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埋没名声的抗日英灵

          ——记四老爷乔荣科

我们家祖籍河南偃师县县夹沟，祖传，是从大槐树迁徙而来。到了曾祖父那一代，兄弟四人，曾祖父居长，乔荣科是他的四弟。按规矩，我应该喊他“四老爷”。

乔荣科与吉鸿昌交情甚好，曾在吉部任中校政训处长。随吉鸿昌参加中原大战，因战事违其所愿，离职。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做事，1934年到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在京张铁路局做监事，同时兼南口职工学校校长。

到了曾祖父那年月，乔家有人在外面“做事”，而且到了“长”这一级别，家里每每置业需要现款时，便有白花花的银子淌过来。所以，在外人眼里，四老爷乔荣科名利双收，是那种可以光耀家族门楣的人。

不过，我从未见过这位四老爷。所以，对他的描述，全来自我爷爷的日记与书信，以及家里老一辈人对他的回忆。四老爷没有儿子，待我爷爷视同己出，事事都挂在心上。

乔荣科不是达官显贵，但是，他是有钱人。1934年到北平后，他租了一座小巧的四合院，装了电话，家里雇着两个女仆，出门有小轿车和司机伺候，月薪三百块现大洋，外带分红。他虽然在老家已有妻有女，但在南京“做事”时，又娶了一位十七岁的中学生，又生了一个女儿。我曾祖父他们闻讯，敢怒不敢言，只背后说两句。显然，乔荣科有钱，而且还能挣钱，这样的人惹不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全城动员，人人争相支援29军打日本。从我爷爷的日记中，没有乔荣科参战、劳军等记载，甚至没有议论。我爷爷也觉得反常。他在日记里说，平时，四叔父常和我议论时政，议论日本国内动向，我国的局势，政府的政策等。现在，日本人打到门前了，他反而不吭声。

当时，乔荣科的母亲（我爷爷的奶奶）在北平，还有他的大女儿，小老婆及刚满三岁的小女儿，乔荣科托我爷爷带着老小四口人，取道天津、烟台、徐州，逃难回河南老家。他把一家人送到天津，登船后，自己又回到北平。

他为什么不跟着家人一块撤离北平，反而只身又进去？他没有说。我爷爷虽然详细记录了整个逃难的经历，但是，对他最敬爱的四叔，为什么已经离开北平却又反身进去？没有任何解释。

从我爷爷的日记隐约看出，乔荣科根本就没有对他自己的动向说一句话，全部都是安排家人离开，事无巨细，逃难的每一步，都反复交代。唯独没有说自己留在北平干什么。

作家李蕤是爷爷的好友，他在1948年写过一篇纪念我爷爷的文章——“忆秋远”，文章中对乔荣科有描写：

最近，碰到一位过去的同学，谈到了你（指爷爷乔秋远），我顺便问起你家庭的情况，因为他和你是同村，对你的家庭比较清楚。

你的叔父（指乔荣科），他的照片过去老放在你的桌子上，我常常看见，体格魁梧，面貌慈祥，已经去世，死得很惨。

他原来不是在北平铁路局工作吗？北平失陷后，他因为家属的牵连，未及退出，后来便隐姓埋名，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消息传到后方，以讹传讹，都说他投降了“老日”，当了汉奸。你父亲（指我曾祖父乔荣筠）听说后气得半死，便写了封长信责骂他辱没祖先，并劝他立刻回来。很久没有得到回信。你的父亲便又写了一封长信，并咬破手指签上名字，说如果他不回来便永断手足之情。这样一个月之后，他接到你叔父一封信，也写得很沉痛，披肝沥胆的说明他不得已的处境，叙述他现在虽然还在虎口之中，还肩负着国家民族的责任。

他的信是换了假封皮在某某商号发出的。但是，他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检查到你父亲的信，早已对你叔父布置下侦查工作了。叔父给你父亲的信，虽然投递的很小心，但终于落入日本人手里。

于是，你叔父被日本人枪毙了。

你父亲听到你叔父被枪毙的消息，悔和愧使他几乎发疯，他常常跑到野地里独自哭泣，日渐消瘦，单因为怕你的老祖母知道，还得时常编造你叔父的消息，强颜为欢的左欺右骗。这样过了半年，你祖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哭昏了许多次，以后便被重病压倒。你父亲又愧悔，又难过，又着急，曾经服用过毒药，辛亏家人发现的早，救治过来，但身体已经一天天孱弱，终于郁郁寡 欢，每天饮酒赋诗，痛哭长叹，不久眼睛便有一只失明。

