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青办原副主任：当年不少知青回城捡破烂为生

来源：南方报业网 2009年11月05日

核心提示:1976年8万广州知青下乡，市知青办原副主任杨丰回忆当年“走后门”之风盛行。1976年，广州地区有8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十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主要是因为有行政命令，狠抓指标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当时借会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在知青回城的几个条件中，有没有生病这一条，很关键。这样，医生成了那时最吃香的人物，他可以开证明啊，“小病”说成“大病”；还有，知青招工要先体检，“有病”就说成“没病”

不少知青回城了没有工作，只能在广州靠捡破烂卖维持生计

旁白:1972年12月20日，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其下乡插队的孩子在生产、生活上的困窘境况。毛泽东于1973年4月25日复信李庆霖，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给李庆霖复信后，毛泽东说要加强知青管理的工作，还批评广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这下广东紧张了。

办“乡镇企业”安置知青

广州地区包括部队、中央、省市各系统、单位的知青工作，全部都由“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即市知青办来管。我刚到知青办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上头有硬性指标。

采取单位归口管理办法之前，动员组织知青下乡的工作，主要由街道来负责。有些家里不愿孩子下乡，一见街道大妈上门，拿扫把把人家轰走。现在责任落到单位头上，这就关系到政绩问题。完不成任务，干部都当不成。

广东的知青以往多是去海南岛下乡。后来，省内有20多个县的农村定成“知青点”，包括番禺、从化、阳江、韶关、东莞等地。

当时有计划，什么系统、单位的知青要安置到什么农场去。不过，市知青办灵活一点，没有按照严格计划执行，反正只要有知青下去，完成指标就行。至于去哪里，我们不强制安排。

这样一来，各单位大显神通，都想把职工的子弟送到离家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农场去。有物资的单位好办些，比如轻工业局、外贸局、机械厅，它们在农场办个分工厂，把机器搬到农村去，再把子弟安置到工厂去“下乡”，就像搞乡镇企业。这些单位也给当地农村提供一些物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当地就很欢迎知青过去。

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单位的子弟只能安排到又远又穷的农村去插队落户，比如韶关。

“走后门”之风盛行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

广州市很少有装空调的地方，广交会的会场有空调。我们想借那里开会，起先那里的负责人不借。有人告诉那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

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管领导倒是很自律。市里有个领导硬是把儿子送去下乡，结果那孩子想不通，疯了。

那时，政策上是“反走后门”。市知青办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少挨过批评。有一次，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批评我们，说省冶金厅给了从化民乐茶场好处，作为交换条件，茶场计划外接收了省冶金厅的知青。

省里一个领导教我们这样应付:“广州市是归省领导的，省冶金厅也是归省领导的，市知青办管不了他们。”就这样，把问题推掉了。

不少知青回城捡破烂为生

旁白:1975年，广东省革委会出新规:全民所有制单位可从农村插队知青中招工。此外，被推荐上大中专学校的，参军、或提拔为干部、老师；患病、伤残，或父母身体不好需人照顾；职工退休后吸收其下乡子女顶替等情况，都可以获批回城。

当时，知青想调回广州得有知青办的图章，省委、市委组织部的图章都不行。

在知青回城的几个条件中，有没有生病这一条，很关键。这样，医生成了那时最吃香的人物，他可以开证明啊，“小病”说成“大病”；还有，知青招工要先体检，“有病”就说成“没病”。

1976年，早期下乡的那一批知青开始回城了,其中也出了不少问题。

当时有一条:知青下乡结了婚的，对象如果是农村户口，不能回城。我听说，在韶关仁化县，有一对男女青年因为这条政策，一起跳崖自杀。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很多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为了回城，只好和爱人离婚了。

当时一直号召“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假如给知青们一个希望，下乡多少年就能回城，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不幸。

市知青办卡得不严，只要符合条件回城的，都放人。

不少知青回城了没有工作，只能在广州靠捡破烂卖维持生计。

妥善安置未发生闹事

旁白:“四人帮”粉碎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马上停止。1981年，广东全省开始停止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这年末，全省还在农村的知青有2.84万人，其中已结婚的1.25万人。至此，延续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声地画上句点。

