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七：1971日记选议（1月、2月）：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近乎疯狂的“影迷”……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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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七：1971日记选议（1月、2月）：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近乎疯狂的“影迷”……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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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七：1971日记选议（1月、2月）： （1）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 自从1968-11到江西新干云庄“插队落户”以后，再怎么“认真接受再教育”，也难以抹杀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当时这种人之常情被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必须“坚决批判、彻底肃清”，所以1969-2那个春节就留在村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自此以后，不得人心的做法有所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回家看看。1970年春节前后是我第一次回沪，在沪两个半月。回云庄后，依旧春插秧、夏双抢，“拼命干革命”，没有盼来新的知青上调，却遭遇夏秋之际肝炎肆虐，我有幸躲过一劫，在人心浮动的大氛围中，也早早回沪探亲，1970-12-13到沪，1971-3-12离沪，在沪整整三个月之久！相比之下，回沪时间更长、更频繁的大有人在。现在看来，如此这般“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造就一代新型农民”只可能意味着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每一次回沪探亲，都是机会难得的老同学重逢，而在那个消息封锁闭塞的“革命时代”，各种真实信息的交流不啻为对“革命理想”的冲击与打击。 1970.12.15 星期二 多云 ……刘、周、江、张四人来我家。与江是两年不曾见面了。叙谈了约半小时。江约我们明晚去她家吃饺子。 1970.12.18 星期五 多云 ……十一时许，周来了，硬把我拖到他家。刘、费、江和江的妹妹都已在场。周请我们吃了汤团和肉丝豆瓣面。吃完又到人民广场、南京路和国际饭店等处摄影留念。……江在20号离沪。此次是她半个月病假加半个月事假来沪的。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几位都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刘、费与我一起在江西插队。周是因其哥哥在黑龙江、姐姐在崇明而有幸进了上海的工厂，对我们这些跨省插队的同学十分关心，只要他有时间就来一起玩乐散心。江、张是到淮北插队，1969年初下乡，一年不到，江就上调进了阜阳毛纺厂，是我班同学中下乡时间最短的一位。一旦脱离“农门”，既有病假、又有事假，还不影响工资收入，如此“工农差别”怎能不在插队知青中产生极大的心理波动？难道我们就这样干一辈子吗？ 1970.12.30 星期三 阴 上午，九时许，金、刘来我家。据刘所知，明年口粮仍为640斤，口油仅2斤。这样，我自己估计无甚超支了。800个工分，即使工分值只有9角，也有72元，粮油共需62余元，食堂补贴100个工分是有的了。……据刘说，刘（H）已在昨天返赣，以后将带三个徒弟。 【忆与议】 我第一次回沪以后，是在1970-3-20回到云庄的。到十月初肝炎开始横行肆虐之前，我的出工正常，尔后两个月为免遭病魔侵袭，出工很少，用当年上海人的说法是“保身价”。所以这一年是认真劳动了半年，挣得800个工分，成为下一年度赖以生活的“资本”。与留城、做工的同学是不可比拟的，但与不幸患病的插友相比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他们治病养病期间不仅没有分文“病假工资”，相反还要父母家人承担巨大的治疗费与生活费。 日记中提到的刘（H）是云庄村插队知青中第一个上调的幸运儿，下乡不足两年就进了工厂，随即到上海的有关工厂培训了几个月，居然就成了师傅。 1971. 1. 2 星期六 晴 我到西门路、吉安路口的煤球店买煤球时，遇到汪。匆匆讲了几句，他已是石油开采工人，14日回来探亲，5日就要回去了。……据郑说，黄已准备结婚了，老婆是个社会青年，她家里有一套红木家具在等着黄呢！ 1971. 1. 5 星期二 晴 午饭后遇汪，便邀他到我家，汪在去年五月调到扶余油田（原在梨树插队），靠近大庆油田，是中小型油田，去年年产100万吨，储藏量在1～2亿吨。大庆至大连要建一输油管，直径1公尺，地下2.5公尺（防冻）。现在是用火车把油运到大连，再用船运到上海提炼，成本较高。汪是搞会战的，没有休息日，工资每月25元，加上加班费可有二十七、八元。来回车费达80元之巨。所在油田有一万工人，“四五计划”要发展到八万（大庆现在十万人）。汪说那里上海青年思想消极，当地领导也很松。 朱已批准入伍（海军），9号将出发。星期四上午（7号）到费家欢聚。 【忆与议】 日记里的汪，与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成为同学，后来又成为中学同班同学，他在1969年初去吉林插队，一年多就上调成为工人。真叫我们羡慕。相比之下，留城的同学则是“遥遥领先”——虽然那位黄同学年龄稍大一两岁，但是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记得我们这些插队同学闻得此事，不由得惊呼：不要和我们谈论这种事情，什么结婚啊，不要热昏噢！另外一位朱同学，是1969年初到崇明农场的，差不多两年也幸运地“跳农门”。 1971. 1. 6 星期三 晴 意想不到，章回来了！他是昨晚八点到上海的。遂同去刘家，又去费家。叙谈至十一点多才回家。两年多未见了，真是快乐极了！ 【忆与议】 章同学是我在“复课闹革命”的一年间最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当时班级里“大批判专栏”的第一“抄手”是我，而章是“多面手”，虽然毛笔字不及我写得快，但他的行书极为老练，美工绘画更是远胜于我。我在1968-11-19离开上海以后，他独当一面，几乎一个人完成了以后几期的抄写与美工的全部工作，直到他赴皖插队，那个专栏也就寿终正寝。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最初的去向是“普工”（市内普通工矿企业），他的弟弟去“外农”（外地农村），这是他家的安排，也获得兄弟俩所在的两个学校的认可。谁知，我们班级里竟然有人到“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告状，声称“章与女同学江某谈恋爱，不能留在城市、工厂。”工宣队迅即把章的去向改为“外农”，而且“一锤定音”不得更改。毕工组的老师急忙与章弟所在学校联系，打算把章弟由“外农”换到“普工”，岂料该校的分配方案已定，无法帮忙！于是，章兄弟俩只得一起赴皖插队。那个绯闻女主角也随之而去。毕竟他们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子，不谙世事，纵然平日里接触多一些，但并不等于恋爱。