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连载一】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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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一】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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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一】 序 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杂谈、随笔、回忆录还是小说…… 总之，一切都乱了套，就像我这一辈子一样乱。 这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谁也说不清，当然也包括我。 每个人都是从幼年走过来的，没有例外。但是，每个人的幼年又是那么的不同。生活赋予的丰富多彩照例会体现在孩童时代的生活中，尽管那时的幼小无知，还不能使他产生出丰富细腻的情感，但是记忆却能使他留连于那短暂即逝的时光。幸福与悲伤，欢乐与烦恼，交融出一首幼年的儿歌。也许这歌儿并不那么真实，就像儿时的童贞带来迷蒙的幻想，可是它毕竟是幼小头脑中出现的第一次。 如果儿时是幸福的，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如果儿时是悲惨的，它也会影响你的一生。 幼年在上个世纪刚刚走完她一半路程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很快我就失去了爷爷。那一年，全国在打击反革命，谁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死的。他只不过是中国浙江一处小小村镇上的教书匠，是自杀的。 我的家在北京东城区米市大街的一个小院儿里。那里原来是一个小旅馆，临街的门很窄，已经分辨不出是什幺颜色了。一进门是一条通道，延伸进去正对着街门的是一间平房，也许是过去的门房，往右拐便算进了院子。里面是一排排平房，后面还有一栋二层小楼。街门外的右面是红星电影院，左面是基督教青年会。 几十家人住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多少显得有些拥挤。那时，刚刚解放，院子里住的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他们被请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了革命工作。尽管房间小了点，院子挤了些，但是谁也没有怨言。从前是一群到处漂泊的戏子，现在有了固定的工作、住处，似乎也应该满足了，何况国家穷，到处都是困难，大家也能够谅解，创业时期总是艰难的呀。 共产主义的理想使人们产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似乎那是一件即遥远又很近的事情，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为了实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把刚分到手的土地又都交给了国家。在此同时，全国开展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了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紧跟着城市里就进行了私营企业国有化改造，一下子就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全是大人们要操心的事，与我无关，那时我才三岁。 剧院的人们工作很忙，除了要完成演出任务外，还要被抽调出去，到工厂参加三反运动，那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同时再揪出腐化变质的共产党干部。大人们都走了，留下的家属就由领导专门指派的人负责照看，其中之一就有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演员英若成。 我发烧了。小孩子对发烧似乎并不太在乎，仍然在院子里玩，但一改过去的顽皮，显得多少有些蔫，留守的李晓兰阿姨发现了，用手一摸我的头，不得了，烧得很厉害。于是她和英若成带我赶到医院急诊。经过医生诊断，是淋巴结核发炎，已经开始化脓。大夫很不满意地斥责了带我去医院的叔叔阿姨：“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们才送来，这个父母是怎幺当的？再晚点孩子就没命了。”从此，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一条长长的疤痕。 我在孩子们中算是幸运儿，妈妈要去拍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龙须沟》改变成的电影，她在剧中扮演一位老太太，我和姐姐没人管了，妈妈就把姥姥接到家中照顾我们。但是我太调皮了，只要她稍微一不注意，我就跑到大街上去，要去看汽车。时间长了姥姥就不能胜任了。因为《龙须沟》这部电影是宣传解放后北京城市改造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是文化部当年的重点影片，所以就由他们出面帮助我和姐姐解决入托的事。姐姐进了中山公园里的第三幼儿园，而我去的是北海幼儿园。 北海公园过去是个宫廷花园，从金代建园起到现在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那里是一个人工开挖成的海子，当年称为“太液池”。