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老三届”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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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老三届”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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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老三届”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在说到“老三届”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解释，“老三届”就是曾经被积压在校园里的66、67、68这三届中学生。仔细想想，不禁发问：这个群体到底是怎样一步步“炼成”的？
1966-6-13，大学招生“推迟半年”，“彻底搞好”大学高中的文革毫无疑问的是，“老三届”的出现离不开当年文革伊始就出现的“停课闹革命”这样的“奇葩”，而它的“起源”则是“取消高考”。查阅1966-6-18人民日报，可以看到当时的正式说法，即1966-6-13发出的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根据目前在网上找到的资料，1966-7-24，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全文二千余字，详见附录一），明确宣布：现在决定，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月底结束。 显而易见，当时的决定是把1966年大学招生“推迟半年”，以便让大学与高中“彻底搞好”文革，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就是，大学与高中的文革运动就是半年。文件也对此期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即66届高中毕业生）作了安排。 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到，大学招生“推迟半年”与“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既然是高中新生照收不误和新学期照样开学，那么就意味着对66届高中生以外的其他在校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都可以继续照常运作。总之，按照上述文件，大学招生“推迟半年”这一举措并不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转。 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出乎意料。“改革高考”很快扩展到对整个考试制度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否定与批判（因为人民日报1966-8-1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里第一次公布了“五七指示”），中学校园里也出现了政治斗争的狂热，文化学习全部中断。 值得深思的是，就当年大学实行“新的招生办法”而言，1966-6-13的文件说的是“推迟半年进行”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言下之意是已经胸有成竹；1966-7-24的文件则进一步对“新的招生办法”作了介绍，更加使人相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以后的进展中不再谈及“新的招生办法”、却滑到了整个教育体系完全瘫痪的地步。从六七月间那两个中央文件和八一建军节社论公布的五七指示来看，革命、激进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后者已经达到极端的程度。 如今联想到人民网资料（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0/4701475.html 《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中的介绍，文革的始作俑者在外地酝酿文革达半年之久，于七月下半月回到京城。正是在这以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主持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样的“时间表”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先前的“推迟半年进行”“新的招生办法”云云，其实并不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旨意。即使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也不是文革必须遵守的“大法”。“十六条”发布后十天，实际情况就超越了“十六条”，最突出的就是红卫兵“横空出世”（虽然在5月底就出现这个名称，但是民众百姓直到1966-8-18才得知此事，而且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首肯），尔后，随着红司令连续八次大检阅，又演绎出大串联、大造反、大夺权……。在这种大环境下，原先言之凿凿的“半年”在这“大革命”中化为泡影，就是很正常的了。尽管在那个极端年代里，唯马首是瞻的是“最新最高指示”，但是也明显存在最高层内部或强或弱的牵制。内中的经过详情有待于文革档案解密了。 附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发［66］379号高等学校招生，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招生办法，必须彻底改革。 一、按照毛主席关于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从一九六六年招收的新生起，各地要向学生宣布：将来毕业以后，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可以分配当技术人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彻底打破过去大学毕业生只能分配当脑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的框框。各地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懂得这是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各地并要教育本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以后，不论升学或者就业，都是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否继续升学，一定要服从祖国的挑选，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被选上升学的就升学，需要分配到农村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的，就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需要分配参加其它工作的，就积极参加其它工作。 今年高中毕业生除国防有关部门按特殊需要挑选以外，仍同以往一样，应该首先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在高等学校招生以前，各单位不能自行招收高中毕业生。 二、根据中央关于领导体制适当下放，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精神，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教育部负责编制各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检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完成招生任务的情况。 三、高等学校招生，应该首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包括半工半读的重点学校）所需的新生的质量。