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到了淮北以后，尤其那个女同学上调以后，两人的关系就破裂了。遭此打击，两人的人生之路都相当艰难。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把此悲剧称为“章江号”，因为我一直记得1965-8-6在闽南海域发生的国共之间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剑门号”“章江号”被击沉。而章同学、江同学的姓氏合起来恰好是“章江”。 1971. 1. 7 星期四 晴 昨天约定今天上午到费家中集合，然后去摄影，为的是朱入伍（海军）。……走嵩山路到了人民广场，在广场、体育宫、上图、中百等处“揿完了4卷胶卷”。……后又碰到程国梁，把他也拉进了我们的队伍，在中百我们四个“江西老俵”合了影。 【忆与议】 日记中的程同学是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同班同学，十年同窗。1969年他去赣南插队。由于性格极为内向，与同学关系中断。1971-1-7在上海街头的邂逅，虽有合影，但我没有看到照片，而且此次以后再也没有了音讯。传闻他是在“大回城”时回来的。 1971. 1.20 星期三 阴 王在月初回沪。为吃鱼一事，……队里对“上海人”是“要么干脆全部走，为何留这么几个人？”【忆与议】 云庄村是“山清水不秀”之地，只有水深及膝的小溪，也就没有什么大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年春天在村口的一口池塘里放养一些鱼苗，到年底起鱼，分给大家，得以品尝河鲜，大快朵颐，欢度春节。记得1969年春节前看到过“拷浜”、分鱼、吃鱼这样的欢乐场景，可是没有留下记载。想不到1971年的春节吃鱼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笔——生产队显然不欢迎插队知青，巴不得三十个插队知青统统回沪过年，偏偏还有几个“上海人”留在村里，不得不给知青一份。说明知青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整齐划一行动。 1971. 1.23 星期六 晴 章来信（1.17）。内中云庄三队工分值仅0.88元，很使我吃惊。 1971. 1.25 星期一 晴 午后，费、刘曾来一次。带来徐的一封信，阅后真叫人吃惊。队里扣义务工分，男：7.5天，女：4天。我被扣后仅780分。一些病人免扣，郭等人半扣。更叫人不着边际的是（主要是徐未表达明白），公社还要扣公益金，如扣15%，那么工分值仅0.78元；若12%，可有0.88元。大队请求扣12%，未见公社意见。另外大食堂每人要补贴90分，加上今年伙食费用每人扣10分，共100分。真倒霉，工分值竟如此之低，我的“如意算盘”——即口粮费用及食堂补贴完全自给——可谓“破产”矣！若0.78元的话，更连口粮都不够买呢！倒是两个老师和食堂炊事员是最乐胃，都在1200以上！胡更是达1500分！然而她们扣除的义务工分要比我们少将近一半。 【忆与议】 这样的分配方法是大大出乎意料的，什么义务工分、公益金等等，在1969年遭遇水灾的时候未曾听说，1970年的情况是否就是正常年景时的正常做法，也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相关的记录可查。日记中提到的“两个老师”是指1969年下半年开始，大队办的小学校让两个体弱有病的女知青担任教师，使她们的收入得到一定的保障；“食堂炊事员”是指1970年云庄村三十多名知青合办的“大食堂”，每天安排两人为大家烧饭、种菜，由于这不属于“集体生产劳动”，所以生产队不记工分，只能由知青分摊她们应得的报酬，维持生计。
整理四十年前的日记，又一次想起自己当年回沪探亲期间“痴迷”于看电影的往事，重读自己的日记，愈发感到自己在1990年写的回忆录《有这样一个“影迷”》是相当的简单甚至空洞，日记里留下的1971年元旦春节期间我的“影迷行踪”，较之于上一次回沪探亲时的“影迷行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乎疯狂。 1970.12.15 星期二 多云…… 下午，刘、周、江、张四人来我家……叙谈了约半小时。……我送他们至门口，周忽然想起有两张6:10大众剧场“智取威虎山”的电影票，他们今晚去章敏立家，就让给我了。此时已5:40分了。匆匆吃完晚饭，就与小妹一起乘了一站17路电车赶到剧场，还差那几分钟。 【忆与议】 那个时代的文化娱乐是极其匮乏的，城里各种电影戏剧的票子十分紧俏，当初有幸留城的同学就为我们这些回城探亲的“农民”留意那些最热门的票子。像《智取威虎山》这样的“样板戏”，是先有黑白版的“电视影片”，然后有彩色电影，于是两次出现趋之若鹜、一票难求的场面。 1970.12.17 星期四 多云 午后到中百一店一带逛了一次。……回来时到上海音乐厅买了张当场票《欢迎来自反美斗争前线的朝鲜战友》。 1970.12.18 星期五 多云…… 2点，我去“大上海”观电影“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上前方之路”，都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后到战斗电影院看了“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声明”“英雄的昏果岛”。前者是上海电影系统《～》摄制组拍的彩色纪录片，反映上海军民坚决拥护毛主席5.20声明；后者是越人民军电影制片厂拍的，反映昏果岛上的人民军坚决反击美帝侵略的英雄事迹。 【忆与议】 从1971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日记记录来看，当时的电影确实就像后来流传的戏谑语“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蟋蟀叫……”，至于“又哭又笑”的朝鲜电影在1971年初还没有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 日记中提到了三部越南电影，恰好在网上查到的“上海地方志”中有相关的记载——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9/node15168/index.html 专业志>>上海电影志>>大事记1970年 9月1～7日 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5周年，上海举办“越南电影周”，上映《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上前方之路》、《英雄的昏果岛》3部影片。 1970.12.20 星期日 阴转雨 早饭后……路过“建国”，正好有两小孩退票，是下午2:15的《奇袭》，……2时许到建国看电影。电影是八一厂60.12摄制的。内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一支小分队（一个排）深入敌人腹地破坏敌人桥梁，保证整个战局的胜利，反映了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影片扣人心弦，表现出志愿军战士英勇机智，坚决完成任务，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勇杀敌的精神。晚上5:50在战斗影院又观看了彩色纪录片《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后来京》《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观看体育表演》。 【忆与议】 不记得当时解禁了哪几部文革前拍摄的国产故事片。但从上海地方志的“上海电影志>>大事记”得知，“1970年10月 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上海各影院重新上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5部影片。”