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6（二）】：

被毁坏的世界

后来我才知道，在1966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摧毁之前，还有人同我爹一样嗅觉灵敏。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从网络上复制粘贴了关于那场灾难的文章，一百多篇，几十万字，其中说到一位学者，也知道预先保护自己，也是预先把一些字画、信件烧掉了，但是，祖父、父亲和自己收藏的上万册古旧图书没舍得烧。红卫兵前去抄家的时候，把那些书堆在院子里，像一座小山，烧了四五个小时没有烧完，剩下的运到造纸厂做了纸浆。

朋友还告诉我，还有另一种嗅觉灵敏的人，比如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1966年春天刚刚任职，就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于是决定把那个城市的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只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市委书记想迎合上面的政治意图，但他的革命不够彻底，几个月后开始破四旧，他决定留下的庙宇古迹，大部分被毁掉了。

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破四旧运动的意义：

人类中最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清醒地知道，只有彻底清除社会旧有的信仰，才能彻底推广自己全新的信仰。

但这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的老一代革命者，用战争夺取政权的年代里，想要得到其他党派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一定要作出让他们满意的承诺，比如新建一个如何优秀的联合政府，等等。当他们建立了全国政权，那些承诺不能马上反悔。此外，仍有很多民众对他们不够了解，缺少支持，更谈不上无条件的信仰。这样一来，他们预计要做的一些事情，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甚至需要下一代革命者完成。

据我的观察，有些事情必须由下一代完成。因为人类的革命，通常带有一些独断性、偏激性、极端性和危害性，在它的岁月里渐渐显露。这会让一批革命者感到意外，自己流血牺牲追逐的革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于是像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写的那样，出现了动摇、修正、放弃，但这些在革命“新词”喂养大的新一代那里暂时不会出现，他们坚定地信奉原教旨的革命。

1966年，在新政权以后出生的一代人，长到了十七八岁。在阶级斗争思想的培育下，新的一代人年轻气盛，头脑空虚，性情粗暴，对旧世界充满了党派般的仇恨，可以接续上一代人的事业了。这种情形不仅中国才有，还有其他的例子。二战以后的德国，新的一代人从出生到长大，忽然震惊于上一代人在二战中的无比邪恶，于是推动了整个民族深入地反思和悔罪。还有与以色列相邻的一个国家，隔上大约二十年，就与以色列打一场大型战争，然后以惨痛的失败结束。为什么相隔二十年呢，因为需要新的一代人从出生到长大的时间准备，他们才能去除战后的恐惧，才能培育出开战的信心。

还有更重要的例子，德国人在1918年11月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1939年9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时间二十年多一点儿，也是一代人从出生到长大的时间。他们不仅储备了战争的力量，也把邪恶的政治发展到了顶点。如果我喜欢思维定势的话，我会从这些现象中归纳出一代人时间定律，或者按照国际上的流行说法，叫做董学仁定律，也未尝不可。

到了1966年夏天，中国的新一代革命者，高唱一首《造反歌》，昂首挺胸，冲上了政治舞台：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敢想敢说敢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他们自编自唱的这首《造反歌》，进行曲式节奏，通俗明快，高亢奔放，铿锵有力，杀气腾腾，比起前辈的《国际歌》响亮多了。其实这首歌，也能看出他们与前辈的主要区别。从他们出生开始，前辈们就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顾忌太多，气概不足，将近二十年里成效不大，以至于前面说到的那个省会城市，竟然在市委书记嗅觉灵敏地下令毁庙之前，还留下了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轮到新一代革命者出场了，他们毫无顾忌，气概非凡，让那个旧世界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的损失，超过千百年里所有损失相加的总和。

北京的革命领袖发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开战，又将那些主义形象地归结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按照青年学生们最初的理解，什么是牛鬼蛇神呢，大概是指宗教场所供奉的佛神仙鬼，封建时代的帝王官僚吧，于是那一年八九月份，先是北京、后是沈阳、接着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上千万人涌向遍布城市、田野、深山的庙宇古迹，捣毁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等所有宗教的场所，以及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文物古迹。

