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问题初浅研究

作者:邓敬雷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4-08-03 |责任编辑：刘一非

知青问题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知青问题研究可以将文革前的十七年、十年文革和文革后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几个不同历史阶段串联起来。知青问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从一代人生命历程的角度，深入分析他们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深入分析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访、所思，展现知青一代困惑、磨炼与奋争的不寻常经历，揭示相当多的知青现今艰苦辛酸的生活处境。实际上，1960年代末和70年代知青问题不能客观公正研究。1970年代末和80年代涌现的知青作家以文学作品对自己一代人上山下乡的经历进行了描述和反映。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８０年代后期则衍变为“知青小说”。1990年代知青问题研究学术化，但却争议很大。有专家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强加给知青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有专家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对改变农村有积极的影响，要为这一代人的作用争讨公道，并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专家认为知青问题研究只是知青中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人，怀念往事，回忆青春，把怀旧中的田园风情变成抵制今日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依据与信念。

一知识青年是指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群。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4。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19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

文革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思维、语言、文化和行为的影响，甚至遭受歧视与迫害。

这一代人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家庭、社会和学校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远远高于个人的伟大事业，这代人的共性是听的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约150万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人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下放是文革的知青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还有一部分是出生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去“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1958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出门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制度，彻底消除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泽东发出的号召以及党和政府实行的方针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不公正地把农村青年的农家出身硬性地固定为他们天然的劣势，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难以改变的命运，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二毛泽东指示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榜样，然而，知青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严峻的就业问题，也是为把参加文革武斗、在城市游荡、给社会稳定制造麻烦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这场“再教育”运动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长年累月下放在农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

1966年8月开始，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育制度造反，“停课闹革命”，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摧毁了正规教育秩序。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复课”已没有可能。党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课程被当作“智育第一”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自毛泽东于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头衔之后，知识分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如此条件下即使复课，学生也难以学习正规文化知识。

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只认可农村中学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文化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然而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只是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得再加一门主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于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有人承认：“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个月。”1970年之后中学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基础，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使人们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希望破灭，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正规化教育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极左路线攻击下化为泡影。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于知识之上，以支持小学生黄帅“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批判，将学校规章制度乃至教育规律破除。1973-76年许多中学的设施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消云散；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学生中流行的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总之，那个年代从那样的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离开学校，告别城市，上山下乡，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思想意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终生存在重大缺陷。

1970-76年全国的大专院校前后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76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加上一些知青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1977-79级大学生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1979-82年广播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于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从1982年到1990年代，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到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为了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1979年党和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拔领导干部的标准，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晋升的基本依据。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的1500多万知青，由于没有大专文凭，无法登上进步的阶梯。

1980年代中期，接受过高水准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社会转型中“没本事”的人。只受过不完整并且水平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40岁左右便下了岗，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徵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兵团知青是国家职工，因此很少能以“招工”途径回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有的地方甚至达到30-45%，他们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部分，往往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然留在农村。

不管下放时间长短，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农村是他们青春年华的浪费，知青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许多人为回城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

不少知青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还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他们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因为招工、招生、徵兵从不招徵已婚知青，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不想这样过一辈子就不仅不能结婚，连恋爱也不能谈，许多知青为等待回城没有恋爱结婚，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岁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回城，给城市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大龄单身群体。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回城大龄知青的婚恋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当好“红娘”。

已婚知青生活也不幸福美满。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在农村结婚。有些人结婚是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因回城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过日子的伴，有些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才结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必须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的大潮把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冲散，西双版纳农场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的事情。回城婚姻也并不牢固。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家庭不幸，以致于社会舆论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农村则成了他们永久的家。

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沉重的就业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下乡老青年已赶了回来，城市待业青年总计达到了1538万。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知青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使得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大量新增加的劳动力。

为提高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公有制企业开始对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于考核的分数取决于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知青一代人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收回。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就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

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于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许生一个孩子。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一个以上的孩子，但在农村时他们不敢生育，但恰好是回城开始新生活以后，他们却只能生一个孩子。

四二百多万知青去的建设兵团实行工资制或供给制，知青是战士，收入最低，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还在生长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因为劳动强度大，有人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动力。因为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生活需要仰靠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

知青回城后依然贫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路上，回城后又待业。即便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兴起的大肆操办婚礼之风让回城知青为结婚成家耗尽工资。1984-1985年城市改革允许有限的私有经济存在造成商业活跃时，回城知青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1982-1983年前后，回城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他们以低工资支撑日益上涨的家庭经济负担。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收的甚至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这代人的孩子上大学时，国家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

1988-1994年中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6.8%，知青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过高的通货膨胀使增加工资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相对有所降低，而消费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花费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开销升级。

1970年代末，农村青年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自发跨越了人为设置的城乡隔离，兴起了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他们堵塞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知青一代一旦下岗，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城市更年轻的一代有着教育和年龄两样本钱，干着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堵塞了知青一代的上升发展空间。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中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可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缺乏市场经济观念，有中国正统的轻商思想，看见过工商业者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长期革命教育灌输给他们的是平均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他们熟知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的好处。当要打烂铁饭碗、“摸着石头过河”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倾向于留恋计划经济，和许多中国人一样鄙视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户发家致富为不正当发财。他们也就丧失了许多可以发展自己经济事业的商机。

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不相上下。相反国有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亏损不景气，为了存活，唯一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贷款，同时减少开支。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让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干脆让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于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1992年中国决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国有企业裁减冗员的常规手段。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首当其冲，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6年，据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众所周知，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将校、国企老总、出国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一部分成功者则是靠自身的努力，有的靠在农村下放苦干而被推荐上大学，更多则是通过刻苦自学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为洋博士、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甚至政府官员，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他们历经了30年磨难。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农村，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年代，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人生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辛。他们不堪重负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1990年代中期开展再就业工程，口号是“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显示，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糊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

笔者以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的特殊经历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知识青年的苦难是我们民族的苦难，知识青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份。知青中的一些人在当年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日“劳其筋骨”的同时仍能“苦其心志”，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在体察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执著地进行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他们作为一代先行者、先觉者早年的生活积累、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开启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理论问题的探索，展现了一批知识青年以其贫弱的知识积累和社会底层的真切体验，进行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活动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思想史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珍贵的精神资源，需要倍加重视和认真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