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太阳支起来】：

第六章

我的父亲和姐姐不久都先后去了北京。

姐姐在北京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的接见。当时毛泽东主席十次检阅红卫兵，但是我不知道姐姐参加的是第几次检阅。姐姐是院子里唯一的一个初中生，还去北京串了联。姐姐永远是优秀的，她永远走在其他人的前面。姐姐回来说，她看见了毛主席。她没有详细描述毛主席的样子，其实她也不可能描述，因为她也就是在非常遥远的距离，看见了伟大领袖向着欣喜若狂的人群挥手。姐姐只是说毛主席的脸特别的红。这种描述我当时就觉得有些多余，毛主席的脸当然是红的，毛主席会万寿无疆，脸色一定好。不过姐姐的这一细节的描述，倒是让我相信她确实见到了伟大领袖。见到了伟大领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院子里好多人都来到我们家，希望能够从我姐姐的叙述中领略伟大领袖的风采。

我的父亲去北京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候毛主席已经不再接见红卫兵了。父亲是被选作他们那一派的代表，到北京他们的部里去造反，他在他们那个组织里当了一个小头头。那段日子我的父亲异常的兴奋，他的脸上会经常带着笑容回来，当然这种笑容往往会在我母亲讥讽的目光中变得有些尴尬和不自然起来。他和我姐姐两个人还会经常进行非常热烈的谈话，当然大多情况下是在我母亲不在的时候。父亲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买了一些北京的特产大柿子。因为他忙着和我姐姐讨论全国的革命形势，没有太多地注意我，所以我吃了很多。夜里我肚子像皮球一样鼓起来。一次次地跑厕所，折腾了大半夜。那天早上我看见父亲比平时早了一些出门，他的掖下夹了一个很大的文件包，里面都是他从北京带回的各种各样的印刷品。我的父亲迎着初升的朝阳，意气风发地走出了我们的家门，走出了我们院子。那一天的早上好像下了一些小雪，寒冷的冬天已经到来。我清楚地听见父亲坚定的脚步声。他这一走就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那一天是我父亲的灾难。

那一天的清晨，父亲踏着初冬的小雪，迈着军人坚定而有力的步伐走向他的单位。因为事先已经说好了，将由他来汇报这次去部里造反的一些情况和其他兄弟单位造反组织相互交流的经验。父亲豪迈地走在街道上，城市里的一切让他觉得非常亲切而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这一段时间以来父亲一直都是处于这么一种亢奋的状态。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按部就班、服从命令、墨守成规的人，但是这场运动让他感受到一种新的东西。按当时的话说那就是在他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革命，斗争，使人觉得其乐无穷，使人觉得像入伍时候一样的年轻。冬天的阳光照在父亲那刮得非常干净的脸上，他在那个早晨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刮他的脸，因为他有很重的连鬓胡子。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临街的建筑物上到处刷满了标语。父亲用非常内行的眼光打量着这些标语，因为他自己就写了一手很好的美术字，父亲单位里的标语许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很长的一份汇报材料，这是他在北京就已经准备好了的。虽然父亲是军人出身，但是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阅读文件，研究时事，写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是他的拿手好戏。父亲踌躇满志地走着，他的脑子里同时琢磨着那份汇报材料。他觉得光是照本宣科没什么意思，他想好了要有一些即兴的发挥，要有鼓动性和感染力。他已经设计好了几个高潮的地方，他要加进去一两个有力的手势。朝阳映在他的脸上，映着他脸上自信的微笑，他觉得他的汇报一定会引起一场轰动性效果。

