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现实政治因素

作者：蔡双全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简介]蔡双全(1966--)，男，湖北罗田人，历史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

学术与政治，本应属于夜犬晨鸡，各司其职，但由于抗战史研究距离现实政治太近，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常常有意无意地遭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不能按照抗战史的实际发展状况及其内在规律去研究，难以得出客观公正的科学结论。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祈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有着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与领导的全民族对外战争，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抗战时期同国民党作斗争的在野党，一跃成为当前中国的唯一执政党。这一事实，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政治特殊性与敏感性。

鲁迅先生曾对由官方主持修编的中国历史，持一种相当怀疑的态度。他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①]他把在这种史学观支配下所撰修的历史，称为一部专为“帝王将相”所作的“家谱”。如果运用鲁迅先生的历史观，来检视一下抗战史的研究现状，就不难发现：由于抗战史研究的大陆学者，都是属于“本朝人”，他们修编抗战史的宗旨，是为了突出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抗战时期的历史功绩。在这种官方史学观的支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有关抗战史的认识与论断，举凡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地位、抗日战争领导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等重大问题，对抗战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研究抗战史时，许多学者把《毛泽东选集》中的许多观点与论述奉为圭臬，过分拘泥于他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甘于充当毛泽东观点的“复述者和诠释者”，[②]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正确对待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首先应当成为探讨抗战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题中应有之义。

固然，毛泽东作为抗战时期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战略家与理论家，他有关抗日战争的许多认识与论断，理应得到抗战史研究者的重视与推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指导抗战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但是，由于毛泽东成天扎“在工作堆里”，[③]他没有时间和机会、也没有必要如高等院校历史系教授那样，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因而他关于抗战史的论述，“既无专著，也缺乏专论”。[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深受抗战时期国内外极为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深刻影响，加之身处共产党领袖地位，毛泽东首先是站在一个革命家的立场上，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抗日战争，因而他对于抗战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概略性”、“政治性”和“多变性”[⑤]等特点与局限性。

例如，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地位的认识与判断，就是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抗战初期，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国民党与蒋介石，他肯定了国民党“有它的光荣历史”，“有光明的前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对于蒋介石，毛泽东曾经誉之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的领袖”。[⑥]而等到抗战胜利后，他却又说：“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⑦]又如，毛泽东有关官僚资本的一系列论述，主要是从政治上揭露国民政府腐败出发的，实际上是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尖锐化的一种产物，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⑧]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⑨]其实，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⑩]另外，根据学者考证，在所谓“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中，蒋介石只有很少的私人投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私人投资尚无充分材料，而宋子文、孔祥熙“各阶段留在国内资本有多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程度的垄断性的消极作用”，“都应当根据足够的材料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分析和论断”。因此，“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11]再如，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认为国民党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争。长期以来，学术界深受这一论述的影响，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是“讨伐派”的首领。在一般的舆论特别是经典著作和史著中，大体上认为“讨伐派”即主战派，也就是“亲日派”。例如，在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认为“讨伐派”是“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12]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何应钦之所以力主张“讨伐”，主要是为了武力救蒋，而不是“取而代之”。这是因为：第一，主张“讨伐”，是国民政府站在一种正统的立场上，以国民政府集体名义作出的一种决定。据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晚，国民党就召开了中央党部临时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形同叛逆，不讨伐不足以张法纪。这样，在戴季陶等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讨伐派”在会上明显占了上风。第二，何应钦既不是“亲日派”，也没有取蒋而代之的实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行的蒋介石是“亲英美派”，何应钦不仅是“亲日派”，而且是“亲日派首领”之类的说法有悖事理。就事实而言，何是蒋的心腹干将，一切惟蒋之命是听。他的一切可视为亲日的活动，其主使者是蒋，也深获蒋的嘉许；就事理而言，岂有“亲英美派”制定方针政策，悉数委之“亲日派”去贯彻执行之理？如果把对日妥协退让，全力“剿共”，清除异己和争取备战时机皆当做“亲日”的话，那蒋介石才是最大的“亲日派”。如果一定要承认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内己存在“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不可，那就得承认蒋介石既是“亲日派”也是“亲英美派”。蒋是什么派，何也就是什么派，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另外，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既没有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想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为“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难与汪精卫、孔祥熙甚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相比。……而由当时在南京的五个常委中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负责，军队则归何应钦调遣。显然，就是蒋介石死了，其权力也必定是分而掌之，决不会全归于何应钦之手。”[13]我认为，革命领袖人物与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他们虽然对中国抗战史的认识与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或相吻合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思维方式以及个人气质的不同，更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使命以及对抗战史考察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他们对于抗战史的认识，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抗战史研究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首先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抗战史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甄别、取舍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按抗战史历史事实研究，尽最大可能还原抗战史真实。也就是说，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时，必须坚持独立性与科学性的原则，其价值依归必然是、也只能是求真求实。而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毕竟始终受到其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与支配，它们大都是从抗战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而做出的一种政治军事判断，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激烈、残酷而又变幻莫测的民族与阶级斗争实践，具有极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色彩”。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历史学科来看，其实“并非史家手笔的史论”，“还有待更为周密和系统的论证。”[14]因此，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5]既要防止故意歪曲、贬损毛泽东有关抗战认识与论断的倾向，更要避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而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具体考虑抗战时期特定的时间、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一位严肃、公正、客观的学者在对待毛泽东有关抗战史认识与论断时应该采取的一种正确态度。

