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散思考

（1）

二战过去60年了，在这60年里，为争夺生存空间，大国们纷纷各出招术。即不外乎文化渗透，武力掠夺。

心理学或者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由着合理内核。比如现在社会上犯罪率高起，我们从心理层面去探讨，就可以发现犯罪分子在犯罪的同时，其动机有没有合理内核？心理学认为，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其动机中必有其合理性。顺便想到，探讨犯罪动机在东西方之间是不同的。西方是就事论事，找出犯罪在逻辑上的必然。而我们这里除以上外，另赋予这种探究若干个使命：1、为执政服务以便掌握民情以防变故；2、从心理上摧毁对方逼迫其就范。

比如一个强奸犯。法律的定义是：行为人在违背妇女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那么，实施该行为的人的动机有没有“合理”内核？我以为有。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动因必然有这样的内容“你们有钱人，有权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嫖宿，我为什么要打光棍？。”单纯地从个人的角度看，这个要求满足自己欲望的诉求合理吗？从社会学和天赋人权的角度看是勿容质疑的。但放在文明社会里，则明显违反了社会准则，侵犯了别人的人权。那么我们返回到历史中去呢？比如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呢？女子作为男人的附属，毫无人权可言，她们首先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并且这种“工具”的首要义务是生男丁。而且这种工具是有价值的，所以就可以被交换、被赠送。

我们假定我上述的肤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60年前的战争中的一些事，比如战俘营。当然，我并无意说此战争是合理的。无论往前推多少年，不义的战争始终是不义。

60年前，纳粹屠杀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2战结束至今，以色列始终没有放弃追捕纳粹分子，这已经是以国的国策。我们假定有个集中营长官被以国抓住。于是以国以“屠杀”罪或者“种族灭绝”罪起诉他。

我的问题是那集中营长官真有罪吗？我以为，有罪的不是某个具体实施的人，而是下这命令的人。试问，如果他不执行这命令，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几可以免去一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你不干，那我换别人干，你与那些犹太人一起去.....”这种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文革时的张志新，就是例子。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张志新是不容于这个社会，是一定要死的。但问题是张志新应该怎么死？他应该被割喉吗？这里引出至少4个问题。1、谁出这主意的？2、谁批准并下达命令的？3、谁是具体行刑的？4、那具体实施酷刑的人与执行死刑的侩子手是否有罪？

我以为，有罪的是出主意的和批准并下达命令的。所以，结论就清楚了，那具体行刑的人不过是作为工具而执行命令罢了。同理，那集中营长官如果仅仅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而没有格外虐待他们，那他只是个工具。事实上，如果他不干，也并不能免除犹太人的苦难。

我们再看看著名的辛德勒。他由一个概念上的穷人成了富翁，其财富的来源直接得益于战争，正是由于战争，他大发了军火财，正是包括他在内的军火商制造的武器大量地屠杀了犹太人及其他种族的人民。也许某个犹太人的死，或者打沉美国太平洋舰船的炸弹就是他工厂造的，按以色列追捕纳粹的逻辑，他间接杀的人数倍于他救的人。但我们能说他有罪吗？作为商人，他不生产军火别人也会生产，因为这是国家意志，具体说是指定这意志的那几个人和全体被狂妄的希特勒鼓动起来德国人民。

再举个例子。我听说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个在内蒙插队的知青得个黑死病。他和其他所有的知青恳求公社书记批准他回城治病。但那书记就是不批准，于是那知青最后死了。这就是那书记的恶的人性。理由很浅显。那书记如果放行那知青，对他本身有没有妨碍？是不是他不放是上级的命令？如同杀害张志新的是一样的。在那个制度下张志新可以被判死刑，如同中世纪的殉道者一样。但是否应该被割喉？因此那集中营长官如果没有在执行命令外更加著犹太人其他精神或者肉体的虐待，那他就没有罪。用现在通行的话说是屁股决定脑袋，用标准的话说，那是职业道德。因此所谓的“恻隐之心”无论有或者没有都一样。倘若有，他们是不敢表达出来，倘若没有，那么仅是没生命的工具而已，至少在那一刻。

