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人物三章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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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人物三章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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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人物三章 知青A 知青A在上海与我一个区，69年插队在同一个县，但不是一个公社。70年首批知青抽调，我和A都到了一个东北较为有名的城市，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先后到这家厂的知青有近百人，有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当然最多的还是本市的。上海人在外的口碑不是太好，但这个厂的上海知青和各地知青相比较，干起活来最卖力。本来，这二十来个上海知青的工种最差，不是劳动强度大，就是污染严重。可这些上海知青在干活时藏尖耍滑的极少，一时颇得工友和领导的好评。 A是这些上海知青中最能干的一个。那年厂里任务紧，人手不够，于是调整倒班时间，变三班倒为两班倒，12小时一班。A居然会干了一个班接着干一个班，连续三天连轴转，直到在机器旁昏厥。还有一次，厂里组织青工献血，他一下子抽了300CC，按规定可以在家休息一天，他却从医院直接进了车间。再有一次更令人咂舌，他为了刷新产量记录，竟违规操作，被机器卷了进去，差点搭进自己的一条命。 如此，我们这些表现极好的上海知青，与A一比就大为逊色了，所以，A年年是厂里的先进，劳动模范，继而又是市里省里的先进，早早就入了党。他戴着红花的大照片十几年来在厂里的光荣榜上就没有拿下过。时常有个劳模会让他去参加，也时常得个笔、本子、茶缸什么的，最神气的是白背心，上面印的“奖”字很让人羡慕。 然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A的所得仅此而已，他最高职位是生产小组长。后来，许多知青逐渐崭露头角，当上了车间主任，书记，也有进厂机关当了科长甚至副厂长的，就连我也在厂里当了一名科长。老实说，有一些人靠的不是A那般地苦干，而是另一条途径。可A老实得象个“乡下人”（上海人语），嘴拙得说起话来吭吃憋肚，“批林批孔”的时候，厂党委曾让他作为全厂最年青的党员在全厂动员大会上发言，他竟哆嗦起来，党委只好换人，换上的人后来当上了党委副书记。 岁月如梭，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初，这时，我早已调到长江三角洲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工作了。春节回上海过年，碰到原单位的一个老知青，聊起A，他说，A已经回到上海了。问及原由，他叹气道厂已濒临破产，几年发不出工资，A就领着老婆孩子到上海来谋生了，现好象在一个单位当保安。 闻后，我感慨万分。这个厂原是个利税大户，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财政支柱，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披露了个中原因：工人东奔西走设法养家糊口，少数厂领导新房照建，舞厅照去，酒席照吃。看完节目，我给过去的一个同事，还仍在该厂留守的组织科长打了一个电话，对他说，你知道吗，××厂最对不起的是谁？是A！他沉寂了半晌，说：可不是吗。 我去找过A，他家原住在老沪杭铁路旁边，自铁路废弃，改建高架明珠线后，就动迁到不知何处去了。今年五一，我应邀到一个也是从东北那个厂回来的老知青家里聚会，席间谈起了A，了解到一些他的近况。 工厂濒临破产，成立了清算工作组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全厂无论工人干部一律放假。随后，办理退休的退休，辞职的辞职，剩下的，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各奔东西。A的太太是本市人，比他小好几岁，却也早已下岗在家，一个儿子刚13岁，全家不到三百元的收入难以维持，就举家回到上海，A想上海总要比东北好一点。 上海房子不大，是父母在七十年代用电石渣掺水泥脱的砖坯盖的。阁楼上住的是弟弟一家，楼下是父母，A一家来了，父母便将小儿子的楼上间出一块，让他们栖身。原本就拥挤的居住条件，因A一家的归来显得更困难了，尤其炎热的夏天，连洗个澡都难，一家人难免磕磕碰碰。