毁掉了炎帝陵、舜帝陵、大禹陵；毁掉了颐和园佛香阁大佛；毁掉了火焰山千佛洞壁画；毁掉了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毁掉了孔子庙和孔子陵墓和各地的文庙；毁掉了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作家吴承恩等历代名人的陵墓和纪念馆；毁掉了诸葛亮、包拯、张居正等古代文将武将的墓地、雕塑和故居；毁掉了张自忠、杨虎城及民国时期抗日将领的墓地从古至今，不辨善恶，他们要彻底毁掉旧有的文化痕迹。他们刨开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将其焚骨扬灰。他们用石头砸碎明朝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然后用火焚烧。他们鞭挞近代变法维新领袖康有为的遗骨，用绳子拖着游街示众，还把他的头骨送进一个“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很多年后，我去鞍山的千山风景区采访时，听人说起道人葛月潭的事迹。他二十岁时成为道士，是清末民初很有名气的学者、诗人、画家。每遇灾荒，他都会写字作画换得银两赈济灾民，而且他还在沈阳开办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专门招收穷人的孩子读书。没想到1966年来了，沈阳的革命小将到千山破四旧，把葛公塔里坐化的葛月潭遗体鞭挞以后焚毁。他们还毁掉了千山寺庙里不计其数的佛像、神像、经书、祭器和石碑。有些人回忆说，破四旧结束很久以后，他们在千山看到，一切和宗教有关的建筑、设施都被砸得一塌糊涂，和尚、道士们也都跑得无影无踪了，砸碎的佛像到处可以遇到，撕毁的经书被风吹起又被雨浇烂，像挂在树上的白色花朵。当然，损失最大的还是北京。我看到一个数据，北京有6843处文物古迹，其中有4922处被毁。

毁掉古迹文物，只是破四旧运动的一小部分。

他们闯进许多地方的新华书店，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闯进上千万家庭，搜出那些家庭的藏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有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原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就是四旧，就要烧毁。新华书店的书，印刷厂还可以重新印刷，可惜的是民间的私人藏书，大部分早已绝版，不能印刷。

许多描述破四旧运动的文章里，都引述了下面的事情：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75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为红司令而战

八月里的一天，我三哥从学校回来，左臂上戴了一块红布，红布上用黄色油漆印了三个大字：红卫兵。其中的“卫”字是已经废弃不用的繁体字，一看就知道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题字。

那时候，别人是不敢公开使用繁体字的。北京的青年革命者制定了《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一百条破旧立新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其中的最后一条是，“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他们要求报纸刊物一律用简化字，但没有要求最高领袖的题字也一律用简化字。他们无比敬爱他们的最高领袖，把他使用繁体字题写的“红卫兵”，佩戴在他们每个人的左臂上。

我三哥佩戴的这块红布，叫做红卫兵袖标，是当时中国青年革命者的重要标志。那时候他十五岁，读中学一年级，是红卫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长得挺高，是个挺帅的小伙子，戴上红袖标特别精神。这些红卫兵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解放军的旧军装，每人一套穿在身上，腰间系上有铜扣的皮带，觉得自己威风凛凛，说话的调门都高了八度。说句实在话，在1966年的时候，有几个亚洲国家的军装，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军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像披着黄绿色的菜叶子，头上的那顶军帽，像一个看不出形状的面包。

红卫兵，有一个正式名称，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为是保护最高领袖的革命组织，必须是出身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才能参加，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灰溜溜地靠在一边儿，只有接受红卫兵批评和斗争的份儿。当时有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的老子，是中国民间使用的俗称，指的是人们的爸爸，而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思想家。