二.

出于“宣传中国抗战”的政治需要，有学者人为地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到九一八事变。其理由是“如果我们只讲八年抗战，就不能恰当地评价自1931——1937年间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斗争，特别是那么多的武装反日战争，诸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盟军以及惨烈悲壮的长城抗战等。”[16]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17]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这种划分法，既不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际，又不够科学与严谨，是值得商榷的。

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事实上预示着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救亡理应成为中国朝野上下思考的中心问题。可惜的是，历史事实却业已无情地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却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真正把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上来。

当时掌握中央政权的国民政府，虽然自1928年底因张学良东北易帜而在名义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但由于国民党党内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至于兵连祸结的现象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实际上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趁着国民党各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业已到了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一定程度上威胁的地步。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致力于结束国内分裂与动荡的政治局面。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实无万全无虞之策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第二日，国民政府在《告国民书》中，公开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18]11月，蒋介石再次强调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19]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反复强调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并使之成为因应九一八事变后时局变化的一项主要方针。这一方针虽然并未排除“攘外”的必要性，但其基点仍然是先安内，以“求国内之统一”。这样，在日本侵略者还没有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形势下，“攘外”基本上只是抗日宣传口号，尚未真正落到实处。

国民党内其他各派政治势力，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都先后不失时机地打出了“抗战牌”。但究其实质，他们各怀鬼胎，居心叵测，只是想利用抗战名义，以达到其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争权夺利的目的，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打算。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反蒋最坚决的人”。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他以广东、广西为基地，以抗日为号召，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组织了反蒋阵线。但这次反蒋事件，实际上是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共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具有一种趁火打劫的性质。对此，当时人就有如下评价：“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20]正如有学者评论的：“在公开的议论中，胡汉民与西南高喊‘抗日’，私下里他们却秘密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21] 1933年10月，陈铭枢、蔡廷楷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但这次事变对准的目标仍然是蒋介石，正如积极参与这次事件的福建首脑陈铭枢所说：“抗日、剿共必要倒门神(指蒋介石)。”[22]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倒蒋为实、抗日为虚的本意。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发动了两广事变，仍然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抗战这面大旗。4日，他们通电全国，大言炎炎地宣称：“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指“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钧会(指“西南政务委员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但实际上，激起这次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陈、李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不满，而在于他们对蒋介石排挤、打击他们这些地方势力的疑虑与不满。这是因为，事变前，蒋介石先是挑动陈济棠用兵广西，而陈以粤桂唇齿相依而不愿听命，蒋介石即宣布改组广东政府相逼，陈、李为求自保，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这才有了这次事变。可见，这次事变与抗日没有任何联系。[23]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但其政策重点仍然是“反蒋”。中共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王明在谈到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时，曾概括为三条：“(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三)只有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在这里，王明不仅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抗日的“先决条件”。这就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危险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基于这种“左”倾错误认识，中共提出了“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方针。[24]这样的方针，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除了具有宣传的意义外，影响自然不大。而且，从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一直处在被国民政府围剿的窘迫地位，偏安一隅，政治影响极为有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竖立的抗日旗帜，也只是中共为求自保而采取的一种对抗国民党的策略，在生存尚且受到极大威胁的条件下，中共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具体的抗日行动的。