各地在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一定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服从总的招生计划，反对只顾自己地区的需要，把“尖子”都留下来的本位主义思想。今年分省市分部门的招生计划，由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各高等学校招生分配计划和其他若干具体事项，由教育部根据本通知精神，另行规定。 四、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与选拔，应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首先由中学根据统一规定的政治审查标准、健康检查标准和高中毕业生的平时成绩，经过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党团组织共同评议，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然后由县委或市（区）委组织的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集中到省、市、自治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按照基层党委和中学的推荐意见，并参考学生的志愿择优录取。各地在分配推荐名额时，应大于选拔名额（即招生计划数字），以便从中选拔。 对于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过一定锻炼的、政治思想好、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下（个别特殊情况的可以超过二十五周岁；理工科一般年龄应小一些）、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劳动两年以上的工人、贫下中农、劳动青年，以及退伍军人、在职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四清工作队员，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所在单位的基层推荐到县或市的招生机构审查，然后推荐到省、市、自治区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加以选拔，保送入学。 对于高中二年级个别在校学生，如果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提前学完高中三年的主要课程的，也可按上述规定办法，由中学负责审定推荐。 五、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应该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在处理政治、学业、健康三者的关系上，必须重在政治表现，要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 高等学校在审查学生的学业条件时，理工农医类应该注意选拔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成绩较好的学生；文史类应该注意选拔语文、政治常识成绩较好的学生。 六、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现在决定，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月底结束。 七、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改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措施，可能会遇到一些思想阻碍，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高等学校党委，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充分做好思想工作，对教师、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保证中央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精神顺利贯彻执行。为此，各省、市、自治区要组织强有力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下属各县、市也要组织强有力的招生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当有得力的负责同志主持招生委员会的工作，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应当派得力的负责同志参加招生委员会的工作。 今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和高等学校，应认真总结经验，使其逐步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招生制度。 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发［66］２８３号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停止执行。
1966-11-16，大学中学的放假闹革命持续到明年暑假如果把1966-6-13作为“大学招生推迟半年”的时间起点，加之1966-7-24的中央文件里更加明确宣布大学招生从1967元旦开始、1月底结束；那么，到1966年11到12月就应该对此有具体眉目了如具体的操作要求等等。但是，实际上，在“十六条”“红卫兵”“革命造反”“大串连”等等“一浪高过一浪”的“大革命洪流”冲击下，什么“高考改革”已经失控。1966-11-16，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该文件没有向媒体公开发布，只是内部宣读和张贴。如今关注该文件者似乎并不多。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对造成交通运输大混乱的“大串连”实行“刹车”。全文一千余字（详见附录），其中只有五十多个字谈到了大学、中学的文革——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 上述说法与1966-6-13的中央文件相比，有三点明显变化：一是认可了学校不上课，并且命名为“放假闹革命”；二是对于“放假闹革命”的范围，提到了大学和中学，而此前宣布的“大学招生改革”的影响面只限于大学和高中；三是把“放假闹革命”的期限“持续到明年暑假”，也就是从半年延长到一年。 就我目力所及，“放假闹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6-10-26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里，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又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见《周恩来年谱》。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当年宣布开始“放假闹革命”的中央文件，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报刊社论，就连“十六条”里都没有提到它。“十六条”是1966-8-8在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并发表的，当时“放假闹革命”已经遍及整个教育系统，就连牙牙学语的小学生也“放假闹革命”了。所以说，文革运动于法无据，无章可循，在一双巨手之下“无法无天”，虽然宣传媒体上大肆宣扬“洞察一切、高屋建瓴、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等等等等，实际上是“脚踩西瓜皮”。最早的例证就是上述“半年”到“一年”的变化就没有公之于众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从“半年”到“一年”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内容的根本变化。1966年6、7月的中央文件都是对半年以后的大学招生的要求，可是，1966-11-16的中央文件却是“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对大学招生只字不提了，大谈什么“徒步大串连”（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圉内，专区范圉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与之相关的变化是，1966-6-13的中央文件尚能顾及66届高中生面对“大学推迟半年招生”造成的处境，因而有所考虑与安排（组织下乡下厂劳动）；到了1966-11-16，中央文件在宣布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长到一年的时候，对由此造成的影响、包括中小学毕业离校和新生入学等问题，都没有任何说法。 