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抗战时的故事

    ——流亡大后方：从上海到重庆

作者：王佩玙/口述徐贲/记录

来源：爱思想网

1942年，我刚过二十一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3月，我离开上海，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8月到达重庆。

1942年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年青人都在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我大伯的孙子，我的侄子王倜，比我只小一岁，是江苏第八临中（抗战时为安置求学青年临时建立的临时中学）的学生干事。由王倜挑头，有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正准备到重庆去，队里有已经和王倜订婚的郝孚青（20岁）、郝孚青的两个本家兄弟，郝孚季和郝孚官，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我跟他们结伴一起到重庆去。

我要到重庆去，除了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过日子，还因为我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了。徐干生是在1937年77事变，抗战爆发后不久和他的叔伯兄弟徐杞生、徐楚生一起去四川的。当时徐干生17岁，徐杞生16岁，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徐楚生24岁，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沙坪坝，沙坪坝是一个小镇，离大镇歌乐山4华里。沙坪坝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歌乐山去打牙祭。

抗战的时候，订了婚和结了婚的青年女子从日战区到大后方“千里寻夫”，是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千里寻夫，有的是到内地去读书，也有的是去会丈夫。徐楚生的太太，在1938年（或1939年）就已经去了四川。徐杞生的未婚妻郝淑先，也在我之前就已经去了四川。在我们离开上海时，遇到过一位桂大姐，32岁，带了一个7岁的女孩。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桂大姐就是特意到四川去找丈夫的。千里寻夫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他的未婚妻戴仁秀1940年去四川找他，但是后来解除了婚约，并没有结婚。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否则，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很难千里跋涉，坚持到底。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和徐氏三兄弟，都是由我的另一位叔伯兄弟王一桂带到后方去的。王一桂当时是金陵大学的助教。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后来分别成了金陵大学（在成都）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西南联大（在成都）的学生。王氏四兄弟和徐氏三兄弟有姻亲关系（徐楚生的姐姐是王一桂的太太）。到大后方去的靠的就是人帮人。有人相帮，有人投靠，胆子就大一些。

我们这一队人于1941年三月离开上海去杭州，在杭州等了17天，才有机会渡过钱塘江。我们住在王倜的姨妈家，等待过钱塘江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和王倜的姨妈到杭州岳飞庙去，一起照了一张相片，既为纪念，也算明志。这是我们在流亡途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时，钱塘江这边是沦陷区，那边是国统区，日本人看的很紧，我们只能在夜里冒着风险偷渡过去。我们雇了一只农民的小船，小船不起眼，过江容易一些。船夫说，前一天夜里有另一队学生要过江，结果给日本人发觉，一阵枪射打翻在江中，我们坚持要过江，心里想，已经到了这里，不能再回头，过的去就过，过不去就死。结果过了江。

我们过了钱塘江，坐小船到桐庐，然后改走陆路。在国统区，路并不好走，一路有卡子，给人找麻烦。为了避免卡子，我们让当地农民当向导，农民路熟，带我们走小路。我们走了许多许多天，一路走到江西上饶。

开始只能走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累的不得了。后来一天能走七八十里，最后，一天竟能走一百多里。刮风下雨都要走，走走停停，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路上，卡子厉害，难说话，说你是共产党，弄得不好要杀头，农民都不敢走。

我们怕遇到卡子。管卡子上的戴军帽，穿制服，扎绑腿，当兵的抗长枪，当官的佩短枪。他们说是盘问有没有带违禁品，一面问一面翻行李，见到想要的就塞到自己衣兜里。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几个好看的别针，有一个是扇形的，上面是红的玉石。别针包在衣服里，放在网线袋里的脸盆内，结果都给搜走了。

卡子让人心惊肉跳。其实，我们的行李也就是一个装着零碎日用品和贴身衣服的大网线袋。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脸盆，一床被面，一床被里、牙膏、肥皂。内地日用品难买，很贵。所以流亡后方的人都带这些日用品。我们怕兵来搜，但是，兵搜走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又会觉得高兴。看到兵把东西放进口袋，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这下可以过关了。就怕兵不要东西，不放你过卡子。

我们最怕的是盘缠给兵搜了去。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十两黄金，拉成小片子，藏在步鞋底的夹层里，塞在牙膏里，插进肥皂里。肥皂弄的像是用过的样子，旁边放一块没有用过的新肥皂，是为做旧肥皂的替身准备的。卡子上的兵，总是注意行李和网袋里的东西，我们的盘缠没有给搜去过。

在江西，我们走的几乎都是小路，住宿的都是小县小镇。每天都是由王倜和李同学商议，看走什么路线比较好。王倜动嘴，李同学跑腿，四处打听，到处找人，都是李同学。他们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们走，往往是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自己找一个旅店住下。我们走路出汗，有时候衣服上都会结上盐霜。到了旅店就赶紧洗澡洗衣服，休息一下，再找吃的。当时兵荒马乱，开旅店的同情流亡学生，往往会帮我们找可靠的农民当下一程的向导。

