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①]

    ——以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为例

作者：程美东

来源：爱思想网

胡适曾以不无自嘲的口吻说及文人的社会价值：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旧式文人的四体不勤造成了他们面临乱世时的无奈，这样的情状多少促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伦理的形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人彻底的、诚心诚意的蔑视武力。“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首诗才道出了这些文人对武力的真实心态，所以中国历史上才能演绎出无数“投笔从戎”的故事来。抗日战争中，中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离开武力，毫无崛起的希望。很自然地，大批的文人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参加到抗日的洪流当中，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的雅趣搁置起来，个别如季羡林那样虽能继续自己的学术，却也在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安：“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事业。天下可耻事有过于此者乎？”。当然，为求荣计、求生计而委身为奴者自然也是有的，其数量必不为多，诚心诚意者更是稀少了。固然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直面牺牲的主角不是那些柔弱的文人，但如果没有他们构筑精神上的万里长城，则中国民众持久抗战的信念必然大大地减弱。所以，本文拟选几位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文人，简析他们在此间的表现，以为对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自警。

一、胡适：牺牲个人自由

胡适的崇尚自由在近现代中国文人中是极其知名的。1917年，他从美国求学刚刚归国，就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的就是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好从事自己的文化事业；几年后的他大谈政治，甚至于首倡“好人政府”，为的也是怕在军阀武力控制下的政府没有自由；再后来他公开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安全，也还是为了自由。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明白地看出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是不可以通过和谈而弭灭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危在旦夕，此时只有拯救国家的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于是，他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连蒋介石派他到欧美去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的建议都加以断然的拒绝：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在朋友的“为了抗日”的哭劝下才毅然领命。

1937年9月26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到达旧金山（1938年9月13日，他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由此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年多的抗日宣传之旅，为争取美国民众、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但就他个人的兴趣而言，他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政治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他剖析道：“我21年作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国家现在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并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在当时既安全又位显的职位足令多少中国人眼馋呀，可胡适完全是从为国效劳的角度才接受这个职位的，这足以表明他的拳拳报国心了。

胡适的大使生涯名垂青史。他兢兢业业，四处奔走，八方演讲。他利用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名望，利用他自己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不厌其烦地讲述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直言不讳地批评孤立主义的危害性；他利用自己跟罗斯福总统的校友关系，积极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他的积极争取下，美国一步步走出“孤立主义”，中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美援，给困境中的中国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胡适的成就引起日本的愤恨，因为他的宣传使得美国排日的空气日益浓厚；胡适的成就也引起了邱吉尔的嫉妒，因为他发现仅仅在几年间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而胡适为了这个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加入到抗日战争行列当中。胡适终于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他知道自己的大使生涯也应该结束了，并很快就表达了这个愿望。1942年8月15日，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又高兴地开始耕耘那已久久荒芜的学术园地。

胡适可说是抗战时期利用外交投身抗战并取得了最大成就的一介书生，对此，我们怎能忘记？

二、周作人：懦弱的汉奸

1938年4月9日，北大教授周作人身着长袍马褂，参加了由日本人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标志着周作人由沦陷区无助的自由文人一下子变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周作人的举动令时人震惊，让后人迷惑，因为此前他给人们的印象毕竟是不错的。

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他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追求理想的新村社会生活。他的文学成就足令郭沫若大家赞赏：“近年来能够在文化届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知堂是周作人的尊号。

他曾是一个爱国者。青年时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见“犬与华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愤不已；“三一八”惨案后，他公开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号召对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公开揭露日本是法西斯政权。

他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无论是在“五四”运动中，还是在“三一八”惨案中，他都坚定地站在受政府迫害的爱国师生一边，痛斥政府的残暴。

他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略手段我总不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好”“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这样有血性的周作人怎么当起了汉奸呢？

“七七事变”后，很多学者文人都纷纷南下，周作人却迟迟不见动静。据他后来的解释，一是他家人口太多（其妻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其父母、弟妹都随周作人生活），共有19人，行动不便；一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派其与钱玄同、孟森、冯祖荀共同留守北大（此点后来得到了蒋梦麟的证实）。他的逗留在北京引起了国统区朋友的不安，大家希望他离开敌占区，郭沫若大声催促：“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但周作人终究没有南下。

他也没有立刻沦为汉奸。在北平陷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拒绝了日伪控制下的伪满洲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安静地读书。后来随着生活的日益拮据，他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向了日本人的怀抱。他先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到后来，他甚至于无耻地谋划伪国府委员一职，就为多拿一点那可耻的薪水。此间，他以伪官职的身份访问过日本、伪满洲国，其影响极其恶劣。尤为过分的是1942年12月9日的阅兵式上，他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日本军装，整个一幅日军的打扮，一代文人的雅名消逝的无影无踪，活脱脱的奴才相！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刑10年。1967年在北京病死。

后人对周作人的汉奸举动多有遗憾，不乏为其辩解者，甚有美化者。就罪恶的实施来说，周作人似乎并无损害国家利益的直接行为，国民政府的教育官员曾承认抗战期间华北教育未被奴化。但是像周作人这样的特殊人物，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少人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关键时刻，却与日本军方公开合作，这对中国人抗战精神是一个多大的损害呀！