显然，大学招生之事“靠边站”了，被更加重要的“放假闹革命”取代了，对于这一变化，只给出了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其中的内情至今没有解密。纵观那几个月的变化，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和逻辑推断，可以认为，1966年6月宣布的“改革大学招生办法”、7月份作出的1967年1月开始并完成的大学招生的决定，只不过是高层领导中某些人的想法；及至8月份，开始出现最高领导人主导下的重要转折，这从建军节社论公布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最高领导人旨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彻底“大革命”，教育领域里也不止是“改革大学招生办法”那样的“小打小闹”。 当年平民百姓知道的中央指示，看上去都是中央文件，实际上是不同的“司令部”在操纵运作。但是，已经习惯于“听…话、跟…走”的平民百姓，很难发觉其中悄悄发生着的变化。“大学中学的放假闹革命持续到明年暑假”不仅暗示了“改革大学招生办法”已被中止而转入了“革命大串连”，同时也表明文革始作俑者先前准备用半年时间搞文革运动的计划已经失败。当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这样的大字报固然可以看作是“倒刘”的开始，也可以认为是最高领导人已经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司令部”，所以在全会以后不按常规出牌。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1966年8月下旬开始出现“革命造反”“红色恐怖”等等前所未有的极端现象。 那个1966-11-16的中央文件把“放假闹革命”从半年延长到一年，表明文革始作俑者在先前半年的“速战速决”上遇到了困难，遂退而求其次，试图在一年内解决问题。1966年10月开了二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进一步明朗化，最高领导人决意“发动群众”，借助于“群众力量”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不再是“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了，它甚至远远超出“教育革命”的范围。舍此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号召造反、发动串连、煽风点火、制造声势，而且要把运动延长半年到明年暑假。当然后来的发展又不断“突破”，此乃后话。 虽然当时在民间就有人觉得许多现象与被称作“文革指南针”的“十六条”不甚合拍，可偏偏那是得到“四个伟大”及其“亲密战友”肯定和支持的，因而只能独自狐疑，不敢放言质疑。其实，“十六条”也是一纸空文，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更不用说“照章行事”了。这就是当年社会政治生活的大环境，成了“个人意志主宰一切”的温床。倒霉的是民众百姓，首当其冲的则是“无知无畏”的青年学生或曰“一代知青”。 附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中发［66］554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上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全国掀起了革命师生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来过首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杠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章、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同时，为了准备明年春暖季节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免费输迭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也需要对前一阶段的运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前一阶段使用过度的客车、客船进行必要的检修。因此，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贯彻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圉内，专区范圉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井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前已述及，1966-11-16发布的、内部宣读张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把原定于1967年1月实行的“大学招生改革”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尚未查到与此直接相关的文件资料来表明当年领导层对1966年大学招生问题有什么新的正式说法。倒是查到了1967年2、3月间有关小学、中学、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文件”—— 1967-2-4，中发［67］39号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1967-2-19，中发［67］59号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1967-3-7，中发［67］81号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全国范围基层单位里张贴。这说明当年它们并不是保密的，是面对民众百姓的公开的说法。
1967-2-4，关于小学文革的中央文件在关于各级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文件”中，首先出台的是关于小学文革的文件，全文七百余字—— 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7.02.04；中发［67］39号（一）小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 （二）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并组织学生学习。 （三）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四）小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这些组织的成员，应以革命教师和高年级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学校的行政班子，管好师生的生活。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任何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问题，而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等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点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教职员工中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由教育机关安排，就地劳动改造。 这一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小学校中张贴。 从上述文件的“（二）”中可以看到，当年不仅成年人教师外出串联，连未成年的小学生都有外出串连的。文件要求各地小学在春节后开学，说明当时各地小学均处于停课状态，但是该文件没有称之为“放假闹革命”。1967年的春节是2月9日，而文件发出日期是2月4日。