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思、忏悔和记录历史的再思考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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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思、忏悔和记录历史的再思考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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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思、忏悔和记录历史的再思考 一. 南非在1994年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并在曼德拉当选第一任黑人总统后，对种族隔离时期的残暴罪行实行了大赦，只要罪犯说出真相即可换取宽恕。对历史旧账，他们没有用无条件大赦来切割历史，也没有施行纽伦堡审判那样的“胜利者的司法正义”，而是独辟蹊径，通过忏悔和作证还原真相，实行民族和解。 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化解了民族冲突，而且挖掘出了大量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的事实真相，因为很多绑架、屠杀、爆炸和迫害都已无法找到物证，所以如果当事人不通过坦白事实来获得大赦，很多案件都无法重见天日。 以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为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实现“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为目标，以“宽恕”为指导思想，打破了压迫--反抗--报复--反击的恶性循环，将人们从仇恨和报复的可怕心态中解放了出来，因为仇恨和报复“只会给罪犯输送新的受害者”，宽恕不但原谅他人的错，更让自己从那些被伤害的情绪中解放出来。 南非为什么没有对种族隔离时期违反人权的残暴罪行实行正义的审判，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却选择了和解与宽恕呢？图图是这样回答的：“南非不能选择全民对过去罪恶的遗忘，因为遗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族隔离这一罪恶制度的祸根，历史必须还原其真相。不能认清自己的过去，如何去面对未来？” 对罪犯的宽恕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这样的境界我们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见过不少，如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密立埃主教对冉阿让偷窃行为的宽恕、冉阿让后来对警长沙维的宽恕、《蜘蛛侠3》里peter奶奶对杀死其丈夫的罪犯的宽恕。这几年，我们还看到不少美国受害者家属对校园枪杀案凶手的宽恕。这些都是他们崇高道德的表现，而南非的事实表明：当这样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在权力高位时能做到极大的美善。 图图说，“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司法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样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鲁士式的胜利，得不偿失了”。“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无条件大赦（或全民遗忘）这两个极端方案。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迫害者完全坦白自身所犯过与赦免要求相关的罪行，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人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人将面临被捕、起诉和下狱的命运。”
图图在他的著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文版的序言里说：“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最近我国数位学者提议以“南非模式”解决处理文革和柳丝，主张只要当时的加害者能忏悔，就可以宽恕和谅解，不追究责任。 对此，我们还需看看南非是如何走出了一条“真相与和解”、“宽恕但不忘记”之路的： 对受害者，他们成立了“补偿与平反专门委员会”，实行平反和足够的赔偿。 对加害者，他们施行有条件的大赦：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证明他们当时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是代表某个政治组织执行其命令，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怨恨；没有过分的残酷行为。 这些做法之所以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主要因为南非人民有基督教信仰做坚实的基础。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说： “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对人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但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应当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腔热忱。 ……基督神学认为，尽管他们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 ……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他一定是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更高。 ……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就不会成为和罪犯同样的人。这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 ……尽管有许多现实不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二战中付出伤亡最大，损失最惨烈的中华民国，本可以对日本予取予夺，施加报复。已是基督徒的抗战领袖蒋介石发表了他亲自起草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 “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他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 可是他的主张当时乃至六十多年的后的今日中国有这样的社会土壤和精神信仰的根基吗？他的理念得到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了吗？特别是，他这种对日本侵略者的以德报怨使“日本黩武的军阀”“自拔于错误与罪恶”，换来他们的忏悔和道歉了吗？ 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说这个讲话只“是一个极具宽大的政策宣示”；是他“出于国内政治斗争考虑的结果，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翻版”；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亘古未见，但却成就了蒋的家国领袖梦，所以他很可能出于对日本人潜意识中的感激。” 德国在勃兰登堡门旁边建起了犹太受害人纪念馆，其规模之巨大震撼人心。在德国每一个发生杀戮犹太人的地方都建有纪念碑，甚至在柏林等城市人行道上的石块中间还镶嵌着铭刻有从那里被押解并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姓名的金属块。更有一些民间社团，在政府财政支持下，从事对纳粹时代受到迫害或从事劳工的东欧人的赔偿事务。 而日本不仅没有类似对战争罪行表达忏悔的纪念物，反倒是靖国神社陈设着以東條英機爲首的14個二戰甲級戰犯的牌位，表彰日本军人精忠报国的“游就馆”里陳列着山本五十六的軍服，“神風特工隊”的遺書等，炫耀着當年侵略戰爭的“赫赫戰功”。甚至在东京大学的校园里还有一座医学院学生阵亡者纪念碑，其中不少是侵华战争中的死者。更别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了。 南京大屠杀一直在日本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更为可悲的是，南京大屠杀也曾在我国国内教育届和舆论界长期缺失。《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写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 德国毕竟是被基督教和天主教覆盖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宗教信仰史。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德国兴起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被后世尊为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在信仰上，日本和中国差不多，至今70%以上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日本是57%。