我们再看看东西德的合并吧。2德合并后，西德政府尽全力抓捕在东德政府供职的人员、情报系统的间谍，甚至连普通小警察并把他们投入监狱。前苏联解体后也这样，***取得政权后同样对待为前政权工作的人员或者是普通党员甚至是团员。

但是，人性的恶则是人类的耻辱。再以张志新为例。她的获罪是否为反人类的，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是当她入狱后遭到的非人待遇却是令人发指。那些论奸他的人，以及默许论奸的人是真罪人。我相信那些订下“不虐待俘虏”纪律的人也不会同意他们这样对待张志新。况且张志新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但这种恶的人性的产生及其无遏制的疯长以至完全淹没了人性中本就微弱的善，却是那些社会主导者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铁证。永远不能解脱。

因此，从人类文明、向善的角度去探究犯罪心理，如割喉等残忍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合理内核的。无论其向前推多少年。

缺月说道“人们总把她（张志新）作为英雄在歌颂着，崇敬着，而我却情愿她就是那个喜欢波隆贝斯库的浪漫的女子。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愿将来是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因为英雄只是在不幸的时代才会出现。”说个花絮。前阵子——就是奥哈玛海滩登陆纪念日前后，法国的粪青把当年纳粹情妇以及德裔子女百般羞辱。面对这种羞辱，那些情妇们面无愧色，即便被剃了光头而驱赶到马路上。她们认为，他们当年爱的是具体的那个德国人而非纳粹。哪怕这德国人有纳粹的身份！在他们眼里那些个情夫是有教养，有风度的绅士。可相比之下，那些冒充爱国的粪青们的人性呢？与纳粹有什么不同？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把人性和工具的特性作一具体的分析？

哦，可怜的那些德国军人的爱人，情人；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浪漫的、爱情至上的老妇。

今天我们讨论人性的感悟和生命的初衷以及稍后我将尽力以自己的理解去浅探2战的起因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为着一个目的——让真、善、美和正义的旗帜永远飘扬在心中。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打败了德、奥、意为主的同盟国。战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同其他27个国家的代表一起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该《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受到英、法、美等战胜国要求割地赔款的严格制裁和残酷掠夺。

这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严重损害了德国的民族感情，因此德国各右翼报纸都在号召准备复仇。而希特勒的德国工人党——德国纳粹党利用德国人民普遍痛恨《凡尔赛和约》的民族感情，把自己打扮成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骗取了几乎是全国的信任。

一战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其战败国的严惩和限制，暗中加紧恢复国力；战胜国意大利因未能得到英法所许诺的领土而耿耿于怀；另一战胜国日本对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也充满怨恨，在亚太地区与英美展开新的角逐，准备向中国侵略扩张。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则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纳粹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这次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国内各种矛盾激化。面对动荡社会局势魏玛共和国政府软弱无力。希特勒的纳粹党适应了这种局势，既有建立独裁专政的需要，因而获得迅速发展。

我们的教科书说：德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纳粹党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镇压革命，得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大地主的支持，是希特勒能够上台执政的关键。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则为希特勒上台扫除了最后障碍。

其实仔细看《凡尔赛条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希特勒的上台是历史的必然。如同我们在几十年前常说的“历史选择了某某党成为某某人民的救星。”事实上希特勒的上台并非是什么“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的结果而是单边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得到几乎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支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的“纳粹的罪恶意识形态不会在没有土壤的条件下生存。思想的兽性和道德方面的压制此前有史可查，最重要的是，纳粹意识形态靠人为方式受到拥护……”施罗德承认二战期间纳粹在德国曾受广泛支持。他同时保证，德国人会永远记住他们祖先曾经犯下的罪行。

德国的赔款问题是凡尔赛条约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成为2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焦点。1923年以来，德国不能按时履行《凡尔塞条约》规定的赔款义务。政府宣布“消极抵抗”政策，即被占领区的企业停工、居民不纳税、不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替占领当局运送货物和传递文件。

法虽然是战胜国，但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了。因此它纠合比利时武力占领了鲁尔区。