国家拨出专款做知青安置费，主要是解决知青吃、住、用、医等困难。我算了一下账，国家给一个知青的安置费大概是700块钱。其实，不光国家拨款，单位、家庭也要承受知青下乡的负担。

在上世纪80年代，市里领导开会总结知青工作。有人说，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劳民伤财，也有人认为，让孩子们到农村受到锻炼，这也是成绩。我的看法是:学生毕业后，到农村锻炼一两年，当做体验生活，这未尝不可，但没必要一辈子呆到农村。总之要给孩子们一个希望——你可以选择呆在农村，也可以选择回城。

 

附文：

罗志军：一张“大字报”把我送进卫校

女知青罗志军放弃读书下乡后因工作积极被推选去读书

讲述人：罗志军，1950年9月出生。1968年-1973年在海南龙江农场当知青，后入广州卫生学校学习。曾参加唐山大地震广州医疗队，现开一家美容院。

讲述背景：1968年，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由广州往海南，奔赴农场劳动的第一线。到达海南后，知青们被迅速分散，其中近300人被派往白沙县的龙江农场。

这些来自广州一中、二十三中、华侨中学的知青们开始成为农场建设的主力。直到1976年前后，高考、中专招生、当兵、顶替父母进厂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转机。

1968年我是广州一中的初二学生。那时广州提出个新政策——“连升三级”，就是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连跳三级，读初二的可直接读高二。

这前后大规模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已经开始了。我一直想去参加建设农村、改造落后地区的劳动，听到招知青就很动心。大概10月底，学校开大会，宣读了连升三级的名单，有我，但我当时的念头就是“不读书了”。

放弃读书选择当知青

我的家庭是灰色的，父亲是旧职员，虽然我成绩不错，但以这样的成分学校能让连升三级还是很难得的，家里人都要我去读书。当时父母已经退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读大学。我的决心非常大，说一定要去。家里人都沉默了。我向班主任提出，但被以“打乱学校布置”为由拒绝了。为了能走成，我天天去革命委员会静坐请愿，理由是我已经18岁了，能够参加革命，也能够自己选择。我搬出刘英俊独子当兵、欧阳海献身革命这些英雄人物，学校终于松口了。

1968年11月8日，我登上了码头边的红卫轮。妈妈来送别，我都没怎么看她。大家都是很激动的样子，互相祝贺，说战场上见，有奋不顾身冲进革命洪流的感觉。到达海口秀英港以后，龙江农场来车，一路颠簸也没在意，后来才知道农场和海口的距离是222公里。

发疯似的干活

我被分到农场的木棉队(全称叫四师十团18连木棉队)，第一年是打杂，一年后成为了割胶工。

1970年成立建设兵团时，我当上了割胶班班长。割胶班都是女同志，那个时候流行的观点是男同志能干的女的也能，我们就像发疯一样地干活，为超产加班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山洪暴发，凌晨三点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去割胶。一个路口洪水猛涨、不见路面，我趟着水试探着过去，还来回背了不少人。有一个同事跑了，我挨家挨户去找，最后被她丈夫骂回来，只得替她把工作完成。那一天我割了1000棵树。

1973年，我成为连队的文书，本来可以脱产，但我不安分，每天一大早仍和大家一起去割胶，下午回来做文书的活，好像也不觉得太累。一人干两份活，很多同志都说我积极，现在想来也许就是这些事情为我后来命运的改变埋下了伏笔。

大伙签名把我送进广州卫校

1973年上半年，文革后第一次中专招生，我们连队有一个推荐名额，我中选了。

没有脱产，我都是抽时间复习。记得考前那晚上我还收橡胶树种，帮人过秤，第二天一大早骑了十公里的自行车去团部考试。口试结果不错，但是笔试没通过。我不再奢望读书的机会。真没想到一场台风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年13号台风是海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南东线地区受灾最严重。东线地区的学生无法准时入学，就把名额让给我们西边的农场，龙江调配了一个名额。我们连长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在全连的大会上发言:“我们要把罗志军同志送到高等学府深造，同意的同志请举手。”据说当时几百人刷刷举成一片，连长拿出一张大纸要大家签名盖章。老工人和知青们就在那张纸上横七竖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连长拿着这张大字报到场部见领导，要求顺应群众呼声把我送去上学。这些都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我当时的感动，无法形容。不久我接到通知，去广州卫生学校上学。