如此仓促匆忙开学，效果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难怪乎，一个月后的1967-3-7，人民日报要特地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说明一个月前要求小学开学是化为乌有了。这是后话。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967年2月，还没有出现“复课闹革命”的说法。 在文件的“（三）”里安排了开学后高小、初小的“学习”内容，极具极端年代的“革命”特色。除此之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组“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它指的是1966年夏天应当离校的那一届小学毕业生，即66届小学毕业生。如今品味这个词组，忍俊不禁的是，若不是1967年2月的“小学开学”很快不了了之，就很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与“老三届中学生”比肩而立的“老N届小学生”了。这是因为，稍后发布的关于中学文革的中央文件里并没有提到中学招收新生，这就意味着66届小学毕业生只能滞留在小学母校里，于是就会出现两个六年级并存的怪象，要用前缀“老”“新”来予以区分了。后来，在1967年10月底重新启动的“复课闹革命”中，明确并实现了中学招收新生，从而避免了66届小学毕业生的尴尬。由此联想到，正是因为没有解决66届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就出现了“老”毕业班走不了、“新”毕业班已来到、新老二者同处一校的历史“奇观”。 该文件的“（四）”“（五）”两条，明白无误地把小学生也组织起来参加文革，而他们不过是六七岁到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属于未成年人范畴，却已经被深深卷进了政治运动里，正常的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岁月坠入了喝狼奶的黑暗泥淖之中。如此“大革命”，实在荒唐荒谬。 文件的“（六）”表明，当时小学里不仅是打击一小撮走资派，而且要清理教师队伍。这是对当年“革命目标、革命方向”的再清晰不过的昭示。现在有些人罔顾历史事实，为文革涂脂抹粉，掩盖文革真相，实在是徒劳的。 近些年，我一直在关注1967年3月那次“复课闹革命”不了了之的原因与过程，至今尚无结果。但是，注意到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1967年）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这样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层也不是完全一致、高度默契的，上述周的信就没有得到毛的认可。 更值得品味的是，周“提议讨论”的文件已经“在印发”，这种现象岂不是说明所谓的“讨论”不过是走过场而已？而在这些文件中，又恰恰包括了“小学开学文件”。目前看到的历史资料里，确实存在上述2月4日发布的关于小学文革的中央文件。那么，关于小学开学的中央文件到底有没有“讨论”过呢？如果是“讨论”了，是谁参加“讨论”？“讨论”情况如何？如此等等的细节，迄今都是模糊不清。 也许那些事情属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从当时的业务管理层次而言，在春节前考虑节后的开学事宜原本就是例行公事、题中应有之义，而在1967年年初这个特定时间点上，立足于大学、中学“放假闹革命”并且延长到暑假这样的前提，发布关于小学开学的文件也是合理的。问题是，这样的举措是怎样不了了之的？进而，更加令人感到值得深思：当年的中央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当年的中央文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7-2-19，关于中学文革的文件上文所说的是1967-2-4即春节前五天发布的关于小学文革的中央文件，当年春节后十天，1967-2-19，发布了关于中学文革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7-2-19 中发［67］59号一、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从三月一日起，中学师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三、革命的红卫兵是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组织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在学校中不许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搞好师生生活。一时不能选举者，可由各方代表协商，成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 五、中学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负有国家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不必下乡劳动。 六、不许对提出批评和揭发问题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进行打击报复。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等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必须认真平反。中学的教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反对群众斗群众。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正确解决。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对犯错误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督促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七、认真整顿和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工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八、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爱护国家财产。对学校的设备自己动手进行全面维修，对破坏国家财产者，分别轻重，给以教育或纪律处分，并酌情赔偿。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城乡和中学中张贴。 这个一千余字的文件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其中最大的“亮点”当属一个为世人（无论是时过境迁的当事人、还是研究历史的后人）都会关注的疑点——当年最高领导层对中学文革为什么是“出尔反尔”？ 文件在“二”中明确要求：从三月一日起，中学师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此中值得追究的是中学“从三月一日起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这一要求，因为三个月之前1966-11-16发布的中央文件中，曾经明确宣布，大学和中学放假闹革命的期限持续到明年（即1967年）暑假。为什么三个月后“收回成命”，要求中学在3月1日一律边上课边革命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复课闹革命”这一专用术语。）而且这两次决定都没有公布具体的理由。彼此之间是明显不过的抵牾，究竟是何缘故？至今从未有人做出解释。 至于文中说到的对中学师生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也属“可圈可点”。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1967年）1月2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华东问题和对大中学校学生的军训问题。江青、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也参加了会议。——由此可见，当年的高层领导人至迟在1967-1-2就把“军训”提上了议事日程。极为巧合的是，1966-7-24的中央文件里曾经把1967-1-1作为1966年大学招生工作的起始时间。