那一年的春天（1944年），河南的“商业化部队”打了一个大败仗，44头天时间丢掉了45座县城，河南孤悬了几年的半壁也被占光了。你的故乡偃师，也踏上蹄迹。男女老幼，哭声震野，大小车辆，都载满了逃难的人。你父亲在安排妇孺老弱逃往邻村后，听到日本兵已经进村，他挂在梁上自缢了。（湖北作家文库·李蕤《忆秋远》347页）

李蕤先生所写，于事实都是真实的。

北平沦陷后，乔荣科有家小在身，完全有借口逃难，但他却主动留下。因为他曾是吉鸿昌的部下，很可能参加了北平的地下抗日组织。可能为政府做事，也可能为热河、察哈尔的抗日力量做事。不管为哪一方，都是抗日，都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且，在沦陷的北平做地下抗日活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人时刻都在盯着你，稍有疏忽，便有杀身之祸。

除此之外，还要承受被民众的误解。在中国，“汉奸”是个很严重的罪行。虽然和日本兵刀对刀，枪对枪的干，不是人人都敢说敢做，但是，骂汉奸是谁都敢做的事，有人指着一个人说“他是汉奸！”大家一拥而上，骂八辈儿，骂祖宗，指着、跳着骂，都是百姓敢说敢做的事。

乔荣科逝世后，北平有几个好心人帮忙料理后事，从他们与我家人的来往信件中，隐晦的表示自己不过是被“指派”办理后事。仅有的几封信透露出的消息，有几点可以确定：乔荣科是“被人”送到同仁医院，在那里逝世，在医院没有任何治疗；死因是“肾衰竭”、“尿毒症”；有遗书；“当局”令遗体就地火化。

从北平寄回家的信已经隐晦难辨，曾祖父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北平的信转述给我爷爷，爷爷再写信给家里。这几封有关乔荣科逝世的信，写得扑朔迷离，叫人费尽心思去猜量。

懂医学的人都知道，人体组织（尤其是脂肪、肌肉等软组织）大面积的严重创伤、挤压伤，会造成肾脏损伤，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根据李蕤先生的文章，我猜测，乔荣科是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关押折磨，拷打致死。

乔荣科是个家族观念比较强的人，常对我爷爷以“家族艰苦立家，奋斗至今”的经历教育，鼓励爷爷“成名成家，耀祖光宗”。他是个有品位的书生，与我曾祖父亲同手足，经常信件往来，书画传音。有一年，曾祖父画了幅水墨，一湾清水，数枝垂柳飘拂，双鸭戏水，画面上点着淡淡的嫩绿，早春气息已显。乔荣科回家看见，诗兴大发，提笔题：春江水暖鸭先知，嫩芽着意柳双飞。

但是，现在由我保存的先人遗物中，有几位曾祖父辈，还有爷爷辈留下的书稿、诗画、信件、日记，曾祖父辈中，唯独没有乔荣科的只字片纸。听我奶奶说，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地主”，家里的藏书、字画，还有其它书本、报纸，一车车被拉走烧掉，拉了十几车，一路走着，撒得满街都是，踩在泥里；在被“贫协”抄家之前，家里已经烧了不少书和信。乔荣科的信件及其记载，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候被烧掉，毁灭了。因为家里认为他当时为国民党政府做事，抗战是统一战线，抗战后便是“阶级敌人”了。所以，家里干脆将他的一切都烧掉，以绝他人之口。——果然，即使我家的人，能记住乔荣科为人、为事的，也不多，或者比较零碎，不仔细连贯，很难构成线索。

多么可惜，又叫人无奈，欲哭无泪！一代抗日英灵，生前默默，死时无闻，至今仍销声匿迹。若现在还能保留一些乔荣科的书信，及其文字记载，我们将可以从那扑朔迷离的词句中，从隐晦的诉说中，勾勒出另一幅北平地下抗日组织的画面。

我们把自己的历史毁掉了！真叫人痛心！

如果不是李蕤先生撰文记载，不是有几个与乔荣科同时代人的口碑相传，他的为人，他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事情，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李蕤先生在文章中接着写：

