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八：

邓小平的“文革”

自从工作组一个月前进驻师大女附中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直通过小女儿邓榕和工作组保持沟通，对学校的运动进展了然于心，不过，他仍旧需要当面和他们谈谈。

1966年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一辆团中央的小车开进中南海，车里坐着胡启立、张世栋和学生代表刘进、宋彬彬。后两人是邓小平点名邀请的，他虽然不认识她们，可是和她们的父亲很熟。解放初期，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是西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空缺），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云南省委书记。

到邓家当面汇报工作，让张世栋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地位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同志。好在有上级胡启立同行，他若有遗漏，胡可以兜底。当时室内只有6个人，邓小平卓琳夫妇和4位客人。卓琳给大家倒水让座，一一自我介绍。

刘进记得，那天邓小平一听介绍，就对她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她心头一热都不知说什么了。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她的父亲主持工作，仅仅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学校和家只一路之隔，可工作组来后，刘进跟着他们天天忙得团团转，根本不回家。有一天，有个同学告诉她，你爸爸出问题了，赶快回去看看吧。她回家一看，高教部大院小院里铺天盖地都是打倒刘仰峤的大字报，她大吃一惊，不明白父亲怎么转眼成了黑帮。几个认识她的造反派立即揪住她，要她当即表态。她说，我相信组织，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审查、做结论，他是他，我是我，我还要革命呢。现在，邓小平都说父亲是好人了，刘进怎能不激动？胡启立、张世栋是怎样开始汇报的，她都没有听进去。

汇报由张世栋为主，胡启立补充。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工作组在校开展工作的情况，张世栋一一作答。当他讲到在批卞仲耘的会上，有一个人（袁淑娥）上台控诉了很长时间时，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她不是学校的人，她是过去在疗养时认识卞仲耘的。她的控诉很有煽动性，当时就引起同学们很大的愤怒。”邓小平听后说：“这是个坏人。”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2006年2月，刘进和宋彬彬家访张世栋时，张说：“胡启立做了这次谈话的记录。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回答小平同志的问题上了，没有做记录。当时，我看你们两个人一点也不紧张，两人还说话，我想这两个孩子还真随便。”网上流传着一份内容详实的《邓小平7-5接见讲话》，如果属实，出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胡启立。胡启立在1967年初的大字报《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里，“揭发”了邓的部分谈话内容：

7月5日，邓亲自找了我和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组织辩论会。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邓又问:多少人反对工作组？同学答:还有二十来人。邓问：你们全校多少人？答：一千六百多人。邓说：一千六百多人对二十人没关系嘛！

请看，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的丑恶面目。邓小平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真理和是非的？革命小将打在工作组身上，疼在邓小平心里，邓是多么恶毒地决心把革命小将打下去。

强调恢复党团组织，妄图控制革命群众运动。邓小平谈话中几次强调要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他不是要在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精神的旗帜下恢复，而是要恢复到彭真黑帮控制下的党、团组织的老样子。恢复党团组织是假，妄图控制革命群众，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真。

邓小平唯恐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下的党团组织被冲垮，竟恶毒地说：“如果这次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垮，那是胜利吗?”这是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射向中央文革小组和直接射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支毒箭。

邓榕在1967年4月的一张大字报中也“揭发”了父亲。（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发表文章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经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6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

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后来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看着上述“揭发”，不禁心生寒气。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为了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人人都是翻脸不认人，时刻准备着！

刘进记得，张世栋汇报17日、25日两次学生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宋彬彬记得，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他还说老师们都是好的，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宋彬彬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邓小平的“文革”理念，具体到女附中代表的北京中学，即：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进行。尽快恢复党团组织的正常工作。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老师们都是好的，要尽早解放她们，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只是教育问题。禁止成立红卫兵一类非法学生组织，要说服教育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对极个别“右派”学生运动后期做处理。

邓小平怎么能想到，毛主席的“文革”很快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开始他跌宕起伏的后半生？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