时过境迁之后不得不感叹：这几个月里发生的变化何其巨大，而这些变化是哪些人在“作法”？ 文件在“三”中里说到“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不禁使人联想到1966-7-24文件中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二者都是说到五种人，也就是通称的“红五类”。虽然“红五类”这一术语还没有在正式的中央文件里找到，但是可以推断“红五类”这个说法的起始不会晚于1966-7-24。上述两个文件在工、农、兵、革命干部这四种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单独列出革命烈士。 不由得又注意到，在上述中央文件中反复出现“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字眼。看来，在文革初期“血统论”最为猖獗的时候，最高领导层采用了不提“红五类”的“红五类”说法和不提“黑五类”的“黑五类”说法，这就说明文革初期“红五类”“黑五类”之类的称谓并非空穴来风。 该文件中最为异乎寻常的是，之“六”“七”中居然没有出现“重点打击一小撮走资派”，只说清理教师队伍。这样的说法在当年该当何论？ 文件之“八”说的“节约闹革命”，则是文革初期就出现的另一朵奇葩，且不说当年有众多难以搜觅的文件，仅就人民日报来说，从1967年的1月26日到8月26日这七个月里，就4次发表了关于“节约闹革命”的“专题”社论——1月26日，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5月15日，再论节约闹革命；6月14日，三论节约闹革命；8月26日，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如今也可以就此话题发一次“专论”了。 在《周恩来年谱》中，有两处涉及中学开学问题的记载。其一是：（1967年）1月28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关于学校问题，提出：我准备向中央提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没有教师，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教师不能都打倒。其二是上文谈到的周在2月2日“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 由此可见，当年周恩来是把初中和小学放在一起考虑的，可是，这不仅不符合1966-11-16中央文件说的大学中学放假闹革命延长到暑假，也和稍后于2月19日发布的中学文革文件不一致，两个中央文件都没有区分初中高中。这样的细节差异如何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6月，又一次出现区分初中和高中的现象。《周恩来年谱》中说——（1968年）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嗣后据此发出了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中发［68］104号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小学、初中，按照过去规定时间放暑假。小学和初中的教职员工不放假，继续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二、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不放假，要加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等专业学校、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那么，当年的最高领导层制定政策时初中和高中“时合时分”的现象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1967-3-7，关于大学文革的文件在1967-2-4、1967-2-19接连发布了关于小学文革、中学文革的中央文件之后，又是以半个月的间隔频率，于1967-3-7发布了关于大学文革的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1967-3-7 中发［67］81号一、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按着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四、各院校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书“权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深入地进行批判和斗争。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 五、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六、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师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七、大专院校的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大专院校所属工厂、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张贴。 当年这个八百多字的中央文件照例没有在媒体上正式发表，只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张贴。但是与小学、中学明显不同的是，文件中没有提到“上课”，当然也就没有“复课闹革命”的说法。在这一点上，该文件与1966-11-16文件宣布的“大学放假闹革命延长到1967年暑假”是“保持一致”的。该文件在“二”中要求，大学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并且在“三”里明确要求大学师生回校后学习毛著、参加军训。 该文件的“四”似乎显现了大学的特点，它要求各大学“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能否由此认定该文件的想法是把教育领域改革的重心放在大学？有待查找相关的史料。 与小学文革、中学文革的中央文件有所区别的还有，该文件在“四”“五”都没有提到地富反坏右，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二者并列为大学文革的对象，并且强调了夺权斗争——“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师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这一差异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时文革大局的变化趋势，虽然文件在“六”中还在解释“十六条”中提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实际上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伊始就突破了“文革大法”。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在1967-3-10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尽管这段语录中还是遮遮掩掩地说什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云云，实际情况是，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内上上下下无不企及的夺权斗争，你争我夺导致的无政府局面恐怕是领导层始料不及的，而文革始作俑者崇奉“天下大乱、乱了敌人、越乱越好”无疑是在进一步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文件“七”的说法与中学文革的文件是一致的，重申了不提“红五类、黑五类”的“红五类、黑五类”家庭出身。 总而言之，从1966-11-16的中央文件以后，原先相当具体的仿佛是触手可及“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一事，在上述有关小学、中学、大学的“系列”文件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现代教育是涉及整个社会的一个完整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作为文革爆发象征的“改革大学招生办法”竟然不再提及，实际上预告了教育在劫难逃。