整个中国大陆，好比干燥的柴禾堆。

在新政权建立后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从小受到完整和立体的革命教育，还有被篡改后的历史教育，根本不知道以前的社会还算有一些正常，人的生活还算有一些模样。他们学习的课本，他们看到的电影，都在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阶级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梦想复辟，想让他们回到被剥削得像鬼一样的悲惨生活。他们严重的营养不良，每个月只能凭票买半斤肉，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有霉味的，如果还要回到更悲惨的时代，他们感到深深的恐惧。就这样，他们心中的仇恨，他们心中的愤怒，积聚了巨大的能量，接近了自燃的临界。

到了1966年夏天，所有的学校都不上课了，按照学校的说法，叫停课闹革命。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需要他们来清除；他们心目中的最高领袖，需要他们来保卫。有一个消息在悄悄流传，毛主席担心坏人篡权，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了。

他们的革命激情，立刻燃起腾腾烈火。

他们冲出校园，到处寻找旧世界的遗物，找到了就统统毁掉。中国大部分文物古迹，表现了人类千年万年的文明，都被他们在极端的愤怒里毁掉了。他们还利用公安机构掌握的特殊名单，抄了城市和乡村几百万户居民的家，毁掉和掠走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文化珍藏。

那个特殊的灾难岁月，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青年革命者嘹亮的《红卫兵战歌》，宣泄着他们歇斯底里般的壮志豪情：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现在的互联网上，还能收听到这首主张暴力的歌曲，让人不寒而栗。从某种联系来说，一些暴力的主张，往往催生暴力的革命；而一些暴力的革命，往往变成暴徒的革命。其实早在红卫兵抄家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例暴力致人死伤的事件。

例如，北京的一个派出所的“人民警察”，接到一个“革命群众”密告，说是一户人家向外转移四旧物品，然后“人民警察”转告给一个红卫兵组织。英勇的红卫兵前去抄家，抄家过程中用木棒将这家的五口人活活打死。事后，打死人的红卫兵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为什么不处罚他们呢？没有人探究过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在红卫兵出现之前，整个国家的执法一直混乱不堪，使得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享有对政治贱民生杀予夺的特别权力。而红卫兵残酷斗争致死致伤的“牛鬼蛇神”，其中一部分与社会认定的政治贱民的种类基本一致，超出了的另一部分，也恰好符合新的政治运动需要扩大的政治贱民范围。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有早已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加上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资本家、小业主、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流氓（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等等。

二是在红卫兵出现之前，法律层面的司法又和革命群众的司法，奇妙地相互交织相互补充。比如对一个杀了人的地主后代，“革命群众”要求司法机关判处他死刑，并且提出了二十多种残酷的处死方法。再比如一对通奸杀人的男女被判处死刑枪毙后，“革命群众”拉着两人的尸体游街示众，然后浇上煤油点了天灯。

三是红卫兵的一些暴力行为被合法化了。那时候，最高领袖戴着红卫兵袖标，在北京先后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小将，这是对红卫兵运动最有力的肯定和支持。《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多篇社论：《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红卫兵致敬》等等，并喊出了“红卫兵万岁”的口号。公安部门还接到上级的指令，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

就这样，红卫兵的恐怖行为，被他们自己称为红色恐怖，弥漫在占了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溅起满天的血光。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据北京市的统计，1966年八九月份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

反革命的罪行

我大哥当兵时的营房，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的嫩江县。那里，是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北面是大兴安岭，东面是小兴安岭，南面是松花江和嫩江冲积而成的松嫩平原。它的西面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大哥的来信里，没有说嫩江县的西面是什么地方，是山岭、河流，还是沼泽、平原。

当然，很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可以从书本上知道嫩江县的历史与地理，甚至知道了我大哥未必知道的事情。比如他服役的铁道兵，就在他服役的那几年，恰好是中国最危险的兵种——他们向越南派出了十多万士兵，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开凿山洞、修桥筑路，免不了出现伤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或者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或者在自己填装炸药时出了事故，都不能完好地回到故国，回到父母与与兄弟身边。我妈一直在苦苦想念她的大儿子，想得她的精神有些失常，想得她的肺部出现空洞，但她绝不会想到，她的大儿子当了铁道兵，差一点遇到了真正的危险。