这是你们的家庭为抗战付出的代价。我自己写着，也觉得太像一个编造的“故事”了。但是，这就是现实的真面孔。

但是，抗战偿还你的是什么呢？偿还和你同样际遇的千千万万人的，又是什么呢？少数的民族蛀虫，劫夺了并腐烂了胜利之果，忠于抗战的人民，又被驱遣者为少数人流血。

乔荣科是共产党吗？他参加的是中共的地下抗日组织吗？爷爷的日记曾记载一件事：爷爷的妻弟（我称他舅爷），是共产党，家里只有乔荣科一个人知道，我爷爷都不知道（这也是件奇怪事），只猜想他是。1936年，我爷爷在北平，准备考北大的注册生，舅爷也循迹来北平，借口入学念书，实则做中共地下活动的勾当。每当乔荣科听舅爷高谈中共“抗日救国”的宣传，便连连呵斥，说，正经去念点书，别整天游行，喊口号，和政府捣乱，这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可见他不是共产党。

但是，正是舅爷几次亲口告诉我，说四老爷是共产党。舅爷说，乔荣科在吉鸿昌手下时，部队驻扎信阳，他曾借“剿匪”之名，代表吉鸿昌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取得联系，后被发展为党员。这样看来，乔荣科又是共产党。

今年清明，我在京郊南口的长城脚下祭奠先人，纪念那些在抗战中为国家，为民族捐躯的亲人。面对空濛长天，霏霏细雨，我心里轻轻问，天呼？天知呼？

寂寞细雨处，青山阵阵，杜鹃声声。

八一五光复日。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无名英灵。

                                   

保存历史的人

    ——记我的曾祖父乔荣筠

这一段时间，为纪念抗战胜利故，有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因为家中保留了一些我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书信、日记等。爷爷那时是战地记者，参加过徐州会战，后来又参加八路军。记者们认为，这些原始的资料更客观，更真实，可以清晰再现民族危亡时期，中国人民是抗击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夫人真实情景，尤其可以看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我爷爷乔秋远，河南省偃师夹沟乡人。1937年7月，他正在北平，准备参加北大注册生的入学考试，因“卢沟桥事变”爆发，读书梦想破灭。他经历了从7月7日事变发生，到7月29日北平人惊呼“我们都是亡国奴了！”以及八月份逃难回家的经历。

爷爷回家后，受聘河南民国日报社，专事写作评论和社论；1938年4月，作为报社特派记者，赴徐州会战前线，做战事报道；从徐州撤回，又去黄泛区报道黄河水灾惨景；1938年12月初，爷爷到了延安。起初在“鲁艺”文学系学习，不久即受聘为国际新闻社特派记者，去太行山抗日前线采访，专事为港澳和南洋华侨报纸供稿。作为八路军的第一批战地记者，开始他第二段战地记者的经历，也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生涯。

爷爷赴徐州会战前线之前，给家里的信“报社近派儿为战地特派记者，拟赴徐州”。

爷爷这种这种跨界式的战地记者经历，使他成为既有报道国军抗战的经历，又有报道八路军抗战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的新闻记者，并不多见。尤其在此期间所写的家信，真实道出那个时代，一名正直、爱国的新闻记者，在前线所见所闻，亲眼所见国军和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战斗的场面景。1942年初，爷爷调到新华社华北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任编辑。5月，他在山西辽县（现名左权县）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牺牲，年33岁。

需要说明，现在交给我的爷爷的资料很不完整，土改时毁掉不少。比如，爷爷到延安以后写的家信，截止到1941年8月戛然而止，而他是在第二年5月牺牲的，将近一年时间，不见一封信。这对爱写家信的爷爷来说，很不正常。听我奶奶说，土改时，因我家被划为“地主”，家中的书籍、字画被抄家拉走十几车，全部烧掉了。估计家信等资料也烧掉不少。

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批日记、书信，全部是由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曾祖父乔荣筠有心收集、保存。

乔荣筠，号“竹坡”，友人尊称“竹坡先生”。乔荣筠是乡间塾师，在本村和周围几个乡开馆，颇有名望；又兼县志编修，有作“偃师水土风情史略”；先生在家“碰倒油瓶儿不扶”，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每日只吟诗作画为趣；逢家中有事，只来回踱步干着急，拿不出办法来。

竹坡先生的画。画题：我本缑阳一世家，图画四壁伴桑麻。显扬只是无心人，学写片尺度年华。

乔荣筠弟兄四人，他居长，二弟管家，四弟乔荣科，曾在吉鸿昌部任中校政训处长，又任京张铁路局北平职工学校校长。乔荣科最为大哥所器重，两人关系最好。

乔荣筠育有一男二女，男孩子就是我爷爷乔秋远。因为乔荣筠编县志，平时就注意收集资料，保存资料。我爷爷的日记，家中来往信件，乔荣筠都按年代编序，细心保留。

1938年10月，我爷爷到黄泛区报道黄河水灾，眼见官僚与奸商勾结，鱼肉百姓，发国难财，又兼日本军队长驱直入，豫东一些县的太爷们争相谄媚、事伪，甘为汉奸。他写的这些稿件，报社不敢采用，爷爷便将稿件寄往武汉大公报，因此得罪了地方，甚至生命亦受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爷爷决定去西安找八路军，继续参加抗战。