然而，已经习惯了“听…话、跟…走”的芸芸众生，此时还处于浑然不觉之中。 时过境迁之后，回首反顾那段岁月，还发现存在更加扑朔迷离的事情——1967-3-7，俨然成为一个“三箭齐发”的日子，同一天，最高领导层发出了三个声音，除了上述所言的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之外，还有毛泽东“三七指示”（即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和人民日报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说成是最高领导层对教育战线的“极大关怀”，也可以认为是从三个不同角度指出了并不一致的方向。然而，只要坚持从“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出发，就不难发现，上述1967-3-7出现的“一日之中三箭齐发”的效果是一无所成——大学的派性斗争越来越失控，知名学府成了闻名于世的武斗战场；各级学校的军训，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也没有普遍展开；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更是不成气候，迅即夭折，不了了之。后文另叙。
1967-3-7，三七指示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不会忘记“三七指示”，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到全文及相关的注释——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１〕、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２〕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三月七日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有手稿） 注释〔１〕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２〕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在《周恩来年谱》里对三七指示有如是记载——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就北京军区某军报送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行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注〕批告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此件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次日，周恩来将原件及毛泽东批语印发参加碰头会各成员及军以上干部会议各代表，并要人代中央拟批语后转发全国。 〔注〕报告反映：部队进校军训前，到校的学生人数少，组织多而乱，并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校面貌改变，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人，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委会。 上述文献资料表明，三七指示在半年以后的1967年12月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内部发行）、在一年以后的1968-3-8正式全文发表，但在实际上是1967年3月就已经“内部公布”，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小报，把三七指示宣传得“亿万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没有不知道的。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作为“过来人”仍然不清楚那个指示的真实用意。 前已提及，《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1967年）1月2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华东问题和对大中学校学生的军训问题。——由此可见，当年的高层领导人至迟在1967-1-2就把“军训”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什么到了3月份又要由最高领袖重申“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如今我们是知道了在高层领导人中爆发过“二月逆流”这样的激烈争斗，固然，那是聚焦在对文革大局的分歧上，但是对诸多具体事务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只不过至今没有解密有关的档案而已。 三七指示提到了军队在进行军训之外，还要“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显然是把各级学校置于类似军管的地位了，这和半年之前的1966年8月公布的“十六条”存在明显的变化（在“十六条”里强调的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随后对“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极度吹捧是前所未有的。而三七指示以“说服学生……”的口吻凸显了试图加强控制学生的作为，并提出采用“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样的既有模式。至于“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则隐匿了当时真正令最高领导人挠头的具体问题究竟是哪些。 应当说，三七指示是与教育领域有关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但是它与本来意义上的教育是毫不相干的。尽管重申用军训的办法把那些学生管束起来，但是没有半个字提及恢复上课等货真价实的教育问题。显然，与此前三个关于小学、中学、大学的文革问题的中央文件并不合拍，而且与当天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也是互不呼应的。这种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需要深入探讨文革的历史与内幕。 而三七指示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最高领导人试图通过军训这一方式，把学生这样一股力量统统归于“伟大战略部署”的管辖之下，并且以诗人般的想象实现“大乱达到大治”。虽然总的“战略部署”是获得了“全面胜利”，即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但是也因应了“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古训，原计划的文革运动半年屡屡失控，从半年到一年（是经由文件公开宣布了的），后来又拖延到了两年（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文件，应该是纯属个人意志），而史无前例的内乱造成的恶果是极其巨大的，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再也无法闭合，为了恢复秩序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再教育”，至此“老三届”就不得不“炼成”了。当然此中的“炼钢手”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1967-3-7，人民日报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间上巧合的是，在中央发布关于大学文革的文件、最高领袖发表三七指示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中小学的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小学革命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革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的时候了。 