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敲响的《铁皮鼓》

对一位作家表示你的喜欢和尊敬，最好是读他的作品.对一位作家的怀念也是一样，最好是拿起他的作品，重温一下你初读时的感受，或者在相隔若干年后，读出一种新的感觉。

当然，对于近日去世的格拉斯也是这样，你的耳边会出现他敲响的铁皮鼓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小说丛林留下了什么重要的声音，无疑是格拉斯留下的鼓声。

《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在三岁时得到了他的铁皮鼓，这一点与你和我相像，与世界上所有的孩子相像，我们也差不多在那个年龄段上，有了可以敲响的玩具。

奥斯卡与我们不同的是，他出生之前就有了成熟的思考：“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的婴儿，大哭大叫，内心里则打定主意拒绝我父亲的建议”。他生下来便带有叛逆思想，用来对抗他遇到的荒诞世界。他有了铁皮鼓之后就不再长大，但他的鼓点声可以影响身边岁月，改变生活环境。在一次纳粹分子的集会上，奥斯卡敲起了他的铁皮鼓，用他的鼓点搅乱了集会上的鼓手节奏，那原本亢奋高昂、蛊惑人心的节奏渐渐改变，最后成了演奏一曲温和舒缓、让人宁静的《蓝色多瑙河》。

像格拉斯那样的作家，曾经作为纳粹士兵派上战场，一枪未发就负伤返乡，战后投入深思历史、道德与文化命运，坚定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才会在小说写作中出现这样的桥段，生动、鲜明、强烈、寓意美好、深入人心、难以忘记。

这种手法用于小说，我们见到的多了，在《百年孤独》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常常见到。如果不细心，我们甚至以为《铁皮鼓》用了《百年孤独》的方式，那就错了，格拉斯这部小说出版于1950年代，比马尔克斯那部小说的出版，早了十来年。

“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小说用小奥斯卡的口吻写道，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奥斯卡的计谋，是摔倒自己后停止生长。这仅仅是他的第一种抵抗方式，渴望与成人世界保持距离的侏儒身份。

小说有意模糊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是他母亲的表弟，还是成为他名义上的父亲那个人，奥斯卡知不知道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母亲也不知道，那两个爱她的男人，谁是孩子的父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指向遥远年代的一种象征。那个时代，人们都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那个时代远远没有现代社会的虚伪、猥琐、丑陋、邪恶和乱糟糟一团。小奥斯卡是那个时代的孩子，却又生活在现代，他抵抗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在有了一只铁皮鼓后，摔倒自己，停止生长。

在这个故事里，铁皮鼓是必不可少的，“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奥斯卡在小说中说。

与奥斯卡的鼓声一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是他抵抗时的尖叫声。即使你和我是在读小说而不是在观赏电影，也一样会听到那尖叫的声音。于是我们知道，奥斯卡对这世界的抵抗，至少有两个方式，一是停止生长，二是他的尖叫。

那是他能够震碎玻璃、又能够自我控制的尖叫声音。

“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小说写道，“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为奥斯卡治疗的医学博士霍拉茨想夺走那只铁皮鼓，引发出奥斯卡的一次效果无与伦比的尖叫：“我发出的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有人读《铁皮鼓》时，看到了奥斯卡的尖叫，具有“可以击碎一切禁锢”的象征意义：包括象征“时间禁锢”的钟表，象征“虚假光明禁锢”的路灯，象征“思想禁锢”的老师眼镜，象征还有“生命禁锢”的医生标本。

奥斯卡用他偶然得到的破坏能力，抵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孤独感。他像小说之外的我们一样，总有一些不愿长大的孩子，打破现实世界的秩序，期待一些奇迹发生，抑制时空发展也好，打破世俗的伦理也罢，需要一种精灵般的力量。

但这也不是无限制延续下去的，不管怎样，人总得长大，走入缺陷太多的社会。体现在《铁皮鼓》中，就是当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卡扔掉了那只铁皮鼓，神奇地恢复了生长。

“现在回头再看这部小说的出版，”格拉斯说，“它最大的意义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德国人渐渐忘记了纳粹时期的黑暗历史，而这部小说使德国人重新反思那段历史。”格拉斯在社会思想上极为活跃，大量作品的主题涉及知识分子的责任，甚至我们把停止生长的奥斯卡看成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未尝不可。

格拉斯提出的问题，是所有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从何而来？”“是我们选择了纳粹还是纳粹选择了我们？”在这一点上，格拉斯被称为“德国的良心”，这对于作家，是一种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重要的荣誉。实际上，有许多国家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不能称为那个国家的良心，他们与格拉斯的差距，或大或小，就在这里。

 

有些犯罪不能宽恕

现在换个小众的话题，说一说南非作家拉?古玛。

他是南非黑人作家中的一个，并且随他们流亡国外，遇到了宽松的出版环境。我知道他出国前多次受监禁，因为他激进的革命理念，因为被指控的叛国罪，最后不得不流亡。但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并不知道他所以逃得出去，是由于当时大赦国际组织发挥了作用，用他们的国际舆论给了南非很大压力。

