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随笔】：

焦虑之中的茅于轼

84岁的茅于轼，出了本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红色封面上有一根点燃后熄灭了的火柴，烧焦了周边的一小块空间。在我看来，这是与书中内容紧密结合的封面制作。那根火柴点燃的，不仅是当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焦虑，也有学者自己内心的焦虑。

学者的焦虑与普通人的焦虑当然不同，并且容易区分。

如果我是个普通百姓，会遇到房产、医疗、教育、炒股、养老金等各式各样的难处，抬头不见低头见，引起或增加我的焦虑。那焦虑近在眼前，时刻相伴。

如果我是杰出学者，那份焦虑，可能就有了哲学内涵，是一种理性的、长远的、悲悯的、深沉的焦虑。

茅于轼的思想修养，来自中国江南悠久的文化家族。他的祖父茅谦、外祖父陈吟诗都是清末举人，父亲与叔父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铁道专家和桥梁专家。他自幼饱读诗书，文质彬彬，接受过完整的人文教育。虽然大学时的专业是铁路交通，但在反右年代与“文革”年代的惨痛遭遇，让他在年近五十岁时转向经济学研究，并且偏重于哲学思索、社会学的实践。他觉得，那是他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几年前，我买过一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论文合集，感觉到书中十几位学者的经济学思想，大多与各自的哲学理念相关。而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不限于狭义的经济问题，比如1998年获得诺奖的阿马蒂亚·森，他在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与饥荒年代的研究上都很有建树。我还知道，他在世界上一些著名学府任教，不仅教授经济学，也教授哲学。

茅于轼可能没有坚实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但可以有敏锐灵活的思想，开通新的路途。比如，在哲学的语境下，研究自由怎样促进财富的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他在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成为道德的金律。

为此他写了一本书，书题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包括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现有的制度使得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最有可能干涉别人自由的，往往是社会的管理者。哲学家卢梭有一本《社会契约论》，出版于250年前。书中提出，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让每个人获得契约的自由。

对此，茅于轼语气肯定地说，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新的世界大潮，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

他觉得，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而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他的另一些理念，与约翰?罗尔斯出版的《正义论》有关。罗尔斯的一句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被人们引用的次数，几乎达到引用《圣经》名言的程度。罗尔斯的这句话，是依照学者的语气说的，要是百姓们的通俗说法，实际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没有什么价值。

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中，茅于轼细致、平和地分析了中国人的焦虑，认为这种深入人心的焦虑，不是来自贫富相差悬殊，也不是来自社会高度腐败，而是由于社会“不讲理”，也就是缺少正义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只有确立人权，市场制度才能得以稳固和发展。

对于什么是人权，茅于轼的回答简单得出奇：“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

                                                                      201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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