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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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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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郭德宏 来源：爱思想网 摘要：本文对影响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地位、领导者、中流砥柱、主战场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便使我们撰写的抗日战争史能够为各方面更多的人所接受。 关键字：抗日战争史研究，重大问题，公正评价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获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大家，限制或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说服力。在这里，我想就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及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可以把它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大部分就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写的。在这样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第一，在内容上不是集中写日本如何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哪些严重破坏和中国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来写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使人觉得抗日战争好像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国三方”之间的战争；第二，对于中国的抗战，主要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甚至有意地贬低和否定，致使他们的许多重要抗战事迹没有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就使人觉得不够全面和客观。 有的学者还为这种做法寻找政治根据，认为中国共产党写的抗日战争史，当然应该以反映自己领导的抗战为主，主要歌颂自己的功绩。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那就必须写出国民党的错误。国民党写的抗日战争史也没有写我们的功绩，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做宣传呢？这实际上把自己降到了国民党的水平。他们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在同国民党作斗争的非法政党或在野党，而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体中华民族利益的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就不能只从一个党的角度，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 从抗日战争本身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民族战争。既然是民族战争、对外战争，就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站在国家对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写出的抗日战争史，就不应该只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而应该全面反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对于国共两党和两个战场，就不应该突出它们之间的摩擦和斗争，而应集中反映它们之间的团结抗战，在比例上也不能畸轻畸重，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应该更大一些。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国共两党虽然都是坚持抗战的，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主张是不同的，共产党的主张确实比国民党高明，国民党的主张确实存在很多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此消彼长，并导致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自己家里的事情，在抗日战争史里边不应写得过多，而应集中反映各个民族、阶级、阶层、党派、团体英勇抗战的事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内部的差别和斗争无论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才是最重要的。 胡乔木在谈到怎么写中共党史的时候曾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1]（pp．308、315）。写中共党史都要如此，写抗日战争史就更不能有宗派观念，眼睛只看着自己。 总之，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尽快地从中共党史的研究模式中跳出来，从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场民族战争来写，使各方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客观的、科学的，是能够接受的。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时限，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日本大规模地侵略中国，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以后，日本侵略者又不断地侵犯上海、华北等地，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东北人民、上海人民、华北人民及驻守这些地方的军队，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时候起，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这个时期的抗战从全国来说虽然还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另外，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实际上把七七事变以前东北、华北、上海人民的抗战，以及十九路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都排除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认为抗日战争是8年，而不是14年。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上把七七事变以前说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原来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就成问题了。其实，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是可以随着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是14年而不是8年，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阶段就应该重新划分。仍然把局部抗战的6年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然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中，应该把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1927年7月15日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至于每个历史阶段叫什么名字，可以进行研究。但不管怎么叫，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都应该突出局部抗战的内容。例如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叫做“土地革命与局部抗战时期”。 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是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国民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抗战的准备，但总的是“攘外安内”，不抵抗；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进行反“围剿”战争，但仍然派了很多人到东北抗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那个时期抗日的主力。因此，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更能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中的作用
与抗日战争起点是七七事变相联系，学术界长期以来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直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一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二是也受了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表过抗日的声明，但主要任务并不是抗日，而是进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如果明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就很难解释。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虽然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围剿’与反‘围剿’的两次斗争，但是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比起来毕竟不是主流”。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像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有的学者还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还是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事实上，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互为依据的。既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又怎么能说在这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呢？当时东北四省都丢掉了，日本又步步向关内进逼，怎么能说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假如现在我国的东北被日本侵占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能不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吗？当时红军进行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虽然激烈，但并不能改变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 既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标准来衡量，看他（它）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而不能再主要以国共斗争、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这又对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觉得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就不明确提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只是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么说并不是不可以，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中国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没有领导者是说不过去的，对现在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不利的。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曾经比较倾向于胡绳提出的关于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2]。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强调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和领导权的转移，并没有说明抗日战争到底是谁领导的。 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3]（p．15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很多方面和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是一致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说过，“咸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3]（pp．