中小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的一个重要战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把中小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并且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复课闹革命，要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要看到，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很好批判，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批判得不认真，就不能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过去，在有些学校里，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群众，造成了一些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员之间，教员和教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存在着个人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些，都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阻碍着斗、批、改的进行。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认清形势，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具体安排上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绝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就是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除了个别的首恶分子和犯罪分子必须法办以外，对他们也应当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应当允许他们革命，不应当歧视他们。教职员工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必须清除出去。但是应该看到，中小学的教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正确解决。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必须认真平反。我们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复课闹革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要爱护国家财物，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现象。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是对革命师生的新考验。一切革命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要排除私心杂念，担负起复课闹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小学的革命小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现在，你们应当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取得新的胜利！ 这篇一千七百多字的社论，一开头就提到了“夺权”，似乎是弥补了1967-2-4关于小学文革、1967-2-19关于中学文革的两个文件中没有这方面内容的“缺陷”，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对“夺权”这个“新事物”在最高领导层中同样存在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就“复课闹革命”这样一个口号来说，虽然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出现，但明确提出了“革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这在上述两个文件里是没有的，反映了最高领导层对“中小学开学”的含义在“不断深化”——当年1967-2-4和1967-2-19两个中央文件里提出了上课的内容要求，但是1967-3-7社论里明确了“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 该社论末尾对“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发出号召，引用了1957年的毛语录后说，文革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现在，你们应当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云云。现在没有找到“复课闹革命”这个口号的“发源地”，也没有看到中央是如何作出“复课闹革命”的决定的，更也没有看到有人解释为什么这第一次“复课闹革命”会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 那篇社论中，通篇革命大道理是围绕着“五七指示”中的那句名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那么，这样的任务究竟如何具体实施呢？自从辛亥革命前就引进国内的西式教育，已经五十余年，一夜之间被革掉了命，取而代之的就是这样的“新世界”——语文等文科内容被彻底抹去了，代之以学语录、学文件；数理之类则是在“主要”的同时用“必要的时间”“复习一些”（中学）或“学一些”（小学）。这就是崭新的、革命化了的教育！？所以，且不说当时的大环境是何等的混乱（“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斗争”还处于初期，以后愈演愈烈，武斗不止，天下大乱），如此“复课闹革命”是必然夭折的。
1967年春天的“复课闹革命”悄然夭折。如今回望那段岁月，不难发现，当年最高领导层的“朝令夕改”“自相矛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1966-6-13，大学招生“推迟半年”，“彻底搞好”大学高中的文革，还只是局限于大学与高中；1966-11-16，大学中学的“放假闹革命”持续到明年暑假，涉及面扩展到大学与中学，时间延长到一年；虽然从未公开宣布过小学也“放假闹革命”，但是面对现实，1967-2-4，宣布小学开学；尔后在1967-2-19宣布中学开学，就显得与1966-11-16的文件形成抵牾；1967-3-7，最高领袖发出指示，大中学生开展军训，不提复课，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则对军训不置一词，只说复课……。实际生活中，各级学校的校园校舍随着派性争斗的持续加剧而变得满目疮痍，教师队伍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备受摧残，传授知识的教材则是“旧的已去，新的不来”，各年级学生都被“锁定”在文革爆发时的位置，无所适从。如此情势谈何“复课”？ 这一系列的现象表明，当年最高领导层并不是高度一致、胸有成竹的。1967-3-7以后，“复课闹革命”很快“偃旗息鼓”。现在可以从《周恩来年谱》中得知——（1967年）4月18日 在第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说：广东面临前线。作战和备战任务都很重。如果铁路交通失灵，电话中断，对我们非常不利。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说发展慢了些，我看慢一些也许可能还好。因为快的经验不够，快了摔跤多一点。有些看来是冷冷清清。其实是在埋头苦干。最近北京还在打架，这个难道一定要学吗？如果说生产靠保守派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你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地位。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只有复课闹革命，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由此不难想见，随着“造反、夺权”“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无论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复课闹革命”乃至整个民生大计都面临怎样的境地？！ 