A太太是东北人，听不懂上海话，时常和公婆、妯娌还闹些误会，A夹在中间，里外难做人。他憧憬能找到一个工作，租间房子，改变一下这窘迫的处境。 回来几个月，他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找到工作，他没学历，没技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没有上海市户口，也没有外出务工证。他虽持东北有关部门发的下岗证，但上海不认。本来，上海有个优待知青的政策，即在外地退休的回沪知青可以办理落户手续，一旦有了户口，就可以享受有关待遇，而A距退休还有十几年。十几年后，他才能享受的到从东北转移来的养老保险。 上天不负有心人，他妹妹通过关系，给他介绍了个保安工作。面试时，人家嫌他岁数稍稍大了些，保安，当然要年青力壮的。但一问是有着二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又曾经是省劳动模范，就破格录用了他，月薪600元。录用他的单位是个要害部门，是上海的窗口，这个年龄稍大的保安不能放在显要之处，于是，他就把守着这个单位的后门，一干，已有八九年了。 我心想，这不错吗。 可人家告诉我A的处境并好不了多少。先是东北的150元已拿不到了，原先那个厂破产至今，经办人换了几茬，原始资料都失火烧了，没人再给寄钱了。还有就是旧房拆迁之后，全家搬到远离市中心的新居，住房条件改观了，他有了自家的13平米一间屋子，虽然一家三口还嫌挤，毕竟较原来好多了（这用光了他所有积蓄）。但他与父母、弟弟彻底闹崩，虽然还是一个大门进出，但已有几年不相往来。在分房时，利害关系超过了亲情关系，父母明显偏袒小儿子，结果导致一场争战。A太太至今也未找到一个象样的工作，现在给人家饭店当清洁工，一个月260元，而且说辞就辞。 那么至少A的工作还是相当稳嘛。稳？人家又说，其实，这个工作如果换个人干，早就撂挑子了。A的工作，干一天歇一天，也就是干二十四小时，歇二十四小时，无论刮风下雨，逢年过节不能脱班，如果脱班，按自动离职论处，就不必再来了。生病、交通、吃饭等等单位一概不管。粗粗算一下，按最低标准，每月吃饭要150元，乘车要80元，吃药20元，合计250元，那剩下的350元如何够开销？不知A的儿子去年是否考上大学，如果考上，他们该怎么办？
夏日的一个晚上，我外出寻友不值，怅怅而归。途经一家研究所，见门卫室大放光明，里面有个光膀子的汉子正在喝啤酒，仔细一瞧，呵，这不是在一起插队的B嘛！ 我踱进门卫室，拿腔喝到：“上班喝酒，是不想干了？”B先是一楞，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盯我看了有半分钟，突然高兴地叫起来：“怎么是你！，来来来，一起喝，什么时候回来的……”随后，用搪瓷茶缸给我倒了满满一下子啤酒。我坚辞不喝，怕万一真因此丢了B的饭碗，我岂不后悔一辈子。多年不见，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是喝酒的缘故，也是知青情结，B兴致极好，滔滔不绝，他二十余年的沧桑、坎坷就象瓶中的啤酒一样，“汩汩”地全倒在我的面前。 B是六六届初中生，本可以留在上海，因其父曾是一家大厂的厂长，文革时被迫自杀，所以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黑帮子女的他，一气之下，B就主动报名插队落户了。可能是摆脱不了家庭背景的阴影，B在乡下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喝酒，抽烟，讲粗话，因而，下乡不到一年，B的脸上生了不少酒刺疙瘩，说话也成了公鸭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然而，B从来不欺负弱小，能干活，与老乡关系也好。他是知青户里第一个结婚的，妻子是邻队的一个上海知青。结婚后，夫妻俩营造了一个很不错的小窝，喂猪养羊，种豆种菜，倒也弄个鸡鸭满院，园子里有吃不完的瓜果。后来，他们生了一儿一女，日子可说是和和满满。关于这，我在城里也早有耳闻。 七十年代末，上海有关知青返城的政策出台，这对夫妇决然抛弃了自己营建多年的窝，拖儿携女回到了梦魂萦绕的上海。 回到上海，一家四口住进了原先是父母的两居室。早在六十年代，这个居住条件在上海是属于优越的：硬木地板，阳台、宽敞的楼道。虽然卫生间和厨房是共用的，也只是两家人家合用，不象其它公房三四家，甚至五六家合用。B父此时已经平反，B也理所当然安排进父亲生前工作单位的一个下属部门——××研究所。这一切均是靠了当年厂长父亲的福荫，B一家很是满意。其时，有多少回沪知青栖身无处、衣食无着，惶惶奔命于生计呵。 B先是在研究所当工人，干过铣工，采购员，食堂管理员，后来企业不景气，研究所再没有什么研究项目，就把地盘租了出去，原来人马或跳槽，或下岗，散了。B有幸作为留守人员，就看了大门。工资虽说照旧发给，而奖金及其它福利待遇却一概砍去。B太太本来在一个生产仪表配件的街道小厂，已经关闭多年，连一点微薄的保养金都难以为继。