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一只大甲虫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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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一只大甲虫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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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一只大甲虫 卡夫卡1924年病死的，41岁，刚刚过了不惑之年，今年2014是卡夫卡逝世90周年。其实对我们热爱卡夫卡的人来说，去年和今年都是卡夫卡年，去年2013是卡夫卡诞辰130周年。他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他自己统计过，他的一部小说印了800册，在某书店只卖出11册，其中10册是他本人买的），死后却成了显学。哲学、神学、还有文学的显学。成了文学现代派的鼻祖，卡夫卡是一个奇迹。 四川地震后我到灾区支教，在都江堰一所国际学校担任IB教育的Mandarin课程，记得课前整理《变形记》教案的那个晚上，我突然痛哭到深夜不能自己。《变形记》是我最喜欢的文本，凡我喜欢的，课堂上都讲不清楚，如鲁迅的《野草》集，如庄子的《逍遥游》和陶潜的《形影神》。我问学生，不妨设想一哈，如果你至亲的亲人变成了大甲虫，或者干脆咱自己变成了大甲虫？ 虽然这贵族学校的学生都是富二代，但他们显然一遍就读明白了这篇小说可能是大有深意的。人虽然不会真的变成虫子，但是会变成类似虫子甚至连虫子也不如的什么东西。表现主义荒诞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人的真实的内心体验，在一般情况下，眼睛看到的物理世界有时会欺骗我们，只有心灵感受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从来不敢迟到的他，吓跑了前来催他上班的主任秘书。面对这突变，母亲一次次晕死；父亲则充满敌意，用棍子驱赶他，用苹果砸他，使他身受重伤（苹果击打在甲壳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烂在格里高尔的背上造成感染）；家里原先的仆人也辞工了；只有妹妹给他喂食和清扫，但是当妹妹给房客表演小提琴的时候，他在音乐的感召下爬出自己的房间，吓跑了房客，终于妹妹也像父母一样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她说：“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格里高尔，这实在是我们的不幸。它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它真是格里高尔，那它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他早该自动跑掉了”。第二天格里高尔死去了，爸爸妈妈和妹妹一家人高高兴兴出去旅游了。
马克思给异化这个词儿下的定义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学生说这定义下的挺别扭的。中国大陆的卡夫卡研究最多也不过30年时间，学者们开始的时候借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变形记》，认为这是一篇“表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叶朗语），后来凡是以马克思的“异化”来解读《变形记》的，都没有超越叶朗。 马克思强调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自身，但马老的劳动观是一种理想的、创造性的劳动，如果劳动具有了否定性，那它就会走向反面。按阶级理论来划分，格里高尔可以算作工人阶级，作为家庭的长子，为还清父亲破产欠下的债务，为支撑艰难的家境，他从商店的一名伙计变成了一名东奔西跑的旅行推销员，他挣到的钱几乎全部上交父母，只留几块钱零用，这让家人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终于不堪重负，从人变成了虫。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就是由人变成非人，格里高尔能听懂人的语言并用人的视角来体验人情亲情，他关心的仍旧是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考虑的仍旧是要送妹妹上音乐学院，但他身不由己，物质的身体在变化，变得只能发出一种叽叽嚓嚓的声音，他喜欢爬行，也越来越喜欢吃腐烂恶臭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作为赚钱工具的价值，丢掉工作，脱离社会，他变成了无能的被外人嘲笑蔑视的虫子，丢尽了脸面，本来他一人支撑这个家，现在家人都要出去打工，为增加收入还招了房客，如此，他唯一面对的亲情的世界也在改变。 遵循马克思，就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异化成非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变形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的不合理性。学生们都笑了，他们是要在几个月后奔赴资本主义制度的，那是他们神往的国家。