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道路和胡适的道路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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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道路和胡适的道路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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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道路和胡适的道路 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些高度赞扬鲁迅的毛语录不仅为我们这一代所熟悉，而且曾经深刻影响了我们。文革期间我们把鲁迅的话当作绝对真理，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他的“怨敌”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眼中的反革命。比如“四条汉子”其名既然是被鲁迅所赐，那么周扬、田汉等四人被我们喊打倒当然就不在话下；再比如被鲁迅器重过但后来又被他痛斥的徐懋庸也不容置疑成了我们批判的对象。文革期间鲁迅是我们打倒牛鬼蛇神的一条棍子。 文革时我们没有书读，除了马恩列斯毛就只有读鲁迅了。记得那时有人编了本简易的《鲁迅语录》，上面那些“痛打落水狗”“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我一个也不饶恕”等等投枪、匕首般的文字，在文革的血腥环境里，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培养着我们的仇恨心理，使我們的骨头乃至心腸也像鲁迅的一样越來越硬。 后來我不满足于读鲁迅语录，开始阅读魯迅著作，才知晓他的深刻之处在于批判国民性。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早认识到我们的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人不如人的少数几个精英之一，他以“吃人”二字高度概括了中国历史，他说中国人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交替。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要紧的是改变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从鲁迅的文章里我看到他对中国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也隐约感觉他的文字未免失之刻薄，心态也不太宽容，缺乏博大的人道情怀。他的怨敌很多，他与他的怨敌们无休无止地论战，他的怨恨浸透了他的杂文和随笔。 出于好奇心，我找到一些当时在大陆有限的他的论敌的文章来读，却发现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其实也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家”，而且是大方之家，其文字并未像他那样偏狭，也似乎对他并不很记恨。 当我读到他在《准风月谈》上说：“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唯有此我，本属自由”时，感觉自称“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实实在在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容任何异端的毛却完全容纳了鲁迅令人深思。 鲁迅想要用思想革命改造国民，除了改造国民性，他不相信其它手段尤其是体制的手段可以救中国。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绝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样的议员，其实正是国民的代表。” 魯迅“国民性改造”的理念大概源於他留日时所受的影响，当时日本既想学西欧，又想保留原有的制度，便试图在人性和文化上加以改造。他的“国民性改造”也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一脉相承，且同一路径。 今天我们已经懂得了人性乃天赐，不可革也无以革，革之则性不存。人生來就有罪錯，只有信靠神，知忏悔、懂悔改才能洗去罪，力求成為好人。历史也已经证明，人改人只能改死人、杀死人，引來灾难，后患无穷。所谓“国民性改造”的最佳途径应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改良和使国民建立起信仰。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国民广泛的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而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没有宗教信仰，也就根本没有“精神、灵性”这样的概念，我们的思想仍只专注于对食和性的动物本能上，远没有达到“生命是灵、肉并存”的更高层次。
我最早接触鲁迅，是从语文课学他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件小事》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开始的，可是直到近年我才真正明白究竟什么是“费厄泼赖”。 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本是英国的体育运动竞技术语，直译是“公平的比赛”，其含义有二：一是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公平公正地竞争；二是胜利一方对失败者要宽容，失败者则应败不馁，有向胜利者祝贺和学习的风范，双方彼此尊重。费厄泼赖意味着一种文明精神，一种道德节制，其意义在于用人类文明的法则对原始的丛林法则中野蛮、血腥、暴力、狡诈、阴暗、残忍等特质加以限制，让文明之光植根于人类社会，费厄泼赖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储安平在他的《英国采风录》小册子里说：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别的字眼足以代表这一民族的特质，如果从英文中选择一个最足以代表英国政治文化、英国人气质的词，就是Fair play。因为Fair play不仅是宽容，还是遵循公道公平的游戏规则。这种推崇公道的规则和理念，已由体育进入了英国的社会生活。英国议会的魅力在于费厄泼赖，大选期间的党派对抗会把阳谋摆在桌面、报纸和广告牌上，对于民众来说，读懂新闻背后的战术，看清政治人物的站位，一切如同体育竞技，公平竞争光明正大。社会上的公道表现在容忍异己，尊重对方，这就是一般所说的Fair play精神。 “费厄泼赖”也是西方的立国原则，他们在认可人性不完美的基础上，承认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机会，但这种追求应严格遵照社会共同接受的规则。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了力求公正的、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的游戏规则，使其得以各尽所长地“费厄泼赖”。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尽管不可能十全十美。 联系到我国，难道我们最需要的不也是这个“费厄泼赖”吗？事实上，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并不是经济腾飞的必然副产品，而是缺乏公正的游戏规则所致。“费厄泼赖”所蕴含的民主、公平、公正、合理、留有余地、宽宏大度的气概等等对于我国的建设和治理，对于实现安定团结以及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学术和艺术民主的局面多么必要！“费厄泼赖”早就应成为我们的治国之道，费厄泼赖不仅不应缓行，而应尽快实行。