此时，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学校读书，一家人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 当过知青的夫妻俩倒也没被压倒，他们一起做起小生意。B妻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日用品，日日略有进帐，B则夜晚到上海有名的南京路摆地摊卖衣服，弄好了一个晚上收入十几块。钱是挣了，人可辛苦。在南京路上摆地摊实际上是打游击战，工商根本就不让摆，见着就抓，抓了就罚。B头脑活络，总能感觉到苗头不对立马撤离，偶尔抓住，他就说自己是从新疆回来的知青，没有工作，你工商总得给我口饭吃吧。工商对他倒也无计可施，对一个穷困潦倒的新疆知青你能怎么样。 最能挣钱的还是赶龙华庙会。龙华是上海的城乡结合处，旧时的庙会形式沿袭了下来。B在每次庙会前大量进货，再花高价租下庙会黄金摊位，等庙会一开，什么货都俏，一天下来“白花花的银子”能净挣一百多块！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这些。B的日子好起来了，用他的话来说：当时说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其实，我做了没几年生意，已经是十万元户了，那时，知青当中没几个比我有钱的。 是啊，若不是后来神使鬼差将资金全部投入股市，B现在绝对是个大款，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92年，研究所对面开了一家证券公司，在别人的鼓动下，B拿了几千块钱投资，卖了××张认购券，中了一千股××股票，上市之后，一下子赚进×万元。原来还有这么容易的挣钱办法，B索性将这几年的积蓄全投了进去，证券公司近在眼前，上班就可以炒股，天时地理都占了，还怕不来钱？B妻胆小，说还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要到时候跳楼。B哪里听得进，为此事两口子时有摩擦。炒股炒到九八年，B的十几万元，除了套牢在股市上的几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两口子的摩擦也不仅仅是打嘴仗了，动胳膊动腿，摔碗砸缸已经不知多少回了，最后，B妻提出离婚。 B的故事到此应该打住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我觉得非交代清楚不可，正是这件事，让我知道了知青情结的真正内涵。 妻决定离婚，B也同意，两人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可怎么也拿不出结婚依据，原来在乡下办的结婚证书早就不知哪儿去了，不能证明夫妻关系怎么能办理离婚呢？B妻决定到几千里外当年插队的乡下去开证明。到了乡下，乡亲们那个亲热劲儿，问这问那，诉说B夫妻俩在插队时的种种好处。B妻也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夫妻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情景，不免后悔要离婚。于是，她在乡下住了七八天，只字不提离婚二字，回来后，两人重归于好。 自此B不再炒股，只是工余时间帮妻料理料理小生意，昔日在南京路、龙华庙会上“冲冲杀杀”的精力是没有了，日子过的虽紧巴巴，但两个孩子开始出道了。 （这是给老笨的素材之二，里面关于股票的事，因不懂股，故记不住，具体数字用×表示，免贻笑大方）
五年前，一个春节后的傍晚，我在上海西区中西酒楼的门檐下等候一起插队的知青，我们是约好当晚聚会的，这也是大家分手二十余年的第一次聚会。难得下雪的上海，此时竟飘飘扬扬地飞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眼前已一派北国景象。难道老天有眼，为我们这些东北插过队的知青来点当年的背景！为避雪，门檐下的人显然多了起来。有一个女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似乎也在等人。由于地方狭小，很是不自在，我不由地打量起她来。她穿着还算时髦，但缺少身段的衬托，咋一看发型和化妆也可以，可细一推敲就叫人不舒服了，纹眉象二条扭动的蚯蚓，鲜艳的口红将脸衬得有些苍白，苍白中又将细细的眼纹无遮无掩地显露出来。这一定是个饱经沧桑的女子，我想。 “啊哈，你俩来得真早哇！”从飞雪中闪出的薛萍萍笑嘻嘻地朝我大声说道，却把我弄懵了，明明只有我一人等到现在，哪有其他什么人。我左顾右盼地问：“还有谁？”“谁，河水你还没有认出来呀，这不是孙琳娣吗！”薛萍萍指着在我身旁晃了半天的女人说。我再仔细一看，可不，的确是她，原来没认出来真是罪过。当年的孙琳娣漂亮羞涩，一副好身段，可谁想到二十六七年后的孙琳娣是这样的呢。 这次聚会之后，我陆续知道了孙琳娣的一些故事，那是一个知青，一个女知青真实的辛酸史。