所以他们齐声说，在哪儿都一样，格里高尔家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二） 卡夫卡的遗嘱要求他的挚友布洛德焚毁他的一切作品，但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整理并出版了卡夫卡的所有遗稿，包括四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同时布洛德意识到要使卡夫卡被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不惜背叛朋友向世人推出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犹太人，为此他不断发表文学评论，阐释卡夫卡作品的微言大义。是布洛德，最早将卡夫卡塑造成一个神学的卡夫卡，一个宗教思想者，一个圣者，他说：“K的小说属于我们时代最具犹太属性的文献”。 什么是“犹太属性”？谁的身上流淌着犹太属性的血液？犹太人是上帝耶和华唯一的候选子民，死后可步入天堂居上帝左右。遵守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戒律，其中一条是“当孝敬父母”(《圣经出埃及记》)。《变形记》还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沉重的命题，救赎。由于“原罪”、由于自身的恶与缺乏耐心，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失宠于上帝的负罪状态，所以需要弥合与上帝断裂的链条。当格里高尔从一名令人敬畏的少尉军官，转业为商店的伙计，再转行为旅行推销员，最后蜕变成大甲虫，就是他为家庭走出劫难世界（父亲破产），而不得不选择独自“返回罪恶的深渊”，特别是他心中还怀有送妹妹进音乐学院的秘密憧憬。自从五年前父亲经营的商店倒闭后，家庭就陷入了灭顶之灾。这个过程既是他救赎的开始也是他受难的降临。即使最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格里高尔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基督意识，他一直用耐心和体谅来对待家人的反目无情。他时而自责，时而内疚。但这些并没有换来家人对他的宽容和接受。在妹妹的那番话后，格里高尔绝望了，他已被家人视为公敌，尽管身受双重苦难，但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在他呼出最后一丝气息的时候，他也还是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的。这里重演的是十字架上的一幕，上帝为拯救人类，通过圣灵受孕，派自己的独子下凡传道，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用鲜血实现了救赎。同样作为家庭独子的格里高尔为家庭下海经商积劳成疾，最终被亲情抛弃死于绝望，他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家人对新生活的希望。 布洛德如此评说《变形记》，卡夫卡生前似乎也欣赏挚友这评介，即格里高尔不仅带有犹太属性的性质，更具有圣子救赎的意味。 但是学生们关注的不是内心的审美，他们说，用神学来解读《变形记》，格里高尔为了救赎而返回罪恶的深渊(去做他最不想做的旅行推销员而受难），但返回到罪恶的深渊就一定能实现救与赎的愿望吗？就没有被吞噬被异化的可能吗？更何况格里高尔实际是倒在了救赎的路上，也就是说他的救赎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的爱太微弱了，他被罪恶现实压迫得变形了，变成了一只不能工作的大甲虫。他是功亏一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学生原话），要说他忍受着双重苦难，那他也让全家人陷入到双重绝望之中。所以说，真正要解决“恶”的问题，只有上帝之爱，但上帝之爱还没降临，格里高尔就变形并很快死去了。 由此我想到，虽然关于上帝是否存在是可以一直讨论下去的问题，而且卡夫卡也在相信与怀疑之间徘徊，但读《变形记》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由于个体生命的局限和短暂，使得人不可能具备永恒的品格，人也就无法实施自我拯救。人会不断堕落，被自身黑暗的经验所粉粹，变成无能的虫子或是别的什么弱小可怜的动物，就像格里高尔，除了惶恐地悉听外界的动静，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措。如何从这种境遇里得救？或许只有圣灵的降临。
存在主义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做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应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它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人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出精彩来。克尔恺郭尔和尼采都对卡夫卡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得到克尔恺郭尔的《法官手册》一书。不出所料，他的情况与我尽管有重要的区别，但十分相似。至少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法国的存在主义也极为认同卡夫卡。 格里高尔深深陷入了自由还是沉沦的一种极其荒谬的悖论当中，卡夫卡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格里高尔的真实内心，写出了他与周围主要是父母妹妹之间的真实关系。无疑变成虫子的格里高尔是非常可怜的，最可怜的是他还具有人的意识，无时无刻都在惦念着他的家人。但是“格里高尔的父亲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父亲一点都不可怜儿子，只是觉得儿子给他丢人了。