这个话题还关系到俄罗斯作家布罗茨基。按照他出生的时代，他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始写作。但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后，布罗茨基被法庭认为“具有性格上的精神变态特征”，判了五年流放。关于这件事，一般说法是由于苏联文化界人士奔走呼吁,他只在流放地呆了不到两年，但我偶然知道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大赦国际组织的营救。

有趣的是这两名作家的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一个在非革命国家想往革命，一个在非民主国家想往民主，但他们都有可能得到了大赦国际的救援，迁居国外，继续写作。

我想知道这个组织的更多资料，接下来又在一篇文章读到，到1971年，这个组织创建了十年，总共解救了2000名政治犯，是当时世界政治犯总量的一半。我愣了一下，前面的数字可能是对的，后面的比率肯定错了。我立刻想到，仅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我所在的省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哪，每年新增的政治犯就很多很多，并且我知道，其中决没有一半人被大赦国际营救出来，很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大赦国际成立的半个多世纪里，我所在的省份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过这个国际组织，无论是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是说它特别重要，还是微不足道。

当然，我也没有跟别人谈起这个国际组织，因为我对它知道的不多，与我身边的人一样。

但在我对大赦国际还一无所知的1977年，这个组织有两件事情可以写进历史：

一是它在瑞典召开了关于死刑问题的国际会议，那时，只有十六个国家没有死刑，在那次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废除死刑的行列，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废除，但已经好多年没有宣判和执行死刑了。而废除和减少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哪个国家，都有错判死刑的，处死的人越多，错死的人越多。

二是它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声明说，这个团体运用其力量来保护人类生命的价值，给予因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实际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许多年后，终于让我对它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套叫做《目击世界一百年》的书，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大赦国际》的短文说：诺贝尔授奖委员会宣布，为了“挽救自由的土地”，大赦国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伦敦为基地的这一组织是由彼得·本南森律师于1961年创立的，目的是请求给予有良心的罪犯自由。大赦国际并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

我得承认，对一名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挽救自由的土地”、“有良心的罪犯”、“不帮助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这些短语很有诱惑力。或者说，只从这些短语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与我写作的关系就很密切。

比如说，我是个不喜欢暴力的人。我看过的暴力犯罪太多了，像北方冬天的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让人寒冷和恐惧。另一方面，我很瘦弱，我很胆怯，没有能力反抗它们，但我还没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决不会喜欢施加暴力的人。

我相信，暴力犯罪是不可宽恕的。

有一本书我读过两遍，书名叫《宽恕》，但说的都是不肯宽恕的事情。

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曾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他和妻子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死在那里。某天，有个年轻纳粹伤势很重，死前要找个犹太人忏悔自己的罪恶，西蒙被找去了。

这个纳粹士兵忏悔说，他们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楼阁，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夹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带着孩子跳到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纳粹士兵说，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但西蒙保持沉默，最后一言未发，离开了那个房间。当晚，那个纳粹士兵死去了。

几十年里，西蒙都在想，他应不应该接受那个士兵的忏悔。

几十年后，有四十多位世界知名人物回答了西蒙提出的问题：你是否能宽恕一个如此深地伤害过你的人？你是否有权利代表别的人来宽恕一个凶手？对罪恶和罪人该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应一辈子担当自己的罪过？良心是来自宗教还是人的本性？

书中一位知名人物觉得，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只要还有战争，还有党同伐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那么这些问题就值得哲学家们和普通的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对于使用暴力伤害人类的罪犯，决不能宽恕。书中的知名人士认为，那些罪犯想得到宽恕，需要完全忏悔自己的罪行，并且要有足够多的救赎行为证明自己的诚意。但是，只有被他们害死的人，才有宽恕他们的权力，而被害人已经死去，罪犯们得不到宽恕了。

《宽恕》出版于1976年，也就是大赦国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年。这样看来，大赦国际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肯定是对的。

有人把大赦国际看成一个非政府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政治派别或宗教派别的支配，也有人把它看成一场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思想运动。

它既不考虑政府和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考虑个人的信仰如何。

它关心和保护一些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案件中涉及的受害者，但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受害者的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政府或政治制度。

它反映了民众对他人命运的义务感和责任心。

可是，在充满暴力的二十世纪，它不会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和支持，却很容易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攻击对象。在二战后漫长的冷战时代，世界差不多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将大赦国际视为苏联人领导的共产份子；另一阵营将之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

在那个世纪中，政治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许多，政治的正义性也被放大。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你和我都会看到政治的风云变幻：不同的政治派别，会有不同的正义主张；即使同一种政治派别，也会不断改变其正义主张。而在林林总总的被滥用的正义面前，你和我还看到各种正义掩盖下的暴力行为，有很多倒下去的人，鲜血淋漓。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你不可以对一只猫一只狗一只羊使用暴力，怎么可以对一个人和一群人使用暴力？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愿意站在人类最终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暴力。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