有资料显示，文革十年受害者一亿多，致死者两千多万，仅在1966年8月的北京，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文革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文革档案仍迟迟没有解密，我们至今无从了解上层发动文革的真正起因及其次次冲突的细节真相。因为文革真相的故意被掩盖，许多真相已经并将永远成谜。 其实民间一直没有放弃对一些文革冤案的追究，以时任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为例，那起在“红八月”初期骇人听闻的暴力致死女校长事件当时就震惊了整个北京，而后关于卞校长的死，官方没有过任何报导和记载，在种种有关文革的报告和“大事记”中，也没有一个字提起过她。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坦白和道歉。尽管民间乃至海外对此案众说纷纭，但我们至今不知道究竟谁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 没有真相，如何“宽恕”、“不忘记”？没有真相，怎么“和解”？ 当年因为毛的一句“要武嘛”，宋彬彬成了被钦定的永远抹不去的“宋要武”。尽管卞被打死是在8月18日之前的8月5日，可是“宋要武”既然来自打死校长的那所著名女校，她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打死卞的凶手了。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中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宋彬彬称，80年代母校已经做过组织结论，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 宋的校友冯敬兰、刘进和叶维丽等写了《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为宋辩护，遭到第一个为此事抨击宋、也是其校友的王友琴的又一篇文章的反击，不少人再次纷纷把矛头指向宋彬彬，指责她罔史欺世。 宋彬彬既然被赋予了“宋要武”这样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就没有了探究事实真相，挖掘来龙去脉的兴趣和愿望，想当然地把她当作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红卫兵的化身。那些致力于还原真相者则被指责为“包庇”，而有意无意掩盖历史真相的人却受到广泛欢迎。古今中外，任何“人物”一旦成了“符号”，就很难还其本来面目。 正因为如此，一些“文革研究者”们为了沽名钓誉，不惜把谣传和想象当作真相编写到书中，更加使对其真相的探究蒙上了层层阴影。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不顾谴责罪恶的同时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尤其应该维护每个当事者的尊严，而不是用随意下的结论代替事实考证，用政治正确代替事实准确。 显然，还原真相拖得时间越久，就会增加越多的干扰因素，还原就越困难。在今天的中国，还原文革真相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文革把每个人都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当时我们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要么选择精神的独立，要么选择精神的奴役。与生俱来的群体心理使我们害怕被孤立，加之我们一直被洗脑，被灌输个人迷信，结果我们一个个成了愚忠的懦夫，不知更不敢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尊严。萨特说，“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的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手段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文革彻底改变了国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即使是后来被加害的人，当初也都默许、支持、参与了那场浩劫，文革中几乎人人都或早或晚呈现了魔鬼的那一面，极少数人是干净的。 圣经说人人有罪，那么，如何把人性恶关在潘多拉的匣子里？南非的事实表明：崇高的信仰不仅能解除痛苦，获得精神抚慰，更能为大众带来博爱与宽容。大多数西方人每个礼拜日去教堂，为的就是与神交托，净化心灵、启发智慧，滋养良心、安慰精神、强化人们内心中善良与道德的本质，压抑邪恶与不道德的倾向。 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在造物主面前只要我们忏悔就能够得到宽恕，同时也能让我们宽恕别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源于不能宽恕，不能宽恕只能带来痛苦。因此宽恕才是真正的救赎，是对心灵的临终关怀，也唯有宽恕才能使心灵得到解脱。 我们国人极需崇高的信仰，极需宗教理念、宗教情怀的滋养和浸润。
文革既给我国的也给世界的历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遗产，尽管它是一笔负资产。没有反思，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肆虐。中国现代史留给我们这代人值得探讨的东西太多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去道歉，去“抓凶手”，而是应该面对自己的良知反省和忏悔，并给文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英谚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真相在细节中。历史不可能被绝对还原，但经过对细节的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的真实。 虽然文革刚结束时一度兴起过“伤痕文学”，引起了民众的伤感和最初的反省，但是今天我们已很难在书店里看到有关文革的纪实作品，一些极左网站却利用公众对腐败的不满，把文革打扮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结果，一些不了解文革真相、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革，没有别的参照系的年轻人开始认同文革，产生了扭曲的历史观，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就可以惩治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不懂得靠文革清除腐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遭殃的是老百姓，清除腐败、铲除腐败的土壤只有走法治宪政之路。我们现在强调忏悔和记录历史细节，除了为我们民族的历史责任去担当哪怕是道义的责任，还有其现实针对性，即遏制文革回潮。 敢于善于忏悔和反思应该成为我们的智慧、觉悟和境界，勇于反思的民族才能健康成长，才有光明的未来。 近年来，“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等等的官方说法反映了我国政府在国内国际政治中较之从前柔和得多的姿态，那么，国家和政府是否应尽早解密文革档案并率先对文革忏悔和道歉，从体制层面反思文革呢？文革的发动、组织和运行超出了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不符合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应该能够防止文革及其类似事件发生。 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了《道歉法》（Apologize Act），国家通过道歉的方式解决官民纠纷,偿还历史旧账。有人说忏悔、道歉和政改难就难在上层，但正如习近平最近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有时需要“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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