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磨为灰烬的生命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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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磨为灰烬的生命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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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磨为灰烬的生命 <一> 1958年，南洪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某科研院下属工厂当工人。半大的孩子不懂什么叫忧愁，下了班就抱个篮球儿，到家附近的中专学校找他的一帮球友。或许是遗传基因特别好，他的身量长得挺高，有一米八几，细瘦高挑，步伐灵活，天生是块打篮球的料。在球场上纵横驰骋，篮球在他手上随心所欲地花样翻新，让球迷们在一旁疯狂地助威喊好……天真无邪的他以为，生活就该像篮球般跳跃着奔入篮筐，再天天向上，大跃进着直入云霄，飞进美好无比的共产主义天堂。 然而，生活不可能对人随时绽开笑颜，它会叫你尝遍酸甜苦辣，甚至把糖藏起来，让你一辈子瞧不见。 上班后的南洪仅轻松地活了一年，他最终没成为篮球场上的专业运动员，倒沦为政治上的小“运动员”。 58年反右斗争虽已进入尾声，但人革命政治斗争觉悟的弦绷得正紧。他整天和中专的学生打球，接触频繁，除一起玩儿，还常混到学生食堂吃饭，在一块儿侃大山……这些举动都被追求进步的同事逐一摄进眼球。到59年反右倾，中专的学生跟着搞运动，按比例分配，玩儿友中也出了一两个有右倾言论的。沾瓜带络儿，联系南洪的平日言论，特别是联系他的家庭出身，遂有人检举他思想右倾。 南洪是由继父养大的。继父解放初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在中央机关供职，是多年的优秀党员。可这不顶用，血统最要紧，他的亲生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与当初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吃了老实的亏。为表现对党忠心耿耿，填写档案时，他把早已死去多年的生父填进了表格内。其实，亲生父亲到底长得什么模样？他根本记不真切。但他身上理所应当潜伏有反革命的遗传基因。 既然成为箭靶子，本应做缩头乌龟，用检查做硬壳，将自己包裹严实。可那时的他年轻气盛，毫无社会经验，愣梗着脖子与领导及进步人士顶牛儿。本来，也就是捎带手整整他。你想，研究单位，有知识的多着呢，知识越多越反动，又有几个知识多的有着好出身？犯得着整个小工人吗！ 蛮干的结果使问题升级。南洪虽不至成为研究院的运动重点，也得一次次在小会上被逼做检讨。 时间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据说为加强边疆建设，单位要精简编制。憋着一肚子不服的南洪立刻主动报名，要求去支援宁夏自治区的建设。 有个领导平时特爱看打篮球，挺喜欢南洪这小伙儿，对他的遭遇不免有些同情。 这人私下找到他问，你报名去边疆，你家里同意吗？言外之义很明白，只要他家里不点头，兴许就悄悄把他从名单上撤掉了。 南洪立刻回答，家里支持着呢！其实他根本没跟家里打招呼。他心里琢磨的是“人挪活，树挪死”，换个单位总比在这儿没完没了当“运动员”强，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儿名堂，旧貌换新颜呢。 到宁夏后，他们这批人被送到某市科委下属的一家工厂，紧接着就叫绝大多数人下放。这一下放出溜大了，被发配到了矿井下面，只有岁数大的可以不去。大多数人心里都觉得倒了血霉，但害怕给扣上“右”或“反”的帽子，口头上只有被迫表态：服从党安排，干部待遇也不要了。 南洪当初在篮球场上闯荡，靠的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领导一宣布对他们的安排，年龄最小的他竟第一个站起来说，不是说好让我们来支援边疆，给安排干部工作吗，怎么说话不算数？我不下井，谁愿意去谁去，我反正不去！ 有揭竿而起的，就有跟着起哄的。立即有不少人也跳起来说不同意下井。这一下书记、厂长算记住南洪的名字了。 这里的干部有不少出身盲流。既为同一阵线，当然要拉帮结伙儿，这才能集体混出个模样。条件反射似的，他们对来自大都市的这帮人很是忌惮。原本就想找茬儿欺辱他们，南洪既然主动跳出来，他们当时就恨不能把这只出头鸟的脖子拧下来。苦于一时抓不到过硬把柄，只能以不给闹事的解决工资待遇稍做惩戒。 干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个曾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的复员军人，人正派，敢抵制歪风邪气，是工厂办公室主任。他挺待见南洪这小伙儿的，心想，一个二十岁的半大娃子，嘴上不懂得该有把门儿的，犯不着总给上纲上线。有时，就忍不住替南洪说几句好话。 主任不属于帮线儿里的人，位子到底没坐稳当，没多久，被挤兑走了。 临走，他把南洪悄悄叫进自己家，对他说，你档案里装着东西，是别人检举的旁证材料，说你思想反动，倾向右派分子。我已给接任的主任打过招呼，叫他尽量照顾你。可你自己今后还得千万小心啊！ 原来的主任走后，书记、厂长没了任何顾忌，遂打算把一伙儿闹事的处理到山区军马厂。南洪偏又不服处置，自己主动打了个报告，以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名义，要求去北大荒投亲靠友。按政策科委是不允许的，但领导既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就不管上面批不批了，擅自做主将他的申请批准。 在宁夏呆了仅一年，南洪于1961年来到北大荒红军农场。由于是单枪皮马来的，不能做正式职工安排，只可做合同工，享受不到正式工的各类待遇。 这一干整整三年，但他一直干得心情舒畅。 到农场后，正赶上兴修水利与伐木。南洪有爱运动的底子，个儿大力不亏，又没人整他了，干劲儿自然高涨。因为特别吃苦耐劳，他在人群中立时鹤立鸡群。而业余时间，就更加显示出他的才能，在篮球场上真是风光无限。书记、队长都赏识他，大会、小会不停地表扬，逢人就夸赞几句，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儿啊！ 工作以来，南洪何曾享受过这种待遇？他于是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还得到了胜利成果，领导给了南洪不小的权力，叫他管80多口人，主管粮食晾晒、记账、夜餐费等等。可还是没能争取到最后胜利，尽管他手下多是正式职工，他的编制却因政策限制始终不能解决。 “四清”运动开始了，清查干部的历史问题成为农场的重点。有个司务长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只因隐瞒了家庭历史问题，查出后被一抹到底，开除党籍、公职，沦为了监督劳动对象。 唇亡齿寒。南洪从没向农场领导交待过生父的问题。一来自己只是合同工，谁也没想起来问他；二来也是前车之鉴，他不想主动给自己添麻烦。可斗争毕竟是残酷的，一个正式干部被清查出来下场尚且如此，他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合同工肯定会更惨。就是能蒙混过关，已经苦干了三个寒暑，却怎么也挣不下一个正式名分，也确实令人心寒……想到此处，南洪决定回家了。 北京毕竟是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亲人。当初科研院对他太不公平了，他要去跟他们讨个说法。首先要解决户口问题，然后再在北京找个工作……那年他还不到24岁，总觉得天还是蓝的，人应该是讲理的。 跟农场提出回家的要求之后，领导也很理解与支持，一路绿灯，给他开了很多证明。临走，大家都依依不舍。送他的领导一再叮咛，户口若办不成，一定想着再回来啊，我们随时欢迎！ 1965年，南洪回到北京。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没有户口的无业人员，办理户口属于当务之急。刚开始，一切仿佛都充满希望，除农场带来的一堆证明文件，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科研院也开出证明。到1966年初，街道已经向他透底儿，他的户口办回来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南洪与家人欢欣鼓舞，憧憬着未来。