挖出的土堆积成山，称 “琼华岛”，并建“广寒宫”于山顶，成为皇帝忽必烈的皇宫，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毁。清顺治八年在山顶建起了一座藏式白塔，保留至今。如果以白塔为中心，在它的东南面是南海、中南海，一九四九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白塔被北海湖环绕在中间，湖水是从北面的什刹海流过来的。北海幼儿园坐落在北海湖的东北岸边，占据了公园的一个小角落，那里原来是祭蚕的蚕坛。 北海公园后门的右边有一个深红色的大门，里面就是北海幼儿园。它的对面是什刹海，一条汉白玉石桥将两边隔开。石桥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西步压桥。据说以前的皇城墙是从上面压过的。与此相对应还有一条东步压桥，不过现在这两座桥都不存在了，西步压桥因扩建街道真正的被压在了下面。 每到周末，本来就拥挤的北海公园后门人就更多了，有去公园游玩的游客；有下班回家的行人；更多的是接孩子回家的人，这类人中大多是乘小轿车来的。那时候从东欧国家进口的“华沙”、“伏尔加”就算高级车了，只有够级别的人才能使用。看着成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被家中的保姆或警卫员抱进小车接走，心里真是羡慕得不行，他们几乎都是高干（高级干部）、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 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唯一使我不快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乘小车回家的，而我却要挤在那破旧的公共汽车里，混在汗臭、口臭及嘈杂声中回家。我抗议了，在经过几次吵闹后，终于有一天真的坐上了小汽车，尽管那是一辆出租汽车，但是也多少满足了我心中小小的不平。 我的妈妈是一名普通的话剧演员，爸爸是一般干部，职务不高，负责的事不少。他们有时因工作需要可以乘坐单位的小汽车，但是，不可能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儿女上学或做自己的私事，他们的地位不足以享受这种待遇。就是这些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那时候的古城风貌依然支离破碎地残存在我的记忆里。记得从幼儿园乘车回家要步行到地安门大街，在纷忙的人群中往往会出现一串串脖子上挂着铜铃的驼队，它们迈着沉重的步子“铛啷、铛啷”的一步一步走来，把长城外的货物运进京城，大多是从张家口、下花园运来的煤炭。驼铃声吸引着我，不由得停下来观看。那时我并不觉得骆驼丑，看着那昂首挺胸，四平八稳走来的庞然大物，总觉得它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是那么神气，那么傲慢，眼光里流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神气，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在它的眼底。它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嚼着，走着，偶尔昂起头发出奇怪的一吼。 地安门大街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灰蒙蒙的，天空的颜色发着微黄，东来西往的人们也总是匆匆忙忙的。
刚一进北海公园的后门，就能看到一座小桥，桥的左边有一道短短的水闸，有时候可以看到鱼儿在奋力往上跳，它要跳到水闸那边一泊平静的水面中去生儿育女，这儿就是幼儿园小前院的池塘。每到夏天，池水中盛开着满塘荷花，小鱼在荷叶的空隙间穿梭往来，尾巴一摆，泛起圈圈涟漪。 幼儿园里的设施非常齐备，分布有生活区、娱乐区、校医院及礼堂。生活区是三座三层小楼，里面是相通的，每栋楼的另一侧有楼梯通到楼外的娱乐区，与楼梯并行是一道滑梯，有时我们就从滑梯滑下去。平时一般是在生活区活动，吃饭、睡觉、学习、室内游戏；娱乐区有一些儿童游戏设施，如：滑梯、秋千、攀登架等；孩子生病可以去小医院，那里有专门的大夫和护士，所以孩子生了常见病就不用送医院就医了，这样还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医院里还有隔离病房，孩子得的是传染病就要住进去以免传染别的孩子，周末也不能回家，我曾经在那里住过几天，大概是得了腮腺炎。 幼儿园传达室有一位老大爷，他的个子不高，总是笑眯眯的，每次见到他，我们就大声喊：“老大爷好！”。他养了一大群鸽子，平时关在一个特制的大铁笼子里，里面有一个个小格子，那是鸽子们的家。鸽子每天要放飞两次，它们在高高的蓝天翱翔，传来阵阵鸽哨，那莺莺环绕在天空的声音显得那幺遥远，在微风的伴随下断续地传进我的耳鼓，似乎是一支暝暝中的仙笛在吹响。每逢过节天安门广场要游行了，就有专车开来，用小笼子把鸽子们运走，运到天安门去接受领袖们的检阅。能够见到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它们一定觉得非常幸福，所以有些就留在了广场上不再回来了。晚上它们就栖息在前门楼上，等待着领袖们的下一次接见。 幼儿园里孩子都要有制服，仿照海、陆、空三军的军装每个班级做成统一的样式。我所在的班是海军，家里专门为我定做了一套海军的制服，这套制服只有节日时才穿。 节日到了，我们穿上它，显得很神奇，尽管走起路来还像他，唐老鸭似的左右摇摆，但也排起了整齐的队伍，举着彩旗，在幼儿园内游行。我们齐声高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虽然朝鲜战场已经停战，但是抗美援朝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的兴奋还没有过去，这首志愿军战歌还是我们包括很多成年人所爱唱的一首歌。 