到了1966年，我大哥已经服役三年，按照参军时的说法，应该退役了，想必是由于大量的铁道兵去了遥远的越南，他还要延长两年服役时间。但他很幸运，他当兵的地方在我们国家的北端，而越南战场则在我们国家的南面。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它的南北距离与黄河的长度一样，都是五千五百多公里。即使越南需要再多的中国铁道兵，我大哥的部队也轻易不会调往那里。从这一点来说，他的幸运是真实的。

我大哥的来信，每个月至少一封。于是，给他去信，就成了我们家每月至少一次的重要事情。我爹我妈口述，我三哥执笔，写完了还要读一遍，听着没有问题了，再给他寄去。但是有一次，我趴在三哥的肩膀后面看他读信，发现信的最后两三行没有读，很显然是他自己悄悄加上去的。在他添加的部分，描述了他对旧军帽的渴望：他的好多同学都有真正的军帽了，而他没有，经常被同学笑话，你大哥还当兵呢，你连个军帽都没有。大哥，你就寄回一个旧军帽吧。

有些岁月一旦过去，就显得特别遥远，恍如梦境。后来的人再有多好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拥有一顶旧军帽时，如何的满心欢喜，如何的骄傲自豪，如何的爱护珍惜，如何的奉为至宝。

头上没有革命军人的帽子，怎么算得上革命青年？

我在前面说到几个亚洲国家的军装，其中包括中国的，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军装，他们的军帽像一个看不出形状的面包。现在有些后悔了，这样的比喻，很容易伤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情感。它可是青年人最喜爱的帽子，从196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

女孩子戴军帽时有个讲究，在军帽里垫一团手绢，把帽子的前部高高地顶起来，一排整齐的刘海儿露在前面，两只毛刷样的短辫伸在后面。至于男孩子，用纸折成一个帽圈放到帽子的内沿里，把帽子腾起来，不仅显得身高，还显得精神。

不管女孩子还是男孩子，一年四季几乎都要把军帽戴在头上，哪怕到了寒冬季节，都能看到头戴军帽的青年人，哈着气用手捂住冻红的耳朵，一歪一滑地走在风雪之中。他们洗军帽时还特别小心，不让帽子里面的方形红色印章褪色。如果褪了颜色的话，可就不像真正的军帽，像是民间仿制的了。

他们是戴军帽的一代人，也是抢军帽的一代人。很多人不像我三哥那么幸运，有一个哥哥在部队里当兵，能够寄来真正的军帽。他们的帽子，通常是抢来的，并且戴不上十天半月，又会被别人抢走。

我们那座城市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男孩子走在火车道旁边，身边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把他的军帽抢了过去。这时候他发现抢他帽子的人又瘦又小，就拼着力气追赶。当他把军帽夺回来时，发现抢他帽子的人竟然是个女的，就怒气冲冲地把那女孩子强奸了。第二天，他们两人的事情暴露了，男孩子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强奸被抢犯某某某”，女孩子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抢劫被奸犯某某某”，一起押上一辆汽车游街示众。幸好那时游街示众的汽车太多，几分钟就有一辆，也就没有太多的人注意他们。

那时中国的汽车不多，大部分都用来游街示众了，所以还是游街示众的汽车太多。另外那些被游街示众的人，年岁比他们大，罪行也比他们严重，脖子上挂的牌都有“反革命”三个字。因为游街示众的组织者，大多是那些青年革命者，他们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一样，眼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种人，没有中间派。于是，在他们制定的罪名里，“反革命”这三个字用得最多。例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抢劫就是反革命抢劫罪，盗窃就是反革命盗窃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等等。那两个挂着“强奸被抢犯某某某”“抢劫被奸犯某某某”的人，他们的罪名算是比较轻的了，可能是他们的牌子上，写不下那么多字。

