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九：

以革命的名义，学生斗学生

7月5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遵照邓小平上午的指示，动员和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要不要争夺工作组的领导权”的大辩论。

高二2班罗治的笔记详细记录了工作组组长张世栋的动员讲话。为什么要开展这场大辩论？我校存在着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我校的反映。这个矛盾和斗争不解决，我们的运动就不能很好地开展。我校工作组有缺点，大家批评，我们热烈欢迎。但我校有些同学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围了。他们把和我们的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把和卞仲耘的斗争说成是大阴谋，把我们运动计划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甚至有人说：反党我也要干到底。由此看来，这些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畴，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为了帮助争取他们的转变，做了必要的等待，也做了各种工作，经过大家的帮助和她们自己的学习，已经有些同学转变了，做了检查。但仍然有少数同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工作组是不是革命的，要不要赶，是不是敌我矛盾，这些都要辩论。对她们我们要做工作。应该指出，她们过去帮了敌人的忙，犯了立场性的错误。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她们转变过来，和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她们应该赶快悬崖勒马。我校这种矛盾不是孤立的，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联系的。

他还讲了大辩论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教育群众，加强团结，巩固领导。有的同学以为辩论是要开斗争会，要把有些同学打成反革命，我在这里郑重宣布，不是要开斗争会，不是要把同学打成反革命。辩论的宗旨是增强团结，李黎黎、王南芬、梁二同她们有问题，但和我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她们要团结——批评——团结，对其他人更要这样。到现在为止，李黎黎表示要检查错误，只要你好好检查，揭发有关人的问题，这样你就是好同学，希望你见诸于行动。现在王南芬也表示自己有错，我们表示欢迎，也希望你见诸于行动。对你们来讲，就是检查错误，改正错误。我们主要看你的行动。到现在为止，拒绝参加辩论，没有一点表示检查的只有梁二同一人。我们希望你接受党的教育，转变过来。因此，我们重点的重点是梁二同，对梁我们希望她检查改错，对她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要做到“不戴帽子，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人，不要围攻。希望她参加辩论，但参加不参加，由她决定。”辩论会的安排，先讨论她们的大字报，然后就可以写大字报反击。具体讨论：（1）问题是由谁引起的？（2）她们的矛头指向谁？（3）梁二同等人是不是偶然孤立的？（4）工作组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应不应该夺工作组的权？

辩论对象高三4班李黎黎（代表13个同班同学）、高三1班王南芬（代表9个不同班级的高中生）、高三3班梁二同（代表18个高中生）。7月6日，在工作组的布置下，校园内贴满了全校师生批判、指责梁二同三人的大字报。7—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约80人现场参加，全校则以听广播为主。

三人中，唯梁二同不到学校，拒绝参加辩论。据高三年级一位校友回忆，梁二同在空军大院因反工作组而赫赫有名。她反工作组的行为在空军大院发生争论，空军机关分为两派，内部一开会就说到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这件事，这些中层的，并非最高级别的干部开会，居然讨论该不该支持她。邓榕在大字报里也提到，父亲邓小平听到梁二同坚决反工作组时，曾经要秘书打电话让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转告军界有关领导，不要插手女附中的运动。梁二同是我们姐姐班的同学，她给我的印象朴素、低调，总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她的气场很大，由她发起组建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直坚持到1967年夏天，还在我的日记里出现过，那时，一哄而起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却早已烟消云散。

人的记忆虽不可靠，却常常以画面出现。我记得有一次从高三3班教室门前经过，恰巧看见一群同学面朝里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指责着谁。我也挤进去看热闹，发现被围在中间的是小F，她是梁二同团队里为数极少的非干部子弟，因“白专”被讥为想做居里夫人。小F坐在中间的椅子上，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头发被汗水黏在前额，目光冷傲，说话口气毫不示弱。坚持以强硬态度对抗工作组的梁二同可以不来，但是小F没有梁二同的“资本”，她躲不开“大辩论”。