所以，这天日记中提到的《奇袭》以及稍后日记中记录了观看《战友》、《铁道卫士》、《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抗美援朝”题材的故事片，应当就是那5部影片了。看来，当年我是力求一部不漏、通通看到。 1970.12.24 星期四 阴有雨 午后与祖父、小妹同去中华剧场观看了电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同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招待会》。宏伟的场面是多么激动人心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决心用实际行动让您老人家放心，祝您万寿无疆。 1970.12.26 星期六 晴 下午，到外逛马路，走了红光、大众、上海音乐厅等剧院，最后到新风影剧场，正是当场《红灯记》有票。买了一张，又看了一次《红灯记》。 【忆与议】 当年一些电影在江西山村放映过，但总觉得不过瘾，因为都是露天放映，声光效果必差无疑，所以在回沪探亲的时候到电影院里重新看一次。 1970.12.27 星期日 晴 下午2时许外出。先到上海音乐厅，后走延安路、马当路到淮海路，向西直到新华书店，然后回到红光影院，观看了电影《战友》。影片描写朝鲜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紧密配合，打败了美帝侵略者，还生动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姚志刚奋不顾身掩护受到美帝强盗飞机扫射的朝鲜儿童二龙，自己受伤；也描写了人民军战士金龙的父亲为掩护志愿军伤员老郑自己光荣牺牲在美机枪弹之下。中朝军民紧密合作，终于全歼了守敌。今天，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新侵犯中国、朝鲜和亚洲，必将是在中朝人民钢铁团结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彻底灭亡！ 【忆与议】 既仿照报纸上“影评”的说法，又照搬报纸上的“新闻”口吻，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吧。 1970.12.28 星期一 晴 上午没做什么事，除帮着拣菠菜外，看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剧本。午后去淮海电影院看了电影《无限风光在险峰》。观完到上海音乐厅、大世界等处转了一圈后回家。 【忆与议】 当年把几个“革命现代京剧”的剧本全文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刊登出来，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但在“文化沙漠”的年代，除此之外，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实在少得可怜。 1970.12.31 星期四 晴 下午出去，买了沪光电影院3:20的《毛竹》《水面庄稼》，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在西藏、南京、黄陂等路上转了一圈，再看电影。前者是介绍毛竹生长、用途等的科教片，后者是介绍莲花、菱等水面作物的彩色科教片。均是上海科影厂64年摄制的。 1971. 1. 1 星期五 晴 3点半，楼下翁家又送来两张电影票：国泰影院4:15的《热烈庆祝柬埔寨王国国庆十七周年》《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国西北地区》。乃与小妹同乘24路电车赴院。 【忆与议】 邻居送来的电影票，多半是工作单位逢年过节发给职工“欢度节日”的，然而，电影的稀少使得元旦之日也只能用新闻纪录片来充数了。 1971. 1. 6 星期三 晴 午后，章来我家，同去新风影剧场观看电影《广阔的天地》，刘、费两人是早已购票了。电影介绍了知识青年在云南、贵州、江西、上海、安徽、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情况。看起来特别有劲，特别亲切，特别兴奋。 【忆与议】 恰好在上海地方志的“上海电影志>>大事记”上看到，“1971年上半年 上影新闻片组摄制完成《工农兵上大学》、《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广阔的天地》、《自力更生奏凯歌》、《捕鱼的哲学》等5部纪录片。”看来当时我们这几个插友对那部刚刚上映的纪录片《广阔的天地》都很感兴趣，无非是想知道自己的“第二故乡”有没有上电影镜头。当然，这是太天真太幼稚的想法。 1971. 1. 9 星期六 晴 刘、章在下午四时多来我家。通知我，朱为我们四人（刘、章、费和我）买了4张《沙家浜》的影票，晚上7:20在大庆剧场。……《沙家浜》映时2小时零10分。 1971. 1.10 星期日 晴 午后去“大众”看了《铁道卫士》。不错！挺有劲儿的。不过。整个抓特务的情节还有些模糊，决意过几日再看一遍！ 1971. 1.11 星期一 晴 午后去“红光”观看了电视影片《白毛女》，祖父、妈妈和小妹一同观看。 1971. 1.14 星期四 晴 下午到“长征”看《英雄儿女》。此电影文革以前就看过，主要人物王成、王芳、王福标、王东及张团长、王东的警卫员、炊事员老李、老张，等等，都很熟悉。所不同的是，这次看了以后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次看后，体会要更深些。 1971. 1.15 星期五 晴 下午2点20分看电影，《铁道卫士》蛮有劲，公安人员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支持、配合下，终于破获了美蒋特务网，粉碎了敌人破坏铁路运输的阴谋，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 【忆与议】 我在文革前看电影很少，只限于学校组织观看的一学期一两次。所以，那些“老电影”对我来说都很新鲜，甚至还会接连看上两遍。
1971. 1.21 星期四 小雪转阴 午后到“新风”，欲购“地下游击队”的电影票，可是尽管天气寒冷，仍有几十米长的队伍呢！看来无望了，回头到“红光”，买了张明天的“伏击战”，又走淮海路、云南路到“中华”去瞧瞧，仍是老样子——客满，只有回家了。 1971. 1.22 星期五 晴 午后到“红光”看了电影“伏击战”。内容尚佳，情节较简单。后来到“新风”一看，排队不长，可明天第1、3场已无，只有时间尴尬的第2场，本想再晚几天，可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还是买了。 1971. 1.23 星期六 晴 午后，此次返沪后第一次去外滩，从福州路去，南京路回。4:35到“新风”影剧场看电影“地下游击队”。回来已6点半了。 【忆与议】 这几天日记中对《地下游击队》《伏击战》是“紧盯不放”，但又没有留下其他信息，遂到网上百度了一下，原来，那是两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估计是1970年11月底阿国庆节时开始上映的。在那个年代，那些不入流的外国故事片也成了求之不得的抢手货。 1971. 1.24 星期日 晴 晚上去文化革命广场观看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江青同志呕心沥血培育起来的革命舞剧，真无愧为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宝库中的最光辉夺目的一颗艺术明珠！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9:15散场，电车拥挤，步行回家。 【忆与议】 对“样板戏”如此奉承恭维，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正常的。