我们赶路，一般是早晚两顿，吃的大多是炒河粉（米做的粉片）和米饭。炒河粉不用菜，米饭就加一个菜。白天赶路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小路，看不到人家，有没有吃饭说不准，只要有水喝就行。当时没法带水，好在小路旁有时会有好心人放的小水缸。浅浅的小缸里盛着水，有时还搁了茶叶。江西出茶叶，小缸上会有木盖，是挡雨的。水缸边上有的放一个吃饭的碗，还有的放一个小搪瓷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四处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些小缸。放水缸可能是因为这里有一队队去后方的流亡学生走过，或者有别的过路人。我们一天里总能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水缸。、我们走到上饶。在上饶有一个流亡学生地招待所，在那里落脚地全是学生，招待所里睡觉、吃饭全是免费的，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糙米饭，管饭不管菜。大锅子上一圈木桶一样围板，用来蒸饭。饭很硬，我倒不在乎，只要有饭吃就行，我和王倜，郝孚青三个人买一包萝卜干，一个纸筒子，一斤左右，每顿饭不过吃两三根，一包萝卜干吃好几天。我们在上饶几乎不用花钱，就这样过了二个星期，出发去吉安。

我们在吉安碰到了麻烦。当时在一起的还是六个人。王倜，郝孚青和他的两个本家兄弟，李同学，还有我。我们在一家小旅店刚登记完。刚刚收拾停当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黑帽子，黑制服，扎黑布绑腿，也不知道是兵还是警，说是要查过往旅客。他问我们有没有证件，我们给他看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他看了王倜的毕业证书说，你这个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今年没有用。王倜说，我去年毕业，毕业证上的日期自然是去年的，我们的毕业证书管一辈子，不像你的领章需要经常更换。王倜的回答惹恼了那位治安。听了这话，他就翻脸了，要查我们的行李。他在王倜的行李里找到了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六着京戏里的大花脸。王倜喜欢京戏，扇子是他路经杭州时买的。

查冶安的说，你们6个人，扇子上也是6个人。一定是联络暗号。你们今天刚到，就有飞机的警报，怎么这么巧。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只好由他说。

查治安的说了还不算，要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开旅馆的在一旁吓坏了，不敢说什么。管治安的叫我一个人留下看行李，其他的人跟他走。王倜说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退了旅店的房，一起跟管治安的去了警察局。管治安的要我们找人交保。我们刚到吉安，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人保？管治安的说要把我们关起来，几个男的关一处，我和郝孚青这两个女的另关一处。王倜坚持不同意，说要关就关一处。

警察局里有一间小牢房里关着一个人，牢房是用栅栏隔起来的。管治安的叫那个人出来，把牢房腾出来给我们。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稻草，说，这个不卫生，王倜就叫看守把稻草弄出去，把地扫了一扫，我们就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不知下面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看我们，他说自己也是临八中的，知道王倜。他告诉我们，他们那一队流亡学生就在我们被带到警察局以后，到同一家旅馆落脚，旅店里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刚才有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这位学生在旅店的登记名单里看到王倜的名字，所以就赶到警察局来了。

这位同学叫我们安心，说马上就会到县党部去交涉。后来听这位学生说，县党部的人知道我们被抓的事情后，叫这位学生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殃及池鱼’。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这么随便抓学生，别的爱国流亡学生怎么还敢到后方去。县党部的人觉得有理，这才管了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去询问。那是一座老式房子，好象是在一个巷子里，我们被一个一个地盘问，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前一夜我未合眼，我坐在行李上，睡着了，前面的盘问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有人捣我一下，说别睡了，轮到你了。问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人。询问过以后，问话地军官对王倜很客气，说，这一关是过了，下面那个卡子很难过，我派一个人把你们送过去。他派了一个手下，连同我们和一个挑行李的农民，一起走到下一个卡子，顺利通过，平安无事。

我们离开吉安后，来到赣州。赣州是我们在江西地最后一站，也是我和同行其他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和王倜他们同行，管钱的是王倜，我带的黄金换成钱，到了赣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王倜和郝家兄妹在赣州打听到，在福建武夷山的江苏师范学院正在招收流亡学生，因为盘缠紧张，他们决定就转道福建，不到四川去了。我因为未婚夫在四川，决定非去四川不可。

在赣州，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桂大姐。我们本来和桂大姐是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只能坐车，不能跟我们一起走。赣州有许多滞留的流亡人员，在这么多人中，能碰到桂大姐，真是让我们高兴。这解决了我去四川的结伴问题。王倜要我和桂大姐同行。我们两个都是要去四川去的。桂大姐可以照应我，她有一个孩子，我也可以帮着照应。王倜把剩下的钱分了一些给我。他托付桂大姐说，钱不够了，你先借钱给我大姑，六爷（我父亲）会把钱还给你弟弟。桂大姐的弟弟也是临八中的，认得王倜。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一路上凡是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桂大姐都可以去支钱。我和她同行，盘缠不会有问题。