周作人的确有无奈的地方，可那不就是生活贫困吗？那个时候又有多少人不是如此呢？

周作人的当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没有了这个，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角色从何体现呢？李宗仁这样评价过汪精卫：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作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李宗仁的这个论断是否妥当，我不敢肯定，但若用在周作人的身上我以为还是比较恰当的。即使如此，周作人也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从来不原谅汉奸的！

三、范文澜：战斗的学者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

他本来是一介书生。在北大文本科学习时曾受业于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家，专心经书研究。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爱国入世的激情，所以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虽然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就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就是在这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在1930年和1934年曾两次被捕，幸亏蔡元培的营救才免难。

这样充满激情的文人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只能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他1938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风雨》杂志，亲自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中严厉地批驳了唯武器论，指出只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全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一书，两个月就销售5000册，范文澜一下子成了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

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为了延续抗战的血脉，他策划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首期招生100多人，并亲自授课。1939年他来到信阳四望山，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建议下，范文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冰天雪地的延安。气温虽然极其的寒冷，然而他的心里却滚烫滚烫：“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这‘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的把铺开卷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多么鲜活的文字喓！
的确，这块偏僻贫瘠的黄土地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成就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功业！

范文澜的到来使得文化人士稀少的延安欣喜万分。中共中央很快就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又到中宣部工作。

在延安，范文澜把自己的抗日热情全部倾注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之中，为科学地解释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1年他的《中国通史》上册出版，1942年中册出版，1946年他将上中册合在一起，定名《中国通史简编》；194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范文澜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体系。他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帝王将相为主角、循环不变为价值取向的写法，明确将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贯穿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使得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感受、新视角，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范文澜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4万多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像他这样的旧学造诣卓尔不凡的大学者却抛弃了自己过去谨谨守规的治学之路，转而谦谦于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说当时的中国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对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的渴望是何等的急迫！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改造中国民族精神的重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短短的抗战8年中，会有那么多或受传统文化浸染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多年的知识分子服膺于马克思主义。范文澜的事例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结果！

四、陈寅恪：静静流淌的热血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正卧病在床，中国军队在前线迅速失利的消息使这个病中的老人忧愤不已，最终他拒绝服药，拒绝进餐，于9月14日溘然去世。国难家殇一起刺痛着陈寅恪的心灵，使他本已有疾的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嘱其迅速治疗，但陈寅恪担心治疗过程较长而长期滞留在沦陷区，便毅然放弃了迫在眉睫的眼疾治疗，决定南下长沙，执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诸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他的这个决定，可能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因为从此他的眼疾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终在抗战末期完全失明。但他在当时无可选择，否则，就只能等待亡国奴的命运。

南下的历程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难事。但对当时视力已急剧下降的陈寅恪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虽然校方给他买了卧铺，但拥挤的人流使他无法上车，最后还是别的车厢的朋友从窗户里把他拽了进去，并腾出一个位置才得以成行的。

然而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恶化，长沙已不安全。长沙临时大学又向云南的蒙自迁移，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曲折，才到达目的地。1939年他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次年9月他决定取道香港赴英就职，因战时交通不便而在香港逗留。此间，他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任，还一度担任国内该系的系主任。1942年他设法偷渡离开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在辛苦颠簸中经澳门、广州湾，到达桂林。此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在成都）。1945年春赴英国治疗已经失明的眼疾，1946年6月回国，不久重回清华大学执教。

综观陈寅恪在抗战八年中的言行，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他毅然秉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原则，在图书资料异常匮乏、视力日渐失明的情况下，还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考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

然而，陈寅恪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滚烫的爱国之心，只不过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溢于言表罢了。他不愿寄篱于沦陷的北平，以羸弱之躯千里迢迢辗转于流亡途中的行为，就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最大的谴责，因为他若欲苟延生命而逗留沦陷区，日本人也不至加害于他。可是他是个极其崇尚民族气节的人，他视“中华文化为三纲六纪”，虽然不能驰骋疆场，但绝不可仰人鼻息地求存。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所长，为民族争得一口气。所以，在抗战前，牛津大学两次聘他教授之职，他都加以谢绝，而在抗战时期他却接受了，为了什么？是为了躲避战祸？否也！只是因为他此时在外帮的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本校同仁与有荣焉”，他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他却是将之推出门外，来人反复强送，都被其断然拒绝；有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时，他丝毫不予理睬。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何以没有像“陈碟衣”们那样以唯美主义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事业，而坚定地参与到自己最不趋同的时事政治当中去呢？因为在陈寅恪看来，爱国已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生存理想。是故，才可以理解他虽如此地爱国，却没有依附于、亲近于都在坚持抗战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延安共产党政府。