每当这个时候，还要把家长们也请来，同幼儿园的阿姨一道检阅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三军队伍。阅兵结束后，就去幼儿园的小礼堂，观看孩子们演出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在阿姨辅导下编排的。 平时，我们在幼儿园的娱乐区活动，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滑滑梯或荡秋千。男孩子喜欢攀登架，那是一种用木架制成的各式梯子的组合，可以爬上爬下；钻来钻去的玩，多少有些冒险的刺激。尤其是当我爬到最高点时，居高临下地往下看，别人都在我的脚下，他们显得那么小，这时候我就会从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的神圣，感到自己非常强大，似乎可以战胜一切。 幼儿园的后门一打开就是北海公园，那里有一片空地，阿姨经常带领我们到那里去散步。有时候，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一边拍手一边唱：“小杜鹃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这是一首捷克民歌。 我们还玩各种游戏，最热闹的是老鹰捉小鸡。阿姨是鸡妈妈，她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被凶猛的老鹰捉去，她身后的孩子们接连成长长的一串，当老鹰的孩子要想尽一切法子捉住母鸡身后的小鸡。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老鹰先是往右跑，母鸡身后的小鸡们就像一条摆尾的蛇，躲到左边，老鹰突然转回身跑向左边，最后的小鸡还来不及反应就成了老鹰的俘虏。每当这时，孩子们的嬉戏就会吸引很多过路的游客，站在旁边为我们拍手助威。玩到后来大家全都瘫倒在山坡绿茸茸的草地上。 我经常在阿姨不注意的时候跑掉，公园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我，山坡上茵茵的绿草，山顶上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山坡后潺潺流淌的小河，还有池塘中淡粉色的荷花。小桥、水榭、画廊、曲径、假山，都是我同阿姨捉迷藏的地方。我总是悄悄地绕到阿姨的身后，让她无法找到我。那里是北海公园的濠浦涧，是公园里的园中园。因为我的淘气阿姨大伤脑筋，由于我的聪明阿姨们也都很喜欢我。 我常常闯祸。吃饭掉了饭碗，小便有意尿在外面，睡午觉时伸着脑袋东瞧西看，大家都该起床了而我却昏昏睡去。有一天，我在室内低头猛跑，一头撞在铁床上，血顺着头往下流，把阿姨们吓坏了。 有一次，我趁阿姨一不留神就偷偷跑走了，无意中发现院子里有一座小门。走进去里面是一个四合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大红的柱子，琉璃瓦的屋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但是都空闲在那儿。正巧，有一间房屋的窗户没关紧，我就钻了进去，里面堆满了杂物，几乎什么都有：破桌椅坏书架，演戏用的服装道具，过节时挂的大红灯笼，上面全都积满了灰尘。我在里面东翻西找，想象自己是在寻找着宝藏，弄得浑身上下全是尘土。也不知道玩了多久，突然意识到不妙，急忙从原路爬出去，七拐八绕才敢露面。阿姨们早已发现我又失踪了，全在四处寻找。我狼狈不堪地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当然，以后再也不敢故地重游了。 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很友好，斯大林派了大批技术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恢复战后的经济建设，有些是全家一块儿来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后开始的，受他们的影响很多，所以那个时期称他们为“老大哥”。我们班上也有一个从老大哥国家来的孩子，他长的黄发碧眼，整天呜哩哇啦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全班的孩子也跟着他乱喊一气。一天，我们在公园的山坡下玩儿，全班的孩子齐声大喊“达瓦利士，哈拉硕！”，正巧有几位苏联人从那里路过，他们非常兴奋，跑过来同我们握手，还拉着我们照相留念。在兴奋过热闹过之后，谁也不知道都喊了些什么，那些苏联人为什么会那样高兴。直到上中学学会了几句俄语后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同志好。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外国话。那个俄国孩子很淘气，每次一到娱乐区，他都会像一匹发了疯的野马，玩起来什么都不管了。有一天，大家排队玩滑梯，突然全都闻到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我们停止了游戏，寻找气味的发源地，最后终于发现气味是从在那位外宾身上发出来的，他竟然玩儿昏了头，把屎全部都存在了裤子里。阿姨要他脱下来换洗，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大喊大叫，大哭大闹，破坏了中苏关系。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我只要一看见外国孩子，尤其是黄头发，蓝眼睛的，鼻子里就会自然产生出一股恶臭。