鲁尔区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法国占领鲁尔后，造成德国社会动荡，与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英、美压力下，法国不得不同意“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开始实施后，法、比军队撤出鲁尔，至此鲁尔危机和德国赔款问题暂获解决。可是今天让我们遐想一下，如果法国当时不撤出鲁尔，希特勒会有机会吗？当然这只是事后的诸葛亮罢了。

“鲁尔危机”中法国的冒险失败导致了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丧失优势，赔款问题的领导权落入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手中。而英法面临经济困境，为寻求美国援助，只好允许美国在欧洲及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鲁尔危机”使希特勒认为时机已到，在他取得领导大权之后就把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民族社会主义”的缩写字母的音译就是纳粹。企图首先在巴伐利亚州夺取政权，然后向柏林进军，一举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由他主宰的德意志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签定了屈辱的条约，那么它战败了吗？不，德国人不这么认为，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失败都是德国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在捣鬼，所以，法国在鲁尔的撤出使德国人更不看得起法国人。

法国占领鲁尔失败后，便最终丧失了处理德国问题的主动权。当30年代纳粹德国崛起后，法国只想苟安求和，保住既得的利益。而一般的百姓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伤亡和破坏记忆犹新，人心厌战。朝野上下弥漫着和平主义和畏战情绪，以致在1940年5月德军进攻时，不仅没有再出现凡尔登的奇迹，而且在短短的40多天内就“胜负之势，易也”。

从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时，已经为第二次大战留下了爆发的必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战，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参战兵力超过一亿人，大约九千万士兵和平民伤亡，三千万人流离失所。其空前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成为人类史上的一次大革命，给予人们巨大影响。回首二战，那一幅幅残酷而血腥、雄伟而悲壮的历史画面，永远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令人难以忘怀。

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人们从各种角度去探询：为什么在一战结束才20多年就爆发了二战？除了德国本身的原因外，世界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其实这种探询和反思在60年前就已经开始：

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自由越来越有赖其它地方民主和自由的成功，而任何单边主义并不有利与这个星球的安定。因此在战后的德国的瓜分由同盟国同时派驻军队。这种同时派驻起到多种作用：1、分担了军费的开支，平衡了各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分配；2、吸取了一战胜利后单边主义的掠夺和赔偿所造成的后果，比如鲁尔危机等。因此在重建这些国家时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充分考虑到这些。

鉴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不复存在，而在美国主导的西德也就顺利地引入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各种党派纷纷成立。以至到了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德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在日本，由于战争的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德国的被毁灭和得益与天皇的投降，又鉴于亚洲文化并考虑到日本国民意识和国民文化，美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德国的策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1945年9月，当美国宪兵包围东条英机的住所时，屋里传出一声枪声。不过，由于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自杀时没打到心脏。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美国士兵还主动献血。因为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另两人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人人自危，最紧张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为国际上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了摆在同盟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麦克阿瑟将军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参照英国君主立宪制，提出了战后保留天皇，天皇制是一个象征性的，除了国家象征性的仪式以外，他通常不参加政治。

考虑到为尽快安定日本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作的安排。因此，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30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同时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裕仁逃过被逮捕的命运。

那么“天皇制”的保留出于美国什么样的利益呢？简而言之，得益于3方面的考虑：1、日本的国情；2、对付苏联；3、美国本身需要休养。

比较2次大战后的完全不同的对战败国的处置：一战没有改变战败国的立国之本，仅着眼于割地赔款；2战则不同，着重与政权体制的变革而无割地且原则上无赔款要求反而注入资金帮助建设。就可以得出世界之进步的结论。

结束语：

通过二次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同态度的意义比较在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自由越来越有赖其它地方民主和自由的成功，而任何单边主义并不有利与这个星球的安定。那种单纯地牢记“仇恨”并不有利于诸如冷战的消除。

所以二战后罗斯福总统毅然支持巴顿将军的做法（虽然是事后）对德国的安排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处理，实际是很理性的。人类应该和平相处，这不是漂亮话，也确实是应该的正确理念。

 

董浩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