278、606）。从实际领导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则共同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例如在政治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党派团体团结到了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拒不投降，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1938年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就是一个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的重要文件。后来虽然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策的错误和自身的腐败，这种政治领导作用明显下降，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但谁也不能否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对它领导的地区具有政治领导作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曾说，国民党的影响现在“还相当大”[4]（p．314）。在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而对国民党领导的广大地区，主要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领导的。因此，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这也是中共中央的很多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公开承认并多次说过的。例如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中说：“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3]（p．408）直到1947年2月1日，他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还说：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5]（p．219）。 当然，国共两党在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谁，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从抗日战争中国是战争的一方来说，或者从中国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来说，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 有的人可能担心，如果说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日战争，会抬高国民党的历史地位，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战是历史事实，不是随便可以抹杀的。与其回避，还不如按照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不仅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宽大胸怀，也易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第二，明确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就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了抗战，总比含糊其辞不说谁领导更好。这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相反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很多学者认为明确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大能说服人，于是就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细细推究起来，这个提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中流砥柱”是一个文学语言，并不是含义明确的科学界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应该承认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如果只讲一个，而不讲另外一个，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容易让人信服。1995年，我也曾宣传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6]，但总觉得有些理由并不怎么能说服人。今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所列举的6条理由，有的也不怎么能说服人。例如第一条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确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表了抗日宣言，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主要是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战争，首先起来抗日的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是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理由就不是很充分。第二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实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但很难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战略指导确实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如果真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就不会损失那么惨重。别的几条就不一一说了。文章中的一些话，也说得太绝对，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在网上招来了无数的帖子，有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谩骂。例如有的说什么“你相信吗？反正我不信”，“爱吹就吹吧”；“谁掌权谁就是中流砥柱。”“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姓心中自己有数！何苦标榜自己！标榜了，百姓就承认了？”“时间都（回）到了21世纪，怎么还在骗人！实事求是？实事球事也。”[7]从这些帖子可以看出，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说的越大越好，作用说的越重要越好，关键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让人信服。如果人们不信服，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连整个抗日战争史都不相信了??
长期以来，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但有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罗荣渠等认为，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 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但我认为，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8]（p．313），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十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无论如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说1941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的7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25％；1945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69％，国民党军队只抗击31％，很难令人信服。 说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根据，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始终是对着正面战场的。在1940、1941年前后，日军虽然加强了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但其主要军事目标还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到1943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后，日军运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就更成为主要的了。 我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就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甚至还认为它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这种说法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国民党反共的方面，贬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实际上把它反共的方面夸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贬低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其反共的方面，接连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说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国民党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真的全力“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不破裂吗？另一方面，在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在1938年—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这七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则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国民党军队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先后有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仅枣宜会战，先后参战的就有第5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了日军第11集团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的规模。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63，251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9]。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的战役还有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战役等，其中上高会战给日军第34师团造成重大伤亡，被称为“上高大捷”。据有的材料统计，日军从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在华毙命的少将以上将领共98人，其中在1937－1938年被击毙的只有11人，1939－1941年被击毙的却有34人，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师级以上将领共73人，其中从1937年7月至1938年牺牲25人，1939－1941年也牺牲24人。如果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消极的，就不会击毙把多么的日军将领，自己也不会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进一步依赖外援，但并没有停止对日作战，在这之后的很多战役仍然是打得很坚决的。这个时期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豫湘桂战役阻击战、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芷江地区作战等。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大败日军精锐第11军，日军自己也承认伤亡6003人（其中军官349人）。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公里，在许多局部战斗中，曾多次挫败日军，使日军遭到自南进以来少有的打击，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支援，并创造了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以及斯瓦河沿岸阻击战等出色的战例，获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和钦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0]（p．1139）。在常德会战中，第57师固守孤城12昼夜，全师8000余人，除极少数人突出重围外，绝大多数官兵宁死不屈，全部牺牲。