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活随笔】:百态烟民 作者:七分队


 

【兵团生活随笔】:

百态烟民

现如今提及吸烟,大家都会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

遥想当年,许多男知青都是在上山下乡期间学会了吸烟。初始吸烟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一曰熏蚊子;由于农村蚊虫较多,搅得人不能安心入睡,老知青从关心的角度会递给你一支香烟说:“熏熏蚊子吧。”这样熏来熏去的便学会了抽烟。二曰可解疲劳;繁重的体力劳动确实将这些城市知青搞得疲惫不堪,休息时放松自己便喷云吐雾起来,号称解乏。三曰可解心中苦闷;知青们小小年纪就被放弃学业上山下乡以改造思想,现实生活的艰辛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许多人心中烦闷,便籍香烟来消解。再有就是深深的思乡情怀;于是大家就用吸烟麻醉神经,试图减轻想家的心情。当然还有些许年长的知青在下乡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吸烟。

插一段小花絮:我1970年刚调往一营六连的时候,当时有一种哈尔滨生产的香烟名曰:“新曙光”。这是文革时期黑龙江省为了纪念成立革命委员会出的品牌香烟,估计它得名于1967年2月2日《人民日报》对黑龙江省的夺权表示公开支持而发表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于是连队津京老高中的知青们便戏称连队为“曙光城”,并自称为“曙光城”的居民,他们甚至还编写了一首曙光城的“兵团战士之歌”。

连队的烟民们大致有几种类型:一种是计划经济型;每月一开支,便买上三条香烟,放在箱子里储备起来,随抽随拿。再有就是随抽随买型;买一条烟抽完了再去买,我基本上是属于这种类型。还有一种人是属于“蹭烟”型;他并不是不买香烟,而是在月初时把烟囤起来以“蹭”他人之烟为主,在月底时当大家伙的银两及烟草都告罄的时候才拿出来与众人分享,我称此种为“精打细算”之人。其实从一件小事上即可反映出一个人的脾气秉性,或曰性格。

还记得一位知青与我说过一件事情:“上海知青的箱子里为了防虫基本都放有樟脑球。有一年过中秋节,战友看得起他,偷偷地分他一只凤凰香烟,在那时能抽上这烟肯定是领导级别,谁知美滋滋地刚抽半口,一股浓厚的樟脑球味冲入鼻腔顶上脑门。哎呦喂,您想想这烟得囤了多少时间啊,挺好的香烟都糟蹋了!”

那时在连队小卖店比较高档的香烟是哈尔滨(三毛一盒)、迎春(两毛八一盒)、葡萄(两毛四一盒),还有些低档香烟,如两毛的水利、一毛五的握手、红大刀、新功等,最差的就是九分钱一盒的经济烟,俗称白杆烟。许多知青基本上都抽迎春烟。还记得那时有一句俏皮话叫做:“一般干部迎春烟。”呵呵......都把自己当成“村干部”啦。

当年知青回家探亲返回连队时也带回不少各地的好烟,那年代在上海买香烟还要烟票。上海知青带来的有中华、牡丹、凤凰、大前门、光荣、海鸥、飞马等品牌香烟。天津知青带回来的香烟有恒大、海河、大港、墨菊及天津产的大前门。北京知青带回来的香烟有礼花、友谊、香山、红叶、八达岭等。记得在文革后期市面上还卖过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产的香烟,大约是易货贸易过来的烟,尤以阿尔巴尼亚香烟难抽,有一股子极其难闻的怪味。

每年春天,大批知青探亲由家返回连队,各地知青见面后相互问好,互诉衷肠,相互敬烟。那时你就看吧,各地香烟品牌荟萃,各色烟盒色彩缤纷,争奇斗艳。其中既有老牌子,也有文革时期才出产的新品牌。既有过滤嘴的,也有不带嘴的。还有细枝香烟(海鸥),总而言之,整个就是一个小型的烟草博览会。

然而,烟民们也有非常尴尬的时候,待到压箱底的烟抽光,又未到发工资时,烟民们个个囊中羞涩,兜里只剩下些许食堂饭票,已经没有多余的铜钿(钱)买香烟了。(众多知青也是“月光族”)此时,烟民们便会在各个宿舍“流窜”,企图向好友讨支香烟。结果基本上都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归,因为各位战友都是相同状况。

即使偶尔淘换来一支香烟,也要分而吸之。只见几个人团团围在一起,用渴望而贪婪的眼神紧盯着那唯一的一支香烟,并且说好每人只许吸一口。当时感觉某人的肺活量那是相当的大,就见那厮手持香烟瞪大眼珠深深呼出一口浊气再猛吸一口香烟,烟头的红火急剧地向下延伸。见此情景,香烟立即被人夺走,并遭到众人的一致谴责。在现在看来太不卫生啦,但在当时却没人考虑这等事情。

还有的知青烟瘾上来就急切地掀开炕席,从炕席底下寻找出若干烟屁,迅速地剥掉烟纸,把烟丝收集到一起,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信纸卷成烟以解烟瘾。还有的知青实在难忍烟瘾对身心的巨大折磨,便向老职工索取烟叶卷烟抽以缓解烟瘾。

一日我犯烟瘾,正在抓耳挠腮满世界踅摸之时,见一老职工正在连部门口卷烟,急忙上前索取。他笑呵呵地将烟口袋递给我并说:“你能抽吗?”烟瘾攻心的我当时并没在意他话中的含义,只是忙不迭地回答:“能抽,能抽。”卷好烟还向人家吹嘘:“怎么样?卷的不错吧。”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待烟点着后,我迫不及待地狠狠吸了一口,当即便被那口烟顶得靠在墙上,那烟呛得有一种咽喉被人击打后喘不上气的痛苦感觉。这哪里是什么烟呀?整个就是一“生化武器”。太呛了!经询问后才得知,这烟叶便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蛤蟆头”。打那以后,即使犯再大的烟瘾,我也不敢品尝此种烟叶了。

我们连队有些北方知青烟民们还能说出几句洋泾浜上海话:“侬(你)香烟把(给)我吃?侬还要把我吃?侬真的还要把我吃?”听似无赖,其实只是那些感情深厚的知青们在相互索取香烟时的调侃语言。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却被许多知青牢记在心,至今朗朗上口。

我想他们记住的恐怕不是那几句话,而是那段一同走过并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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