1938年，虽说已经“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反共”的基础并未一下子改变。而且，对一个乡间的读书人来说，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从观念和行为上都是与现政权对抗。不仅外界有很大压力，自己内心，也要承接百转搅缠、走或不走的矛盾心情。临走前夜，乔荣筠心里明白，他的儿子是去投共产党了，这一分别，何时再见？能不能再见？都不能预料。他叫我爷爷亲笔写下一份个人简历，从小学写起，一直写到当天、当夜。

静静的夜，窗外秋虫低吟，天上挂着几颗星。谁能知道一个家族、一个中国最普通知识分子的内心，竟比那炮火连天的战场还要激烈。听我父亲说，爷爷写着，乔荣筠坐在一边默默看着，有谁能知道这位老人此时的心情？一盏油灯，两片身影，伴着深秋的夜。——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决心投奔抗战的前夜，这就是家族历史的真实场景。

乔荣筠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老爷乔荣科，在北平任京张铁路职工学校校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送走妻女，只身留在沦陷的北平，秘密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要想在北平生存，还要抗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日本人做事，借机会杀日本人。四老爷参加了伪政权，白天为日本人做事，晚上为中国人做事，为中国政府做事。

这是一件秘密而且非常危险的工作，还要忍受许多误解、唾弃、侮辱，甚至遭受死亡的威胁。在战场上拿着刀枪与日本鬼子拼杀，是英雄；在屈辱和唾沫中默默为国尽力，也是英雄，而且更是男儿。

但是，四老爷的事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他的大哥，我曾祖父乔荣筠听说自己的四弟在北平躬身伪事，拿日本人的钱，干丧尽天良的事，怒不可遏，连着往北平写信，痛斥四弟，且整日闭门在家，羞于见乡人。1939年上半年，四老爷的组织被日本人破获，四老爷被俘，受尽严刑，最后拷打致死。

乔荣科遇难的消息传回老家，乔荣筠惊呆了。继而悲愤难忍，既痛恨日本人，又为自己对四弟的误解万分懊悔。他冲出家门，在田野奔走呼号，泪流满面，不断责骂自己，痛骂日本鬼子。激愤处，他拿刀抹了脖子……被抢救过来后，痛定思痛，乔荣筠这时才深刻认识到“抗日”两个字的含义。那时，我爷爷已经投奔延安。对乔荣筠这个只会教授“四书”的乡间塾师，平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可以询问，居住乡间，他也没有多少渠道能得到外界的消息。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开始整理四弟和儿子的日记、书信，亲自将一封封信重新抄录，裱糊，装订成册。

有时我想，中国人的抗战，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正是植根于乡间的黄土中，深藏在传承数千年的社会意识中。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人民中间的力量。

1944年，日本军队占领家乡的前一夜，乔荣筠不愿看见与自己不共戴天的日本人，他再次自尽，以身殉国。

先辈们传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些书信和故事。在整理这些书信时，我发现，凡是与四老爷乔荣科遇难有关的信件或资料，乔荣筠都将它们保留原貌，没有重新抄录，其余的书信，他都亲自抄录。我很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家仇国恨交织在心，还有对亲人的误解。人生伤痛莫过于。他也不愿再次触动心中的伤痛。

另外，这批书信中，有关乔荣科的情况，竟无片纸只字，似乎他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况且他还是乔荣筠最喜爱的弟弟。后来我才想到，由于家里人考虑到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人，即使抗战，也不是“自己人”，抗战是统一战线，到了1949年就是敌人了。所以，在土改前夕，家里将他的一切存留资料悉数毁掉，不愿给人留下证据。这是多么遗憾！否则，后人将会从那些从北平寄出的信件中，从蛛丝马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叙述中，揣摸出一些在沦陷区北平，忍受着天大的屈辱，甚至要面临枪弹和匕首的暗杀，却在拿着自己的生命与侵略者相博的人。——那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战场啊！

我的先辈，在抗日战争中有三人殉国，爷爷乔秋远，曾祖父乔荣筠、乔荣科。三位先辈中，第一位可敬佩，可纪念的，就是曾祖父乔荣筠。——他是保存历史的人。

                                                                  201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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