中国驻印军的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第56两师团，打死其官兵41142人，并给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国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10]（p．1308）。在芷江地区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彻底胜利，日军第20军当时说自己共死、伤、病29019人。即使在被称为“大溃退”的豫湘桂战役中，有的地区的作战仍然是很坚决的，如第10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至为惨烈，重创日军。日军在华毙命的98名少将以上将领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后在正面战场被击毙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73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后牺牲的。如果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就完全消极了，怎么还会击毙那么多的日军将领，而自己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呢？ 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共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共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国民党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是为了保存实力，共产党同样也在考虑怎么保存实力并发展自己。在平型关战斗之后，毛泽东就一方面加以表扬，一方面接连发出指示，说这样的战斗不能再打了，因为损失太大。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也一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多次批评，在后来的华北座谈会上，发动百团大战甚至成为彭德怀被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百团大战是被否定的，理由就是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来日军的大扫荡，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在对日作战的方针上，毛泽东和军队将领们发生过多次争论，一直反对军队将领们希望打大仗的主张。其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但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国共两党的决战，因此都在为最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必互相指责，如果只指责一方，就显得不公平??.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另外，这种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责任完全归于******一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有的摩擦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也是有责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军韩德勤部11000余人。11月底至12月，又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军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肯定要加以报复，而报复的最佳对象，就是这时仍然滞留在皖南的新四军。于是，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北撤途中，就遭到******军队的围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歼，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固然是由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决定的，但与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在曹甸战役进行之前，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等皖南部队过江以后再进行，以免造成被动，但中央认为可以打。曹甸战役一打，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处境当然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机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责任的，不能完全归罪于项英。毛泽东等虽然多次要项英等尽快过江，但又一再说不必着急，主张再拖一两个月，对蒋介石的报复估计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l日，毛泽东表示：“我除在文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难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11]（pp．99～100）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又说：“他（指蒋介石——引者）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12]（p．586）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虽然说“局部进攻是必然的”，但又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p．591）。这必然会放松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蒋介石报复的警惕性。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军的北撤作为同******当局谈判的条件，以换取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向东进攻苏北新四军，减轻苏北新四军的压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军做好北撤准备的同时，又一“拖”再“拖”，从而丧失了撤离皖南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下决心北撤过江，蒋介石就是想报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上。对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就很清楚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经过整修、扩建好多了，原来的规模据说还不如仅仅各进行了几个月的三大战役中某个战役的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设施的数量，可能也远远不如红军长征纪念设施的数量。即使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南京等地，也没有像样的纪念设施。在影视作品中，红军长征和三大战役都拍出了长篇巨制，可是对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却没有拍出这样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影视作品至今只有一部《血战台儿庄》。台湾还拍了一部42集的电视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可是我们至今没有拍出一部这样的片子，这与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 在抗日战争著作编纂方面，中国不仅比苏联等国相差甚远，即使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战后集中力量编纂出了多卷本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书，台湾也曾编写出多卷本的《抗日战史》（100册）、《抗日御侮》等著作。但是，大陆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影响、有分量的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一卷本等，其分量都无法与上述著作相比。 第二，在观念上，也往往认为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比抗日战争更为重要。这从上面所说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当然更为直接，更为重要。但解放战争终归是一场国内战争。国内战争与对外战争相比，当然应该是对外战争更为重要。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地位无论如何都应该比任何一场国内战争的地位更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起来的，没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也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因此，应该对抗日战争给予更多的重视，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国家和政府应该组织力量，把基本的史实调查研究清楚，把应该修建或恢复的纪念设施尽快地兴建和恢复起来，并建成能代表中国的纪念馆和纪念设施，编写出能代表中国的权威著作，拍摄出能代表中国的影视作品??.
对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大家也是一直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 第一，是一方面努力肯定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国共两党之间互相贬低，只肯定自己一方的抗战。国民党一直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只知道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从进入相持阶段后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国共两党谁都没有抗日。无怪乎有的外国学者说，你们自己都说对方没有抗日，还说什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必须改变观念，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全民族的英勇抗战，而不能再互相贬低。如果继续互相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永远提不高。 第二，是有的提法不确切，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如有的著作为了突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场的“主战场”，甚至是东方的“主要战场”。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完全应该的，但要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就要看在哪个意义上加以使用，才比较确切。 如果把主战场看作不是一个，只是表示它是主要的战场之一，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形成了太平洋战场，但中国的抗日战争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地方的主要战场之一，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为最后战胜日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认为主战场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最重要的战场，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那就值得斟酌了。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是唯一一个反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用大量的兵力特别是海军的主力同美国等开战，中国就变成了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之一，其重要性实际上已经下降了。特别是从1943年开始，美国等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歼灭了大量的日军，最后把战火烧到日本本土，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共伤亡1864710人，其中仅瓜岛等八大战役就伤亡737105人（仅菲律宾战役就被打死、俘虏484476人）[8]（pp．367、369），而中国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13]（p．624），按最新的统计，也只有1611048人[14]（p．395），还没有太平洋战场歼灭的日军多。如果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最重要的战场，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那就很难令人信服。 另外，有学者提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说法也值得斟酌。上面已经说过，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歼灭的日军远远比中国多，而且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如果说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话，美国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只承认败于美国，而不承认败于中国，其原因也在这里。