父亲那一天好像是在主席台上突然被人家给叫了下来，然后他们那一派的领导成员宣布，我的父亲从那一刻起被开除出他们的革命组织并对他进行隔离反省。当然他准备了很久的汇报发言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这一定程度上让他感到非常的惋惜。父亲被初步定为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敌我性质的矛盾。那个头头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宣布这一切。其实就在一个小时以前，他还和父亲热烈地握手，欢迎他从首都造反回来。就在那一天的半夜，那些昨天还是我父亲的亲密战友非常粗暴地砸开了我们家的门。母亲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镇定。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知道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消息。母亲用一个平时装煤块的破旧脸盆子，烧掉了一大摞笔记本，而这些笔记本子曾长期矗立在父亲的书桌上。我记得其中有一个红色的本子上面印着绝密二字，那好像是我父亲从部队上带回来的。母亲把这些东西毫不留情地通通烧掉。破脸盆里的火光使我母亲一向苍白的面色显得红润而健康，母亲一直在休病假。我的心中当时充满了恐惧，觉得母亲像一个地下工作者，或者是反革命特务，在镇定自若地销毁罪证。最后母亲将那些燃烧后的灰烬，倒进了下水道冲得非常干净。所以我父亲单位的人在我们家基本上没有抄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这次落马，完全是出自他当年在部队上的一个战友的揭发。那个战友被人家怀疑是特务，可能那些人对他实施了一些必要的刑法，所以他交代了一大批当年的战友。他说我父亲在转业的时候私藏了一只德国的狗牌撸子。他的这个战友居住在遥远的另外一个省份，那里的造反派给他提供的那些名单上的人的单位发来了注有十万火急和绝密字样的挂号信。

我的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在家里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姐姐流着眼泪说她要和我们的父亲彻底划清界限。当年的革命者老六对于她女儿的这样革命行动几乎是毫无半点的支持，她扬手就给了我姐姐一记耳光。母亲干瘦的手掌在姐姐年轻的脸蛋上留下了五个红色的印记，耳光清脆响亮，我的姐姐几乎是应声倒下。母亲的力道显得非常的遒劲，这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在牛棚里被关了几个月,他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释放回来的。因为关押他的那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而我父亲是被这个组织给开除的，况且根本也没有找到他私藏枪支的任何证据。父亲那个战友分明是给打得挺不住了一顿胡说，这样的事情后来司空见惯。父亲给打发回家了，没有结论。

父亲的归来让我觉得仿佛是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岁月。我倒对于他没有什么思念，但是我发现我的母亲特意做了好些菜。父亲面色苍白，表现出明显疲惫的样子。他坐在饭桌前，整个人的举动让我觉得特别的僵硬和不自然。母亲倒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怀备至。她给父亲夹了好多的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见我的母亲给我父亲夹菜。父亲的脸上还是露出微笑，不过我发现当他去夹菜的时候，他的手有些抖动，那些粉条像蚯蚓似的从他的筷子之间滑落。母亲那一天做的是猪肉炖粉条，父亲是很爱吃肥肉的。那一天他吃得不多。他后来对我笑了笑，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头。这个动作让我很感动，但是也非常的不习惯。

父亲没有见到我的姐姐，因为姐姐被母亲给搧了一个耳光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姐姐也没有来过一封信。姐姐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去，对于我父亲来说应该是一种无法言状的悲哀和失落。母亲依然表现出她的毅然决然的性格，她在不久以后的一次谈话中对我父亲说，就当她死了，这样的女儿有和没有都无所谓。母亲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低着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乎我的母亲在责备他一样。这是在我的记忆中从来都没有过的。我平生第一次感我的父亲也挺可怜挺软弱的。姐姐走了，和她的父母亲当年离家的情形没有什么区别，父亲丢下了锄头，换上了土布军装，加入了解放全中国的行列；母亲也是只身一人，离开了我的姥姥和她的姐姐们，进入了党校。每一代人的离去都有着对上一代人不同程度的否定和批判。

父亲开始了一段自从他参加革命以来头一回的闲云野鹤似的生活。百无聊赖的父亲首先在我们家的煤棚子里面，搭起了一个做木工活的案子。然后他开始从我们家那些落着厚厚尘土的旧木头中，发掘出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材料。这是一件艰巨而需要耐心的工作，因为有些木头深深地压在最下面，所以要折腾好久才可能找到一块像样的木板。他弄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工作服，那衣服无疑有些过大，而且上面布满了凝固了的油漆的斑点。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但是帽遮已经塌了下来。他的脸上总是布满了黑色的灰土和汗迹。父亲已经彻底没有了以前革命干部的风度和气质，而是一个十足的体力劳动者形象。那一阵子我们家里长期地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那是父亲熬的一种专门粘木材用的骨胶。父亲长时间地蹲在那里，用一根筷子不停地搅拌着一个铁皮罐头盒子里暗褐色的黏稠的液体。然后用一块破布垫着，双手端着这罐胶水，飞快地向着煤棚子奔去，他是要趁热将骨胶刷到木头上。父亲在那一段时期里做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木头箱子，早期的作品显得粗糙而生硬，后来的作品则已经具备一个专业木工的水平，这些木箱都免费送给了我们的亲戚朋友。

