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随想

又是8.15，小日本投降的日子。报载，南京市人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读后不由得有些感想。

1966年金秋十月，还是中学生的我，趁着吃饭坐车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第一次到了南京。那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满城法国梧桐至今记忆犹新。雨花台这个当年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人士的刑场，那时已是规模宏大的纪念公园。纪念馆陈列着一个又一个用生命与热血写成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参观完还含着泪花与激动。

但不可理解的是，当我向工作人员打听南京大屠杀纪念场所时，他冷漠地回答：“那是杀国民党的，你找它干啥？”眼里分明流露出异样的神情。可我知道，就是这座雨花台，也是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地方，比国民党在这里杀的共产党人要多得多！尔后我跑遍了南京城，想找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场馆，哪怕是一座纪念碑。令我失望的是，没有找到！

1976年8月，我第二次到南京。满城的地震棚同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人们关心的全是地震，唐山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恐惧，我的打听又落空了。朋友的舅舅是个老南京，他说好像没有这样的地方，要不然我不会不知道的。接下来低声说，惨呐，死了多少人！情绪很快低落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毛泽东不是明明说过，民族矛盾要高于阶级矛盾的吗？他还把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并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的吗？为什么日本皇军屠杀中国人的惨案发生地不能建立纪念场馆呢？相反，雨花台建起如此规模的纪念公园，纪念着的全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历史，何以只字不提在这里日本人曾经屠杀过中国人的那一段历史呢？

1980年，还是金秋十月，我第三次到南京，依旧想找到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可还是落了空。或许这是国耻，不堪纪念也不堪回首吧！但古训不是早就有“知耻而后勇”一说吗？我躺在鼓楼旁的旅馆里，想起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广场，那座专门保留下来的建筑残骸，那些年年举行的纪念仪式。卑鄙无耻的日本人，他们装出凄惨悲伤的样子，仿佛他们才是受害者！那所谓20万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是为他们该死的天皇送死的，是有辜的。他们在一瞬间死去，并无什么痛苦。可南京的30万死难者，完全无辜，却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恐惧煎熬；被强奸轮奸，被百般折磨，被砍头活埋，那痛苦根本不是广岛的死难者可以比的！

我们曾被教育，要把日本的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难道在南京城奸淫烧杀的是裕仁天皇或东条英机？非也，恰恰就是那些穿着皇军军服的日本工人，农民，市民之类的家伙。他们恰是日本的劳动人民，为报效天皇跑到中国来无恶不作。就连上不了战场的日本女人，也自报奋勇地充当军妓，满足皇军的淫欲。关键时甚至一丝不挂地冲锋，弄得赴缅甸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军也不知所措。为天皇的罪行殉葬，是他们的荣耀！几千万人被日本皇军杀死，广岛的二十万人又算得什么！如果广岛的纪念是合理的，那德国人应可以建立柏林失陷纪念馆，斯图加特被轰炸纪念馆的了。那里死的人比广岛要多得多！

望着窗外那灯红酒绿的南京城，我不由得感叹我们治愈创伤的能力。谁能把眼前的繁荣景象与大屠杀时的南京联系起来呢？脑子里忽然想起杜牧那首《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地看来不愧是后庭花的故乡。真想写封信骂一下南京市市长，建了如此多的楼堂馆所为何不建一座大屠杀纪念馆？何忍心让几十万冤魂，几十年来居然还是无家可归的野鬼！转念一想算了，何必介入政治问题呢，政治就是政府治老百姓，“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下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终于建起来了，总算有了许多安慰。或许是给日本人那越来越猖狂的态度激的。中国许多地方也都补上了纪念日本侵华这一页的记录，确实太好了。据说日本年轻一代有一半不知日本侵略史，这并不奇怪，也还万幸。至少还知耻，人懂事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知道要把见不得人的地方遮掩起来。要是人家把侵略史当成丰功伟绩来讲那才要命呢，山本五十六成了哥伦布，东条英机成了成吉思汗，顶礼膜拜。

别以为是笑话，现在他们已经这样干了，这些阴魂就躺在靖国神社里接受香火，一旦香足火够，这些战犯是会爬起来显灵的。狡滑的日本鬼子，对世界，他们钻了美苏冷战的空子。对中国，他们钻了国共僵持的空子。麦克阿瑟成功地为他们完成了政治改革，把美国式民主制度在天皇制名下建立起来，他们不需为夺得政权和巩固政权浪费精力。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小日本是团结的，顽强的。他们也从不浪费时间，不会以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来安慰自己。玩命地拼搏，甚至首相也累死在岗位上。他们懂得，富强才有发言权。自打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就不打内战只打外战了。不象我们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天生就是窝里斗的料。我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殊不知炎黄两帝就打得不可开交。而一部中华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内战史。