九一八事变后，一批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20日，全国30所大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决定推出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一时间，学生运动风潮迅速席卷了南京、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在南京，请愿学生情绪激烈，他们打伤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冲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了《中央日报》。他们断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他们要求“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25]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素以崇尚理性著称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却是中国的内政，即中国国内的统一问题，胡适曾在1932年把它概括为“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26]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1932年7月10日，汪精卫曾召集国内著名学者50余人商讨外交方针时，竟有多数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不背国联之前提下，进行直接交涉”，[27]而不是主张立即对日宣战。1931年10月，在有王造时、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中，要求：“（一）对日必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万不可稍有让步；（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之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之一切自由。”[28]在这里，面对强敌入侵和内乱不已的复杂局面，他们主张国家统一、保障人民自由的要求跃然纸上，而宣战要求却被外交解决的倾向取代了。胡适是一位在当时执学界牛耳的人物，当一些人在报上主张中国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他竟怒气冲冲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说是“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29]长城抗战失利后，他又发表了《全国震惊以后》一文，再次议论国事，讨论长城抗战的教训，主张应该“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他沉痛地写道：“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蔑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武备；不肯拚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1933年5月，当胡适得知南京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战协定之际，他立即赞成，并公开主张：“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相反，那种“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的主张，只能使中国更加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30]丁文江也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31]他断言：“单就物质上讲，我们没有宣战的可能。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七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32]蒋廷黻主张对日妥协，认为“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说：“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李鸿章的大失败——甲午战争——正由于他的不妥协”。[33]九一八事变后，梁漱溟明确提出应该仿效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发展。10月7日，他发表了《对于东省事件之感言》一文，指出：从历史上看，“总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战胜了中国，强并了中国之土地，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必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属于中国。”而从现实来看，“我国非工商业国家，财力亦不充足，无力增加军备”，“尤其是近数十年来……既无国防与军备，对外打仗是谈不到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应该以非暴力反对暴力，因为暴力是“最可卑贱的”，也就是说，他主张“我人之前途，在武力反面，向武力反面去求”。[34]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仍然处在一种分裂与动荡的混乱状况下，无论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还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都并没有因为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而消失，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而当时的中间派知识分子阶层中，除了少数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人还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可见，当时中国政局的关键，既不是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是以往史学界所简单认为的“阶级矛盾”，而是国家的统一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尽管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从全局看，仍属局部战争。当时就日本国内而言，始终存在着“北进”与“南下”的争论。“南下”灭亡中国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既定国策，但“北进”侵略苏联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国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其“大陆政策”、争霸世界的重要步骤。30年代初，日本便制定了以“大津”为代号的“北进”侵苏计划，决定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基地，攻占苏联整个远东地区，使其同中国的东北、内蒙等地联成一片，使之成为争夺欧亚、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1934年3月，日本天皇裕仁正式批准了对苏作战计划，企图在1937年6月9日对苏发动战争。1936年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举行五相会议，仍决定必须军事与外交相配合实现其“北进”计划。由于有了“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以及苏联的牵制，1937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应该说，还是有限度的。概括地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前3年，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接连出动大军，频频挑起事端。而到了1934年以后，日本的侵略虽然仍持续不已，但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就中国而言，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东北、华北、上海等地人民虽然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进行过局部的抗战活动，但这些活动，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具有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波及范围不广等特点。而在1934年之后，中日双方还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中日两国既没有宣布绝交，更没有公开宣战。这就说明，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时而紧张、时而有所缓和的错综复杂的情景，而并没有发展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战争在国际法上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使用武力推行国家政策引起的武装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35]卢梭认为：“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36]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7]可见，在国际法上，战争是一种国家与国家武装冲突的事实和一种法律状态。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38]但从全国来说还是局部的，抗日救亡并没有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因此，如果把九一八事变划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就没有突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这种划分，似乎有些牵强附会。郭先生认为，应从揭露而不是“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的角度出发来划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如果从他的逻辑出发的话，那么，我则认为，中国抗战的起点应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开始——因为这才是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开始。日军炮制的皇姑屯事件之所以是一起严重的对华侵略事件，而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是由于张作霖的特殊身份决定的。正如在东京审判时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其所撰写日军侵略战争的起诉书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当时国际社会曾公开承认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张作霖则是北京政府元首。因此，从国际法来说，张作霖被谋杀应该界定为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侵略与战争行为。