政府公开审判的犯人，也常常用到“反革命”的罪名。

前些天我在网络上看见一篇精短的文章，幽默与调侃的语气，颇有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风格。

那篇文章写到，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一位老法官回忆说，他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

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文章里写到的另一位法官，也讲了个故事：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19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与他们在一起的一位女法官，也讲了个故事，多少带一些浪漫色彩：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免费的旅游者

枕边放着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获救之舌》。我喜欢他那冷静、简略、富有成效的讲述，比如我现在读的这段：

“天寒地冻、寒气袭人的时候，饥肠辘辘的狼群就下山来，向雪橇前的马猛扑过去，撬夫挥舞鞭子，试图把它们赶跑，但这无济于事，得要向它们开枪射击。------他们开枪打死一只狼，把其余的赶跑了。母亲当时心惊胆战，她叙述了这些狼的红色舌头，这些狼当时靠得那么近，以致她过了好些年后还梦见它们。”读到这里我停住了，想起另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的中国。那一年接近年底，《人民日报》号召正在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由乘车改为步行。有些年轻气盛的红卫兵，想重新走一遍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感受革命前辈的艰苦牺牲和胜利豪情。他们举着红旗，踏上人烟绝迹的野岭荒山。他们的一支队伍被饥肠辘辘的狼群包围，一场拼死的厮杀，没有人活下来。

那一年，有个叫井冈山的革命圣地，开了十七个接待站，用了近千名炊事员，先后接待了一百多万年轻的革命者。井冈山还不算荒僻之地，但也有一支红卫兵队伍在深山里迷了路，不知道迷了多久，全都饿死了。还是那座井冈山，大串联时期出现了可怕的流行性脑膜炎,同时有几百个红卫兵染病，让山上笼罩着死亡的气息。据说是因为红卫兵大串联，那年的脑膜炎，是二十世纪中国流行规模最大的一次。

几年前读过一篇当年红卫兵的回忆文章，忘了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文章里提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去了，但是，是一种浪漫的死法。他们走了几个月，再跨过一条河就进入北京，就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的心中盛满胜利的喜悦，走在那座桥上，高唱直冲云霄的战歌，踏着雄壮整齐的步伐，想不到突然引起了共振，整个桥面落入水中，桥上所有的人，都被河里的激流冲走了。那时候所有的落水者，口中喊的不是“救命”，而是“毛主席万岁”！

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的很多年里，我都很羡慕参加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甚至他们自己也很羡慕自己，遇上了做梦都梦不到的机会。

在《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之前，他们都是乘坐火车和长途汽车，到全国各地搞串联的。报纸上、广播里公布了北京发布的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凭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就可以免费领票。每个城市都开办了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招待毛主席请来的小客人。按照中国最高领袖的想法，要开动全国的火车和汽车，请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来，学习北京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精神，学习北京红卫兵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革命行动，然后，然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更大的革命。

那时中国的最高领袖，经过一轮全新的造神运动，已经成为青年革命者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成为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然，当时所有的报纸都这么说，谁也顾不上这后一句话里隐含的语病：全中国只能有这一个红太阳，已经没有用来比较的参照物了，哪里还谈得上最红或者最红最红的呢？

在那段时间里，不仅全中国只能有这一个红太阳，全世界也只能有这一个红太阳。在我所在的辽宁省，隔着一条鸭绿江就是朝鲜。在鸭绿江的两岸，中国和朝鲜都架设了能量巨大的高音喇叭。中国境内的高音喇叭，每天对着朝鲜军民高呼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朝鲜境内的高音喇叭，对着中国狂热宣传金日成的主体思想。高音喇叭后面的两个国家，都认为各自的领导人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

1966年的中国，红太阳的光芒不仅明亮，而且温暖。

从那年夏天开始，每隔半个月左右，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要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先后接见了八九次，总共接见了一千三百万名红卫兵。