临行前，我到熟悉的农场老工人、同事家里道别，他们拿出家里珍藏的红薯叶子，有的还杀了下蛋的老母鸡为我送行。坐在饭桌上，我眼里只有泪水，一口都咽不下。

1973年10月23日，那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一大早，我拿着收拾好的行李准备偷偷离开，没想到门外围满了连队的工人和知青。那天下着雨，大家相对无言，就这么一路把我送到了车站。

陈奕水、伍智行:拖拉机连埋姻缘

讲述人：

陈奕水，1950年12月出生。1968年-1976年，龙江农场当知青。1976年，广州渔轮厂将其招工回城。

伍智行，1951年7月出生。1968年-1977年，龙江农场当知青。1977年考上广州建筑工程学校后进城。

从印尼到海南农场

陈奕水:我是华侨，也是知青。1966年，因经常受到当地混混的滋扰，父亲在印尼雅加达的酒店开不下去了，姐姐正好准备回国考大学，我们一家10口就一起迁回了大陆。我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回国时不到16岁。我在印尼时已上高一，回来后姐姐建议我重读初中再考大学，我就进了华侨补校上初三。

文革开始后，华侨补校也没法上课了，就在广州附近的农村办了学习班，1968年的时候，学校让大家报名去农场，我也和别人一样去报名，我们同学一共有100来个，越南的、马来亚的、印尼的比较多。1968年11月我来到海南，被分到长隆队，1970年换到了农场直属的拖拉机连做拖拉机手，后来做过车长，进过团部工作队做资料员。

说印尼话被误解

伍智行:我到海南比陈奕水晚一个月，我们是在拖拉机连认识的。当时农场里的华侨学生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来的时候像搬家，东西特别多，还有就是一副花里胡哨的样子。另外爱扎堆，常说印尼话，唧唧咕咕听不懂。

陈奕水:(哈哈)我们的家人都不在身边，来农场实际上就是搬家，因为都是从海外来的。我当时带了单车、收音机，偷偷地还带了双皮鞋(破四旧时交公中藏下的)，用印尼流行的藤箱装上。说印尼话，当时很多连队不允许，因为听不懂，就怕我们私下议论什么，有的连队明令禁止。实际上，我们在国外，白话不会，普通话不灵，见到同伴说说印尼话也很正常。当时别的知青以为我们从国外来，娇生惯养，不能吃苦，没想到，不久后我们就成劳动主力。

最难忘朋友间友谊

陈奕水:1973年，第一次大学招生，我考了，但没考上。1976年3月，广州的单位第一次集体到龙江招工，我就被招走了。

伍智行:当时我们已经恋爱了，但那种情况下，肯定能走一个是一个。我到第二年才回广州。进城后，我也会时常想起那段时间那些朋友，虽然苦，但我们之间关系特别好，那样的友谊，太真了！

陈奕水: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我也会想起当年，我的感觉是苦多于甜。

胡向东:我给总理写告状信

讲述人胡向东，1948年10月出生。1968年-1977年，龙江农场当知青；1977年-1981年，海南自治州师专上学；1983年回到广州；现为广州正大电脑应用与数据修复有限公司经理，国内著名数据修复专家。

我来自广州一中，高二时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后，我家8个兄弟姐妹里就有4个海南知青。1968年临走前，我们在文化公园开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有学生代表宣读“告别广州人民书”，那个就是由我主笔起草的。

徒步80公里买菜种

1968年，刚到海南龙江农场，我就提出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岗位。后来我被分到较为偏远的光芒三队种菜。为了让大家有菜吃，我去儋县买菜种回来种。来回徒步80公里，我没花集体一分钱。买回菜种种下后，为了防止菜被周围的村民偷走，我又申请住在菜园里。因为这两件事，1970年我还被评上了兵团先进分子。

给总理写信抒不平

我怀着激情来到了农场，一心只想建设农场建设国家，可有一些领导不顾农民的死活，还大搞排场。我当时觉得最初的想法被现实冲撞了，百感交集下，我写了一首《送》16字令寄给周总理。