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不重要，只是说要说得恰如其分。因为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参加并一直在研究的一场战争，只有说得恰如其分，才能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否则，就只能是自说自道，那就没有多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沿用了过去的很多提法，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来源于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释，“事变”的含义有二；（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日本将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称为“事变”，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一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二是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但是，中国却一直沿用了这种抹杀日本侵略本质、侮辱中国人民的提法[15]。至于“天皇”，本来是日本对他们的皇帝的尊称，中国使用这种称呼就很不应该了。特别是裕仁“天皇”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对他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我们却一直在尊称他为“天皇”，就更不应该了，应该改为“日皇裕仁”或别的什么。 其二，沿用了国共斗争时期的很多用语，例如“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等。“统治”一词的本身虽然没有褒贬，但从习惯的用法来说，却是贬义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贬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坚持了抗战的，而且是当时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的政党。当时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它存在斗争，使用这种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共两党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今天，仍然沿用这种含有贬义的称呼，就不应该了。因此，不如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地区”或“国民党控制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使用“国民党区域”的称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论及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p．1048）连毛泽东都称为“国民党区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国民党统治区”呢？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p．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在今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徐勇在总结中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他讲得比我更明确。为了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
关于抗日战争史中的很多统计数字，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虽然说法比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没有提供出令国内外信服的详细统计数据。这里仅仅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掠夺和暴行的数字。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了。现在我们都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辩没有杀那么多。到底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应该尽快地拿出详细的统计数字与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的数字。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犤17犦1995年5月，江总书记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死伤3500万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数字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知确凿的根据是什么，应该进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国家或领导人宣布的重大数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要改动就必须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会令外国人不相信。 第三，关于歼敌人数及自身伤亡数字。在战争中，各方一般都会夸大歼敌的人数，缩小自己伤亡的人数。特别是歼敌数字，是很难精确统计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难令人相信。现在很多战役战斗的伤亡数字，大陆、台湾、日本的统计数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犤18犦。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与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以及领导者相联系的，还有人物的评价问题。即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是主要以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为标准？还是主要以他们别的时期的行为？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否以参加内战等为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呢？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抗战人物应该功过分明，即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更不能以过掩功。这不仅会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有利的??.
鉴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在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5点建议： 第一，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凡是来自于日本没有表明侵略性质的用语，或来自国共斗争时期而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用语，都应该加以更新，换成更加确切、客观的用语。 第二，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观念。即不应该再囿于过去那种国共斗争的观念，“扬共（产党）贬国（民党）”、“扬后（敌后战场）贬正（面战场）”，而是应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以及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英勇抗战。否则，就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缓和两岸关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联起手来，求同存异，共同撰写一部海峡两岸以至国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公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准确的材料和数字，对重大史实应该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统计分析。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应下工夫搜集有关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应加强实地调查研究。例如关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和给中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就应该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四，把学术研究和宣传区分开，不能把学术研究看成宣传，以宣传的要求和口径来限制学术研究。例如在宣传中，可以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必须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又例如现在广泛宣传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因为看法不同就不让发表和出版。即使是宣传，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否则别人就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史内容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第五，把学术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区分开来，不能让学术研究完全服从于现实的对日方针政策。因为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而现实需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如果担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会妨碍现实的中日关系就不让研究，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拿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就会无法应付。在这方面，过去已经留下深刻的教训，例如对日索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结果到可以进行索赔的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以后，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放手让学者们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加以限制。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努力加以解决。当然，也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因为只有展开讨论和争鸣，才能促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展，才能使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郭德宏．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J]．安徽史学，1995，（1）．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1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文集（4）[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郭德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N]，中国社会报，1995－08－15． [7]“人民网”[J]（http：／／www．people．com．cn）． [8]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Z]，海潮出版社，1995． [9]刘庭华．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N]，学习时报，2005－08－19． [10]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1]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2]毛泽东军事文集（2）[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14]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论纲（1931－1945）[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15]石子政．入侵何以称“事变”——“事变”一词的解密[N]．文汇报，2004－12－26． [16]毛泽东选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中国人权状况[N]．光明日报，1991－11－02． [18]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J]，党史研究资料，1995，（9）；《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J]，“杨奎松个人网页”（http：／／www．yangkuisong．net），2005－09－11． [19]抗战中让中国人难堪的数字[J]，“自由中国论坛”（http：／／210．123．62．226：100／member．php？action＝lost－passwd）2004－01－28??