我五岁那年的夏天，幼儿园去了一次避暑胜地——北戴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水与天连在了一起，海浪从远处滚滚涌来，刚一触到海岸就又返回到遥远的天际。我们住的地方离海边不远，被葱绿树林环绕着的红色围墙里，一栋陈旧的红楼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楼里面铺的是木地板，我们就睡在铺在木地板上的垫子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伴随着飒飒的风声和海潮的哗哗声进入梦乡。 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儿，做游戏或游泳。每次下海，阿姨们都在一旁保护每一个孩子以防不测。初次下海，感到海水中有一股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我的身体，左右摇摆站立不稳，总要跌倒在水里。海水的浮力使人产生出飘飘悠悠的感觉，海浪滚过，身体随着浪峰自然而然地抬起，只能用脚尖勉强触到海底松软的细纱，海浪退去，身体随后下沉，又能站在海底的沙地上。我不会游泳，随着海浪的上下起伏，难免不尝到几口苦涩的海水。 开始涨潮了，我们回到沙滩上，沙滩上的贝壳被岁月冲刷得奇形怪状。还有小海螺，我在沙滩上捡了很多带回北京。这些贝壳在家中存放了很多年，后来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草原插队，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沙滩上还可以捉住小螃蟹，海水淌过，沙地上有一个个冒着气泡的小洞，看准后赶快挖，几乎都能挖到。螃蟹太小了，蟹钳不会把手夹疼。浅绿色半透明的小螃蟹在手心上爬，六支小脚挠得手心痒，一股麻酥酥的感觉通过胳膊直传到心里。海浪冲来了水母，我就站在刚刚没过脚面的海水里看它游泳，水母伞状透明的身体下摆动着触须在水中飘逸，显得异常潇洒，我真想看清它的嘴脸，但又不敢用手去碰，只得眼睁睁地看它又随着海浪远去。 在黄昏的落日下，我们漫步在海湾。渔船在近海捕鱼，深蓝色的海水把渔船高高托起，然后又把它抛进低谷，渔船上的渔夫们满不在乎地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一群在风浪中搏斗的勇士，心中充满了敬佩。一条渔船驶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个渔民一只手扶着桅杆，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向我们喊着什么，在风浪中根本听不清，落日的余辉映照在他的身上，就像工匠沿着他的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他的全身笼罩在一层灿烂的光晕中，身后是一片绛紫色的晚霞。夕阳在海平面的尽头只露出金灿灿的一点小圆顶，光束透过云彩的缝隙直射天际，又反映在海波上，海面上就像撒满一层粼粼锡箔，闪动、跳跃着的光点刺得人眼花缭乱。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返回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 爸爸妈妈经常周末也要参加演出，特别是节假日时就更忙了，有时甚至不能接我回家。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要在幼儿园里度过。记得有一年过年了，爸爸妈妈不能来接我，阿姨把我们几个命运相同的孩子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们趴在窗子的玻璃上往外看，看见别的小朋友被家里的亲人接走了，心就像贴在玻璃上的脸一样冰凉凉的。 幼儿园的阿姨在其它孩子走光后，带着我们做游戏。她为了使我们过得愉快，不想家，教我们做纸工。阿姨用一张张彩色纸折叠成小衣服小裤子，然后再叠出一个圆纸球，纸球可以吹鼓，用这叠好的衣服裤子拼成小人。还有会跳的青蛙；会飞的天鹅。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阿姨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故事，讲白雪公主，带领我们在童话世界里遨游。我们坐在阿姨周围，安静地听着，被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为故事中的情节所感动。 阿姨还在吃饭用的小铁碗里放上白糖、山楂糕，再加入适量清水，放在室外窗台上冻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冻成了冰。阿姨用小勺刮出冰渣，放在我们吃饭的小碗里，几个孩子伸出贪婪的小舌头，唏唏溜溜美餐起来，又凉，又甜，又酸，真好吃。还有冻柿子，在还没完全冻透时吃，一口一嘴冰渣儿，甜得腮帮子发酸，一会儿两腮就冻木了，还得吃，一吃就忘了家，就忘了家中的爸爸妈妈，甚至还暗暗庆幸，幸亏留下来了，要不上哪儿找这冻柿子，这冻冰渣。 大人们的工作很忙，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够好好休息，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要洗，屋子乱了要收拾，还要准备下周的工作，我们回家后爸爸妈妈也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们玩儿，我们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后只能自己玩玩具，可是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玩的东西。 有一年华北地区发生了水灾，听说天津进了水。我们院儿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全部都漏雨了，单位只好让大家搬到别的地方暂住一段日子，房子修好后再搬回去。