些财阀起主要作用，这也决定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必然持续右倾化。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左翼运动在70年代后逐渐陷入低潮，右翼势力却依仗着经济底气重新滋长。看到这种难以改变的事实，苏联最先于1956年恢复对日邦交，不再提战争遗留问题（苏方在北方四岛已占了便宜也不愿再谈）。中国1972年对日复交时，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后来中国政府和民间虽经常提到日本侵华暴行，对一些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加以驳斥，却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和社会主流的历史观。

追溯二战结束时的历史可以看出，若想让日本社会清算并真正承认侵略罪行，必须在战后清算各级战犯并改变当权者。由于美国的包庇和日本社会的局限，这一历史机遇业已丧失。现在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众而言，部分老年人还存留一点对华歉疚感，中青年则大都不愿再追究当年的战争责任。看一下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民间测验，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比例还较高。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现在，日本民意测验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在降低，重要原因就在于年轻一代对华没有负疚感，且认为本国受中国打压。当然，日本出现这种社会思潮，根源又在于其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而进一步追随美国并煽动反华情绪。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由今人来照。在明治维新和甲午战后，“日强中弱”的形势导致日本几十年持续侵华。当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却因国力衰弱并未赢得战败者的尊重。战后日本在军事上虽无独立地位，却在经济上长期对华居于优势，结果中日邦交恢复后中国曾处于受援国地位。现在中国实力增强使得亚洲出现了中日“两强并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刺激了日本当权者要加强同美国的联盟。由此看来，近年中日关系出现的紧张恰恰说明了中国已经崛起，并真正让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对一向有着崇强凌弱传统的日本来说，中国越发展、越强大，才能真正获得它的尊重。我国国内对抗战史的回顾和宣传，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观，这才有助于国人以更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