这未来极其简单，不过是有个北京户口，有份正式工作，能娶上个老婆，好好孝敬母亲和继父。 四月份的时候，他的手续却被退了回来。他当然不服气，就去找派出所讲理。 那天，和他谈话的是派出所一个姓王的警察。 南洪说，你们该要的手续我一样不少，怎么就被退回来了呢？ 姓王的说话很不中听，知道不知道北京是首都？你以为回北京是逛商店哪，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我是被骗出北京城的，答应的待遇一样没兑现，我当然要回来了！ 谁骗你找谁去，到这儿裹什么乱啊！姓王的态度越发傲慢了。 你说的是人话吗？火蹿上南洪的脑门子，他也不再客气。 两人由口角到争执，最后姓王的一拍桌子说，这是派出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到这里无理取闹！信不信？有权把你铐起来！看你是第一次闹事，我就不追究了。你立刻从这儿出去，否则我就不客气！就这样南洪被轰了出去。 姓王的正管户口，跟他闹僵了，只好从其它渠道迂回办理，可最终还是离不开他的手心儿。唉，还是吃的亏少，没接受往日的教训！ 派出所去的多了，混了个脸儿熟。有几位和气的警察有时就跟南洪点头打招呼。 其中有个姓善的开始与他答话，常劝他，总这么呆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么着，我介绍你去丰台农场，先上着班，户口慢慢办。 一根筋的南洪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坚持先解决户口。 5月20这个日子南洪一生都记得清清楚楚，它刻在了他那已强直成石灰岩状的脊椎骨里。 那天，片儿警来找他，说他的户口已经批下来了。他那叫高兴啊，几乎是迈着三步上篮儿的步伐赶到派出所的。 进了门，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四五个警察横眉立目戳在当地。他赶紧说，是片儿警让我来办户口的。 王姓警察沉着一张脸，知道。一会儿有领导跟你谈话。 话音刚落，就听到隔壁房间吵吵起来，有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有个人嘶着嗓子喊，我不去！凭什么……那声音南洪熟悉，是他们街道一个做临时工的右派分子。 几分钟后，派出所的指导员走进来，面无表情地对他说，我们要给你安排工作，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现在就走！ 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当然急了，说话的嗓门挺大。本以为是来办户口，把家里的户口簿、粮本和一些钱全都放在身上了。这些本儿是人的命根子啊，要是带走了，家里人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没有！我们要送你去一个地方。那声音冷得像冬天挂在房檐下的冰柱子。那时北京的气候特别冷，还没有暖冬一说。 他跳了起来，我犯了哪条王法，凭什么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手哆嗦着，不自觉地去扶椅背儿，有种抡起来砸碎身边一切的冲动。 那四五个警察见势围了过来，其中有姓善的，不断对他使眼色，意思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冷静下来。 他蓦地平静下来，攥紧的手也不觉松弛了。尽管自己体格好，身手灵活，可怎么也不会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的对手啊。 见他再没反抗的意图，善姓警察发话说，你家里不知道吧？我们会通知他们的。 一群警察押着他和右派上了门外的车，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不久，车停下来，走出车门，他便看到“北京市×区公安局”几个字在正午的阳光下又黑又亮，像一把把尖刀刺入他的眼帘。警察们押解着他俩往里走，进入一个大铁门内。 两扇门哐啷响着在他身后合拢，耀眼的阳光已被挡在外头，眼前黑黢黢一片，还听得见自由世界的喧闹，却再也看不到自由人为生活奔忙的身影。 已长成一条刚强汉子的南洪眼中无泪，心中的泪已流淌着随血液翻涌，今后再没脸见父老乡邻了，好人能进这里来吗？可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思前想后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一时之间，像有两个小人儿在他的五脏六腑中打架，撕扯得他一阵阵生疼，甚至脑门上都冒出汗珠子，也不知道擦，更搞不清是热汗还是冷汗。 一个看守模样穿警服的走过来了。与派出所指导员的表情如出一辙，简直像脸上套着层女人穿的玻璃丝袜，已糊住了他们喜怒哀乐的神经。他冲南洪与右派懒洋洋地说，进来，进屋！他甚至连胳膊都懒得抬，只略微冲一扇门扬了扬下巴。 走进那扇门后，他又冷冷地说，把衣服全脱了！这回的口气是命令式。 他们兜儿里的东西被一样一样掏出来检查，然后放在桌子上，包括南洪带进来的户口簿、粮本及家里的钥匙等。他是一百个不放心，不住对那穿警服的说，这些家里还等着用呢，千万交给他们哪！ 怎么着，对我们还不放心？警服这回下巴抬高了，眼睛乜斜着。 对你们就是放不了心，不能相信你们！右派分子也是豁出去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们搞阴谋诡计，把我们骗来了，哼，早晚还会有见面的一天！ 那时的南洪总觉得自己和右派不属一路。那是阶级敌人，而自己是人民，两股道儿上跑的车嘛。虽说感觉自己冤到了家，却仍旧充满幻想。总以为是搞错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回家。他当然不能像右派那样破罐破摔，只能竭力克制着自己。 进了号子，发现已是人满为患，身子挨着身子，黑压压一片坐在地上。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睁着两只大惑不解的眼睛盯着屋顶出神。 南洪无精打采挤坐到边儿上，垂着眼睛谁都懒得看。那晚，他甚至懊丧得连饭都没吃。 大约半夜，铁门响了，响得叫人心惊肉跳，然后就听到叫他的名字。站起来的瞬间，他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革命烈士，想到他刚看过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晃了晃有些晕忽忽的脑袋，他回头便看到两个武装警察在身后押解他。他一直热爱共产党，最崇拜的就是革命英雄了。如今，他和英雄王成却处在两厢敌对的立场，被关在共产党的看守所里，与被专政的反动派待遇相同……他突然感觉这一切十分荒谬。 到了一间屋子里，桌子后面坐着个当官儿模样的警察，看来是要对他提审。官儿样的警察对他还算客气，嘴里说了两遍，坐下，坐下！这让他心里蓦地升起某种希望，莫非他们知道抓错人了？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耳边想起提审员的问话。 一听这句话，他脑门子里蓦地蹿出一股怒火，冲口而出，此时此刻我想让你给我解释几个问题，我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的第二代，不知道自己犯了哪条王法，违反了宪法或治安条例的哪一款，要受这种待遇？ 提审员轻叹一声，眼睛看着他，眸中有同情的光亮一闪，声调温和地说，你先回号子去吧，我们跟你们派出所联系，不就是为个户口吗？ 往回走的时候，南洪觉得特别幸运，看来他今天总算遇见好人了。 号子里仍旧人挤人，口腔里的异味儿、身上的热汗味儿，甚至排泄物的臭味儿混合在一起，直冲他的鼻子袭来……南洪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希望搅拌着污浊到令人窒息的空气，在黑夜中跌落尘埃。 天快亮的时候，号子的门一个个被打开，看守刺耳的声音划破浑浊的臭气，一声声喊着不同的名字。刚开始，似睡非睡的被叫者如弹簧般跳起，冲出门去，错以为就要面对自由了。耳边立时响起吼声，慌什么，后面没子弹！ 于是，人们耷拉着脑袋，陆续排队往外走，去领家里送来的行李、脸盆等东西，然后是签字履行手续。正踌躇着，耳旁又响起命令声，等什么等，往前走！ 身后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一队队扛着行李的人走到一个小胡同里。南洪抬起头，便看到黑漆漆的铁丝网在晨曦中闪着寒光，胡同口有几辆大卡车停着。尽管已是仲夏，他却冷得浑身一激灵。 走，上车！ 这是要让我们上哪儿啊！有人用哭声喊着。 不说清楚我们不上车！有人抗议。 一堆没武装的警察冲了上来，每人身边两个，一边一夹，连推带搡人便被弄上了车。有反抗的，立即被摘了胳膊的环儿，疼得又哭又喊，到最后还得上车。 