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救山火，出身好的授党员出身不好的无人提

作者：刘小萌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4年09月22日 11:19

核心提示：她在兵团时遇到一场山火，三个女生扑火，结果二死一伤。死的两人中，一个出身好的追认为党员，授予烈士称号；一个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伤的那个，被烧残毁容，可是她毕竟还活着。领导和职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荐她上大学，可是因为出身问题拖了好几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学。

本文系2002年8月大连大学“历史、史学、与性别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言摘录

高翔、王和：知青的档案数据到哪里去了？是转到别的机构还是销毁了？

刘小萌：各级知青办撤消后，相关档案多数归入档案馆。从中央到省、地市一级档案馆，都收有大量知青档案。还有一些档案转到了劳动局。可惜的是，县一级的知青档案因管理不善，大多散亡。我曾到老家的县劳动局调查过，唯一剩下的档案就是知青花名册，巧的很，第一个就是我妹妹的名字，哪年来的，哪年走的。总之，知青档案浩如烟海，留给后人研究的空间非常大。

定宜庄：知青档案数量很多，但特别零散，搜集整理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是个人所难胜任的。

刘小萌：关于知青现状，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做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虽然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依靠口述数据来补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文献有文献的不足，口述也有口述的局限，两者应该互相补充，扬长避短。说到口述的局限，我有较深的印象。有人指出过口述中的失忆现象，其实不单是失忆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掩饰的问题，这是口述的明显局限。顺带提一句，对女知青做口述采访，由我这样一个男性来做，可能也有一定问题。

李小江：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口述史也遇到这个问题。看文献不存在性别问题，男的女的都可以，具体到访谈，性别因素特别重要。你谈到婚姻家庭，会涉及到很多隐私，可你是男的，她愿意跟你谈这些事吗？

王子今：也许就愿意跟他谈呢！（众笑）

定宜庄：还真是这样，有好多同性之间不愿讲的话，她们就愿意跟他讲。

刘小萌：我跟定宜庄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下乡前受过性侵犯，那个人对她非常好，她根本没有任何防范。她跟农民结婚，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说那么快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是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同样弄不清楚的是，如果换个女性采访她，她会怎么谈这个问题？

李小江：这个问题可以深入讨论，它这里面很可能涉及到性需求问题。所以有些话题是男人可以追问的，还有一些话题是女人可以追问的，反过来就不行。

刘小萌：另外还有一位女知青，经历也很典型。她在兵团时遇到一场山火，三个女生扑火，结果二死一伤。死的两人中，一个出身好的追认为党员，授予烈士称号；一个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伤的那个，被烧残毁容，可是她毕竟还活着。领导和职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荐她上大学，可是因为出身问题拖了好几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学。对一般人来讲，命运可能就从此改观了，可是她呢，就因为毁了容，从参加工作直到现在，社会的歧视几乎如影随形。在单位，每一次外出进修的机会、学习的机会、开会的机会，从来不给她。一次次的伤害，给她的心灵留下难以抚平的创痛。她多次自费整容，受了不少罪，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周围的那些人们。如今她孤身一人，疾病缠身。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可能下岗。她把这些情况毫无保留都对我谈了。

定宜庄：我有一个体会，因为我也做过男性的口述，也做过女性的口述。女性在和女性谈话时，与跟男性谈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男性很难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如果是女人，就很容易判断。

刘小萌：可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婚姻很美满的话，去跟一个不幸的女性谈论家庭婚姻问题，恐怕会比较困难。

李小江：但她跟男的讲，会有移情问题，就是弗洛依德讲的移情问题。

刘小萌：还是换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关于知青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认同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去上海找知青调查采访，那些从新疆兵团回来的老知青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我心里对上海人确实有些“偏见”，既不愿撒谎又不愿直言出来伤了彼此和气，就说“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单位里的上海人不怎么交往。”话音未落，没想到他们齐声赞同：“你这话说对了！”他们说：上海人不把我们看作上海人，管我们叫“新疆人”。我们跟他们也不是一路的。这些知青在跟我谈话过程中始终自称“新疆人”，因为他们有新疆的长期经历，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李伯重所论的那种上海“小男人”完全是两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诚，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我去上海调查时，就住在一个没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里，三口人两间房，住的条件差了一点，可是他们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让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么“贵宾”似的供着，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觉得，知青内部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跨越性别、地域、职业以致社会地位的。我在各地采访时还发现，知青间比较容易宽容相待，即便彼此的经历、政见大相径庭。在赤峰采访柴春泽，他是“文革”中毛远新树立的典型，我在《知青史》中用了不少笔墨写他当时的表现，但那时是把他当作一个政治符号对待的，所以笔下很不留情。现在经过面对面的交流，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是我以往所不了解的。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吃饭时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我交的哥们姐们不少，多数都是知青，这就是彼此的认同。

李小江：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和定老师都是做清史满族史研究的，现在做当代史研究，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因为你们有传统史学的功底，做过一段当代史研究以后，我想你们肯定跟其它人感觉不大一样。

刘小萌：是不大一样。我们的知青史都是业余做的，当然也耗费了大量精力。目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严格讲还缺乏学术的氛围，为现实政策提供某种诠释，与独立的科学研究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当初写知青史，的确希望用严谨的治史方法对当代史研究形成一点冲击。几年过去了，实际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定宜庄：让思路在古代史和现代史间往返穿梭，可以收到一种互补的效果。好比刚才我说到烈女的时候，立刻会联想到“文革”中官方树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对于知青典型的宣传，跟历史上统治者对烈女的褒奖，有不少似曾相识的地方。就是说，从古到今，很多事情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刘小萌，1968年从北京赴内蒙古牧区插队，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先后获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大学院史学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本文为作者2002年8月在大连大学“历史、史学、与性别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和答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