我认为，抗日战争的起点还是应该从七七事变算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帝国全义对中国的侵略，主张发动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日军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抵抗。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疾呼：“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和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39]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0]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主张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基本立场，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比起以前的妥协退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毛泽东曾诚恳地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41]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为此，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同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决定国防大政、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等重要大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42]从此，国民政府完全转入了战时轨道。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局的这种变化，正如刘大年所说：“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各派武装力量统一编入对日作战序列，投入前线作战；国民党政府被各方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来混乱黑暗的农村有些地方很快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国家统一，中国民族统一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43]可见，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对日宣战，但中日两国之间从事实上和法理上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因此，把七七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无疑是有充分依据的。

虽然“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是可以随着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44]，但划分历史阶段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我认为，历史阶段还是应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模式来划分更为合理。中国现代史，顾名思义，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就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样。从几千年中国传统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应该遵循以朝代更迭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应该从辛亥革命算起；从1911年到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应该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7月，应该叫“国民政府统一时期”；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应该叫“抗日战争时期”；从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应该叫“国民政府崩溃时期”。至于说到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或中国国民党史的角度来划分历史阶段，则又另当别论。

三.

历史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但是，由于抗战时期的许多人物离现实很近，早已有了政治上的定性，许多学者在评价这些人物时，往往先入为主，采取极为不正常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对所谓的正面人物，刻意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另一方面，对所谓的反面人物，好作诛心之论，任意上纲上线。这样一来，抗战史人物研究就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例如，在对张学良的评价上，由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政治上早已带上了“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爱国者”等桂冠，许多学者在研究张学良时，心有所忌，蓄意为他开脱历史罪责。对于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以前，有学者认为，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扣在张学良身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张“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45]另有学者则干脆就说“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和罪魁祸首是善于玩弄权术、嫁祸于人的蒋介石”。[46]近年来，虽然持这种观念的人比较少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抵抗的确切证据。”[47]但是，在研究九一八事变时，学术界还是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责任之争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围绕着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主要集中在张学良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等问题。”[48]有学者虽然也认为是张学良自行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应负直接责任，但在指出这一点时，行文时便格外小心翼翼，不敢秉笔直书。例如，青年学者徐畅在《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中，分析了张学良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后，便画蛇添足地写道：“行文至此，但祈未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张学良不抗日，不是一个爱国者。笔者只想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情景原则’或曰‘易位原则’，即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考虑，因为台上和台下，在职和在野，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当权者，凡一事他不但要考虑如何开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收场。”[49]这种极力为张学良掩饰与辩解的研究心态，暴露无遗。

学术界之所以一味纠缠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责任之争，这是一些学者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因为一旦承认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实行及其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必然会有损于其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爱国者”的声誉。相反，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海外学者，到是能够清醒地看到事实的真相，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如日本学者土田哲夫就认为“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采取不抵抗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南京政府所命令的结果。”[50]其实，只要抛开政治上的考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是否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命令并不重要。因为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正如三国时期曹操与袁绍的关系一样——虽然蒋介石可以依仗其中央政府权威和领导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张学良发号施令，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众所周知，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后，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由于他们父子两代在东北地区苦心经营了多年，张学良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拥有政治、军事、人事、治安、经济、部分外交等等方面的权力，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战和。退一步说，即使蒋介石向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作为一位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也完全可以根据“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的古老原则，自行决定战与和。张学良之所以对日不抵抗，除了错误判断形势、患了“恐日症”、迷信和平与极力保存东北军实力、过分依赖中央以及国际联盟干预等因素外，还与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初登民国政治舞台中心的张学良并不具备应对当时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的能力。他不明了：自古以来，国与国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依靠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也就是“以战促和”。而一味的妥协与退让，“逆来顺受”，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下下之策。正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大与小之间、强与弱之间所能有的和平，就像是人们所想象的狼和羊之间的和平，羊只有和平地让自己被狼撕碎吞掉。”[51]王造时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中国愈不抵抗，日本愈要进攻”。[52]如果张学良对日军的侵略实行了一种有效抵抗的政策，则对内可以堵塞亿万国人悠悠之口，提升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对外则可以大大挫败日军的侵略野心，使之有所忌惮，日后不敢轻举妄动，并也可能改变日本的侵华国策——因为在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北进”与“南下”之争论。由于张学良愚蠢地执行了“不抵抗主义”，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三省，这就大大刺激了日军的侵略胃口。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狂妄地宣称：他“对支那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53]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吹嘘：“只要有竹枪2百万加上大和魂，就是对苏作战亦不足为惧!”[54]连日皇裕仁也认为东北军真是一支太监军队。可见，六年之后，日军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息息相关的。