受到围攻最严重的当属李黎黎，6月17日以高三4班13人为主的第一波反对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个签名者。她们13人最终都承认了错误，回到“正轨”上来，但是李黎黎被彻底压垮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娃娃脸和娇小身材。辩论会后不久，她成为哭笑无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两年后大病初愈的李黎黎下乡到北大荒农场，又确诊患上红斑狼疮。1969年夏，她回京探亲，返回农场的次日因服药过量，不幸去世，年仅22岁。写这些字的时候，李黎黎仿佛就坐在我的桌旁，她会感觉到我的心痛吗？

王南芬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有很高威信。我那时虽不认识她，却一直敬仰她具有的学生领袖范儿。我也记得王南芬只身战群雄的场面。我没有机会和王南芬谈起往事，但是我懂得，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成为众矢之的的滋味；只有被伤害，才知道那个伤疤一触就会流血，不管时光流逝了多少年。

三天辩论过后，召开了总结大会。当时有清华大学同学来作报告，说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反革命”。工作组一位副组长讲话，说我校反工作组的幕后人物是“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张世栋作总结，认为“辩论会”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辩论壮大、教育了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女附中的领导。与此同时，恢复党团组织。成立新的党总支和临时团委。7月12日，由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刘进在讲话中强调：革委会要把学习毛著当做第一件大事，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来学习、宣传、运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绝大多数，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她还就学毛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每天8－9点进行“毛泽东思想万万岁”的广播，9－12点学毛选，9－11点自学，11－12点可以相互交流，等等。

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5人，其中初中生3人，高中生9人，教师2人，职工1人。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当年十月张贴的《大事记》对“革委会”表示了不屑，称：工作组违背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而是一切包办代替。匆匆恢复基层党组织，以便进一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

接着，各班级也展开“反夺权”的斗争，并让老师回到各班级参加运动。

这时，我所在的班发生了一件事。（我在纪事之四《谁主沉浮》中写到，我班核心小组“5个人有四个是团员，唯一一个非团员也有过硬之处，她的伯父是开国上将，一个月后她‘火线’入了团。”我想她应该是核心小组里的二号人物，暂且叫B吧。）B同学要“火线入团”了，以前不同意她入团的干部子弟们，鉴于她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现在必须热情欢迎她入团。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个团员，一个是干部子弟，另一个出身平民。她们说，B要火线入团了，我们几个都觉得运动开始没几天，平时入不了团，现在凭什么就能入团？颇不以为然。我说，不同意就别举手呗。这成为我后来的一个罪状，许多年后我理解了B对我的愤恨。我班干部子弟文革前基本都已发展入团，她却被挡在外面，现在要火线入团，这是莫大的光荣和骄傲。我对她的不敬，确实伤害了她。

七月中旬，我们班也像别的班一样，抓了“夺权分子”，就是我。说实话，年深日久，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早已释怀、淡忘，也不记恨任何同学。之所以要说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年轻人，文革的荒唐，让鸡毛蒜皮也能变成投枪和匕首。

（1967年初解放军进驻学校后，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在一篇日记里回忆了几个月前的事情，如下）

7月14日，我还高高兴兴的，到了7月15日就一下子翻了个，掉入地狱里去了。我们战斗组当时是6个人，对核心小组挺不满的，觉得她们高高在上，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还没斗我之前，核心小组就有人告诉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说我们发展下去是危险的，要夺权。7月14日，在如何对待班主任的问题我们和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我们就学毛主席那段语录：“共产党员对待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她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她们就特强调斗争，当时一个同学就叉着腰（B同学）气哼哼地说：“毛主席说的，就是应该团结、斗争、团结！”毛主席所说的斗争，才不是把××斗一通让他低头认罪、教课怎么放毒等等。后来她们又批判温情主义，当时核心组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压力，联想到以前提意见的情况，我就觉得干部要整同学，而且干部和同学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后来我就说了。

于是，7月15日午饭前，核心小组A同学走到讲台前，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在背后击一猛掌！然后她宣布，下午我们要给冯敬兰开一个会，你已经到了悬崖边，非常危险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拯救你。