哭喊声把住在周围的居民引了出来，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看着眼前的热闹，极像鲁迅笔下《示众》中的百姓。 弄上车的一共三四十人，最后面跟着辆轿车，直到车轮开始启动，也没宣布要去哪里。难道要把我们统统拉去枪毙？南洪这么想着又觉得这想法过于离谱，他实在想不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会落到这种下场。 心里七上八下翻腾时，车已过了芦沟桥，前头突然出现一座碉堡式的围墙，墙四周戳着带铁枝桠的电网。 哦，这是从看守所到正式监狱了！南洪恍然大悟，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好歹死不了了。 车在西楼停住，几个干部模样的警察出来点名，分派各人到不同的组别与房间。南洪走进给他分配的屋子，发现里边虽不像看守所那样人挤人，却也人不少。看守给他安排了一个铺位，他一声不响坐下，连头都懒得抬，更没发现看守是什么时候走的。 平日爱说爱笑的南洪变得沉默寡言了，心里头这份儿难受啊，像心尖儿上坠着个秤砣，慌慌的、沉甸甸的。才20多岁的人，到了这种地方，莫名其妙就成了犯人，将来出去了也是千夫所指，万人啐骂。别说前途，就是人也做不成了，脸皮都得被唾沫粘下来……整整一个礼拜，他说的话没超过十句，每句话充其量也就几个字。他白天黑夜地思虑这些。 过了好几天，他才搞清楚，这里是良乡监狱，他是被劳动教养了。 那时的风气讲究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外头的都得活学活用，改造自己头脑中的封资修思想，进来的犯人就更得刺刀见红。干部们让他们用伟大领袖的思想当镜子，照出自己的肮脏，要与自己的灵魂苦斗，与周围的人苦斗。 大家几乎都热烈发言，充分抖搂自己的活思想。有个别实在的干部听着他们发言，会忍不住表扬几句，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的态度。南洪被感动了，觉得希望似乎在前面向自己招手。沉默不语到底不是办法，他开始主动讲话，积极写心得体会。写什么好呢，只能没事儿找事儿，恨不得从骨髓里深揭狠挖。效果倒也明显，不久他就弄了个组长当。 监狱里也开展体育活动，甚至会进行篮球比赛。枪打出头鸟，还是当缩头乌龟好。既已有了往日的教训，他声称自己不会打球儿。 教导队队长姓李，打量着他高高的个子，浑身的腱子肉，不相信地直摇头，这么高的个子能不会打篮球？上！不会打还不会比画？张开胳膊瞎比画也能挡几个球儿啊！于是叫几个人硬把他推进场子。 一上场就身不由己了。看着眼前左右飞旋的球儿手就开始发痒，双腿也不自觉地跑动与弹跳。这一跑一跳很快就发挥出超常水平，整个场上就看他一人表演，球儿一个个飞进蓝筐，引来阵阵喝彩声。 比赛结束，不少人围拢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你小子，还有这一手儿！ 李队长也用满意而略带自豪的眼光看他，这人才可是他首先发现的。 从此，一到篮球比赛，他就充当本队主力，无限风光地在场子里驰骋。凭着这点儿特长，指导员、队长等公安干部都挺喜欢他，一块儿落难的难友也尊重他，他也日渐开朗。 不久，有消息说要把他们这批人送到东北兴凯湖，又有说去某地垦荒的，一时人心惶惶。 正惶恐着，来了个领导干部模样的做报告，说起新疆建设兵团，大夸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律实行军事编制，就等于参加人民解放军了……直吹得天花乱坠，叫人印象深刻。最后他动员大家报名，积极投入边疆建设，将是改过自新的具体表现。 那晚南洪失眠了。他在铺上一边翻烙饼一边想，以苦为荣的思想自己还是有的，也曾想在边疆扎根。吃苦受累一遭，却什么也没得到，反落得这种下场。这回若再报名，千万别像上次似的，又一次受骗上当……可在北京是决计没脸呆了，去给因南泥弯而威名远扬的王震将军当部下，能穿上国防绿也挺光荣，就再豁出去一回吧！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向李队长表态，说自己愿意去新疆。 李队长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才说话，你这种情况，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我要争取第一个报名！ 李队长再没说话，眼睛里有种他看不懂的惋惜。多年后，他才琢磨过来那眼神的意义，却已为时太晚。硬抗着，他本可以不去支边。这伙人中就有这样不论的，后来他们反被放了出去，始终没离开北京城。 南洪没争取到第一个报名的光荣，却争得了第一批被批准的荣誉。 荣誉却没带来让他回家看看的可能。本来说好临走让他回家与父母告个别，顺便也准备准备行装，可向上请示后愣没批准。 说好了发军装也不见兑现，据说运输太忙，到那儿再发。可不少人，包括南洪就是冲这身军装才报名的。希望一下子飞上天去，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地？天上的希望毕竟也是希望，心中装着穿军装的理想，嘴里高唱着军垦战歌，二百多人——相当一个加强连——爬上了卡车。 1966年8月17日，他们被直接拉到黄村火车站。 南洪发现那里已有黑鸦鸦一大片人，都垂头丧气坐着，估摸有一千多人。后来的仿佛有优先权，先让他们上了火车，然后才叫那些坐着的上去。坐稳后听说，后上的那些是从天堂河、团河农场等地来的无业游民，还有就是公安五处所管辖的犯人。 南洪年纪虽不大，却有走西闯北的特殊经历，在队员中又有一呼百应的威信，干部们遂矬子里拔将军，将他作为相对清白的依靠对象。带队的张队长主动找到他，希望他能配合做些工作，并具体布置了任务，让他维持着周围这些人，千万别闹事儿，以便平安抵达目的地。当时，大、中、小队长都是现役警察，便给他封了个班长。 那会儿的他还有心气儿，尽管对自己的遭遇很不理解，但既然叫他当班长，就还有再生的机会。心想，到新疆再说吧，现在就帮着管点儿事儿，积极总比消极强！ 千里别家，有半情愿半不情愿的，更有被迫上路的，一路上的气氛显得特别沉闷，道路也仿佛格外漫长。沿途车站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让人不能不生疑，去当王震将军手下的兵，怎么跟阶级敌人的待遇差不离呢？ 吐鲁番到了，那火药味儿简直已经钻进鼻孔，就差噼里啪啦响了。车站上布满了岗哨，把整个站台包围得密密匝匝。车门刚打开，一位连长就带领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班冲过来，有的举着冲锋枪，有的举着半自动步枪…… 他们被押上带帆布蓬的卡车，二十个人一辆，行李胡乱往屁股下一压，车便慌忙启动了。前头有吉普车开路，后面有军车押解，虽说不上浩浩荡荡，却颇有红色恐怖的气氛。 人员一路分流，有人留在当地艾丁湖农场，大部分去了南疆，只有北京来的一百多人到了北疆。经大板城，过盐湖，到乌鲁木齐，抵石河子，然后继续往沙湾，最后停在红星农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南洪站在车上，只见眼前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根本找不到一间房子。正在这时，一群人从地下冒出来，把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大白天见了鬼呢。仔细打量，原来是这儿的老职工正往上抱草，搭地窝子。 望着沙荒地下的地窝子，刚来的人一片茫然，有人就问，住哪儿啊？ 团政委指着前面用草和木架子匆忙搭起的地窝子说，就这儿！ 啊，就住这儿？这不是猪圈吗！ 当初不是许诺一个班住一间大房子吗？这房子在哪儿呢？ 气氛紧张起来，仿佛自动拧成了一股绳，大家全都不下车。 张队长忍不住批评政委，让你们早做准备，就这么欢迎我们？ 见众人僵持着不肯下车，张队长只好走到南洪面前，用恳求的语气说，是准备得太仓促了。你威信高，跟大家伙儿做做工作。总不能饿着肚子，得下来吃饭啊！ 空茫茫的戈壁滩就是最好的教育诗篇，南洪明白自己又一次受骗上当，他再也不会相信张队长的话了。可眼前已没有任何退路，他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对大家说，既然来了，没什么好说的，下车吧！众人这才紧皱双眉慢悠悠下车。 老人儿把他们带进地窝子，里面倒也齐全，还有简陋的桌椅板凳。人们坐好，饭菜便端上来。住的虽不象样，也许是为欢迎他们而特意准备的，吃的还可以。挺白的馒头，菜是茄子炖土豆，管够。 吃饱了，喝足了，张队长把南洪叫过去，让他选几个会打球儿的，陪同来的干部打场比赛。或许是大家的肚子里全都憋着气，那场球赛把干部们打得落花流水。那些干部气焰一下子瘪了，又不好说什么。 比赛之后，北京来的干部统统坐上车，卡车放着响屁走远了。留下的北京老乡个个神情暗淡，不自觉地站成一行，望着越变越小、消失在戈壁深处的卡车出神。 一溜儿烟尘忽悠悠飞上天去，带着对远方家乡的怀念和膨胀的失望，不久就飘散得无影无踪。那飞上天去的烟尘可曾夹带着微小的希望？ 