对于这些红卫兵来说，开展革命大串联，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意义，终生难忘。

比如，在北京见到了伟大的革命领袖，让他们激动的哭啊笑啊，脸上滚过了滚烫的眼泪。虽然拥挤在巨大广场上跳起来的一百多万人群之中，虽然远远望去伟大领袖只有一角花生大小，身形也看不清楚，但这毕竟是革命青年感觉到的最幸福的时刻。

比如受到领袖接见之前，红卫兵每个人可以领四个煮鸡蛋、四两红烧肉块和半斤馒头。受到领袖接见之后马上庆祝，每个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粉条豆角。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这几乎是大多数红卫兵吃到的最饱的最好的饭菜，家里过年的时候也吃不到这样奢侈的食物。

再比如，在北京的接见结束以后，他们可以乘车继续在全国开展革命大串联。大多数红卫兵和他们的家庭，一直在贫苦中生存，根本就没有外出旅游的经济条件，忽然间学校停课了，他们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免费在全国周游，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幸运？

那一年秋天过去一多半的时候，我三哥也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这场免费的革命旅游。临走时我妈给了他十多元钱，走了一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差不多都揣了回来。到哪里都免费招待，每天发一斤全国粮票，三角钱的伙食补助，哪里还需要花自己的钱呢？

我三哥也到了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激动地高呼万岁，以致喊哑了嗓子。

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和十几万人等在火车站里，等了一天多才登上火车。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由车站发给每人一张车票，赶上哪一趟火车就是哪一趟，火车头面对的方向就是他们要去的方向。那一天我三哥登上的车厢向南开去，没过几站，车上的人就太多了，全都是串联的红卫兵。行李架上是人，座位下面是人，过道和车厢接头处更是挤满了人，连小小的厕所也挤满了五六个。车门根本就打不开，要上车的红卫兵小将就从窗子硬往里钻，实在挤不上来，就挡住不让火车开走。车厢里的温度太高，每到一站，车站上的工人用水龙头向车厢里浇水降温，免得里面的人中暑晕倒，让他们能够活着，奔向他们的目的地。

那时候中国的每一趟列车，都严重超员，不堪重负，所以才有了北京报纸发出的号召，让他们由乘车串联改为徒步串联。

生命还给北京

老舍在北京出生时，已经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那座庞大的城市，老得不能再老，它的记忆模糊一片，甚至想不起来有多少岁月，做过这个国家的首都，并成为敌人首选的攻击目标。它一次次毁于战火，一次次重新修建，用石头，用树木，用桔黄和翠绿的琉璃瓦，用闪闪发亮的铜和黄金，比先前还要富丽堂皇，但是，又能挺得了多久呢？

老舍还没有学会走路，绵延三百年的大清帝国就腐败不堪，被八国联军数量很少的部队攻陷了国都。据说，老舍的父亲是守城的士兵，死于保卫北京的战斗。老舍的一篇自传回忆说，八国联军的士兵冲进他家里，把一个箱子扣在他身上，想要闷死他。

如果老舍被杀死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可能就少了一位重要作家，一位与国际文学界有过良好沟通的小说家。二十五岁那年，已是基督教徒的老舍，受教会推荐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员。在英国那五年，需要提高英语，他拼命阅读狄更斯和康拉德的小说，于是知道了欧洲小说的结构方式和人物安排，于是照猫画虎开始创作，于是把作品寄回国内发表。

有一年我买到康拉德《黑暗深处》的中译本，读了以后，想到了老舍。康拉德的小说，可不像狄更斯的容易学习。两个人的小说结构都很简单，人物处理都很扁平，但康拉德善于营造小说气氛，比如阴郁、冷漠、残酷等等，比如通篇的环境都使用了象征性的隐喻，其实是作家独特的现代精神指向，没有与他相似的心路历程，没法运用他的小说方式。老舍的小说，还是从狄更斯那里，学到了外在的容易掌握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中华民国，白话小说刚刚兴起，即使学到欧洲作家的皮毛，也可以成为屈指可数、相当不错的小说家。