1985年我看到新加坡的一份报纸，登了两幅漫画：上一幅是一架涂着膏药旗标志的螺旋桨飞机，俯冲着向椰岛投炸弹。旁边标着1945。下一幅也是一架涂着膏药旗标志的喷气式飞机，俯冲着向椰岛投下冰箱、彩电、汽车。旁边标着1985。这漫画何其深刻，皇军没抢走的东西，都由丰田、松下、索尼等掏走了，而且要多得多。腰包里要有了钱，神态立马就会安详许多，脾气也会见长。

何况日本民族是一个猥琐的市侩民族，见利忘义、不负责任是这个民族的秉性之一。罗斯福当年虽然领教过日本人先开火后宣战的卑鄙伎俩，但他企图用日本来防范苏联，在开罗会议期间定下了保留天皇制的政策，这个政策被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执行并发扬光大了。罗斯福的打算是在战后实现美、苏主宰世界。他为了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在雅尔塔背着中国政府拿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作交换，满足了斯大林的几乎所有要求，让斯大林出兵。唯一没同意的是苏联驻军日本本土。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原子弹能够试验成功。

其实苏联与日本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斯大林不愿两面作战，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两家都十分守约。而同时日本外交官却一直在莫斯科谋求苏联替他们向美国媾和，他们已经抵挡不住美国佬的猛烈攻击：美国佬在几年的时间里在太平洋战场及莱特湾消灭了日本海、空军全部主力，就连山本五十六也被击毙。麦克阿瑟跳岛作战消灭了在南洋的全部日本陆军。东京不断遭到轰炸，日本军民一片恐慌。苏联清楚地知道日本已无力再战，只不过寻求体面下场而已。他们等着最佳时机以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获，并没有按雅尔塔的约定在两到三个月内出兵；当扔在广岛的原子弹毫无疑义地炸毁了日本军队的士气后，1945年8月9日，苏联不失时机地出兵了。在东北击溃了已无斗志的所谓"关东军"；其实真正的关东军早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就调走了。例如菲律宾吕宋战役中，被麦克阿瑟全歼的、山下奉文大将率领的30万大军就是从东北调过来的。斯大林毫不客气地获取了出兵的全部要价。苏军在东北的战斗伤亡竟没有酗酒驾车伤亡大！为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美国扶植日本以加强对苏联的防范。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防范失去了对象，美国佬从前留下的军国主义的根子，老根开始发芽成长，越来越猖狂。只须看一眼今天的日本，就不难知道军国主义复活已经注定是我们今后几十年必须认真对付的问题了。

原来的一张王牌---战争赔偿，被蒋介石和毛泽东丢掉了。他们为了一张“真命天子”的宝座，不惜慷人民之慨，分别放弃了获得赔偿的权利。小日本坐收渔人之利，田中角荣甚至连“权利”也不承认。只是“要求”。而我们竟也作了让步，也就是说我们无索赔权，只是单相思的要求而已。当时的人民大救星还称之为伟大的胜利。胜在哪里？无非日本承认大陆不再承认台湾罢了！毛泽东胜了蒋介石！君不见毛泽东曾当面对来访的日本人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的吗？田中角荣为日本侵华向毛泽东道歉时，毛答：“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人民是没资格放屁的，有人宣布要为人民服务那你就乖乖地听话就是了，何况这不但符合国情，还符合传统，不见西太后早就说过：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吗？不过此举不能说对日本人的嚣张没有帮助。倒是小小北朝鲜，穷也不让步咬定赔偿不放，不建交就算！还有俄罗斯，北方四个岛一个也不给！倘无这些，日本人必定更张狂。

另一方面我们抗议日本人的教科书篡改历史，使年轻人不懂军国主义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但我们自己又是怎样做的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首先是国民党消积抗日极积反共，蒋介石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人。我们只知道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大仗就是平型关和百团大战。日本鬼子投降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结果，美国佬丢的原子弹不过是吓唬人的纸老虎。那年头是不准说苏联坏话的。因为如果没有苏联给林彪的一百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帮助共军限制国军，东北战局决不可能急转直下。脓包蒋介石得了美国45个师的武器装备，却要背一辈子运输大队长的黑锅，还是被小米加步枪打败的。全国政协的龙云对苏联出兵打败日本论提出异议，结果当了右派。但东北的老百姓偷偷说：“大鼻子比小鼻子更坏！”大鼻子指的是苏联红军，小鼻子说的是日本人。我们从老辈人私下谈话中知道，苏联红军在东北坏事做尽，他们毫不留情地强奸中国妇女，抢掠东北人民的财产和工厂设备。就连长征干部、中共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将军也于1945年12月14日夜，遭遇苏军士兵抢劫时被杀害。