过了些天，又押来一批倒霉蛋儿。没想到张队长也被留了下来。从此，他和南洪同是建设兵团的人了，不同点只在他属于依靠对象，而南洪他们属于什么还不大明朗。 不久，这群北京来的支边青年被单独编为一个连队——五连，转移到红岩农场第一作业站。作业站设在半山坡上。 整个兵团差不多全是盐碱地，完全靠水灌。这红岩农场还算幸运，地处绿洲，但到了第一作业站的位置已经接近沙漠地带。给他们连派来了指导员、连长、副连长，还有统计与炊事员，都是从值班连调来的。又调来整个值班连把他们包围起来。 这值班连只设一个副业排，其余三个都是武装排。武装排整日围着五连横眉立目地练兵，刺刀亮晃晃举起，直冲半山坡，喊杀声齐刷刷响起一片。 对待五连与值班连的态度，领导明显是一碗水倾斜得厉害。 有一次地窝子漏了，领导命令五连自己修。等他们辛辛苦苦弄得像样儿了，领导却叫值班连住进去，让五连仍旧住破地窝子。 最叫人失望的是服色也分三等。上面说被服厂着火了，给五连发的是蓝色的劳改服和棉胶鞋，劳改人员发的是黑色衣服，值班连发的却是清一色军装。 有同情他们的老职工悄悄对他们说，你们不少人挺有才气，说拉弹唱都行。这里还很少见这种人才呢！ 看你们也不凶啊，为什么说你们是危险分子，不叫接近你们？还警告我们，谁敢接触你们就关禁闭…… 这些话让五连的人心寒透了。大家本来还小心翼翼控制自己，决心改变过去的形象，准备大干一场呢！这倒好，沦为监管对象了，也就比在看守所强着半分。 前途渺茫，窝囊和背气的同时不自觉解除了对自己的约束。从此，看着值班连就格外扎眼，屡屡与他们发生矛盾与冲突。 冬天到了，这里不烧火炉烧火墙。但给五连的煤定量明显不够，对值班连却敞开供应。 人心都是肉长的，领导的心长得也太偏了！许他们不公，就许我们不义。于是，五连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拿值班连的煤。不过拿几块煤回来取暖，值班连的却叫嚷着要开枪打他们。 这当然激起五连的公愤，两下里冲突起来，很快便发展为斗殴，有挥拳头的，有摔跤的，更有拳打脚踢同时上的。值班连虽有硬家伙，却只会摆花架子；五连却不是吃素的，气憋在肚皮里已经多日，逮着个撒气的机会自然个个奋不顾身。这一下把值班连打惨了，惟有落荒而逃。他们一边跑，一边嘴里嚷，这伙儿北京来的小子真他妈厉害！ 当时，有台收割机叫“北京号”，年久失修总坏在地头儿，使的人没有不骂的。这次斗欧之后，人们就把他们称为“北京号”，坏名声算出去了。 因为这次斗殴，每人每月25块的工资被扣去不少。没多久，五连又有两人跟别人打架。领导表面的态度还算和缓，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开小会、组织球赛与文艺演出，只是规定不许再随便外出，更不让与外面的人接触。谁想外出都要请示汇报，必须按时归队。 最基本的自由即将失去，矛盾更加激化。五连这帮人也豁出去了，干脆不遵守这些劳什子规定，索性成群结伙儿去逛县城。 南洪在五连虽只是个小小的班长，却有很高的威信。这会儿他也彻底丢掉幻想，不再听干部们的吆喝。有一回，他甚至自己带着一伙人去县城溜达，直到半夜才回来。 农场领导不准备再客气了。风放了出来，决定在1966年12月8日采取行动，在五连抓几个典型，好好整治整治这帮无法无天的坏小子，据说要给上次打架的王义和李齐处分。消息一直传了两天，有鼻子有眼儿。 王义、李齐脾气虽火暴，但心眼儿不坏，对人也一贯仗义。既是一个连的，同样讲义气的南洪当然不能不管。 他到连部找领导，为他们说情。他说，对他们还是采取帮助教育可不可以？我保证做他们的工作，今后肯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没影子的事儿，谁说要处分他们哪，我们怎么不知道？指导员一拍南洪的肩膀，放心回去吧，对你们我们还是一贯的态度，当同志对待！ 南洪把消息带了回去，大家悬着的一颗颗心才算落地。 到了第三天，连部通知，今日不出工，全体人员到学校礼堂开大会。 礼堂是土坯修的，可以容纳四五百人，前面有个土台子，专为领导做报告用。 连长指挥五连列队走到土台前头时，南洪发现各连队的人已基本坐好，仿佛这位置是专为他们留的。这时，值班连喊着口令也到了，紧挨着五连一字排开。南洪忽然感觉心头有些不安，似乎值班连是围着他们的一道绳索，只要一声号令，就会冲过来捆扎他们。他回身看了看礼堂外面，只见有人在端枪警戒。再看土台两侧贴着的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的心忍不住突突跳起来。 等政委、团长等头头在土台上的椅子上坐稳，便宣布开会了。 台上突然有人厉声喊了一句，把五连的王义和李齐押上来！ 南洪的脑子里轰的一响，尚未反映过来，值班连的十几个人已经冲过来，有的亮出早已预备好的绳子和牌子，有的把王义、李齐的胳膊一拧就弄上台去，更有的把写着“黑司令”及“流氓”的牌子往他们脖子上挂。两个人挣扎着，嘴里大声叫骂着。尽管人多势众，老半天也没把他们捆瓷实。 望着在台上折腾的王义与李齐，南洪心里难受极了，像吞吃了戈壁滩上的蒺藜狗子，张着嘴老半天喘不上气。他又一次受到了愚弄！这场面是针对我们这百十来号儿人的，他们是杀鸡给猴看…… 副连长就坐在他旁边，一双眼睛紧盯着他乱转。他愈想愈不是滋味，把手举了起来。却没人搭理他。他腾地跳起来，大喊一声，这会我不开了！ 随着这声呐喊，除了干部，五连全体都蹿了起来，会场刹时乱成一锅粥。有冲上前与领导辩论的，有和值班连打起来的，有企图把王义、李齐抢回来冲出去的……但后面的人手拉手形成了一道“钢铁长城”，五连的人根本无法突围。 面对失控的场面，政委只好站起来，大声说，大家安静，安静！今天这种方式确实存在问题！你们都是好青年，有问题坐下来商量！今天我们就不处理了，落实清楚了再回答你们……现在散会！ 听了这话，五连有的人手里攥着抢到手的皮带和绳子哭了。 第二天，政委、参谋长来到五连，单独找南洪谈话。对他说，我们一直把你作为依靠对象，没想到你倒做了回出头鸟，把严肃的会场整个搞乱了。这次非整你不可！ 南洪站起来说，抡了（意思是豁出去了）！ 参谋长皱紧双眉说，给我坐下，你激动个啥？你的档案我们已经看了。凭你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就能判你三年！ 我没错！你们为芝麻大的事就把人往死里整，这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经过两天的僵持，王义和李齐还是在一个深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被带走了。不久，王义被判两年徒刑，李齐被判三年。从此，南洪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像沙漠中的流沙，风暴一来，消逝了。 与南洪最好的哥们儿姓孙，悄悄对他说，硬抗着没你的好果子吃，王义他们就是你的下场，还是服个软儿，糊弄两篇检查吧！ 听人劝，吃饱饭。南洪于是写了两篇检查，在连里宣读。正念着，政委带领一帮人洋洋得意地来听大家做检查了。你一言我一语，检查做到半路，嘴里的程咬金突然忍不住又杀出来，大家纷纷提出了待遇问题、经济上的不公正对待……从提问不知不觉竟又转为质问，一时又刹不住闸了。这些问题政委根本没办法解答，只有领着他那伙人脚底抹油。 没几天，团里宣布五连解散，把他们如同满地的沙子扬到其他连队。 南洪被分到十连。指导员是位转业军人，班长也是当了多年的毛选（《毛泽东选集》）学习积极分子。两人早已声名远播，整人特狠。将南洪交给他们修理，等于把他交到了两头恶狼手里。南洪已多少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只能以沉默对抗。 大约是1967年初，南洪到石河子看病，在地上捡到一张有关北京消息的传单，是周恩来总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平反的讲话。他把讲话带回农场，给几个要好的哥们儿传阅。大家看了几遍后豁然开朗，原来一直走背字儿，根源还在北京啊！ 这张过时的传单点播了众人，要使问题得到解决，还得回老家。于是，他们也照猫画虎，自发性成立了革命组织，想通过跟学生搞串联，了解些内地的运动情况，为杀回北京而努力。 通过组织串联，消息果然源源不断传来。他们得知北京形势早已翻天覆地，原来的党委瘫痪了、造反派翻了身、然后是军管、接着成立了大联合革委会……受造反形势鼓舞，南洪他们开始酝酿回北京集体上访的行动。 但行动尚未具体实施，已引来当地广大革命群众的围攻。主要还是原值班连的骨干，辩论时唾沫星子四溅，说北京来的这拨儿人是枪杆子押来的，当革命群众的资格都成问题，何况组织革命队伍！ 几次辩论南洪都没上台，只在背后当参谋。大轰大嗡了几次，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后来，他对大家伙儿说，咱们也别瞎搀和什么运动了，就到领导那儿申诉自己的问题，踏踏实实写材料、刻蜡版，多印上几份，寄往有关部门吧！ 大家觉得有理，就纷纷回连队找连长、指导员，然后又去团部谈判。尽管这伙儿北京来的在当权派眼里比反革命强不了多少，但那会儿的领导就怕“造反”二字，这好歹也是有组织的造反派啊！