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郭德宏 来源：爱思想网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2005年我在《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了十五个问题，即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关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关于“三次反共高潮”，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上，大家可能看过，所以这些问题我今天不讲了，想另外讲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即使已成定论的很多问题，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例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口信，在国内已经成为定论，但在国外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苏联学者根本否认这个口信的真实性。如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他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1]又例如，王明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说王稼祥传达的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王明传记说：“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2]。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那个口信是“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的。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一位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见到他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3]既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就应该尽快把它研究清楚，弄清楚这个口信到底是谁讲的，是怎么讲的。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都应该进一步把事实研究清楚。只有把基本事实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史实研究清楚了，才有说服力。
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这个重大的史实，至今存在不同的说法。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动全国的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调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认为，不仅应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调查清楚，还应该进一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包括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靖国神社”，即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日本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放在“靖国神社”里，美国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刻在墙上，让后代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全部将士名单调查清楚，陈列在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里？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 在这方面，杨长岳主编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就做得很好。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跑了很多档案馆，终于把金萧地区所有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名单搞清楚了，附在了全书的后面。这不仅是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子孙后代的交代，对历史的交代。我认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的人士，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军队，都是为中华民族牺牲的，都应该得到肯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中，应该有反映这些地区的内容。例如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对这些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当时这些地区群众的生活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怎样在那里开展工作的？那里的广大群众是如何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在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总使人感到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台湾，被日本占领50年，台湾人民也与之英勇斗争了50年，在抗日战争史中不充分地加以反映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方面强调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却不反映这些地区的斗争，这就显得很矛盾，对于加强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也不利。我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对于大陆的广大的沦陷区，相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研究来讲，我觉得研究得也不够，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由于大陆和台湾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基本上是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角度写的，所以主要是记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对于其他党派团体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战事迹，就写得很少。事实上，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在很多时候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共产党则在用主要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当时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其他的党派团体，即广大的中间势力和爱国人士。在东北，当时抗战的主要力量除原东北军官兵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外，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社会力量，如名目繁多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民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等。即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宋庆龄等广大民主人士、爱国人士，也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胡绳在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曾说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作用很重要”[4]，应该给予重视，不能只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极。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的作用同样很重要。不写他们的抗战，就反映不出全民族抗战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应该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研究，充分肯定他们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出现的往往都是高层、上层的人物，即大人物，使人感到好像就是那些大人物，即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领导人在起作用。事实上，在斗争中冲在第一线的都是那些基层官兵、普通党员和群众，流血牺牲最多的也是他们。他们的英勇事迹，有很多是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千秋的。没有他们的英勇抗战和流血牺牲，任何大人物都会无所作为。可是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有他们的事迹，我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 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著作写作的时候，曾说要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和基层干部、普通党员的关系，不能只写中国共产党和高级领导人，要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他甚至把这个问题提到有没有宗派观念的高度，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5]。写党史都要多写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写抗日战争史就更应该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只有这样，抗日战争史著作才会变成立体的、丰富多彩的、生动感人的。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外交，也研究得比较多。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相对于上述这些方面来说，研究得就不够充分，成果也相对少些。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进步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例如西南联大，在那么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竟培养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及其他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仅自然科学方面，在联大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80人，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12人，2人获得诺贝尔奖，7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那么多的人才来呢？所以，他们办学的很多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在思想文化方面，成就同样非凡。可是，现在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过去的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大陆的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脱胎而来，台湾的也完全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写的。因此，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连基本史实也说得不一样，甚至互相贬低，不仅很难令人信服，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肯定。我认为，抗日战争决不是一个党、一个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除了汉奸之外各个党派、团体、军队共同进行的全民族的战争。因此，写抗日战争史，就不能仅仅站在一个党的角度，而应该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去，从全民族的角度来写。角度转换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会不一样。现在中日两国的学者已经坐到一起编写近现代史，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学者为什么能像中日学者一样，都跳出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一起编写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真实的抗日战争史呢？我希望这种做法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对于加强海峡两岸的交流、祖国的统一很有好处，对于在国际上改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象，也是很有好处的。