苏联还依据雅尔塔协定接收了沙皇在1905年失去的中长铁路、南满铁路、旅顺、大连港等特权。并使外蒙古独立合法化，成为苏联的附庸国，连文字都改成俄文了。而外蒙古恰恰是在列宁宣布把沙皇从中国获得的一切归还中国以后，苏联非但寸土未还，反而在1924年出兵占领后策动独立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战胜国的遭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苏交恶之后，苏联致胜论也不提了，日本鬼子是我们在青纱帐里靠地道战、地雷战在小兵张嘎配合下打败的。只是，历史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早就说过，楚汉之争，刘邦是胜利者，项羽是失败者，但天下到处是项羽庙却没有刘邦庙。

回过头去，我们又知道了，国民党也是抗日的，喜烽口、娘子关、松沪抗战，台儿庄大捷，徐州、武汉、长沙抗战，缅甸远征军，昆仑关、芷江大捷......轰轰烈烈的大仗、恶仗都是国民党打的。光国民党将军就阵亡了两百多位。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应该实事求是纪念抗日战争的每一个战役，无论是谁打的。林彪在平型关伏击了一支日本运输队，毛泽东当时就批评了他；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不但延安整风被批判，几十年后还是一条罪状。无他，损了共产党的兵力而已。这两位大元帅有一个同样的毛病，充大头，最终都死在这毛病上，只不过一个流芳千古一个遗臭万年罢了。抗日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我们曾经坦然地面对历史，一部《血战台儿庄》激起了很多人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为那是国民党打的就怎么样。但后来那部《昆仑关大捷》就没好运了。某领导一句?quot;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就毙了。该战役由国民党陆军第五军杜聿明部强攻日寇第五师团占领的广西宾阳县昆仑关要隘。此战击毙了日寇五千及敌酋中村正雄少将，夺回了昆仑关，阻止了日军长驱直入。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将牺牲；主力200师师长戴安澜后来阵亡于缅甸，毛泽东挽诗曰“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周恩来挽辞：“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联名挽辞：“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雄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可见当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也认可国军的抗日战绩的，何以得了天下就变了呢？

列宁曾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不承认历史事实或尽量淡化某一方面的历史，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会永远得逞，只会给自己带来被动。国民党当年的抗日并不影响它后来的反动，否则，它就不会败走台湾。如果它不抗日的话，国共合作又作何解释，共产党与不抗日的国民党合作岂不是同流合污了吗？至于一些冲突，如皖南事变，只能说明国民党共产党有矛盾有冲突。新四军不是先消灭了国军韩德勤之一部吗？新四军又与日本人打过哪一仗呢？如果我们抹去国民党抗日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抗日史就会十分苍白。

今天的世界与五十年前大不相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君不见世界上和平地转移政权已成了潮流吗？尽管武器的批判依然存在，但已不成气候了。例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垮台，不是在和平的选举中完成的吗？谁说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呢？中共打了几十年也没能打倒国民党，陈水扁用几片选票却把它选倒了。但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并不可少。这是要强大的经济与先进的科技才能维持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自己，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一句“发展才是硬道理”铺平了富强之路。我们真正强大了，才可能谈得上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我们相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迟早要完蛋，因为它是守旧的，也就不可能有前途。为使它尽早消亡，我们必须强大，必须教育我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使更多的人明白军国主义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这就需要尊重历史。无论是谁，歪曲历史的必被历史所淘汰！

 