团部便匆忙给他们拨了点儿经费，又赶紧往师部推，这种历史问题我们可没权解决，还是去师部找有关领导吧！ 师部已然大乱，原来的领导正挂牌儿游街呢，现任领导光顾着贴大字报、搞大批判，哪有精力解决这些人的历史问题，他们的前途与革命有何相干！ 来师部没几天，南洪就明白了，这么乱糟糟的局势，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想集体解决更属天方夜谭。 这期间，百十来人只有三个平反的，都是原单位造反派接回去的。 其中一个是北京某大学的炊事员，平日脾气暴躁，一次和人吵架忘了手里还举着菜刀，手一比画，竟成为挥动菜刀企图行凶。幸亏这人心眼儿不错，有一帮人护着他，这才躲过了判刑一劫，只被发配到新疆。这次运动一来，他的伙计们都已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两派大辩论，造反派指责当日掌权的保守派耍阴谋，把他们的革命战友弄走了。保守派已如秋后的蚂蚱，早已理屈词穷，遂胡乱盖了公章，让造反派到新疆领人。 南洪他们没有那炊事员的好运，若想让单位来接他们，犹如黄粱美梦。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跑。因为没路费回家，不少人开始了一路流浪的行程，沿途干零活儿或是要饭，一点点向日思夜想的老家靠近。 连队有个人娶的是朝鲜族老婆，家住延边，紧靠朝鲜。闲来无事他有时和大伙儿穷侃，将朝鲜描绘成一片祥和、自由之地，说中朝边境没人管理，可以随便往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便有这样想的，在这蛮荒之地苦挣苦熬，还不如跑到那儿享受自由呢。 其中有两个人关系一直不错，一个叫窦鸣，另一位叫江言。一天，江言去找窦鸣偷偷合计，商量着怎么往那边跑。江是个爱占小便宜的，花言巧语，其实只想利用窦鸣替他买张回京的火车票。窦却拿着鸡毛错当令箭，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后，欢天喜地去找江言。 江言说，这可不是小事儿，闹不好要掉脑袋的！ 我已经把东西都卖了了，你这不是坑人吗？ 不是我变卦，你得权衡权衡利害关系啊！ 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谈崩了。 窦鸣吃了哑巴亏，感觉连队中的北京人属南洪仗义，遂主动接近他，非要塞给他20块钱。南洪不要，他却说，我有钱，拿着吧，万一有用得着的地方呢！ 那先借我吧，有钱了我一定还你。南洪那时正缺钱用。 没多久，窦鸣开始动员他跟自己一块儿跑。他认为这事儿太冒险，绝对不可行，当然没有答应。但告密的念头却一秒钟都不曾产生，这不符合他做人的一贯原则，就让这事儿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失望的窦鸣决定自己先回北京。临走，他和江言又莫名其妙地和好如初，两人一块儿来向南洪要那20元钱。南洪只好向别人借了还他。南洪求他们务必去趟自己家里，对母亲说明真情，赶快给寄65块钱来。当时，从新疆到北京的车票是51块8，他除了欠别人20元，兜里就只有不到10块钱了。 后来，母亲果真把钱如数寄来。有了钱的南洪心急如焚，恨不得当天就买票回家。但十连的头头总觉得南洪是闹事的领头羊，把他看得挺紧，使他一时找不到溜走的机会。为了随时能够逃跑，他把要紧的东西放在一个柳条包里，所有的钱装在身上，时刻准备着，甚至睡觉时也恨不得睁着一只眼。 终于有一天，监视他的人松懈了，趁其不备，他抄起柳条包就跑。正好有辆便车路过，他才得以顺利逃脱。 到家时正赶上北京的春季，形势也仿佛像气候般温和。刚开始没人管他，白天可以大摇大摆去中央文革、北京市委接待站、总参等地上访，晚上能够公开在家里进进出出。 一个月后形势骤变，街道屡次上门警告，叫他快回新疆，否则就不客气了。没几天，公安局也找上门来，宣布对他们这种人将强制收容，先放在第一监狱，然后遣送户口所在地。 他不甘心，不愿意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只好在北京东躲西藏。为躲避公安局的盘查，一听见敲门声，他就从后窗户跳出去，半夜再跳墙溜回家里。好几次遭遇险境，也亏了他有当年打篮球的底子，身手矫捷。有时，家实在回不去了，他就在火车站过夜。 更多的时候，他躲到外地乡下的姑姑家去。回北京的一年半时间，他其实大部分住在河北农村。大小伙子闲不住，在那儿他什么活儿都干过。帮人盖房、耪地、调解纠纷、甚至帮庄户人家埋过死人。记得有个小伙子被雷劈死，就是他带着一伙人给埋的。 农村人朴实，对这热心肠的小伙子一直很好。可总这么呆着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这期间，窦鸣带着几个人来家里找过南洪，仍是动员他去朝鲜。他那次没好意思驳窦鸣的面子，只含糊地说，躲一躲再说吧。 南洪躲到姑姑家后，他们竟找到村里，又一次要他结伴同行。被逼无奈，南洪只好向窦鸣明确表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跟你去朝鲜。 就这样，朋友关系掰了，窦鸣失望地回转北京。 窦鸣的消息他是受到牵连之后才听说的。 有家归不得，窦鸣一连在外流浪了十个月。和南洪一样，他也经常在北京站过夜。就在那儿他碰见了一个延边的朝鲜族学生。两人一见如故，立刻聊起来。心向朝鲜的窦鸣很快切入正题，把自己的心事和盘托出。鲜族学生倒也颇为理解，尽管要冒大风险，他还是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带窦鸣去边境。 没告诉家里真话，窦鸣准备好简单的行李，拿上些钱，揣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跟鲜族学生走了。 到了延边图门江边，鲜族学生在山上给他找了个小旅店住下。千叮咛万嘱咐，叫他白天别下山，天黑了再悄悄摸过边境线。这小地方基本都是熟面孔，看见个生人肯定会引起注意。 窦鸣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在小屋脚底板发痒，不觉就走到了商店买东西。你想，这也是运动中的中国啊，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个个都高。有个人一眼发现他是个陌生人，便过来盘问他来这里的目的。一时语塞，他没即刻反应过来。那人立马喊人将他扭送到了专政机关。一被专政，他随身携带的东西自然被搜了出来。其中有两张照片问题严重，一张是捷克参赞的相片，另一张是他姐姐的朝鲜族女同学的照片。捷克，那可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帮凶啊！贴身装着穿鲜族服装女人的相片，那不明显是想与朝鲜套近乎？原来这小子想叛国！ 既然从北京来，当然得把他押回首都。到了北京，一查他是从新疆逃回来的，立刻带上手铐，准备武装押解回去。 他知道回新疆肯定没好儿，也是豁出去了，火车到达甘肃，他要求去厕所，竟想跳车逃跑。幸亏车刚启动不久，速度不快，他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脑袋受了重伤。 本来就是叛国罪，这会儿又想逃跑，简直罪不容赦。于是手脚都戴上了镣铐，与逃回北京的其他反革命、坏分子等一起被押回新疆兵团。 押到师部，对他的提审自然毫不留情。昼夜审问，严刑逼供。拿粗皮管子抽他，抽得皮开肉绽；利用关押的坏人合伙儿整治他，动不动找茬儿毒打一顿……目的就是逼迫他承认叛国投敌。窦鸣咬紧牙关死不认帐。 不是咬牙嘛，那就把你的狗牙统统拔掉！提审的人红了眼，找来克丝钳，愣把他的嘴掰开，将他的牙一颗颗拔掉。 窦鸣还是不服，满嘴喷着鲜血破口大骂。 带着满身的伤痛和流血的伤口，他趴在看守所的地上精神几近崩溃。抬起头，望见带铁丝网的小窗户，竟看不见一方蓝天，有的只是乌蒙蒙的沙尘，挟着风匆忙掠过……老天杀人不眨眼哪！他对这场运动太不理解了，心中不由充满怨愤，甚至开始埋怨发动这场运动的伟大领袖。 在一次次的提审与毒打之后，他的理智完全丧失，最后竟发展到用针戳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眼睛。这是典型的恶攻，罪行当然升级。师部往兵团报了两次死刑，但都没被批准。 师部看守所有个叫文进的，因为屡次逃跑被关进来。他与窦鸣曾在同一连队，两人关系挺铁。有一回，两人同时去上厕所，恰巧碰了面。老乡见老乡尚且泪汪汪，何况是战友，又同是罹难人呢！借着上厕所，两人忍不住说话。见没旁人，更没了把门儿的，窦鸣甚至把曾约其他人往朝鲜跑的事儿也抖搂出几句。 谁料隔墙有耳。男厕所与女厕所仅隔一堵薄墙，有个漂亮女子把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这女人姓孟名丽，只有20多岁，因跟有妇之夫勾搭成奸，被怀疑成《水浒》中潘金莲式的人物，所以被关了进来。 孟丽的奸夫叫牛宾，30出头，是团部有名的才子，文章好，书法也好。郎才女貌本该是一对绝配，无奈牛宾已有妻室，女方是方圆百十来里出名的贤妻良母。