姐姐一直都没有给家里来过信。父亲从她的一个同学那里打听到她的地址，把自己认为工艺最为精湛的一个木箱托人带给了姐姐。那是一件近乎完美的工艺品，父亲花费了双倍的时间。木箱盖打开以后，你可以看到一行用电烙铁燙出来的工整的美术字：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父亲的手笔。

这是我的一段黄金岁月，因为我的父亲基本上沉浸在对木工技术的钻研，已经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对于我的教育已经被他完全忽略。我们的学校已经大乱，基本上不上课了。城市里两派最大的造反组织打得不可开交。这些成员大都是学生和工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几辆坦克车加入了游行行列，在前面开道。他们被称为炮轰派，因为他们反对新掌权的那一派。支持新政权的叫捍联总。当炮轰派的游行队伍经过区革委会的一座办公大楼门前时，他们朝着大楼的门前丟了两颗教练弹。我们叫纸壳手榴弹。这东西挺响亮的，大约没什么杀伤力，主要是精神上的威慑作用。因为大楼里捍联总的人通过扩音喇叭高喊，炮轰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手榴弹响过之后冒起了两股白色的青烟，接着汽车上又有人用小口径枪向着楼房窗户进行射击。我清楚地看见子弹呼啸着将玻璃洞穿，楼内的喇叭瞬间就不响了。后来才知道其实炮轰派当时朝区革委会的大楼扔了三颗教练弹，但是有一颗没有响，被我们班里的一个叫老油子的同学给捡了回去，让街上所有的孩子都羡慕不已。在我记忆中那一天，炮轰派又扔手榴弹又开枪，那好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和狂欢，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是这样的。没有恐惧，一丁点都没有。我会一个人长时间地在街上闲逛，主要街道的橱窗上都贴满了各种观点的大字报，我读文字的时候少，更多的时候是欣赏那些漫画。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一幅叫群丑图的漫画，因为它是彩色的而且有差不多几十个人物，篇幅巨大，被我认为是所有漫画当中的经典之作。我曾经连续几天去欣赏这幅漫画，达到流连忘返的程度。一个寒冷的早晨，天色刚刚亮，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一个人站在那幅漫画的面前。昏暗的冬日，风吹动着地上的那些零乱的废纸，发出哗哗的响声，使人感到这街道更加的空旷。白日里激烈冲突的城市还没有醒过来，那些激昂的心灵还在梦中，也许那些梦是温情甜蜜的，不似现实那么狰狞严峻，那么跌宕起伏。我一个人站在那幅巨大的群丑图面前，被这幅我认为是伟大的作品所感动，被它的宏大面积和绚丽的色彩慑服得五体投地。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那个季节太阳要非常晚才会出来，或者几天都不出来，城市的街道几乎找不到什么色彩，绿化的树木都落了叶子，落了叶子的树木是狰狞的。特别是那些榆树，它们的枝和干都是黑色的。你根本就无法想象那上面曾经飘动着柔软的绿色叶子。那些楼房总是给我一种千疮百孔的感觉。节日里哪些楼房虽被黄色或者白色的石灰水粉刷过，但是那种粉饰实在太短暂太表面了，那无异是在苍老而又丑陋的脸上涂了一层粉，虚假的成分太多，从一开始就不会给你美好的感觉，此刻那些粉饰已经在风雨之中消耗殆尽，即便留下那么一点也只能让你觉得更加的难看。我是想说在这样的一个没有色彩和美的环境中，那幅漫画对于我来说几乎无异于横空出世之作。我这样说没有半点夸张，因为在几十年以后，当我有幸看到梵高的那幅他自杀之前的作品《乌鸦与麦田》，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种感觉立刻唤起我记忆中的那个冬日里同样的激动和震撼。当然这种激动和震撼之余没有能够立刻激起我对艺术产生一种忘我的投入精神，而是使我产生近似于某种意义上的犯罪的欲望。我觉得我应该把这张巨大的群丑图窃为己有，我想象着把这张画弄回家去，挂在我的房间里。那种感觉一定非常的不得了。这种冲动很强烈，以至于我开设计如何才能够把这张画给顺回家去。街上此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人在行走，我站在那里认真地考虑了半天，最后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行的，危险太大。而且就算我能把这画弄到家里去，我的父亲是不可能不对画的来历进行盘问的。虽然他目前那么醉心于木箱的制作，但是他永远是精明的，他可以一眼就能识破我的诡计。这无疑又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巨大的麻烦。我离开了那张漫画，多少有些恋恋不舍，但是我绝对放弃了这个偷盗计划。