我家搬到了灯市东口的剧院道具制作工厂里，爸爸是厂长。这个工厂从外面看是一栋欧式的二层楼，不知道从前住的是什么人。进门是一个大厅，水磨石地面，迎面有一道宽宽的楼梯，上到一半时有一个平台，平台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稍窄的楼梯直通二楼。上到二楼后是走廊，走廊临街的一面有三间房，我们全家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楼梯的踏步也全是水磨石制成的，楼道和楼梯两侧堆放着演戏用的道具，前面大厅的地上还铺着没有完成的景片。周末，工人们不上班，整个工厂里静悄悄的，我和姐姐就在各处玩儿。大厅的后面有一条窄过道通向后院，那里有一个更大的似乎是舞厅的地方，里面也同样有很多景片和道具，但是都是制作好了的，有些还搭成各式各样房间的样子，房间里所需的家具一应俱全，虽然全部都是假的，但做得如同真的一样。树的树干是用竹片和铁丝先扎成骨架，外面蒙上涂有颜色的布，树枝可是真的，用细绳绑在树干上，叶子是用绿纸剪成树叶的形状，然后穿在缠了绿纸的铁丝上，把它们固定在树枝上面，一棵大树就做成了。景片上的门可以随便开关。 第一次看见演戏用的东西非常好奇，在那些布景和道具中走来走去，并大声说话，就像看见过的话剧演员们在舞台上那样，装腔作势自我陶醉在演戏的乐趣中。 我们住在二楼，临街的一面就是灯市东口和米市大街的交汇处，对面是以后我们曾经住过多年的史家胡同。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有石膏制成的墙角线，挂灯的地方还雕刻了精致的花饰。窗户又高又大，几乎整面墙都被一扇顶天立地的大窗占据了。我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看街道上的雨景，街上的行人和汽车很少，也许因为是星期天，又在下大雨，人们都在家里抗涝抢险吧，偶尔有人路过，他们高高卷起裤腿，赤着双脚，撑着油布雨伞在雨中匆匆走过。车子驶过，溅起一片水花，汽车成了汽艇。沿街漂来一个西瓜也没人去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显得那么纯朴、忠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似乎并不是什么奇谈，大家都在诚心诚意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希望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繁荣昌盛起来。
我们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孩子，真正得到的父爱和母爱是很少的，爸爸妈妈只能在繁忙的空余中挤出时间带我们去公园或去看电影，这是非常难得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要把这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了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不仅白天排戏，晚上演出，还要参加政治运动。 １９５６年底，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请党内外的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１９５７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讲话，恳请人民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他提出了要“大鸣大放”（２月２７日）。后来，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３月６日——１３日）。既然共产党表明了他们的诚意，真心实意的希望得到党外民主人士帮助，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整风运动就展开了。为了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态度，纷纷给他们提出了意见。 爸爸在运动前就曾经多次向剧院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觉得剧院的工作在整体行动上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调。运动开始后，一次北京市委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请他们提意见，爸爸也被请了去，去帮助共产党。会上，有些人为了共产党在今后的祖国建设大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了更好地在今后各条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在单位领导干部现存问题的一些意见。谁想到，运动刚刚开始三个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这是为什幺？”（６月８日）的文章，一时风向倒转，那些曾经给共产党提了意见，真心实意想帮助他们的人，不管是在党的或不在党的，统统被“揪”了出来，说他们恶毒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了共产党整风的机会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妄图推翻党的领导。这就是“引蛇出洞”，爸爸也成了一条被共产党引出了洞的“蛇”被“揪”了出来。