自从偷偷与孟丽交好，牛宾看她是千好万好，自己的老婆倒成了糟糠中硌牙的石子儿，他坚决要求与老婆离婚。可糟糠中的石子儿为了孩子和脸面死活不同意。死犟筋反误了卿卿性命。为与孟丽做长久夫妻，牛宾不知是与她一起谋划的，还是自己起了杀心，他几次三番谋害自己的老婆。第一次想用煤气熏死她，结果被抢救过来；以后又至少下过三次毒，都由于老婆命大，才逃过数次劫难。牛宾终于凶相毕露，亲手掐死了她，然后又伪造现场，说老婆是被奸杀的。 师部保卫科经过侦察、勘破，终于认定牛宾是杀人犯，也把孟丽牵连进来。老老少少义愤填膺，都认为该枪毙丧尽天良的杀妻犯牛宾，对孟丽也该严惩。不知为何，兵团对待这两个犯人与别的犯人明显不同，他们千方百计想保牛宾的命，孟丽在看守所里也比任何犯人都吃得开。 由厕所出来，孟丽立刻扭着腰去找班长、所长，把听到的隔墙话一五一十做了汇报。 班长、所长兴奋异常，好家伙，可算抓着大案要案了！ 保卫科迅速行动起来。原十连关在牢里的按个儿提审，又立即下到十连，一个个过筛子讯问，大搞逼供信。没多久，还真挖出来个叛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这个集团的成员当然包括南洪。 全场为之哗然。 1968年11月左右，中央下达了文件，要求大家结束串联，就地闹革命。 这时，南洪已听说他被划入叛国集团的消息。他倒很镇静，自己从来没一丝一毫想离开伟大祖国的念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反而促成他回新疆的决心。 他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了家人！既然说有我，就得回去把事儿说清楚。不回去，问题解决不了。 刚回兵团时，南洪还是自由之身。可一来到兵团保卫部，他就见政治科的墙上贴着个名单，第一名赫然就是自己的名字，前面打着三个黑三角。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看来动静闹大了！ 回来的这批人都是多次逃跑、不安心边疆建设的，在兵团眼里全都不干净。因此，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关了一两宿。只是来个下马威，并没想动真的。 南洪想蒙混过关，遂与有问题的扎在一堆儿，他没敢说来自十连，更没说自己的名字。好在当时很乱，也没人细究。不久，便将这些人重新组合，编成个新连队，分配到了煤矿挖煤，算是对他们略做惩戒。惩戒也比没自由强啊，南洪心中暗自庆幸。 都是有问题的，谁也别嫌弃谁，大家处得倒也融洽、亲热。 第一天挖煤一切平安，没想到第二天由于煤自燃就冒了顶，煤像小山似地落下来，眼见着两个活生生的人被砸成肉饼。大家这才明白干煤窑的可怕，一时人心浮动，心中充满恐怖。 上面也觉察到这帮人的心情，害怕他们逃跑，遂开始实行严管。这一整治，原来热热闹闹的一群人甚至都不敢互相说话了。 干的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头上又悬着把整人的政治剑，干了一个多月，南洪熬不住了，他和几个逐渐要好的同伴商量，决定一起逃走。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终于逃了出来。 面对茫茫黑夜，南洪心中一片茫然。月黑风高，例来是与土匪和坏人连在一起，如今，自己也无可奈何地与这四个字联系在了一起。命运啊，你为什么如此拨弄我？ 昼伏夜行，几个人逃到了石河子附近。钱尽粮绝，有个人的表哥住得不远，他主动提出去和表哥借钱。总不能饿死吧，众人也就支持。 没料到他表哥早已被人盯上。那人一到表哥家就等于自投罗网。被抓之后，一通连吓带诈，他很快供出南洪他们的去向。 沿途驻扎有工二师，立刻通知他们坐着卡车追捕逃兵。南洪他们老远就看见沙石路上烟尘滚滚，赶紧往戈壁滩里跑。可两条腿怎么跑得过四个轱辘！卡车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车上的人高喊着：跑，再跑就开枪了！后面果真响起了三下枪声。 妈呀，还真开枪了！有人颤声说。 停下，不停就往身上打啦！ 子弹长着眼睛，再跑有人身上就会穿出个血窟窿。万般无奈，众人只好垂头丧气地停下来。车上的人跳下来，一边一个把南洪他们扭住，每人还分别在这些倒霉蛋儿的屁股上招呼了一脚，然后便扔上卡车，带往工二师的看守所。 刚到那儿，立即有个保卫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问：谁是南洪啊！ 这拨人里刚巧有个也是十连的，此人胆子特小，听了这话，腿肚子转筋，两眼直直地盯住南洪不动。南洪就这样被指认了出来。 这批人被关了一个礼拜，又学习了两个星期，就决定叫他们归队，照样下井挖煤。南洪还琢磨着自己挺万幸，眼看又躲过了一劫。没想到所长指着他说，别人都能走，你走不了了！ 南洪明白“叛国”的事终究纸包不住火，反而镇静了，走不了就给我几张纸吧，我把问题说清楚！ 他想着，把问题说清楚后，就能一身轻松，赶紧出去劳动了。 先在单号关了一个多月，没人理没人睬。寒冬腊月，他没有带行李。多亏有个好心人，给了他件旧棉大衣，才好歹没冻死。可由于个子大，他只能夜夜当“团长”，有铺的上面就半晾着，有盖的，身子就挨着冰凉的地。往往睡不了几分钟就被冻醒，只觉得腰间有一条冰龙在爬，从脚心和头顶往外直冒凉气。躺不住了坐起来，没多久却浑身哆嗦，上牙磕下牙。人仿佛被塞到了冰窟窿里，什么也不能想，也想不起什么来，迟钝的大脑里只剩下一个冷字。不久，他就觉得自己要疯了。 一个月后，将他转到大号。大房子人多火气壮，吃的东西也比小号给的多些，肚里有了些热气儿，又有人给了他个棉帘子，也算有铺有盖了，他才得以在冰冻似铁的夜晚喘上一口整气儿，心也稍安，明白只有忍耐才能活下去。 大约过了半年，工二师因为参与武斗被解散。关在该处的犯人罪轻的放了，罪重的便押往兵团监狱。 兵团监狱颇有些历史，原是盛世才的监狱，专门关押革命者与进步人士，这会儿改为关反革命、流氓、坏分子等。 押送途中，一般犯人都带手铐。对南洪算是法外开恩，没给他带。 但大家的待遇都一样，每天吃荞麦面或包谷面的窝头，中午两个，晚上三个。这儿的窝头与别处不同，一个只有北京的油炸糕那样大，却比炸糕还薄。每顿照例只给一碗飘着几片白菜叶的清汤。主食定量不够，又没任何油水，没几天，南洪这大小伙子就饿得前心贴后心。此地比工二师看守所只有一样好处，睡觉有床板。但还是没被子，铺盖得自己解决。匆忙上路的时候，南洪只带着那件旧军大衣。于是又变成有铺没盖、有盖没铺的“团长”。连饿带冻实在受不了，他只有天天往上打报告，要求尽快提审。 一次次的报告泥牛入海无消息，没人搭理他。除去周围的“坏人”、饥饿与寒冷，他仿佛被这世界上的“好人”彻底遗忘了。 直到珍宝岛事件，中国与前苏联在边境交火，“好人”们才想起这批关押的犯人来。 一天半夜，监狱的牢门突然响动，不久便传来脚镣哗啦啦的声响，由远及近，惊心动魄。南洪的心一紧，又以为要枪毙人。 出来，都出来！他听到看守人员的喊声。 浑身的活力不知道是在哪一天消失的，他艰难地爬起来，像个老头儿似的活动着冻得僵硬的筋骨，然后蹒跚地向牢外走。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谁会相信他曾是一个威风八面、驰骋篮球场的高手呢？ 犯人们在监狱的院子里排成两队，看守们眯缝着惺忪的睡眼，满脑门子官司地走过来，给每两个人带上一副铐子。 监狱长站在前头，铁青着脸喊，现在排成四路纵队！紧急情况，要听从干警指挥！谁不老实，就地正法！ 排成四路纵队的犯人在干警的武装押送下，糊里糊涂一直走到天亮。南洪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想问。就像这冰天雪地黑黑黢黢的夜，他的眼中没有光明，更没有未来，何必问去哪里！ 进到一间大教室模样的房子，看守让犯人们坐好，一人发给一个口袋，里面装着面粉，还有馒头。饥饿的人一旦摸到吃的，眼睛立即变得精亮。谁也没和谁商量，迅速把馒头掏出来，低着头大口大口吞咽，有的噎得大口喘气，有的噎得直揉胸口，有的噎得眼泪长流……这会儿，就是把枪抵在脑壳上，大伙儿也宁当饱死鬼不当空腹人。 在大家全心全意吃馒头的时候，有个从来就吃得饱的管教轻蔑地看着这伙吃相极其难看的犯人，手下意识地摸着枪玩儿，又不自觉地把枪栓打开。他一会儿把枪膛对着自己，一会儿又把枪膛对着旁人，还一边与身边的另一个管教说笑。 突然听到“砰”的一响，枪走火了。十米外，有人叫唤了一声，血汨汨地从他的手铐旁流下来，看样子手腕伤得不轻。与他铐在一起的小伙子是个北京老乡，只有21岁，从南疆来，没有任何罪，是当逃犯抓的。只听他嘴里轻轻“啊”了一声，捂着胸口慢慢倒了下去，手腕子受伤的疼得大叫起来，随着他往一边倒下，鲜血搅拌着鲜血，殷红的一片向四周绽开，周围的人全傻了，有人举到嘴边的馒头竟掉进血泊里…… 有个兵团的医生来了，趴在小伙子胸口看了看，听了听，摇摇头说，没救了。 人群中蓦地响起“嗡”的一声，像一声闷雷划破房顶。一条人命啊，就这么没了。 监狱长站起来，严厉地瞪视着身边的犯人，他是逃出来的，想离开兵团，死有余辜！你们别想怎么地，对你们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四周一片寂静，就像那年轻的21岁的生命，刹时都停止了呼吸。 