此后到1967年10月之前的公开报道和公开资料中，鲜见有关“复课闹革命”的内容。如今在网上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一些“首长讲话”，则难以辨别真伪。 在那个半年中，文革的发展早已超出想象。别说“芸芸众生”无法做到“步调一致”，就是最高领导层中也少不了矛盾冲突乃至争斗倾轧。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号召“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不过也没有明确提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但是“一月风暴”的爆发（其中的原因与内幕更加错综复杂云谲波诡）似乎并不在最高领导的预料之中，但是立即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并且“粉碎了二月逆流”。而“夺权”变成了造反派之间的争权夺利。为此，1967-6-6，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含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中的打、砸、抢、抄、抓就是后来通称的武斗，但是，那次通令之后，却是彻底失控——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大事”即危及最高领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随后，1967-7-22，“江旗手”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陷入了“全面内战”的大乱局面。 按理说，1967年7月是1966-11-16文件中曾经信誓旦旦宣布的大学中学“延长到1967年暑假”的“放假闹革命”的截止期，可是，在那样空前混乱之中，最高领导层自顾不暇，还有精力考虑学校的“复课闹革命”？现在看到一个有待确认日期的文件，即中发(67)29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究竟是1967-7-20，还是1967-9-7发布的，有待查考。或许，可以把这个文件解释为是践行大学“放假闹革命延长为一年”的承诺、甚或是为了继续进行“大学招生办法改革”、腾出校园以接纳新生……？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是继续失控——66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没有能够在1967年12月如期完成，其中的原因至今没有披露，黑龙江省革会在1968年3月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很可能有某些内幕，但是至今没有公开。 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体系有很强的内在联系，随心所欲地打断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运行。个别领导人出现非理性的作为又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必然致使亿万黎民百姓陷入灾难深渊，“老三届”的“炼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了1967年暑假，66届大学生有了分配工作的消息，66届小学生尽管拖宕了三个月但还是进入了中学，那么，66届中学生呢？至今没有找到当年的官方正式文件，而且近些年官修地方志里对此也是缄口不语，但是，民间笔记显示，上海曾经在1967年6月承诺一两个月以后推出分配工作的方案（详见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49318811949/ 《1967年夏天准备分配“老三届”》）。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不仅当初的承诺化为泡影，还把66届中学生在中学校园里又积压了一年，直到1968年夏天才开始毕业分配……。如此周折，不能“炼成”岂不怪哉？ 文革的始作俑者在1966年6月的十一中全会、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时，都没有想到需要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才“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事实证明，最初设想的“半年”实际上不论是指“大学招生”推迟半年，还是对整个文革运动持续时间的估计，都不能认为是“胸有成竹”“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他呼风唤雨、梦寐以求的是“革命”“造反”“打碎旧世界”，念念不忘的“建设新世界”就是实现“五七指示”勾画的“宏图”。无奈它并非具有可操作性的施工蓝图，所以，无论是半年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年乃至两年，都由于“造反”“夺权”等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而彻底打乱，并且难以收拾，直到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时才宣布获得“全面胜利”。此时距离文革爆发已经是整整两年有余了。这个过程中，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得到恣意发挥，在执行操作层面上层出不穷的变化，文革最终陷入始作俑者难以操控的局面，泱泱大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内乱。谁之罪？谁之过？还能够相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等的虚妄宣传和涂脂抹粉吗？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到，1967年6月、11月，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两次送审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专题语录，最终在12月以“内部发行”形式、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出版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参见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3723105618603/ 《说说“论教育革命”》）。对这一“小插曲”恐怕值得深入关注。它折射出这一时期中最高领导层里在“革命”“教育”“教育革命”上并不是步调一致的。那场以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为起始点的教育革命，未必自始至终都出自于最高领袖的伟大部署。大学好比是个龙头，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舞龙头、动全身”的理想效果，因而整个事情就如同“脚踏西瓜皮”一般，数百万的中学生成为直接受害者。 回望那个1966-11-16文件把大学中学的停课延长到1967年暑假，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现象——为什么1967年春节后的“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会不了了之？答曰：中学的“放假闹革命”已经确定延长到暑假，而春节之时还未满期。为什么1967年7月会开始66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答曰：预计中的大学“放假闹革命”已经一年期满。为什么又有1967年10月开始的“复课闹革命”？答曰：中学的“放假闹革命”到1967年暑假按期结束。 但是，无法回答为什么会生成“老三届”这样的群体。现有的公开的资料不足以全面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这个谜底有可能在成谜五十周年之际破解吗？这是一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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