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家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金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

没想到，团部的熟人告诉我总理办公室给了回信，但是回信留在了兵团司令部。不久，我就被调离团部到钟声连队去积肥。后来，我还被调去工作队做了5年审计。

毛遂自荐找到好工作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海南自治州师专，学的是数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我又去华南师大进修了一年。1983年，广州市科委下面的广州市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招聘工程师。我决定毛遂自荐。我提交毕业论文《胶园更新的数学模型》，文章引起他们的兴趣，最终他们被我打动了。

现在我的事业越做越大，很多人说这与我的知青经历有关。我仔细想过，诀窍应该就是知青经历让我记住了永远要努力。

 

知青办主任

作者：佚名

来源：搜狐资讯 2013年07月03日 今晚报

许秋夏是县里的最后一任知青办主任，也是唯一的女知青办主任。在此之前，有过三任主任，都是男的。第一任犯了破坏上山下乡罪，也就是跟女知青发生关系，被判刑七年；第二任犯了同样的罪，情节严重，被判刑二十年；第三任又犯了同样的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缓。往下，县里不敢再安排男干部到这个岗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干部，敢担任这个职务了。可是，这个位置不能空着，总得有人去干这个工作。怎么办呢，只能安排女干部，而且，索性安排个女知青：许秋夏。

许秋夏是公社书记刘长青发现、培养的。刘长青午季下乡检查，看见一派麦浪里面，有一个黑点，走在最前面。仔细再看，原来是一个青年女子，挥着一把镰刀，把所有割麦妇女都远远落在了身后。刘长青以为是一个特别能干的本地女青年，走近了解，才发现，这是个上海知青。到了检查秋收，刘长青又遇见了走在割稻队伍最前列的上海知青许秋夏。到了冬修水利，刘长青再次相遇许秋夏，这才知道，许秋夏不但割麦割稻功夫了得，还挑得一副敢与男青壮劳力比肩的泥土担子。冬修收尾，许秋夏开始担任生产队妇女主任。不久，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又不久，担任公社妇女主任。再不久，被提拔到县里，担任知青办主任。

许秋夏当县知青办主任不到半年，刘长青出事了，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而且，被刘长青“破坏”的女知青，就是许秋夏。

县领导找许秋夏谈话，告诉她，犯案者是刘长青，她属于受害者，因此，只要写一份检举揭发材料，把遭受刘长青迫害的经过，详细说清楚，将这个人定罪判刑，就没她的事了。县领导承诺，她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将继续担任知青办主任。

许秋夏说：“没有这个事。”

县领导说：“刘长青自己已经坦白交待了。”

许秋夏说：“没有这个事。”

县领导拿出一沓材料，丢在桌上，说：“白纸黑字，你看看吧。”

许秋夏不看，说：“没有这个事。”

县领导生气了，说：“那好，你回去仔细想想，哪天想清楚了，写好了检举揭发材料，再上班。”

许秋夏被隔离起来，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跟着。过了半个月，问她，还是那句话。过了一个月，问她，还是那句话。过了半年，问她，还是那句话。

许秋夏被隔离整整一年，恢复自由。过了一个月，刘长青也因查无实据，无法定案，被放了出来。两人都官复原职。这个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上山下乡接近尾声，从大城市来的知青，正在按照政策，大规模返城。

许秋夏回到知青办主任位置上，她翻开全县知青名册，逐个查对：凡是已经办好回返手续的，便登门祝贺告别；若是遇到困难不能返城的，便帮忙奔走协助解决。她把所有应该返城的知青都送走了，最后，轮到了她自己许秋夏虽然被提拔当了县知青办主任，不过，按当时政策，仍然属于以农代干。就是说，她的知青身份并没有改变，户口仍然在生产队，每年也和普通知青一样，记工分，领口粮为此，她很顺利地办好了返城手续。

许秋夏离开了，一走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许秋夏回到了这个县。许秋夏这次回来，是和刘长青结婚的。刘长青早已退休，妻子因病在五年前去世。谁都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许秋夏一直单身。刘长青和许秋夏的婚礼，在县城最大的宾馆举行。

许秋夏给当年找她谈话的那位县领导，送了一份婚礼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