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迫害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6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瓜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惟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平反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国营农场）。这在中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颍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