那一年的冬季里，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在街上。我最愿意去的是市人委广场，那里总是有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我的目的是抢到一些传单，那些红红绿绿的传单让我非常着迷。我自己的一个抽屉里装了满满一下子各种各样的传单，传单的题目通常都是非常夸张和煞有介事的，用了大量的感叹号。这种习惯后来影响了我的作文，我的作文里总是虚张声势地充满了这样的感叹符号。十万火急，那好像是我抢到的第一张传单的题目，我当时真的信以为真，怀里揣了这张传单就往家里跑。我父亲那时还在牛棚里关着。我气喘吁吁地把印着十万火急字样的传单，双手交给了我的母亲。她当时正在熬制一种糖水苹果罐头，因为她从市场上买回来一筐烂苹果，价钱异常的便宜。我的母亲坐在一个非常小的凳子上，她首先要把苹果腐烂的部分用刀削掉，我们的房间里充满了腐烂水果的香气，我觉得这种烂苹果的气味很好闻。我的母亲放下手中的刀和烂苹果，一把抓过来我捧给她的那张十万火急的传单，粗枝大叶地看了几眼，说，你可以多捡一些回来，我们家当手纸用挺好的。她的这种冷漠的态度让当时的我有些失望，但是我确实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弄回来了大量的传单。在最初的阶段，这传单并不那么容易抢到手，但是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广场上都是辩论的两派，像我这样看热闹的越来越少，他们都朝着空中抛出一沓子一沓子传单，纸片像雪花一样满天飞舞，但是谁也不会去理会对方的传单。我就在人群中不断地捡那些落在地上的传单，将我的衣服口袋塞满，然后就朝家里跑。

广场上的辩论通常是引人入胜的，所以后来捡传单已经是我去那里的副业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那张家喻户晓的晚报，在那一年改了名称，变成了战报。其实更改名字是那场运动的一个特征，首先是街道的名字，我们的那条街就改成了红卫大街，街头原来有一家朝鲜饭店，被改成了红卫饭店。许多人也改了名字，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叫刘丽，就改成了刘红。

晚报变成了战报，使这张报纸充满了火药的味道，但是似乎非常合乎当时的潮流。

战报就是党报！战报就是党报！！战报就是党报！！！

一个年轻的女人反复地重复这句话。人们说她是报社的记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人，在和好几个男人辩论。那些人好像是在说这家报纸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改了名字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年轻的女记者显然是有些寡不敌众，她的脸色涨得通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那些男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微笑，因为他们无疑是占了上风，对这个女记者的围攻，使他们觉得真理已经在他们这一边。他们之中的一个说，真理不怕辩嘛，真理越辩越明。最后那个女记者落荒而走，我看见眼泪已经在的她的眼睛里。这让我对她非常同情。几十年后，我第一次出国去美国，一路上碰到的洋人都挺文明。在纽约的百老汇街头，我看见了一个高大的头发花白的老人在和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激烈地争吵，周围也围了几个人。我听了半天，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而争执，后来我问旁边的一个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在争辩一个宗教问题。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的那个女记者，想起她反复说的那句话：战报就是党报！战报就是党报！！战报就是党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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