死去的小伙子与南洪关系相当不错，平时总围着他叫大哥。 眼泪在南洪心里流淌，死得冤啊，兄弟！转念一想，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他在死前总算吃饱了馒头，好歹能做个饱死鬼，总比终日活受罪强……想到此处，他的嘴角竟泛起一抹自嘲的微笑。 当天下午，监狱长交代管教，说收到了指挥部的信，让把南洪退回石河子独立团。于是两个带枪的干警押着他上路。 随行的是个疯癫老头，花白的头发披散着，脸上的泥已经结成了厚痂，一路叨唠，我不是反革命，不是…… 犯人之间不许打听案情，更何况老头子的神智已然不清，也就无从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听两个押解的人嘀咕了一句，他是反革命分子。 唉，这年头别的不多，就反革命多！听了这话，南洪只有叹息。 一到独立团看守所，罪就受大了。吃不饱是当然的，犯人还一律睡地铺。两块砖上搭块木板，上面仅铺一层薄薄的稻草。南洪没有铺盖，还是靠那件已经千穿百孔的军大衣支撑。又熬过一个冬天，他的脊椎已然不行了，经常疼得直不起腰。看守所没有对症治疗的药，最多给点儿治风湿的水杨酸钠。南洪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就只有像以往那样不停打报告，要求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却仍旧无人搭理，这样一直拖延到了夏天。 那时，与他关在一起的有所谓的“一二六”分子。指当年1月26日新疆发生的特大武斗，死了不少人，因此抓了一批。另外一些则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有些原来还是共产党员，本该属于兵团的优秀人才，却莫名其妙沦为了阶下囚。 例如有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是兵团医院的外科主任大夫。那天他已经下班了，正脱白大褂呢，救护车送来个参加武斗的造反派，他立刻穿好白大褂参加抢救。造反派由于大动脉破裂，到医院时已失血过多，终因不治死去。造反派们不干了，说是大夫杀害了这个受伤的造反派。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属他学历与职务最高，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一查历史，这个大夫解放前在医大上学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这说明这位大夫是历史反革命，因为居心叵测而杀害了革命造反派。抓起来之后，先是上报死刑，后来算是法外开恩，才改判为十五年。 还有一个原准备派往坦桑尼亚的专家，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个干部子弟，只因对文革说了几句不满的话，遂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他一直不服，经常慷慨陈词，说自己是革命后代。遂引起警卫专找他麻烦，经常只让他穿一件衬衫，在院子里挨冻。这人还是天不怕地不怕，站在寒风中骂不绝口，说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石河子看守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关押所谓有罪的真正犯人，另一部分叫强制收容所，主要收容那些因生活所迫，由四川到新疆来找工作的农民与城市贫民。这些人什么问题也没有，有的却已被关押了5、6年之久。收容所设有砖窑和土坯场，就叫这些人长期做无偿劳动。当兵的班长扛着枪跟着，围墙上架着机关枪。这些人来新疆只为混口饱饭，没想到不但失去自由，还一分也赚不到。 有一次，这伙人终于忍无可忍，便想着集体逃跑。可墙上的机枪不认人，立刻突突起来，将有的人腿打折，有的胳膊打断，鲜血直冒……逃跑只有中途夭折。 最惨的是个17岁的男孩儿，本是出来找工作的，想给家里挣点儿饭钱，却关了很长时间。有个老乡正巧也进来了，说他家里的老母亲一直等他回去，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小伙子是孝子，听了这话热泪长流。老乡动了恻隐之心，就想帮他逃跑。第一次没成功，被抓回来，毒打了一顿。小伙子仍不死心，一心想回家。老乡也是好心，又帮忙想办法，和好泥，支好个土坯盒子，让小伙子钻进去跪在里面，外面糊了泥，只留一个小出气孔。琢磨着，到了夜深人静，往起一撑就走，前面就是自由了。 第二天早点名，管教发现小伙子失踪，开始追查，大家都咬紧牙关不说。管教一边骂着，将众人轰去干活，一边派出干警搜寻。人们到了坯场，老乡一眼便看见土坯盒子立在当地原封不动。他当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心中大叫，坏了，坏了！ 当时他什么也没敢说。晚间，他报告要上厕所。竟由蹲坑钻过去，带着一身大粪，藏进收容所人们轻易不去的库房，心想着躲过一天到了夜间继续逃。人算不如天算，班长那天偏巧到库房拿筐。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仔细搜索，发现一个全身大粪的人缩在墙角哆嗦。 粪人被带了出来，真相随之大白。原来，小伙子又困又乏，竟在坯盒子里睡着了。因为泥不干，气孔逐渐被堵住，睡过去的他混然不觉，竟被活活憋死。小伙子白白丢了一条命，好心的老乡以伤害罪判了十年劳改。 看守所也好，收容所也罢，命是不值钱的。但若定你杀人害命，哪怕是轻如鸿毛的命，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 一个多月后，看守所所长向他宣判，他是叛国集团的主犯，被判劳改十年。 南洪的脑子“轰”的一声就炸了，我什么时候企图叛国了？ 你的问题板上钉钉，对你够宽大了！ 他冷笑了，是太宽大了，给我几张纸，我要上诉！ 你必须认罪伏法，老老实实！ 一辆卡车在外面等着，立即有干警冲过来给他带上手铐。 正逢“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这批人送到会场公审。全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有的被判死刑，有的死缓，像他这样算判得最轻的，无怪乎说对他实行宽大了。 公审之后，南洪被送到正式的劳改地点。老熟人又见面了，窦鸣、江言全在其内，相对不能言，惟有凄楚一笑。 窦鸣原是个清秀的小白脸儿，这会儿已成一个没牙的小老头儿了。 没有镜子，南洪看不见自己的模样，可从熟人见到他吃惊的表情，他就明白自己的变化有多大了。他的腰几乎不能弯曲，双腿迈步僵硬，走路简直像具僵尸。 南洪不服判决，他一直坚持上诉。监狱指导员大为恼火，没几天把他的判决书没收了。 没收了也没关系，判决书上的字句已经刻进他的脑海，他照样不停地写。上诉写了一份又一份，却很难寄出去。大约只有很少的几份被好心人偷偷帮忙寄到了外面。 指导员、队长听说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威胁要关他的小号儿。 南洪豁出去了，他说，我不认罪，我伏法。 就因为不停写上诉材料，他年年挨批斗，被列为不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 在监狱里，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刑事罪犯，因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这些人最受优待，其次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投敌叛国分子排在最末。那些排在前面的，就总想骑在背榜的人身上捞几根可怜的稻草。 可无论积极与否，待遇却差不多。常吃的都是地里挖出的烂土豆和已经捂了的粮食。有一次，因吃隔年的土豆全体中毒，又晕又吐，捞稻草的也没能躲过这一劫。看来，他们捞上的稻草只是烂的，对改善生活待遇没多大用场。 政治待遇却大为不同。像南洪这种死硬分子，你不说话，指责你仇视社会主义；开口说话吧，攻击你恶毒污蔑，满嘴散毒。轻则叫你坐飞机，重则拳打脚踢，或者用火炉子烤你。最损的是戴土铐子。形状像个桃子，戴在手上本来就紧，若想整治人，还要在上面缠上一层层布，使内圈变得更小，得用铁钳子把它夹在手上，然后挂一把锁。这种土铐子，最多只能戴7、8分钟，时间若长，两只手就残了。因为还得叫犯人干活，当然不能让手残废。可为了折磨人，管教总是将土铐子戴上再摘，摘了再戴。望着犯人痛苦的模样，他们的表情就像观看角斗的奴隶主。 南洪的腰弯不了，他最怕的是坐飞机。而整治他的人偏让他饱尝这种滋味。那叫疼啊，简直疼得脚心都往外冒冷汗。每回坐完飞机，他就疼得整宿整宿不能睡觉，腰间的冰龙膨胀成热龙，仿佛要把他的身体扯烂。 