就连那次北京市委请他参加座谈会的事，也被说成是“私闯北京市委，大闹会场”成为一条右派罪行。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向全市人民宣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 印有这条消息的报纸是我在上小学后，在家里翻找东西是找到的，黑黑的大字就像一只只铁拳重重地击在了身上，我的全身在颤抖，这是一座无形的大山，是一付沉重的枷锁，它将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使我们全家为此要付出本不应该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一个年轻的家庭，一个本来应该是幸福、愉快、温馨的家，就这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今后的生活道路将因此而充满坎坷，就像进入了遍布荆棘的丛林，使我们一家挣扎在无望的迷茫中。 即使是家庭中的某个成员触犯了国家法律，被判了刑，也不应该因此而影响到家庭的其它成员，因为在真正的民主国家内，别人是不应该为他人承担罪责的。但是，在一个用阶级斗争领导经济建设的国家中；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统治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中；在一个由党阀领导下并拥有国家军队的政府中，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词句——无产阶级专政。并用这个专政来对付那些并没有反对他们，而只是为了国家命运而担忧的民族英魂及他的家人、子女、亲朋、好友。 那张报纸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也许是妈妈害怕被别人发现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销毁了。报纸不在了，但爸爸还在，这顶右派的帽子在二十多年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摘了戴，戴了摘，从东北黑龙江畔的兴凯湖到山西黄河边的伍姓湖，一个年轻有为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很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他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中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因为他过分忠于了那个理想、那个事业，就因为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就因为他过分的真诚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直到两鬓挂霜才重返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 一个人，当他过分忠实于一个理想时，他的灾难就会随之而来。 当右派平反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居然有人歌功颂德感谢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举动。有些被平反了的右派还感恩戴德，感谢共产党给了他们“新的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愚昧。共产党继承了被推翻了的皇帝的衣钵：一人有罪全家遭殃的传统，而有些被共产党诬陷了的人却像过去被皇帝“赐死”时那样，还要“谢主隆恩”。这不是愚忠又是什么？ 陈毅元帅在１９６０年讲过：在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是被诬陷的，每个单位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 就像添米下锅，米少了就不够吃，要有一定数量。 爸爸先是被隔离审查，后来被送到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强制劳动改造。全国各地有严重问题的右派分子都被送进了那个农场进行改造。农场里不仅有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还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的一项新发明。 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刑事犯亦或是政治犯，都应该通过正当理由起诉后，经过法庭审判后量刑，由犯罪人在监狱中服刑。劳动改造是一种古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体罚。不经过任何法律手段，只凭借共产党干部的喜好，任意缔夺享有人权的公民们的人身自由，并强迫他们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场管理人员把判了刑的刑事犯同有政治问题的右派送到同一个地方，让刑事犯混杂在政治犯中以便于监视。因为在监狱或劳改农场里，被判了刑的犯人可以通过自己在服刑中的表现酌情减刑，叫做“戴罪立功”。立功的途径不仅仅是劳动中的表现，还可以通过告发别人的不法行为取得公安人员的欢欣，成为立功的条件之一。这样更便于公安人员监视那些犯人，也可以在犯人之间造成不和，相互不信任，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形成管理上的相对稳定。