从1970年开始，村子里的知青抽调的抽调，找门路的找门路，陆续离开了农村。最后，只剩下两对已结婚的知青和一个孙琳娣。原来热热闹闹的集体户，此时只有她一个孤身只影。 刚下乡的孙琳娣，身材修长苗条，言语不多，见人只是微微一笑，显出两个漂亮的酒窝。我离开早，与她接触不多，但知道她是个直性子的人，且很是幼稚，说话直来直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也常常得罪人。老乡们背后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不谦虚，与贫下中农没感情，她之所以在乡下留到最后，恐怕这是主要原因。她的不幸，大概也是如此。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曾经热热闹闹的知青点就剩她一个，白天，出工干活人多还好，晚上回到土屋，孑然一人，孤苦零丁，只有伤心和苦涩。一个人无法起火做饭，她就到老韩家搭伙。原来，每遇知青的粮食霉了或柴草淋湿了，队里就让知青到老乡家搭伙，次数一多，搭伙的老乡家就相对固定下来了，这些年，孙琳娣一直就在老韩家搭伙。老韩家就三口人，韩大爷患慢性支气管炎，成天咳个不停，里里外外全指韩大娘张罗，她可是个能干人。他们有个儿子叫韩兴成，我在乡下时觉得他还是个小嘎子（东北方言，指小孩），挣半拉子工分，整天跟在我们知青后面跑。一个农村孩子，倒也长的浓眉大眼，象模象样的，别看韩兴成个小，其实，他跟我们知青年龄相仿。一天下大雨，晚饭后，韩大娘对孙琳娣说：“闺女，下这么大雨，别回去了，就跟大娘住吧，比你回去空落落的一个人强。”孙琳娣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以后，每逢刮风下雨，她就在老韩家住，她也真不愿意一个人住在那空荡荡的知青的土屋。时间一长，屯子里的人开始风言风语，有人朝韩兴成开玩笑，说他本事真大，一分钱不花弄个媳妇，还是上海人。人们背地里指指点点，说这说那，甚至有小孩跟在孙琳娣后面喊“老韩家的媳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本来没影的事儿，被人们传来传去，倒生米煮成熟饭了。这年腊月，孙琳娣怀孕了，是韩兴成的种。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在老韩家房后商量着。 韩兴成说，既然这样，赶紧结婚吧。 孙琳娣说，不行，结婚不就一辈子在这儿啦。 那怎么办？ 打胎！ 听说从房上往下跳能把孩子跳下来，孙琳娣在老韩家屋顶上往下跳了两回，孩子没跳下来，差点儿摔断了腿。又听说骑马能行，韩兴成牵着匹瘦马在草原上遛了一天，屁股都磨破了，也没把孩子给颠出来。实在没法，她就尽找那些孕妇禁用的药来吃，想既然孕妇禁用，就可能把肚子里的累赘打出来。一时间，她肚皮上尽贴的伤湿止痛膏，因止痛膏上写着：孕妇慎用。过来的人都知道，万一她打胎的方法灵验的话，她将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是偏远的乡村，离最近的镇医院有五十多里路，马车要颠簸大半天才能到，只要一点差池就能要了她的性命！最后，孙琳娣决定回上海打胎。 她在上海住了大半年，本想在江南找个地方投亲，可托来托去事情也没办成，后来听说插队知青要大批抽调，就赶紧买了火车票又回到那个既偏僻又穷困的小村庄。事也凑巧，她回到村子的那天，正是韩兴成定亲的日子，老韩家在设酒款待亲家和媒人，很是热闹。原来，韩兴成他爹妈见孙琳娣一去不返，知道事情黄了，赶紧地托人给儿子说了个媳妇，本是表亲，一说即合，只等春节办喜事了。孙琳娣见老韩家如此这般，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她就没有和韩兴成结合的意思，至于怎样怀上孩子的，谁也不愿，年青人一时糊涂。枯燥泛味、劳累辛苦的日子又开始了。孙琳娣为能够招工离开农村，积极出工，连生病都挺着。平时，她很少说话，更难得脸上有笑容，因为打胎的事，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但是，村子里的人并没有因此罢休，一个“破鞋”的帽子扣在了她的头上，在东北，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侮辱。 既然是破鞋，就有人想占她的便宜，小伙子半真半假地跟在她身后，嬉皮笑脸地嚷： “小孙啊，今晚我到你户里去，你可要留门呀……”“怎么样，到我家搭一伙吧，你看，我比韩兴成强多了。”这明里的调戏，孙琳娣倒也不在乎，她就怕晚上在门外转悠的二赖子，有些个甚至是几里地外其他村子的。所以，一收工，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胡乱吃点东西，无非是窝窝头或高粱米饭。无聊了，听一会儿收音机，有时听着听着，突然就哭了起来，她太向往外面的世界了，可是，抽调的消息还是没有。 开春后的一场透雨，催得苞米苗儿“哧哧”往上长，不多日子就有半人高，一遍锄才铲完，二遍锄就接上了。