历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史料不全面、不充分，就很难研究清楚。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大陆的资料及翻译过来的国外资料。但各级档案馆限制很严，有很多资料根本看不到。翻译出版的国外资料，也很有限，根本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就应该去大量搜集国外及台湾的资料，以弥补大陆资料的不足。我到过俄罗斯、日本、台湾，发现那里的档案资料都是很开放的。俄罗斯的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日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台湾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等，都存有大量的抗日战争史档案资料，可以随便去查阅。日本的很多档案，还可以在网上查阅、下载，非常方便。我的朋友――日本横滨大学的村田忠禧教授，就曾经拷给我一大批日本特务机关当年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其中有很多是中国人民反日活动的情报，他就是在日本档案馆的网站上下载的。台湾有一个“好书下载”网站，里边也有大量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图书资料，可以随便下载。在搜集国外及台湾的档案资料方面，我们应该向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学习。他花巨资从国外及台湾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冷战史、中苏关系史、朝鲜战争史等方面的研究。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做，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肯定能向前推进一大步。
现在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是学者或专门研究机关坐在书斋、办公室里进行的，依据的主要是文字材料。对于其他方面的资料，如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述史料、遗址遗迹等等，往往重视不够，或因为条件限制，搜集的很少。有很多民间的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在这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樊建川在四川大邑建的建川博物馆，仅抗战文物馆就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众志成城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证馆、汉奸丑态馆、不屈战俘馆等10个馆，其中有7个已经开放，藏有抗战文物几万件，是全国藏有抗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又如大庆公安局的一级警督孙国田，在他女儿孙颖的协助下，用了5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采访了抗日老战士、劳工、“慰安妇”、日本老兵等二百余人，拍摄了抗战遗址、遗迹、遗物等上千处，用采访记录、当时人口述和照片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了《大地作证1931—1945-----摄影师孙国田调查手记》[7]这部书，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弥补了以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很多不足。中国管理科学院编辑出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一直热心于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多次到黑龙江考察抗联遗迹遗址，发掘出了很多抗联文物，并帮助建立了鹤北林场的赵尚志广场和碑林，掌握了大量专业学者没有掌握的实物资料。北京的訾贵江，也自己建立了佟麟阁纪念馆和抗战名将纪念馆。可以说，民间研究队伍已经逐步崛起，专业的学者应该重视他们的力量，并争取与他们合作。这样，就会互相补充有无，互相推进，出更多的成果。 2010年8月25日
[2]《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3]《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4]《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5页。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9546.htm）。 [7]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
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研究述评 作者：郭德宏 来源：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5051555_1.html/ ] [作者简介]郭德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史学界近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发表的文章有一二十篇，其他论著中也多有涉及。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以下七种，现分述如下：
大陆学者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持此观点。但是，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范围、程度、实质及表述等，又各不相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理由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高擎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自觉地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率领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但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员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上。具体说有以下三点：第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道路，促成了全民族的大团结，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统一战线中，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这一历史结论，是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抗战的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发挥着领导作用”，而且由于政治上的领导缺少组织上的有力保证，受到国民党组织上的钳制与压迫，因而能充分行使领导权的地方仅限于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不能掌握整个形势。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共产党领导，主要是指的政治领导，或者就是指政治领导。刘大年、胡华等学者均持这种观点。刘大年具体提出以下几点理由：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指共产党在抗战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政治领导并非空谈，是以一定有组织的力量为依托的，组织力量的增长有一个过程，政治领导力量的充分发挥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条是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另一条是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赞成自己的主张、行动。共产党很好地实现了这两条；第三，共产党固然指挥不了国民党，但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这一条也完全做到了；第四，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在敌后战场上的力量，又直接转化为政治力量，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因此更增加份量，不能被轻视。“对上述各点，无论分别去看或者加在一起来看，都说明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无可置疑”。 第四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影响和组织推动之下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思想影响是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显著特点；组织的推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以上说法。如胡绳指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张宪文认为，那种笼统地、简单地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战”等提法，“都没有能够使大多数人信服”。
台湾学者全部持此观点，大陆个别学者也持此观点。在1985年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这一观点，理由是：“1、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2、我党我军当时一系列方针、作战计划、命令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实施（如百团大战作战计划，八路军首先报告了白崇禧）；3、从我党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中也可看出是国民党领导的。”有人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1944年6月接见西北记者参观团的讲话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承认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承志以间接的方式也承认了蒋在抗战时期的领导地位。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说：“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持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 但是，大陆大部分学者都反对这一观点。如刘大年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中就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观点。