虽然属于盲从，但是也值得反思，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即使悲剧重演也会改头换面，这就是历史活剧与舞台戏剧的不同之处。 1971. 1.27 星期三 辛亥年正月初一 晴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二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上午与爸爸到大光明看电影《红旗渠》。河南林县人民改天换地，劈开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改变了十年九旱的旧貌。他们的英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在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战斗中学习的。 【忆与议】 又是一个节日看电影，又看一次新闻记录片。 1971. 2. 1 星期一 晴 早饭后去刘家。刘去看病（胃口不佳等）。到“长征”影院一看，恰开始预售2～7日《红灯记》早场（7:30）余票，均是加座票。我排了会队，买了4张2月7日的票子，就再去刘家。刘未回，我把3张今天下午“大光明”的《大寨之花遍地开》的影票交给了刘的弟弟，要其转告刘送费、章各一。下楼正遇刘回转，交谈几句即分手。……午后1点半，走西藏路、凤阳路、黄河路、南京路一直到南京西路石门路才回转。主要是到几个影（剧）院看看有否电影票（走过下列几个影（剧）院：红光、大众、新风、红旗、大上海、长江、新华）。4:20回到大光明。离开映还有5分钟。刘、费、徐已到。章未在家。此电影还不错，动人方面还有些欠缺。5点半散场，走黄陂路、西门路回家。 【忆与议】 极其有趣的巧合。1970-2-1，我在我家附近兜了老大一个圈子，在日记里记下了“足迹”。（详见《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一文）。四十年后整理日记，惊讶地发现，竟然在整整一年之后的1971-2-1，我又兜了一个大圈子，路径大体相同！差异在于省去了人民路方浜中路东南角附近的“中华剧场”，但南京路上的脚印从黄陂路向西伸展到石门路；沿途涉及的影剧院中增加了“新风影剧场”（系“大世界游乐场”所属的放映场地，文革伊始“大世界”被作为“四旧”予以关闭，1970年恢复开放了电影放映功能，取名“新风影剧场”，其出入口在宁海路上，但内中的座位是清一色的硬木板椅子，一两个小时下来很不舒服）以及“新华电影院”（在南京西路的石门路与成都路之间）。 1971. 2. 7 星期日 晴 上午7:30与祖父、爸爸、小妹到长征电影院观看了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1971. 2.11 星期四 阴雨转阴 下午1:30～4:00外出。看了电影《送瘟神》，后去新风影剧场购了明日《打击侵略者》。又到上海音乐厅、红光、大众转了一转回家。 晚上7:40又在上海音乐厅观看彩色影片《红色娘子军》（是妈妈在馆里退来的）。她真是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政治、艺术都达到了完美程度，深深吸引了每个人的心。革命的内容情节，高超的艺术表演，使我感到浑身血液在沸腾，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看一次电影，就受了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忆与议】 虽然把当时对样板戏的阿谀逢迎之词又一次写进了日记，但是真正的想法不敢流露出来：红色娘子军等戏剧电影里，一次次表现出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可是在我们插队的乡村里实在看不到，孰真孰假？ 1971. 2.12 星期五 阴 下午1:30～4:00外出。先到上海音乐厅排队买了张明天的《泥石流?台风》，后走武胜路、西藏路、福州路、浙江路、延安路、西藏路转了一圈，2:45观看《打击侵略者》。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侵略者。今天，美帝在老挝、在印度支那疯狂扩大战争，其结果也必然是彻底的灭亡！ 1971. 2.13 星期六 阴雨 午后2:00～4:00外出，观看了科技片《台风》《泥石流》。 【忆与议】 这一年“探亲假”期间的“影迷”行踪到此基本结束。当时正在放映的5部“样板戏”电影、5部恢复上映的文革前摄制的故事片以及2部阿片、3部越片“尽收眼底”了。真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影迷”——从1970-12-15到1971-2-13的60天里，竟然有26天、看了29场电影；如果加上事先买票的因素，60天中几乎有大约40天与影剧院打交道！合计涉及14家影剧院： 位于人民路上、老西门附近的中华剧场（2次）。 位于西藏路上的，自南向北有大众剧场（3次），新风影剧场（大世界）（4次），战斗（和平）电影院（2次），大上海电影院（1次）。 位于淮海路上的，自东向西有红光（嵩山）电影院（3次），淮海电影院（1次），国泰电影院（1次）。 位于延安路上的，自东向西有上海音乐厅（3次），沪光电影院（1次）。 位于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2次），顺昌路上的大庆（大同）剧场（1次），复兴路上的长征（长城）电影院（1次），建国路上的建国电影院（1次）。 乍一看，如此密集的“享受”在当时是够“奢侈”的了，但是找出当时的“收支流水账”，发现那29场电影只有16场是自己购票的，其余都是留城同学、邻居、亲朋赠与的，再就是父母单位发的。而“自费”购票中，只有一次在“红光”看阿片《伏击战》是二毛五的“高价”，另一次在“长征”看《红灯记》是二毛的“次高价”，其余的故事片都是一毛钱，科教片则是五分钱。 这使我想起，当年“频繁奔波”于那些影剧场之间，固然有票子紧张的因素，更多的是为了降低经济压力而寻觅低价场次。当时电影院中有“首轮”档次的，如大名鼎鼎的“大光明”“大上海”等影院，新片上映得早，且硬件设施上乘，因而票价也高。所以，当时我们这些回城探亲的“农民”在客观上很难获得先睹为快的“首轮”机会（不少单位包场，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在主观上则是降格以求，到“首轮”以外的影剧院以相对较低的支出来“聊以解馋”。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那两部同期上映的阿片。据“收支流水账”记载，“红光”的《伏击战》是二毛五，“新风”的《地下游击队》是一毛五。那两个电影院都排不进“首轮”档次，充其量属于“次轮”，但是“新风”的硬件设施要差于“红光”，再加上场次也不理想（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所以票价要便宜百分之四十。虽然绝对值只低了一毛钱，但对于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辛苦工分的插队知青来说也是额外的“优惠”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新风”在上述统计数据中“独占鳌头”，光顾次数“高居榜首”。 那十多家影剧院的情况，大多在《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中有所忆及，该文中未提到的淮海路上的淮海、国泰两家电影院，离我家稍远一些，前者在1.5公里以上，后者还要向西大约800米，所以当时去得不多。另一家未提及的是我家往西大约500米的大庆剧场，文革以前叫大同戏院。当年它坐落在顺昌路近兴业路口，坐西朝东，其特点之一是位于顺昌路小吃街的北端，夜宵市面相当红火。九十年代建设“太平桥人工湖”以后，那一带“沉入”湖底了，唯有脑海里残存些许痕迹。 图中横的红线是“沉入”湖底的一段兴业路，竖的红线是“沉入”湖底的一段顺昌路，褐色圆圈处就是当年的大庆剧场（大同戏院）。