铲地不是细巧活，只要把草锄尽，不伤苗儿就行，孙琳娣下乡五、六年，干这活儿已驾轻就熟。这天，打头的白老二领着十来个劳力在西大壕铲二遍地，孙琳娣把着一条垄不紧不慢地摆动着锄头，她既不在前，也不落后，估计再铲一条垄就该歇憩了。 “打头的，你看看，这个孙琳娣咋整的，把好好的苗都砍了，都寻思啥来着？”说话的是韩兴成过年时刚娶的新媳妇。 孙琳娣回头看看自己刚铲过的地，只见东倒西歪地躺倒了好些苞米苗，她奇怪，明明自己一棵苗也未伤，怎么就倒了这么些呢？当她看见韩兴成媳妇那狡黠的目光时，她明白了，她气愤地骂了声：“不要面孔，贼喊捉贼！”“你骂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你这个破鞋，看我不煽你……”韩兴成媳妇说着，冲到孙琳娣面前抡起巴掌就打。孙琳娣也不甘示弱，两个女人就扭在了一块儿。 打头的白老二跑过来，拉开韩兴成媳妇，骂道：“你还打人，这苗儿是谁砍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明摆着呢，骂你也是活该！”他又安慰孙琳娣说：“小孙，算了算了，她这个人谁不知道。”“放心，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白老二接着说。 果然，那天在西大壕的冲突发生之后，再没人在孙琳娣后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也没人敢骂她破鞋了。这个村子，老白家说话具有镇慑作用，白老二的大哥此时已是一把手队长了。挂锄前的一天，孙琳娣身上有些不适，就没有出工。下午她躺在炕上，就着凉水吃上海带来的苏打饼干，从早到这时她还没吃过东西呢。 “笃…笃……”有人敲窗子，孙琳娣朝外望去，是白老二。她赶忙起身把门打开，只见白老二手里端着一只瓢，瓢里有七八只鸡蛋，他边往里走边说：“哎呀，小孙，病了就到我家去吃，让你嫂子擀点儿面条。”然后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将瓢往炕上一搁。“哎…啊…，…是啊…我好多了，白组长，收工这么早？”孙琳娣觉得有点儿奇怪，这时候白老二应该领着大伙在地里铲地。 “这不是你病了吗，一个人也没个照应，大哥有点儿不放心，给你拿几个鸡子儿来。”白老二说。听了白老二此话，孙琳娣的眼睛湿润了，自从上海回来，还没有人这么关心过她。她感激地朝白老二看了看，说：“谢谢！真…真的谢谢……”一时语塞，竞抽泣了起来。孙琳娣这一哭，就有收不住的样子。她越抽泣越厉害，索性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她是哭自己的遭遇，哭自己的不幸。白老二取来毛巾，说：“小孙，别…别…，你有事跟我说，放…放心…，大哥会帮衬你的。”说着，拨开她的手，用毛巾替她擦眼泪，就势将孙琳娣的头靠在了自己的肩头，另一手搂了过去。孙一下子止住了哭，从白的怀里挣出来：“不…白组长…不，不行！”“小孙，你跟我好吧，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让我哥到公社讨个招工指标给你？”白急切地说着，又上前搂抱孙。孙挣扎着：“不…不行…”可白的胳膊还是紧紧地箍着她。此刻的孙琳娣突然明白了白的来意，原来他动机不良！“白组长，你还是快走吧，我要出去呢。”孙想尽早摆脱他的纠缠。 白老二早就对孤身一人的孙琳娣垂涎欲滴，上次西大壕发生的事，他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就帮了孙一把。今天孙有病，他特意将村里的劳力领到远远的东甸子铲地，然后假装有事，自己偷偷地跑到孙琳娣的屋里来了。他原以为孙琳娣这个破鞋一引就会上钩，没想到会拒绝，该不会是装的吧？他开始动手扯孙的衣裤。这时，他有恃无恐，他想，不管怎么样，全村的人都知道孙是个破鞋，事情捅出去，人家只会认为是孙主动的。病中的孙如何敌挡这强壮男子，这时村子根本没有闲人来往，知青户的屋子又偏僻，任你怎喊叫也没有人听到。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孙琳娣被白老二强暴了。白老二临走，扔下一句话：“你要想走，就别吱声！” 果然，收割之前，公社下来招工指标了，其中就有孙琳娣。从下乡那年算起，孙来到这个村子已经八年，如今，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漂亮的姑娘了，在她的脸上，过早地有了川字，皮肤也一如当地农民，被紫外线灼得发红发黑，更重要的，是她心灵受到的创伤。孙琳娣简单收拾收拾，扔下锅碗瓢盆和零散的东西，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她，将屈辱和贞操留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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