这个发明也被用在了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团体中，也起来一个好听的词叫“群众监督”。但是并不是用来监视那些自称人民的公仆的共产党干部，而是用来监督群众自己，有些单位还特制了检举箱挂在墙上，便于人民自己检举自己。 那时“人性”是不被承认的，一提到“人性”这个两个字，就要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受到批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被承认。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这种感情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很难说清，因为很多人确实处于一片赤诚，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救自己，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才是最最真实的，这种感情要体现在对党对领袖的忠诚上。所以，只要一旦被定性为敌人的就要口诛笔伐。 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厚厚的原始沉积层覆盖在松辽平原上，那里地广人稀，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解放初期，一部分解放军直接转业到地方，在那里组建了军垦农场。但是仍有大面积的荒地等待人们去开垦。位于黑龙江畔的兴凯湖一部分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沿中国一侧被开发成了劳改农场。它的四周全是沼泽地，夏天，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茂密的芦苇，形成一口无形的陷阱；冬天则是几百里渺无人烟的茫茫雪原。如果想偷偷跑走，不是掉进沼泽沉入无底深渊，就是冻饿而死或被野兽吃掉。天气暖和的时候，道路翻浆车辆无法通行，一般只有冬天才能进去。爸爸被送进了那座人间地狱。 我还在幼儿园做着童年的梦，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幼儿园的负责人对妈妈说：他很聪明，你带他去学校试试，也许能考上小学，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小学生入学的年龄必须要满七周岁，那年开学我不满七岁，离过生日还差一个多月。就这样，我被客客气气地拒绝在了幼儿园大门外。上学不可能，幼儿园又回不去，我成了家庭留守人员，在家里闲了一年。 北京人艺１９５６年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宿舍大院建起一栋四层宿舍楼，我家分到了两间大约十二平方米的住房，厨房和厕所是三家合用的。分房时爸爸还没有出事，所以分到了两间，否则也许会全家挤在一间房中，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年后，我们全家确实挤在了一间房中，幸亏姐姐当时已经住校才没显得过分拥挤。 我家有姐弟三人，姐姐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弟弟还小，因为他在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幼儿园，所以还继续留在那里没被赶回家。 我离开幼儿园回到家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个也不认识，很想和他们玩儿，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排斥我。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持强凌弱的本事，就如同生态循环的规律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稀泥，自持是强者就可以欺负别人。我不想侵占别人什么，也不想让别人强加于我什么，只想得到一点点生活空间，但是就连这幺一点儿小小的愿望都受到干扰。常常会有一群男孩或女孩为住我，追着我，他们高声问：“你爸爸上哪儿去了？”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事在我幼小的头脑中完全是个空白。现在我明白了，当这些空白几乎被人间的糟粕填满了之后将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有一天妈妈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块儿，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看见过爸爸回家。姐姐已经上学了，她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却还是一片懵懂，根本分不清教养与修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孩子们的追问下，我大声回答：“我爸爸去劳动修养了！”孩子们哗然了，“还修养，他也配！他是右派，上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孩子们满足了，嬉笑着，喧闹着离去。我茫然了，懵住了，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 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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