前述《近乎疯狂的“影迷”》，看上去“探亲”期间里很潇洒颇自在，忙碌着看电影，其实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百无聊赖，枯燥乏味。因为不可能老是与留城的同学以及母校老师在一起玩乐，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所以，日记里留下的活动记录是逐步趋向于“独来独往”，与1970春节期间相比，很少回母校，与老师同学的来往大大减少。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由沪赴赣插队两年多了，从安徽吉林等地不断传来知青上调的消息，兀然发觉自己前途渺茫，此种感受到1971-3离沪回队以后愈加明显，忍不住在日记和家信里“和盘托出”，后详。 那年元旦春节期间我在家的时候，蜗居斗室里是冷冷清清、极为萧条：弟弟在1970-3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春节期间也没有获准回家团聚；妹妹还是中学生，不幸罹患肺结核而休学，到江苏下乡外祖父母家去疗养，为的是有一方空气新鲜的环境，以有利于康复；父亲虽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竟已入“另册”，从文化系统发配到航道局“战高温”，到了航测船上以后出海、值班等使得父亲常常数日不归，至此，一家三代七口竟然只有三人常驻。即使如此，仍然厄运不断，祖父明明在文革以前的1963年就被宣布“回到人民队伍”，文革伊始他又被列为“群众专政的对象”，翻云覆雨的政治环境持续不断残酷无情地折磨着年过花甲的老人……。 所以，那年我呆在家里的时候，不仅仅是终年不见阳光的朝北房间在冬天愈加萧瑟阴冷，更多的是心理心灵心境的郁闷压抑痛苦。从日记上可以看到当年在沪期间，读了几本书：列宁回忆录、国家与革命（列宁著作）、南京长江大桥（报告文学集）、林海雪原（小说）、红岩（小说）以及新编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没有留下什么感想心得体会。倒是在离校两年多之后，居然在家里研磨砚台，练习毛笔字，自得其乐。 1970.12.30 星期三 阴 下午，理了一下抽屉，发现一本我65年习字的小楷簿。兴致突上，提笔抖抖索索地写了二页（8×14字/页）。几年未练习小楷了，手不听使唤。 【忆与议】 记得小学高年级与初中都有毛笔字课，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大字报”席卷大地，而小楷没有什么用处，从66年到71年，四年多没有摸过小楷笔了，难怪在翻理抽屉的时候看到留有空白的习字本会突发兴致。 1971. 1.13 星期三 晴 晚饭后在茶几肚里，看到弟弟64年的日记。金色的童年，难忘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惜的、最感可惜和心痛的是，64年到67年初的日记竟未能保存下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64年进中学后，思想上确是展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点，当时也曾感染给了弟弟。弟弟被少年文艺上《在团旗下》一文很快地就吸引住了，这不正是自己的影子吗？68年11月，离开了学校，告别了学生时代，跨入了社会，这又是一个里程碑。两年多来，我又懂了不少东西啊！ 【忆与议】 我在1964到1967年写过日记，未能留存，详见《我的跨世纪(记)》。当年弟弟也写过日记！1964年他才10岁挂零。我1971年看到他当初的日记，感慨不已。尤其是关于入团的内容，已经成为“敏感话题”了。因为1970下半年山村里就开始谈论“建团”即恢复团组织活动。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那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但是，从小就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给我留下了“阶级”“成分”之类的深刻烙印，所以回想起曾经看过的《在团旗下》，更多的是踏入社会之后的无限感叹，然而又只能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这一年，云庄的知青中发展了首批团员。我在“成分论”的沉重压抑下直到1974年才递交申请报告，此时距离1964年看到那篇少年文艺已经整整十年。容当在整理1974年日记时再细细梳理。 1971. 1.14 星期四 晴 下午到“长征”看《英雄儿女》。……回来后，书写大楷3张（4×4）。 1971. 1.15 星期五 晴 早饭后，书了大楷十张（4×4）。……后去粮管所换布票。因未带户口簿，又因可全部换，又回家一次再去。 【忆与议】 似乎还是练习大楷的兴趣大一些。毕竟已经不是潜心练功的氛围了，所以更显得一曝十寒。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各省市自治区的布票不仅数量上不一样，而且无法通用。但上海市对跨省下乡的知青“网开一面”，允许回沪探亲时把下乡地的布票调换成上海市布票，以每人一丈为限。那年回沪前，布票下发了，我把先期回沪插友们的布票一起带回，分发到人。调换布票的原因之一是，上海市场供应的布料的门幅比较宽，所以，同样一尺布票可买布料的面积差异不小。这就是物资匮乏条件下的平等！ 记得当年江西的布票是每人一丈五尺五寸。我是循规蹈矩带了一丈布票去粮管所票证组办理调换手续的，不料又可以全部调换，结果“白跑一趟”，但由于能够获得多一些的上海布票，还是心甘情愿的。这也是那个“票证时代”的苦中求乐。 1971. 1.19星期二雨转阴下午1点多出去。欲购“中华”的《地下游击队》，竟是“今明全满”的闭门羹。于是从1点半到2点半，来了一个“环城行军”，在中华路、人民路兜了一圈，倒也蛮有趣。 【忆与议】 上海近代的城墙就是现今的中华路、人民路形成的“环路”。百无聊赖之际，环城步行一周，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1971. 1.2 7 星期辛亥年正月初一 晴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二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12点多，爸爸带我和小妹去姨祖母家。12:55到，1:50离。后去爸爸工作的航道局航测大队“航锋”一号轮“观光观光”。直到5点半才回到家。冷而乏。 【忆与议】 时已三九严寒，父亲仍在航道局“战高温”，就不难理解所谓“战高温”实在是整人之术。我有机会领略了一下航测工作的环境。正是春节假期，该船停靠在浦东东沟船厂的码头上。不记得是在浦西什么地方乘坐航测大队的工作艇摆渡过去的。只记得我在船上因江水的微微波动起伏也会觉得头晕，爸爸说我出海绝对不行。可是，十年后，1981年夏天我由海路从上海到青岛，并无不适之感。也许与不同环境下不同的心境有关吧。 1971. 1.29星期五晴转多云 舅来函，今下午自南通返沪，要妈妈等晚上到他岳母家去。……舅在国棉二厂战高温至今，人很消瘦，显得老些了。午前，照新出的《行书字帖》临摹了一段。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舅舅也是入了“另册”的。他在1957年中了那个“阳谋诡计”，被戴上“右派”帽子，虽然很快“摘帽”了，但是永远背上了“黑锅”，1968年“领导阶级”占领大学以后，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逐出校园，“战高温”就是一招。直到拨乱反正才重见天日。 1971. 2. 1 星期一 晴 ……后来到老西门转了一圈。回来后“涂涂”墨笔。 1971. 2. 2 星期二 晴 早饭后洗了衬衣一套。其他未做什么事，学学隶书。 【忆与议】 这年的练毛笔字就到此中止了，匆匆开始，草草结束。