由于汪精卫是抗战时期的“头号汉奸”，政治上早已定性，许多学者在研究汪精卫时，往往态度极为不端正，不严肃，好作诛心之论，存在极为简单化的不良倾向。有学者认为，自1932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后，汪精卫就“推行了一系列亲日媚日政策”，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55]还有学者认为，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前后，汪精卫“一味媚日，只是在不同的形势下，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56]其实，如果学者不戴着有色眼镜，而是认真考察一下汪精卫这一时期的言行，就不难发现：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前后，汪精卫反而是主张抵抗的，而不是、也没有“一味媚日”。1932年2月2日，汪精卫发表了《对日问题之谈话》一文，在谈到对日军事外交方针时说：“余自去冬在沪，即发表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无变。”[57]15日，他再次发表演讲，主张中国“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让步；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58] 29日，他又在洛阳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讲演时，强调“我们为民族生存起见，应该抵抗。而且必要(的)抵抗，对内可以提起中华民族的意识，对外可以抑制日本的野心，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信用。”[59] 8月，汪精卫因不满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要求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在辞职电文中，他历数张学良“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罪状，致使“敌气益骄，延及凇沪”，“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他因此强烈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勿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60]汪精卫之所以主张抵抗，原因其实相当简单：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行政院长，他懂得外交与军事是相辅相成的：“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若外交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论者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受政治因素蒙蔽的结果，而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台北政治大学教授胡春惠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汪主张“要抵抗也要交涉”的方针，“十分正确可取的”。[61]

再如，在对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认识上，许多学者由于片面追求政治上的正确与保险，把这个极为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任意上纲上线。黄美真等人认为：日本的诱降政策是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外因，汪精卫的抗战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是其内因，是根本原因；而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策则为汪精卫的投降开辟了道路。蔡德金等认为，虽然这里有多种因素，如日本的诱降、抗战的失利和国际对华援助不力、汪精卫周围亲信的纵容、高宗武等人的穿针引线等等，但除这些客观因素外，就汪本身而言，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民族投降主义，二是顽固的反共立场，三是权力欲的高度膨胀。[62]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而不当的泛泛之论，是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是一种典型的诛心之论，其实并非史家手笔。这些认识因为脱离了特定的历史场景，离事实真相较远。其实，汪精卫叛国投敌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变化过程：第一，民族失败主义只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而不是黄美真等人所认为的，是“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内因”。因为，抗战初期的汪精卫只是想对日议和，尽快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打算叛国投敌。第二，为贯彻自己的议和主张，促使蒋介石改变既定的抗战国策，与日议和，是汪精卫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他的主张，汪精卫才开始考虑以在野的身份，单独与日本商定和谈条件。1938年11月重光堂密约的签订，是汪精卫撇开蒋介石单独议和、商定和谈条件的开始。按照重光堂密约，“防共以外的日军，在和平恢复之后，立即开始撤退。”这是对汪精卫最具有吸引力的一条。在汪精卫看来，如照重光堂密约规定的条件去议和，则中国虽然牺牲了满蒙等地利益，但尚能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大片沦陷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第三，当汪精卫逃往河内、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破产后，汪精卫陷人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出国”或单独议和。本来，汪精卫曾一度有出国的打算。但正在这时，河内刺杀案突然发生了，汪之秘书曾仲鸣误中而惨死。暗杀手段激使汪精卫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第四，日本的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本来就没有将重光堂密约“如实地见诸实行”的诚意，而是得陇望蜀，非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日本政府逼迫汪精卫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重光堂密约。此时的汪精卫虽然深感上当受骗，追悔莫及，但却因为已身陷于沦陷区，恰如寡妇再嫁，业已丧失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无可奈何，只能暗自神伤。“千古艰难唯一死”，汪精卫最终没有如蒋介石期待的那样，“自杀以谢国人”，而是演变成日军侵略中国的一个傀儡。[63]可见，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整个过程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正所谓“形势比人强”，由于各种变故（如蒋介石拒绝汪精卫的议和主张、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破产、河内刺杀案、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动等），汪精卫事与愿背，南辕北辙，他发起与推动的中日之间“和平运动”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地地道道的“卖国运动”。这样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既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即日本的诱降说，又排除了子虚乌有的与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之说，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台湾学者胡春惠也坚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就在于“最后竟不得不走入日本的圈套，是可悲也是可怜。”[64]

梁启超曾经说过：“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65]鲁迅也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66]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研究，“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不为政治所左右，不因感情所蒙蔽，既不为亲者、贤者、尊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