汪精卫不下地狱，谁下？

早些时候，林思云先生有一篇文字说汪精卫。那意思被许多读者道破：鸣冤。本人在网站上读过此文，即兴跟了些许文字。日前又有幸读了另一篇文章，长篇的文字只露出前边一部分，但章节提示大致可以看出全文之端倪。有网友约谈感想，似这类大文字，感想需确有感才能想的，又查找了部分资料，以核对当年的历史概况。林文是以历史评论的方式发的议论，本篇“入地狱”之长作则是以文学体裁细细描绘。两者的基本命题是大致相似的：汪精卫的另立国民党中央以及重设中华民国，乃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爱国举动。其本意系忧国忧民，以和平方式保全民族与国家，认定其卖国实在冤枉。本人以为这种议论显然有悖历史的真实，是不可取的。汪精卫无论还有多少故事体现他的“赤子之心”，主流行为是无需挖掘的，白纸黑字的大量记载摆着，那才是给他的棺材封盖的钢钉！凭借着些许即使真实的秘闻，不足以使钢钉生锈。汪精卫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行动，早已为国人熟知，于是他才得以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攀登高位。中国的革命史，常常应了恩格斯先生在生平最后大作中的描绘：“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汪精卫则是此类角色中的最终失败者或身败名裂者。这是中国以及一切暴力夺取政权的悲剧。英明的思想者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执掌政权；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只能在非狂躁的心态下选择他们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革命必须暴力于是只能造成狂躁的环境。汪精卫以谋刺满清摄政王而扬名天下，后来则成为孙中山的左右。以此为资本，1925年7月可谓他一生之最辉煌时期，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不过半年有余，争权失利于蒋介石，被迫辞职。以后在苏联以及中共的压力下蒋只得迎汪回国，尔后便组织了改组派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讨论的热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此时汪已经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堪称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主张和平解决日本侵华问题是可以的，因为那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政治主张。至于这个主张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则另当别论。但汪先生选择的道路恰好是为日本效劳的道路，那就不是政治主张的论理，而是决定他荣辱的行为。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个说法应该不尽符合历史真实。日本人本来就是从中国的文明汲取营养发展起来的，到明治维新，又接受了西方文明，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文化。他们清楚地懂得，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倘若把中国如同朝鲜那样兼并掉，灭亡的只能是日本自己，元、清两朝就是例子。那么当时日本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其实只是肢解中国，使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样就解除了巨大中国对日本的实际威胁。也容易接受日本欺凌。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张学良易帜，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打进关内，首先要求的是华北自治；日苏条约签订，苏联割去蒙古得日本承认，日本割去东北得苏联承认。还在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就极力促使混战进行下去，当然，再乘机割去一块两块地盘也是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例如从袁世凯手里拿去山东的企图。1921年到中国考察了七个月的“世纪哲人”罗素，便精辟地指出：“每当两派军队打仗而其中一派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扶持那即将败北的一方，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后来，当北伐军就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制造了“济南事变”，证实了罗素的论断。而蒋介石采取绕开济南的做法，保障了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他关于“不怕鲸吞，就怕蚕食”的说道，也是正确的。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日本又扶持建立内蒙古自治军政府；1937年10月，日本撮合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2月又建立了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些个伪“政府”，几个能量不足的混混，其实都不成气候。日本迫切需要一个重量极人物，出面纠合这些混混，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标。日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它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企图依赖中国丰富的资源与人力，实现从美国以及英国手里夺取南洋的战略目标。日本以美国为敌，有旧恨新仇。是美国人首先于1853年7月8日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接着日本就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噩梦。日本同样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西方列强在日本同样拥有治外法权、租界、海关控制权。新仇在于美国首先以华盛顿和会迫使日本放弃了在山东的特权，并接受了海军力量的限制；后来更进一步以《九国公约》强调要保障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限制日本军力，阻挠日本对华侵略。随即日本国防方针修改为：“自今之后帝国国防要以同我发生冲突之可能性最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军备之美国为目标”。（日本：《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3页。）石原莞尔更直言不讳：“日美战争的到来是必然的命运。”日本的崛起首先在甲午战争，随之的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使日本充分体会到征服中国的甜头，于是，日本国内就有了“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结论性共识。但日本征服中国的如意算盘在蒋政府这里碰了钉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成了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迫使中国屈服成了日本心头大患。