百无聊赖之中寻找乐趣，我注意到一个“新鲜事儿”——曾经八面威风地到处树敌的对外路线似乎有所变化，从1970-10开始，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非洲的封建帝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个月里就有五个国家（欧美的加拿大、意大利，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当时是帝国>、赤道几内亚，南美洲的智利）。上海的工人造反报刊出一张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与地区一览表，引起我的兴趣。 1971. 1.21 星期四 小雪转阴 ……傍晚前把今天“工人造反报”上载的资料“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和日期”按日期列了分洲的数字表（表示各个年份、各洲建交国家数字）。 1971. 1.22 星期五 晴 天气寒冷。上午又把昨天“工人造反报”上的资料按建交日期顺序排列成表（即不按洲别排列）。 【忆与议】 上述记录还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真正“修成正果”则是二十天以后—— 1971. 2.11 星期四 阴雨转阴 上午听到我国与尼日利亚建交的消息，极为兴奋。把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和建交日期编列成表。 【忆与议】 日记所述“编列成表”，竟然保存了四十年—— 上述表格的首页右上角，我特地注明“根据71.1.21第421期工人造反报所载，按日期编列”。在背面的右下角则注明“71.2.11制”。我注意到，1970年以前，保持外交关系的有47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有7个国家断交。于是又编制了一张逐年的统计表—— 想不到，心血来潮做成的表格一直没有丢弃，而是不断及时增补，且坚持了二十余年，直到九十年代初，因工作紧张繁忙而不得不放弃业余爱好，从此“淡出”了十多年。2007年下半年，我重睹旧表，感慨不已，一时兴起，上网寻找有关的资料，试图补充十多年中断记录而留下的空白，并制成电子表格。 不料就此产生了一个偌大的问号——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各种国际资料中，都没有把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列入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名单，不知何时开始，该国成了1950-9-14就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现在从外交部网站上得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24/sbgx/ 根据列支敦士登公国与瑞士联邦于1919年签订的协议和1951年瑞士驻华公使馆同我国外交部的换文，中瑞1950年9月14日建交时，中列两国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1988年9月，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总领事馆开馆，中国向列国首次派驻了总领事（由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兼任）。 由此看来，也许是在1988-9两国确认于1950年建交！？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那么多年里正式出版的国际资料中不把列支敦士登列入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呢？大惑不解，容当继续关注。 相关图表链接：
在极左横行无忌的年代，一面高喊“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一面又深感陷入豺狼虎豹重重包围，仿佛刹那间就会爆发战争，于是乎，风声鹤唳，“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磨刀霍霍，“时刻准备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在江西偏僻山村里，我亲历过几十个人合用一支空膛无弹“三八大盖”的“民兵训练”；回到上海探亲，则知道上海大城市里有城市民兵的“拉练”，我的老师及留城的同学都有过“拉练”的经历。 不知道“拉练”一词的出典究竟何在。网上百度的结果多是说，拉出去训练，简称“拉练”，就是野外训练云云。我记得自己当年对“拉练”这个词颇为反感，想象之中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之师行进在广袤的大地上，怎么和小小的服装附件“拉链”走到一起了呢？所以，我在日记中一概写作“野营训练”。 1971. 2. 6 星期三 晴 晚上，刘、周又来约我去章家。周是昨天出发野营训练（第一次，全市30万，卢湾区2个团），到了龙华，又宣布暂不进行，因郊县接待工作未安排适当（计划是到金山，兜个圈子），故又回来了。 1971. 2. 7 星期四 晴 周明天参加野营训练，正式出发。 1971. 2.19 星期五 晴 ……2:20左右三人同去母校东风中学。薛老师不在。沈、罗两老师昨出发野营训练去了。 【忆与议】 日记中的周同学是有幸留城进了工厂的，此时又有幸亲历“拉练”。假如当年日记没有笔误或讹传的话，第一次30万之众的民兵“拉练”可谓壮观矣。记得当年听说“拉练”只限于本市郊区地界之内，可省去跨省市行军住宿、后勤接待等等的诸多麻烦。至于中学教师也去“拉练”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网上略知一二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在《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发表的《“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一文（见http://www.lsfyw.net/thread-15445-1-1.html）对当年上海工人、学生的“拉练”有详尽的介绍。由该文得知，“拉练”是由伟大领袖1970-11-24最高指示发动起来的。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查得——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月）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根据该文的注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说，卫戍区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八月，先后分四批组织了十三个团进行一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的批语发出后，周恩来十二月八日送审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中央通知稿，毛泽东的批语是“照发。”中央通知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不知道当年这种“拉练”的代价如何？如此“全民皆兵”到底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当年极左路线最暴戾的手腕之一是“群众专政”，尤其是在保家卫国、加强战备的旗号下，一方面采用“画地为牢”的办法管制“阶级敌人”，另一方面为加紧战备施工强制“阶级敌人”提供无偿劳动。 1971. 2. 8 星期一 晴 祖父今去日晖港卸石子，到下午4时10分方才回来。 