在赣州我们停留了十来天，我在赣州生病了，发了二、三天烧。一天出来找医院，看到一个铜牌子，上面写道，开业医生，德国留学生。我走进他的诊所，他问我是不是过路的学生，我说是。他就给我看病，说不收珍费，还给我一些药，是退烧的阿丝匹林。他叫我多买些梨吃，说，要是烧不退，就可能是得了伤寒，一定再来找他。我吃了药，烧也退了，没有再去找他。

从江西赣州到广东，路经连县，八步都是小县城。我们搭卡车。车在曲曲弯弯的山上公路行走，看到山下的人象蚂蚁，电线杆象笔杆子，叫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们一路等机会搭车，走走停停，终于来到广东。

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我和桂大姐带着她女儿，搭的是火车。搭火车其实也不容易。人山人海的乘客都想往火车上拥，根本就上不去。我和桂大姐只能花钱雇两个“小瘪三”先挤上去占座，每个座两块钱。占好座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窗里递进去。然后我们才好上车。车上异常拥挤，坐在那里都直不起腰来。我和桂大姐上了车，发觉两个座并不在一处，但好歹有个座，就很庆幸。

上是上了火车，火车先是不开，后来开开停停，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走了整整四天。总是要开的时候，火车头便被调去拖“黄鱼车”，也就是出高价雇佣火车头的黑车。我们拥挤在车厢里没法动弹，车厢里空气浑浊，恶臭难闻，连大小便都无法走动。有时候会有人跳窗口出去，找一些吃的，或者方便一下。

我在广东买有四筒麦芽糖，靠这四筒麦芽糖过了4天，别的什么也没吃，麦芽糖是装在粗竹筒里的，大约两寸直径，不到一尺高，麦芽糖得用一只筷子从竹筒里挖了吃。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人很好。见我要小解就递给我一个瓦罐，说，我给你挡着。火车上人挤人，谁也看不清旁人在做什么。我小解了，老太太就把瓦罐挪过去。等她自己要小解了，就先把罐中的秽物朝车厢外一泼。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斜对面什么人的箱子上。他给我递名片，是个31岁的团长。他老是从我们这个窗口跳出跳进，时不时会买一些点心什么的，还要请我吃，我都拒绝了。团长对我说，到桂林可以帮助你介绍住的地方，我说，不用了，我们已经订好了在桂林的中央银行招待所。我还骗团长说，我们一起来的有六个人，都在这个车厢，因为人太挤，彼此分散了。我在车上心里着急。但既已上了车，也没有办法了。桂大姐的座和我隔着老远，上车时，我们互相招手。上了车，人越来越挤。四天里，我都没有再看到桂大姐一眼，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火车终于到了桂林。下了车，我又和桂大姐汇合到一处。我问桂大姐急不急，她说，急什么，在旅馆里还不是要等，还不一定等得到上车。在车厢里又不要花旅馆费。流亡逃难时，总是等呀等呀，一等就是几天，十几天，等得怕了，也等得不怕了。

在广西，我们搭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就象是在电视连续剧《围城》里方鸿渐和赵辛楣他们搭的那种车子。从广西到贵州，找车子比在江西要容易的多。大概是已经到了后方，来往车辆也多了，等个一两天，总可以搭上下一程的车子。当时并没有一定的车站，都是靠打听。听到有人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车，就到那里去。

在贵阳，我们等了二、三天就搭上了去贵州独山的车，在独山，有一天我和桂大姐出来吃中饭，正好又碰到了去桂林火车上的那个团长。团长说，我在桂林找到了中央银行招待所，你们没有去啊。桂大姐说，我们去了，但是招待所住满了。团长说，他可以让我一个人搭军车从独山去四川。我说，我们有六个人，（其实只有我和桂大姐母女）。团长说，那不行，车子只能带一个人，桂大姐抓住我的膀子，把我一拽，说“走”，拖了我就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团长。

我和桂大姐在独山搭上一辆车，一路直接开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来。桂大姐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我给堂兄王古桂打电话。王古桂在重庆教育局任职，我打电话到教育局，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王古桂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伯，托我带几件汗衫，几双袜子给他儿子（大后方没有这些东西）。但我到重庆的时候，带的汗衫和袜子早就因为一路上过卡子，给大兵搜走了。

第二天中午，王古桂找到我的旅馆，给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先住到他的姨表兄弟屠晋家去，然后再联系我的未婚夫。屠晋在内政部任职，家住在重庆城郊的陈家桥。重庆大轰炸以后，政府机关和学校都已经疏散到了城郊和农村。我去找在陈家桥的内政部。陈家桥不好找，我到陈家桥的时候，已经暮色沉沉，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向人打听内政部，一个人说，那边有个大院子，你到那边去问问。我走过去，见那是一个围着竹篱笆的院子。我一进门，看到一个男人和家人在乘凉。我向他打听屠晋住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屠晋”。屠晋和我父亲同年，是我父亲小时侯的玩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真的是到了重庆。

我来重庆后不到一个月，就进了在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中央高级产科学校，不久也联系上了我的未婚夫。他当时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成都乐山。我们虽然都已经在四川，但由于各自忙于学习，直到下一年暑假时才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