汪精卫的叛逃与其说为使百姓与国家免遭荼毒，不如说急日本之所急，有助于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策。日本要亡中国，其实不过就是要亡掉中国的中央政府。蒋公的抗日，是中国最坚决最真实的。首先在于利益决定，中央政府完蛋了，蒋公的利益就没有了。中国其他的抗日队伍，都不过是拉着抗日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趁着日本人打进来谋求自身的利益。1936年两广事变，日本人资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他们“抗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杨、共三位一体，高喊“抗日”口号，目的是建立西北政府，结果是演出“西安事变”，仅因苏联强硬干涉才得以和平解决。老毛就对斯大林派来的顾问说过，最好的结果是日本把蒋介石灭掉，我们再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中国。其实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冈村宁次就报告军部：“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锋芒所向始终直指蒋公即是明证。汪精卫的伪政府，与法国贝当政府之投降有重大区别：贝当政府原本就是法国中央政府，它为的确实是免于国家与人民遭战火蹂躏，它也确实保障了这一点。但汪精卫事前就派心腹干将与日本联络，取得日本方面配合之后，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次年4月由日军救护逃出河内投奔日寇怀抱。日寇得他投奔，如获至宝，立即安排赴日本晋见天皇及日本内阁。然后奉命捏合难于成气候的“临时政府”、“蒙古自治政府”与“维新政府”。一句话，汪精卫是日寇一手安排的走卒！说什么汪伪政府成立减少了大批战事，从而避免中国人民的损失与牺牲。完全是信口雌黄。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与军部要求侵华日军发动攻势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日军在南京成立以西尾寿造任总司令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而“第11军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乃于9月1日制定了以下作战方针，以期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见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长沙作战》第四页。）第一次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所幸薛岳领导的第九战区顽强奋战，以40个团的伤亡代价，粉碎了日军企图。而日本内阁原拟获胜即成立汪伪政权，因此不得不长时间推移。无独有偶，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接着“还都南京”，日本却迟迟未予外交承认。在汪伪政权的一再催促下，日本内阁决定12月1日为“建交”日。军部命令中国派遣军，须以一个漂亮的胜仗歼灭国民革命军大批有生力量为“建交”贺礼。于是日军于11月23日以五个兵团主力发动了鄂中战役。第六战区陈诚沉着指挥，激战至30日，日军伤亡惨重而溃退。我鄂中军民亦损失巨大，这一切均因汪伪政权而导致。更为甚者，自从汪精卫逃出重庆，在龙云的协助下飞到河内。有了汪精卫的叛逃，日军开始疯狂轰炸重庆。到次年7月6日的大轰炸为止，此类轰炸已达三十多次，造成无辜平民大批伤亡。就在各国报纸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纷纷谴责之时，汪精卫对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提议：“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难道这也算“避免中国人民的牺牲”？汪精卫的投敌，其实根子在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失败后的选择，他大约受到张国焘与毛斗争失败选择逃离的启发。所不同的是，张逃离后于1938年5月6日的《告国民书》指责毛：“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已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张主张真心抗日，而汪精卫则相反，他的“和平反共建国”也只是宣传手段，根本目标是借日本军力消灭蒋政权以实现他执掌中国。日本原来对他抱以极高的期望值，以为汪伪政权建立后蒋政权便会迅速垮台，至少会蜷缩于西南一隅沦为地方势力。结果适得其反，第一次长沙战役使日军首遭挫败，不得不承认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已不可能。不仅阿部内阁总辞职，汪伪政权也立即掉价。首先是日本人嫌汪精卫不懂军事，尽管汪努力改变这个形象而频频露面于军事场合，但日本还是硬逼他同意请吴佩孚出山。只是吴太狂傲，日本人发现他日后恐难以控制，于是土肥原经与汪精卫商量毒死了吴。此后汪伪手下，自陈公博、周佛海起都暗中找退路。陈派员与宋子文牵线；周更是延安、重庆都挂靠；那个恶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更是早就与潘汉年打得火热。引荐潘汉年同汪精卫接头的是李士群；收罗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入汪伪政权的也是李士群；把戴笠的特务网扫荡殆尽的还是李士群。恰如他对身边的中共党员关露所言：“我抓了哪个共/党？我杀了哪个共/党？”他甚至通过陈毅派来的冯少白、邵式军与新四军保持联系。至于那种以汪政权统治区人民生活如何的议论更没道理，中华民族本不应类同蝼蚁，衣食所安便一了百了。荼毒总是只发生在战争进行地的。严格地说，在任何政权稳定统治的地区，都努力维持尽可能繁荣的局面，因为这是统治久远的基本。例如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在那里从事了史无前例的建设，到日本投降时，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否可以夸耀“九一八”或满洲国？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抗日战争，使中国和中华民族赢得世界尊重。当长沙战役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舆论立即对中国刮目相看，即使美国国会也立即休会并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并立即通过决议以物资和精神支援作为向中国人民致敬的表示。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数百万上千万的抗日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拚搏出来的！不是汪精卫投靠日寇舔出来的。试问，汪政权几曾何时得到过谁的尊重？就算是扶持他起来的日本，也不过视之如走卒而已。汪精卫病亡日本，天皇立即召开紧急磋商会议，要求寻找可靠的代理人。天皇说：“帝国总不能直接派人去南京任主席任行政院长。”此等奴才政权，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我们居然还要为汪精卫鸣冤叫屈，这个民族大概是不会有出息的。汪精卫临死前赋诗《自嘲》一首：“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他已经看见了生前身后的一片凄凉，不会有人沿袭他的道路了。始料不及的是，今日却有些文人为之张目，不知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头子，九泉之下是否得着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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