下午的会大约开了两个钟头，我被揭发的严重问题有三，1、核心小组不是选出来的，是自封的；2、对核心小组B同学火线入团，鼓动团员不举手；3、平时我还说过某个干部子弟娇气、劳动不出力。这些被上纲到要夺权，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余下的揭发全是鸡毛蒜皮。一个同学站起来表示现在才认清我的丑恶嘴脸，很痛心。一个同学很胆小，站起来迟疑了一下，说我偷看《参考消息》。还有的揭发我特别想看《红楼梦》；说过小说《艳阳天》里地主马小辫、富农六指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写得最好。有个同学鄙夷地说，沙柯莱（语文老师）就喜欢她这样的人（因为老师有历史问题，被坏人看重，故证明我也不是好东西）！说话尖酸刻薄，清高孤傲，你有什么了不起？等等。B同学仿佛受到我的迫害已久，几次愤怒地跳到我面前，粉面含威，叉腰指斥，将揭批推向高潮。我心里不服，觉得是小B泄私愤，可是任你有十张嘴，又能奈何？还得低眉顺眼地忍受她。

我们真是冤家对头啊！从初一开始，我俩就在一个小组，B时常找茬欺负我，我也不喜欢她，一是看不上她老撒娇，二是反感她总把“我伯伯（bai）”挂在嘴上。有一次劳动课，我俩抬一付筐，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我小学特恨我们班一个女生，因为你长得特像她，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恨你了。当时她的坦诚感动了我，觉得她也挺可爱的。没想到以后还是老样子，她照旧恨我，眼神话语照旧不友善。忆苦思甜课后，她会指着我鼻子质问，你为什么不哭？我的作文《驳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反华言论》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讲解后，一下课她就跳到我眼前，扬着下巴眨着眼睛说：“好哇！你敢称毛主席同志？你算老几？！”类似的事情防不胜防，我特别怵她。文革开始后，她作为上将的侄女，地位陡升，耍笑我更是小菜。因为我又高又瘦，她说：“瞧你那德行，两条大长腿，偷越国境倒容易，长腿一撩，就迈过了界桩！”1967年初军训开始，她还不改对我的歧视。有一阵只要她看见我，四周又没人，就会小声叫我：“小偷！小偷！”我偷你什么了？她说，军毯，你还我军毯！虽然我已经不怕她了，但是让同学们知道了也是说不清的事情，我只对好友小六说过。过了一阵，小六告诉我，B的姐姐去外地串联拿走了她的军毯，给她送回来了。到此为止，我顶替B最恨的小学同学，忍受她的欺负才告结束。今天，写出这些事，如果B同学能够读到，我希望你我一笑泯恩仇，彼此谅解，不再互相记恨。

从那天以后，我就被孤立了。平时要好的同学，眼睛不会和我对视，几个人正在说笑，我一出现，立即冷场。只有小六，悄悄对我说：“你也不用背包袱，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小六，你不知这句话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记忆至今！

又过了几天，有人叫我去楼梯旁的一间小库房去，一进门就看见她们坐在一圈课桌上，正等着我呢。我被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又挨了一顿训斥，大意是说我们明天就要去军训了，你别以为没人管你了，你的一言一行我们都知道。

哦，她们要去军训了！我心里有一种解放了的窃喜。7月23日，大队伍开拔去了河北南部的邢台，听说要去军训一个月。我和二三十个同学坐卡车去了郊区农村。原来，我并不孤立。在反夺权斗争中，各班都有被整的同学，我们成为这个夏天里，女附中的第一批“贱民”。

或许邓榕对她17岁那年春天给父亲邓小平贴大字报的行为，会追悔一生。不过，大字报说出了邓小平的“文革”，就是反右运动的延续。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的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邓榕（原载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

邓榕详细写了她如何遵照父亲的指示，整治同学的经过，并致以真诚的道歉。邓榕的道歉，应该是高干子弟为文革中的激烈伤害行为，最早的道歉吧！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