有人说，想知道中国有多坏看鲁迅，想在废墟上寻找希望之光看胡适。可是由于以前大陆对胡适的批判和封杀，我们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较全面地“看胡适”。 胡适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两极，他们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巨擘，1949年后分别在海峡两岸被奉为旗帜，代表了中国的两条道路，对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文化影响至深。 鲁迅左倾激进，信奉集权主义，推崇苏俄的暴力革命，对不合己见者“一个都不宽恕”，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胡适右倾保守，信仰自由主义，向往美国的自由民主，宽容所有对他的批评辱骂者，赞同费厄泼赖。 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一个尖刻，一个温润；一个愤激，一个平和；一个深沉绝望，一个明澈温暖。鲁迅只交往左联的一些青年人，他的同辈都被他辱骂得罪的差不多了，最极端的例子即挚友钱玄同跟他分道扬镳，亲弟周作人与他反目成仇。胡适则广受欢迎，知交遍天下，人人以结识胡适为荣。他非常不贊成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但是仍然联合许多文化名人把陈独秀保释出狱。 胡适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胸怀坦荡，知人论事均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在学术成就上胡适也比鲁迅高，他兴趣广泛、著述颇丰，在文史哲、教育学、伦理学、红学、考据学等多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建树，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公平地说，鲁迅的文学成就在胡适之上。） 胡适主张走制度改革之路，用制度抑制而非彻底改造人幽暗的本性：“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改革却能使人不轻易为恶。”“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治学态度平和、务实，他主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认为主义固然需要有人研究，但大可不必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如果每个人都多做点儿小事，多研究问题，中国就会一点点变好。革命只能解决权力更迭，解决不了权力性质的转换，社会问题只有一步一步地具体解决，要警惕“彻底革命”，“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 他在《自由主义》一文说：“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舆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他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说：“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宽容、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它，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 他还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之自由，以他人自由为界。”1952年11月，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辑，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他提倡以宽容的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不允许血腥报复，而是诉诸于法律。他不以斗取胜，更不以骂为务。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早年受老子“不争”、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哲学的影响很深。留美期间他接触了基督教，《圣经》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耶稣容忍精神的体认、对耶稣人格的崇高评价、关于上帝的独特见解等构成了他早期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以上帝为人之至极,人为具体而未臻之上帝”以及耶稣的容忍精神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尽管他对基督教也做过理性的批判。 他的自由主义和宽容以爱为出发点，既然西方的博爱以其宗教为背景，他仿照说：墨子的宗教就是“天志”，而“兼爱”就是天之志也。 人类以往的历史拒绝宽容，中国历史更由于其高度的专制性历来无宽容可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宽容是重要的成果之一，现在宽容已成为世界文明公认的普世价值之一，是中国文化最稀缺也是最珍贵的资源。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清楚了，胡适的道路终于在台湾走通，鲁迅的道路却是绝路。 当今在大陆，鲁迅所抨击的国民性依然如故，可是我们不仅看不到这正是因为鲁迅不从制度和信仰入手而导致的“改造国民性”的失败，反而认为他“深刻”，没有过时。也正因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所以“鲁迅精神”对革命和造反永远起着强有力的激发和鼓动作用，也就永远有很多鲁迅的狂热崇拜者和追随者。 而我们对胡适的排斥，其结果不仅使我们对他的主张一无所知，而且使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和做学问的思想方法。 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鲁胡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他们当年的问题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他们那时的选择依然是我们今天的选择。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尊鲁批胡，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暴力革命而非和平改良。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 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该进一步读懂胡适，尽早进入“胡适的世纪”吗？ 201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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