母亲也不可怜儿子，她甚至都不敢进儿子房间，鼓足勇气去看，还吓得晕倒了，而且在格里高尔死了以后，母亲不但眼看着仆人用笤帚扫走儿子的尸体无动于衷，还画十字感谢上帝让变成甲虫的儿子死了。唯一照顾他的妹妹，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终于说出格里高尔是家庭的仇敌这样的看法。疏离，亲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疏离，更不用说公司的主任秘书，家中的仆人和房客了。《变形记》就是在表达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疏离，一种致命的疏离，这疏离可以放进任何政治社会形态的架构下，无论是极权社会，还是极度物化的商业社会，这是类似精神疾病脱离现实的疏离，它完全可以存在于任何的空间和任意的时间里。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具体依据自己生存状态所呈现的疏离，来解读这人变成虫的故事。《变形记》挑战的，恰恰是人性最娇嫩最敏感的部位，也是最碰不得的地方，至亲的亲情。因为血亲之爱是一种“天性的爱”，它是人世间“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爱”（鲁迅语），这是一条底线也是一条人兽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就变形了。 但是学生说，以存在主义来解读，格里高尔是否值得同情也两说着的。家庭破产的压力让格里高尔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拯救家庭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存在主义虽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指出对于选择后的结果，选择者有无法逃避的责任。格里高尔不顾一切变成了大甲虫，那他对于家庭的责任跑到哪儿去了？再有，存在主义说，人在选择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人的选择，正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所以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可能影响他人的自由选择，所以萨特才会说出“他人是地狱”这样的话。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首当其冲影响到他家人的选择的自由，如果是外人，主任秘书、仆人和房客都可以吓跑，可以选择躲避，但是家人，爸爸妈妈和妹妹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只能面对。所以说格里高尔陷入双重苦难的同时，他也让他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陷入了双重的苦难。最后格里高尔死了，虫亡家未破，剩下的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出去旅游，何乐而不为呢。纵使无情，存在就是合理。
当然啦，《变形记》作为小说，首先是文学读本，表现主义不是像镜子那样去复制生活，荒诞恰恰产生出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不过从小说艺术看，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只能算是三品的下品。这不要紧，陶渊明和莎士比亚生前也名声不大，钟嵘的《诗品序》把诗分成上品、中品和下三品，陶渊明被列为中品，莎士比亚生前得到的全部稿费，都加起来也没超过200英镑。后来写出了《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与昆德拉不同，他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后大为震撼，他说才知道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即“超越真实疆界”的方法来写作。这就是文学创作方法的表现主义。存在是一种无能，无能产生绝望，绝望赋予人力量，这大概就是卡夫卡式的悖论。鲁迅的《野草》与卡夫卡有着某种精神默契，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世俗之人是不会对《变形记》感冒的，而且枉为老师的我，问的问题也一定很傻，所以学生并不想认真回答。他们说自己拒绝变成大甲虫，也绝不接受家里有人变成大甲虫。要变就变成有钱人或是贵族什么的，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样的家庭，父亲是有钱人，爷爷辈儿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干，是泥腿子出身的红色贵族或者八杆子打不着的旧贵族，所以他们即使交往也不会与恶心的大甲虫交往，一定要交往贵族，哪怕冒牌的也比自甘低贱的大甲虫强。 对了，其实还有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读法，也很热门，不过我觉得卡夫卡的时代早于解构主义的兴起，所以就将它忽略过去了。虽然卡夫卡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即使文学，他也只能算业余作家，但《变形记》却是一部具有哲学语境和神学属性的不朽文学作品。将哲学和神学提炼为文学的精髓，天衣无缝实现三位一体，非卡夫卡莫属。 2014-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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