老舍四十七岁时，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出了英文版，还在美国成了畅销书，美国政府邀请他访问和讲学一年，他却在美国居住了四年。离开了战乱不息的故国，离开了妻子和儿女，离开了婚外的女友，他有了安逸的时间，小说写作进入极佳状态，一连写了几部让他满意的长篇，又有五六部作品在美国出版。这不仅是写作上的幸运，也是思想上的幸运——能够在比较重要的生命时段，接受了英式民主之后，又感受了美式文明。这样优越的小说家，在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老舍自己。

据说，回到故国后的1950年代初，老舍还同美国的文化界保持联系，在与美国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同意每年缴纳十五美元会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公开的。他回到北京时，北京已换了朝代，又一次做了国家的首都（大清帝国之后的中华民国，国都迁往南京去了）。新政权把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老舍就把关于美国的印象，重新过滤一遍，好的印象收藏起来，不好的印象写成文章，发在新政权的报纸上。

我读过他写于1950年的《美国人的苦闷》。看得出来，那些不好的印象，被有意放大了。他接受过基督教义的洗礼，接受过英式民主的熏陶，对他的影响更深的是欧洲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在1950年以后，所有优秀的影响，都让位于新政权强大的政治干预。

那时候的北京，把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列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肉体到灵魂的干预，一个人也不放过。——检讨与改造，批判与斗争，原罪与惩罚，达到了自人类出现以来的顶点。他们，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也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而他们真正失去的，是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知识分子宝贵的良知，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几十年里，他们的个人品质是高是低的区别，仅仅在于说假话、出卖同类的程度。在这方面，我比较尊重老舍，他在不得不说假话时也要说些假话，但毕竟在当时的中国作家里面，假话说得少，还可能没有出卖过他的同类。

我比较尊重老舍，还因为他的假话，往往说在不重要的地方。

比如，作家们在1950年代的写作必须配合政治，领导出思路，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却避开了疯狂和血腥的经济、政治运动，编写了一部话剧《龙须沟》，歌颂北京新政权治理环境造福人民。北京高兴了，颁给他“人民艺术家”的奖状，那是中国在作家中颁发的唯一的“人民艺术家”称号，落到了老舍头上，至高无上，荣耀无比。后来，他悄悄写了一部话剧《茶馆》，还算有水平，还算没有假话，在那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内，是中国唯一的好些的作品，让老舍保留了足够的面子。

再比如他自传中写到的，八国联军把一个箱子扣在他的身上想要闷死他的事情，很可能，也是依照政治要求杜撰出来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假话——血肉横飞的战争里，那些外国大兵们，如果想杀死某个一两岁的幼儿，用得着这样复杂的设计吗？我从那个年代走过，知道怎样阅读那个年代的文字。读他自传的这一部分，我能够确认的，仅仅是：他经历了北京的那一次战乱之后，没有死去，仍然活着。

那座老得不能再老的城市，战争年代里不能安宁，和平年代里就能安宁吗？

他是在1966年死去的，六十七岁。那年夏天，北京的青年革命者沿袭了老一辈革命者的观念，把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都当做政治贱民，当做假想中的敌人。老舍也在被批斗的人群里，遭受疯狂的毒打，浑身上下全是血，晕倒在地。他仅仅挨过这一场批斗和毒打，第二天投湖自杀了。有人说，那个夏天他的身体特别差，挨打的前一天刚从医院里出来，如果他身体好，可能不会自杀。

他的一生里，在北京居住的时间不多，与北京的关系越来越远。但在1949年的年底，他匆忙告别在美国写作的优越时光，回到北京，那年他五十岁，写作最好的年龄之一。那时，他没有预想到北京的新政权，那种正在试验中的革命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风暴。人和人群的命运，在狂风中飘忽不定，容易被撕碎。

回到生他的北京，像是完成一个约定，不管怎样死去，把生命交还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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