除接受批斗，每天照例到井下挖煤。有病的身子干的是重体力劳动，一天的活儿干下来，他感觉似乎已把一辈子的活儿都做尽，再也不会有明天了。然而，明天却一个接一个地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到来，永远没有尽头。 想请病假歇歇，管教不但不给假，还对他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一看身体就好着呢！不就是想偷奸取滑抗拒改造吗！ 就这样，南洪熬过了4年。算上在看守所的关押时间，失去自由已有6年多。 这时，监狱来了位上海大夫，人很和气。看见他成了这种样子，就建议给他照片子。结果发现，他的脊椎、腰椎、胸椎都已强直到了钙化，是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再也不能治愈，便建议他住院，要在腰上打个腰围子。今后再不能干体力劳动，绝对要做轻工作。 尽管有医生建议，管教却当耳旁风，只是从此不再说他抗拒改造。 不久，他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在床上一直躺了两个多月。由于没有对症的药，后来虽爬了起来，实际病情却加重了，连迈步都困难。 到了这种地步，管教才不叫他下井，改让他在井上推斗车。拖着重度残疾的身体，他推了一年多的斗车。 1976年，兵团监狱解散了，将他们这批犯人转到南疆的另一座劳改煤矿。 初来的南洪显出些时来运转的迹象。过去，他是随时可能被加刑的，这座矿上的干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不但没说他抗拒改造，还把他直接留在了后勤。 他干得很不错，不久就当上了大组长，成为脱产的管理人员，能自由出入监狱。让他专管分配工作，安排生产，指挥后勤犯人劳动，保管监狱的柴米油盐，给好几个食堂当采购……一时之间，还真有了点儿实权。 他整整卖力干了三年。结果，不但没干出功劳，连苦劳都没捞到半点，还差点儿被加刑。 这要怪他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自己手中的这点实权是管教干部给的，就应该从他手里自觉地流出油水，报答这些干部。可他不明事理，说白了就是不偷偷把好东西给干部们送去，有个副矿长就专门找他麻烦。 身体本来已是强弩之末，干到刑满前三个月他终于又病倒了。 好在正矿长是个北京人，看在老乡的份儿上，没听副矿长的撺掇，追究他的所谓罪行，只让他把工作交代完，就叫他去住院了。 1978年12月，监狱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抬起头来，望着自由的蓝天，他却再也不会正常地行走。拖着僵硬如顽石的身体，不再年轻的他一点点蹭出了监狱。 获得自由的南洪再也工作不了，只能被养起来，一个月只给他25块。他一边住院，一边继续申诉。 1979年3月，中越反击战打响，局势又严峻起来，对他们这些劳改释放犯控制得很严。 青春、幻想……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健康的身体都已离他远去，他还在乎什么呢？ 刚一能够起床，他就拖着病残的身体只身去石河子，到农九师军事法院申诉。 法院里有认识他的，更有整过他的，一看他的身体成了这副模样，虽没表示愧疚，倒也对他的遭遇颇为同情，认为确实应当平反。便带着他去找公安局，并把他的情况报到师党委，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问题却一时难于解决，因为这个案子是经过自治区高级法院判的，现在如果要翻案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再说，当时定的是叛国集团，属大案要案，落实政策要排队。 师党委于是征求南洪的意见，是先在石河子等待还是先回北京由他自己选择。他当然愿意先回家去。 整整11年啊，他终于又回到日思夜想的北京城。母亲正端着饭碗吃饭，一看见他的模样，就惊得把手中的碗摔到了地上。还不到40岁的人哪，头发已经花白，眼睛深陷在黑洞洞的眼窝里，仅一层皮包着高耸的颧骨，从颈椎到尾骨已完全僵硬，只有胳膊肘与膝盖还能勉强弯曲，因而还可以站立或行走。所谓行走，是只能一颠一颠，两脚一前一后往前蹭，有如牵线木偶，甚至使人不由自主想起医学实验室中的骷髅，只不过穿着衣服……这就是当年那个欢蹦乱跳的儿子？来不及捡起地上的碎片，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哇哇大哭。南洪的眼睛酸酸的，却没有泪。这么多年，他心中的泪早在新疆的严寒中结为化不开的冰了。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报自治区高法审核后终于下达了平反决定，以窦鸣为首犯的叛国集团成员一律平反，原始档案在中级法院封存，除窦鸣外，所有的人一律补发工资，按每月43块算，并由原来所在的团队解决善后问题，妥善安置。 南洪的身体状况是已经回不去了，在平反决定下来不久的1980年，派出所终于给他落上北京户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失去北京户口20年后，又成为了北京人。但他的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工作关系还在新疆，只能按退休待遇办理手续，医疗费寄回去报销。他的工资很低，一直主要靠兄弟们的接济过活。 1980年代末，赶上他家房子拆迁，按拆迁文件精神，他拖着残废的身体频繁去找有关人员、区长、甚至北京市副市长……整整跑了一年，他终于在郊区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家里人又给他找了个带着孩子的寡妇，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也有了人照顾。 到2002年春节前后，他的工资是每月450元。进入高消费的90年代，工资竟一分没长。农场的老领导都走了，新领导已将他们这拨人几乎遗忘，待遇是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医疗费也只能报40%左右…… 逝去的一切毕竟太刻骨铭心，南洪实在渴望向乐意听的人倾诉。他侃侃而谈，一肚子话不吐不快，不知不觉，整整跟我们聊了一个下午。主要是他谈，我们是听众。我们一直坐着，他不能坐，也不能总站着，只有艰难地在一张特制的简陋椅子上半躺半卧着说。幸亏我需要不时用笔在本子上记，不用盯住他看，否则我脆弱的神经真有点儿承受不住。 天渐渐黑了，他坚决留我们吃饭。大家本想去外头吃，可他行动不便。于是由与我同去的小明做东，从饭馆叫菜到他家来。 那天的人不少，有好几个南洪的战友，都管他叫大哥。饭菜来了，众人围着桌子坐好，只有南洪仍旧立着。 他老伴儿说，他坐不下去，从来吃饭就这么站着。 吃完饭，他主动拿出相册给我们看。翻开第一页，有一张三寸的大头照片，当年还没有彩照，颜色是人工染的。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大约是20岁左右照的吧！南洪对我们说时眼睛一亮。 那上面是一个极英武、端正的小伙子，正神采飞扬地睁着一双俊气的黑眼睛，满怀憧憬地看着他面前的世界…… 对比是痛苦的，更何况是惨不忍睹的对比。我不怕天生的丑陋与残疾，却最怕见到将美丽人生蹂躏成惨不忍睹，就像现在…… 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什么都赶上了。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困难时期，想升学的时候遇上文化大革命和插队，刚要迈进老年的门槛便遭遇下岗，好不容易抓住个公费医疗又赶上变为医疗保险…… 所以，只有把破碎的希望与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对待儿女，我们有时甚至会像一条鞭子似的抽着陀螺旋转，只为我们未曾实现的希望与梦想。 然而，南洪连我们这样的幸运都没有，他没有寄托希望与梦想的后人。残酷的历史时间剥夺了他做父亲的权利，甚至连孙子都耽误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学佛之人所渴望的来世。我一直对来世持怀疑态度。此时，却对它有种荒唐的期盼甚至渴望。 命运啊，你不能对南洪这样的人如此不公，怎么也得给他个像样的来世。这一世的南洪生活得太可怕，生命竟被残酷的现实磨为了灰烬，再也无法修补。 我为下一世的南洪要的不多，只给他一次爱情，一次正常的婚姻，一个自己的子女…… 只盼着下一代能了解父辈的生活。这是我的一点心愿，不算奢望吧？ 2002年5月12日改于200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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