1971. 2.16 星期二 晴 昨晚祖父到三五工地劳动，直到11点半才回。我等到11点，实在太倦，就睡了，早上到8点才起床。 1971. 2.19 星期五 晴 ……午11点到家。祖父运土去了。 1971. 2.21星期日阴有雨 上午祖父被集中在专政队，因为西哈努克亲王今到沪。12:30才回来吃饭。 【忆与议】 上述片言只语仅仅是文革期间我的祖父在街道里弄里“监督改造”的简短一瞥，远非全貌。我记得不止一次听祖父说起那种“画地为牢”式的专政队集中管制——多是在有外宾访沪之类“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采取这种办法，把一个里委会范围内的“管制对象”（大约二三十人，均为无业在家）集中在里委会的会场或天井里，由派出所民警一人、里委会干部若干人、里弄团支部选派来的小青年若干人组成临时的看管组，每次都是先由民警和里委会干部进行训话，接着由团支部指定的团员青年对“管制对象”宣读“两报一刊社论”一类的学习文件，最后由“管制对象”逐一“汇报思想”，……如此磨蹭到上级下达解严通知，遂结束看管，各自回家。相比之下，更为冷酷无情的是从事苦役。当时，祖父已经65岁，高血压、心脏病、疝气等疾病缠身，仍被毫无人性地强制从事强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与劳动报酬，犹如囚犯一般，美其名曰“加强思想改造”，何等的残暴残忍残酷！ 1971. 2.25 星期四 阴雨 早上7点20分就到刘家，章已在。费到7:35才到，即出发。因今欢送西哈努克亲王，18路电车只到淮海路，经售票员指点，到西门乘14路到吴淞路，此处到北区不远。月台票亦停售，只得留在外边。五个人（除费、章和我外，还有刘的弟弟及一邻居）在雨中等到9点半，未见沙和郭。他们两人乘乱冲了进去。我们三人开动“两脚车”，于10:30到“东风”。（西哈努克亲王在9点20分左右离沪）。曾碰到程，他冲进去与刘会了一面，后骑自行车回家。 1971. 2.26 星期五 阴 午后阅报。1时多，金来，问我何时返队。因我要去南昌，不能同路。他昨天去送郭的，郭因无电车可乘，租了一辆三轮轿车，花了1.05元才到车站的。金后来一齐挤进车站，沙、郭已顺利上车。49次列车延至10:30才开。 【忆与议】 在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出行也不时受到“重要政治活动”的制约，那天插友回山村，岂料那位流亡在华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乘火车离开上海，保密的交通管制并不事先昭示天下，这就害苦了赶火车的乘客，甚至连送客也不得入站。当时知青离沪无不大包小包“满载出发”，亟需亲朋协助送上车厢，突然遇到这样的禁令，叫苦不迭，虽有一些送客强行冲入站台，更多的人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插友小郭家在淮海路雁荡路，交通管制使他没有了可以去火车站（北站）的公交车，不得不忍痛“大出血”，花了1.05元“打的”（当时的习惯说法是租轿车），这样的价格是我们劳作一天、不吃不喝也换不来的，可“享受”的还是最为简陋的机动三轮车，俗称“癞蛤蟆”，只有后排可坐两个乘客。 1971. 2.13星期六阴雨 今天一上午和午后一直在学习四角号码查字法。 1971. 2.22 星期一 阴有雨 下午查四角号码字典，已基本掌握查法。 【忆与议】 当年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到家里有一本《四角号码新字典》，对其中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产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留下深刻印象。它把每个字分成四个角，每个角有一个号码。号码来自汉字笔形，分为十类：头、横、垂、点、叉、插、方、角、八、小，分别用0～9来表示。口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相比于拼音字母检字法，它可以在不知道读音的情况下检字；相比于部首笔画检字法，它避开了笔画数目的纠葛。我很感兴趣，但奇怪的是新华字典等工具书都没有采用。爸爸妈妈告诉我，原因在于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王云五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手下的“战犯”之一！（现从网络查知，王云五是1948年12月中共公布的首批43名“战犯”中的第15名。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所以民国政权离开大陆以后，“四角号码检字法”也就在大陆泯灭了。在“阶级斗争”理论至上的年代，胆敢自学和推崇“战犯”的发明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于是我把此事深埋心底……。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注意到大陆有一些工具书（如《辞海》）十分低调地重新列入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如今在网上也有了四角号码在线查询。
在1971春节之前，得知1970年年终生产队的分红是出乎意料的差劲（见《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我虽然躲过肝炎流行的一劫，但是全年工分还是入不敷出，而罹患肝炎的插友不得不“仰仗”家庭。插队两年多，依旧养不活自己，成为摆在绝大多数插队知青面前的严酷现实。春节过后，又到了打点行装返回农村的时候，虽然已经是第三次“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愈来愈不知道计从何来、路在何方。 1971. 2. 5 星期五 晴 午后1点，去费家。昨午刘来通知将要讨论一些事情。费与程在门口等候。楼上，刘、郭、屠、金、桂、徐JC已在，李、郜来后，我们五人一起上楼。后来，张L、张YH、汤JM、黄也都来了。共有15人之多。李把徐LH几次来信让大家传阅了。最大的问题是食堂经费已无！但又无从解决。虽决定上书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但无人敢于执笔，最后硬让金承担。当然大家都明白，肯定是不行的。另外还就陆随信附来的一张上海青年重排的名单议论了一番。反对的有之，赞成的有之。如郭、屠对调离三组摆脱“可恶”的FX很感高兴。大多数人是不作声，抱着“干了再说”的态度。 【忆与议】 云庄村知青如此规模的在上海聚会来讨论新一年的前途是唯一的一次，到场人数几乎是在沪人数的一半。一年前留村的插友想出了“合起来办大食堂”的办法，大家曾经寄予莫大期望，但在实际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知青生活的窘境、与当地干部的矛盾等等现实问题。所以，再来一次聚会，还是想不出有效对策，也只能“干了再说”。“食堂经费已无”试图要求县和公社帮助解决云云，未见下文，多半是一时兴起的玩笑和胡闹。 1971. 2. 7 星期日 晴 前天在费家里，看到徐给李、郜的信。信上说，潘、李和我被评为五好民兵。被评为五好的还有桂、周。徐本人是三五十五好了，五好社员、五好民兵、五好教师。我对自己竟被评上“五好”，又奇怪又不奇怪。奇怪的在于我这“懒汉”也成为五好。不奇怪的是，自己平日与干部关系尚好，与民兵连长则更好一些。所以评上五好也无大怪了。 【忆与议】 当年对各种“五好”的评比结果还是颇在意的，记得我还把“五好”奖状收藏了好些年。应该说，1970年春插、双抢期间我是问心无愧了，然而此后为躲避肝炎而大幅度减少出勤，确实招来“懒汉”的恶名。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评上“五好民兵”，感到意外的还不仅仅是我自己。我的那张奖状上，执笔写奖状的人竟然把我的名字写成别人了，可是上级发下的空白奖状又没有多余，就只能在奖状上涂改了，却又没有盖印予以确认，不知情者十之八九会认为这是造假的奖状。