持此观点的理由是：1、在政治上，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在军事上，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指挥的重要战役也接受过中国共产党运动战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部门有中共领导人在其中工作，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战区司令长官也有我们的副职等等；2、抗日战争中，存在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起主要作用，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起主要作用；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只是提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明确提过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人认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就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组织上各自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组织的领导作用，同时对那些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对以上观点，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胡绳指出：“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张宪文也认为：把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划分为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两个方面，前者是国民党领导、后者是共产党领导；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抗战等观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在1985年11月召开的中国现代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了这种观点，理由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合作，但未建立统一的组织形式。各有各的辖区、政权和军队，各自支撑了不同的战场。政权建设和民众发动，经济建设和战争物资供应，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发展都没有真正统一的领导，而是各自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分别进行。双方的力量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的阶段所起作用虽然有所不同，但并未达到其中一方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领导，它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进行的。有人将此概括为“分别领导、合作进行”说。 五、领导权转移或消长说不少学者认为，在抗战前期是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但由于其阶级局限和政策错误，领导权逐渐向共产党方面转移，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但对于这种转移是否完成，又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转移已经完成，根据是抗战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时期，对于抗战领导权的探讨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去分析。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抗战曾实施过领导。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而注定要推动的错误国策，使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与其实际领导能力和作用日益脱节，而中国共产党以其审时度势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充分发挥了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军民的威力，逐渐承担起推动和坚持全国抗战的主要责任，在最终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领导地位及权力的最终完全转移，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自身政策的错误。 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转移是何时开始和完成的，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个转移是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开始的。认为此时国民党的抗战是积极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到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跃居于主导地位，掌握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取代过程是渐进性的、不平衡的和曲折发展的。其基本标志有三：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奠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实施领导权的基础；第二，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定。 有的学者把抗战领导权的转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权责一致地主理着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共产党居于“第二角色”的历史地位；第二阶段（1938年10月——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国共两党转承抗日民族战争领导责任；第三阶段（1941年皖南事变——1945年抗战结束）：共产党肩负着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责任，国民党有权难司其责。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真正的领导者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转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完成的标志是不同的，军事上的标志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从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舞台上逐渐降为次要角色”；“政治上，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转移的标志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也有人认为，当时在形式上，国民党居领导全国抗战的位置，对外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但从国共两党各自发挥的领导作用考察，两种趋向在抗日战争期间，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朝着从小到大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的领导作用沿着由大到小的方向发展。 另一种观点认为领导权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趋向，但抗战期间并未完成互相之间的转移。抗日战争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大部抗日领导权，共产党只握有小部分抗日领导权，但前者有由大到小的趋势，后者则有由小到大的趋势，呈现为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但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仅说明一种发展趋向，并不能由此判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范围上、程度上已大于国民党的领导权，假若共产党的领导权已大于国民党的领导权，也就无需进行解放战争了。 六、不笼统提谁领导谁而具体分析各方作用说有的学者指出，抗日战争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因而抗战的领导权用笼统、简单的字句表述不清楚，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日战争是谁领导，而是具体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具体意见是：“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是独立地领导抗战”，“第三，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领导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一句话不容易完整地表述清楚它的本质，因此不宜笼统地讲是谁领导的，认为这样的表述更恰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但是它却包含着领导权问题的深刻内容，高度概括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比较容易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所接受。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表述，“没有说清其领导权问题”。
这个观点是胡绳提出来的。他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实行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保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如不讲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谈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观点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如有的学者提出应用计量等方法，从政治角度考察领导权归属的观点。认为确定谁是全民族抗战的领导者，主要是看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否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判断不能单依据定性分析，而要运用计量方法，计算出国共两党各影响了多少人。谁影响的人多，谁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谁就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导人，这场战争的领导权就应归属于谁。
我认为，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少观点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相比之下，胡绳关于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及领导权转移和消长说，我认为比较全面和科学。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共中央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的策略思想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正确主张和模范行动，影响和引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使革命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到底。这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和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不是一回事。而这个领导权是要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进行争夺的，实际领导作用的发挥要取决于斗争的程度和结果，因此共产党在各个阶段所实际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与它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也是有区别的。只有弄清领导权问题的含意，将抗日战争领导权和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加以区分，并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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