我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上述四个大文人中那三个本来曾决心不问政治的人，一个公开坚定地参加了抗日政治，一个静悄悄地趟进了反日政治，一个屈辱地半推半就地掉入了汉奸政治。由此看来，文人的远离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只有范文澜是比较一致地关心政治，而与范文澜思想倾向相一致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在抗战期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主要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抗战政治比较的结果。那三个在抗战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人，除了汉奸之外，他们也并非是出于对当局政府的好感而产生自己的行动的，而是因为抗日！尤其是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良心基本背离了国民党政府，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朱自清的拒收嗟食更是其中的惊人之举。所以，我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作者简介]程美东（1969——），安徽无为人，中共党史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本文之所以没有沿用大家习惯已久的“知识分子”概念，乃因本人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多数人借用这个本来西方意义的特定词语时往往将之本土化了，多少失去了其本来意义。所以，我认为还是用我们本土的“文人”来表达这一智力群体比较恰当。

 

历史的口碑有益的尝试

    ――读齐红深先生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

作者：闻黎明

来源：爱思想网

今年6月，大象出版社推出了齐红深先生编著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这是一部不仅能够引起中国人民，也将引起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心灵撞击的著作。

齐红深先生致力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已有20余年，他曾走访了两万多名经受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根据他们的录音、录像以及笔录，整理出1284位老人790余万字的口述历史资料。此外，他还搜集了与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有关的教科书、作业本、毕业证书等实物1千余件，以及3千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据说其数量超过了国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的总和。业已问世的《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作，便是齐先生在此基础上的结晶。上述业绩，国内外数十家报刊媒体均有报道，使齐红深的名字与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

齐先生的成果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十分重视发掘和利用口述历史资料。近年来，经过各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与努力摸索，口述历史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就日本侵华史而言，以往口述历史的重点，大多集中在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毒气战、强制劳工、慰安妇等等暴行，以此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奴役。而齐先生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流亡》），与他以前的成果在观察视角上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他另辟蹊径，从一个过去人们关注不是很多的东北学生流亡史侧面，补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这部著作无论在史学还是现实上，都体现出不容忽视的意义。

《流亡》记录的东北学生“流亡”，指的是东北学生向关内的流亡。这种现象，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才特有的。东北学生的流亡经历，是那个时期中国历史的见证。对个人来说，流亡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流亡则反映了自强不息、顽强不屈，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流亡》一书，就是在这种史学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催动下得以诞生。书中，无论是战火、封锁、饥饿的摧残，还是九死一生的肉体磨难，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些有志青年在抗日风暴中所经受的灵魂洗礼。

读了《流亡》，觉得它与目前同类著作相比，有两个特点给印象格外深刻。首先，在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史中，这部书即便不能说是前无古人，但也恐怕难有继者。口述历史以亲历、亲见、亲闻者为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亲历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达十余万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使能够提供口述历史的对象日渐稀少。齐先生经过多方努力，仅找到68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而这些幸存者中，健康允许、家属同意接受采访者，只有50余位。就是这些人中，有8位在访谈期间也不幸逝世。由此可见，《流亡》一书记录的43位东北流亡学生的口述历史，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却总算多少挽回了些永久的遗憾。我们常说口述历史是迫在眉睫的抢救性工作，而《流亡》一书对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的抢救，真是活生生的证明。

其次，《流亡》一书在口述历史的采撷和整理上，所表现的全民抗战这一强音，也让人对时代主流加深了认识。出于人所皆知的原因，过去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录，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抗日战争事实上存在着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这两个战场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不过，在表现正面战场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努力。《流亡》一书，既记录了一些东北流亡学生参加“抗联”地下工作，在伪军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奔赴解放区等经历，同时也记录了一些人投身正面战场，如参加东北军、进入“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和中央农林部等过程。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口述历史记录，反映了大敌当前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也使《流亡》一书在表现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这方面，更加接近真实和完整。

除了上述两个特点之外，《流亡》在材料处理上也给人若干启发。任何口述历史，都不是采访材料的简单记录，还必须经过记录者的再创作。口述历史从形式上说，一般有独访与群访两种类型。独访材料的整理，无论是单篇还是成书，可以依时间发展线索，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群访材料的处理，则比较困难一些。这方面，《流亡》的尝试和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全书体例上采取的了压迫、流离、抗争三部曲范式，在照顾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九一八”事变后随同家族逃往关内的东北子弟，随校迁往关内的大学生，和伪满洲国建立至日本投降之前离家出走的东北地区大中学生三个部分，尽量涵盖起来。因而，《流亡》一书在表现全景方面自成系统，加上书前《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对历史背景的总体介绍，使其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东北学生流亡专史。这种方法，可以为编辑口述历史群访材料，提供有益的借鉴。

沉甸甸的《流亡》，堪称口述历史的上乘之作，它的价值，还表现在对迄今一些仍然不能正视日本对华战争侵华性质论调的回应。数年前，一些坚持把殖民地教育与政治、经济背景割裂开来的日本学者，曾经汇编了一部24卷本的《满洲、满洲国教育资料集成》，目的在于证明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促进了东北教育近代化。面对这种现实，《流亡》用有力的事实给予驳斥，其意义不言自明。

和所有口述历史一样，《流亡》的史料势必将成为史学家获取资料的来源之一。对于从事东北沦陷史、抗战教育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今天凡是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种作品，都会从《流亡》中寻找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从流亡到反抗的人生轨迹，并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