见1971. 3.31日记——早饭后徐LH交给我一张去年被评为五好民兵的喜报。美中不足的是陆在写名字时误写为郭、涂掉后改上了我名字，然而又无公章作证，虽然落款盖有新干人武部的公章。 至于与民兵连长等干部的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他们遇到“刷标语”“填表格”之类挠头事的时候，我能“召之即来”，迅速而满意地完成任务，且不公开计较工分。这一点恐怕是“五好”之外的“最好”了。事实上，那些年我并没有刻意巴结过哪一个干部，这在《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中可以得到证实。 1971. 2.12 星期五 阴 晚上孃孃来，听听我们对其大女儿70年分配的意见。另外，我第一次得知，家里欲通过她的丈夫的兄弟来把我送进厂矿。我对此不感兴趣。不管怎样，我不舍得离开农村。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孃孃，是我祖父的同乡人，认了干亲，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一位姑母。她的独生儿子是69届“中学生”，1970年“毕业”正赶上“一片红”，就投靠了在江西南昌附近工作的叔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并且有希望尽快离开农业连队换到农场后勤部门去。1971年，姑母的大女儿行将70届“毕业分配”。由于68、69连续两届“一片红”，一些70届学生的家长为子女的出路惶惶不可终日，姑母打算让大女儿走儿子的那条“捷径”。她的想法是，反正在学校无书可念，读书也无用，还不如趁早到拿工资的兵团去，因为“一片红”使兵团名额愈来愈抢手，所以要“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我不记得当年是怎么和姑母谈论这件事的，只记得后来她真的不等毕业分配开始，就把大女儿送到小叔子那里去了。不久，70届分配开始，恢复“四个面向”，姑母为自己的决策懊悔不已。 那天我是第一次知道我家正在为我的出路“动脑筋想办法”。虽然我在日记里说“对此不感兴趣”，但是肯定没有对祖父和爸爸妈妈直言相告，我知道绝不能让他们伤心。日记里那句“我不舍得离开农村”则是一句反话。我的眼界颇高，不想去兵团，因为姑母的小叔子那里可以进的“厂矿”还是属于农场管辖，而我希望的是彻底离开农村。若要实现这一点，只能留在农村，等待上调，进入县属工厂一类的厂矿企业。当然，不久以后，随着当地上调持续“按兵不动”，这样的奢望就更加是一枕黄粱了。 1971. 2.17 星期三 晴 9点半，刘来。刘、沙、郭已定25日返队。另外还说，宋、汤已回沪，3月中旬返江西。宋说，工分已普遍加了，男生在6分以上，桂最高，为7.6，陆有7.4，宋为7.。70年决分，30名上海青年共超支100多元，工分值已定，为0.88元。周4、5月间将去井冈山大学。社员劳动力也重新安排。我与刘所在三组有GM、DC、CG，真不好办。 【忆与议】 插队两年多，知青工分“涨”了，但是“拼命干革命”脱颖而出的男知青也只有每天7.6个工分，不难想象知青的情绪会怎样。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会有人认为知青对工分的斤斤计较是不值得同情的，甚至应该否定。理由是知青的想法与要求无视当地农民千百年来的生活苦楚，知青应该和当地农民比比。 其实，比较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源动力之一。知青付出了甚至透支了与自己身体不相符的体力，而得到的回报与留在城里的同龄人相比是天壤之别。知青的不满心理归根结底是来自亘古不变的“人往高处走”。幻想用“斗私批修”“反修防修”等等的空洞教条把城里年轻人的基本需求强行压抑下去甚至退回到数十年乃至几百年前的状态，必然遇到源于人类本性的抵抗，更不可能以此实现“消灭三大差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农村被迫接受大量知青，知青被迫从事自己不乐意的劳作，而最为关键的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发展，所以当地农民与外来知青的利益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极左路线垮台以后，农村的变化有目共睹，而新一代农村青年人离乡背井并无怨言，因为他们是去追求更新更美的生活。所以，重弹乌托邦老调，责难当年知青与农民的矛盾纠葛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是很难这么思考的，知青只能在迷茫复迷茫之中蹉跎复蹉跎。 1971. 2.18 星期四 晴 今天，整理了一下我留存家中的一些东西，其中有初中代数、平面几何的预习本子，还有初中的周记本。翻阅之余，有说不出的感慨。 晚上抄了一份中央文件，主席1.8重要批示。 【忆与议】 初中的周记本是当年思想教育结果的一个缩影，也是几十年极左路线愚弄民众百姓、从小学会盲从的真实记载。如果在我的“废纸碎片”中能够找到，那将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了。 日记中说的中央文件、重要批示是什么？在网络上查知，那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还可以了解到有关背景。见本文附录一、二。 1971. 2.19星期五晴 ……途中，称了体重，我竟有124斤，【忆与议】 在上海呆了两个月，体重从盛夏季节双抢农忙剩下的90多斤恢复到124斤，但是也意味着新一轮的下跌即将来到。 1971. 2.27 星期六 阴 9:00～12:00到校。先去约周，到校后唯恐薛还未起床，就到中、北两大楼上下兜了一圈。学生时代幸福的一切又重现在眼前…… 【忆与议】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母校的教学大楼里游荡。到1972年初再次回沪探亲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已经身陷囹圄了。说来话长，参见《我的一年间》。自此以后就没有兴致回母校玩乐了。 附录一：（来自http://www.xj71.com/2009/0108/515237.shtml）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毛主席批示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一月八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八日 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附录二：（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 一林、周、康〔１〕三同志： 此件〔２〕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３〕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 泽 东 一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在“无限的精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指出：“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我们的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通知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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