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

第十一章 牧场众生相

五、醉鬼走霉运

场部有个毡匠姓王，他有两大特点：爱喝酒，喜吹牛。

文革中"破四旧"，酒属于半造反之列，供销社散装白酒来得很少，瓶装的两块多一瓶，价格贵，还总断档。老王再难喝上酒了，兴趣只有转向革命。毡匠该干的活儿他不干了，成为场部造反派干将之一。

场部造反派骨干不少都与老王差不多，活儿不正经练，嘴皮子却利索，把酒当水喝……在老实人眼里，他们与痞子、二流子划等号儿。文革前，这类人领导肯定不待见，他们也瞧着领导死不顺眼。运动一来，他们的矛头自然要指向当权派了。

运动中，场部的一把手被搞得家破老伴儿自杀，自己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可这些造反派也没捞到啥稻草。文革结束后兵团解散，接着是国营接管，再以后变为苏木（乡），一阵走马灯后，与农村的包产到户同等政策，将牲畜、草场分牧到户。

老王的身份一直是农工，跟着大拨轰，也分到一块儿草场，百十来只羊，十几头牛，几匹马。住惯了场部，又一贯游手好闲，让他去放牧，他可干不了。好在家里劳动力现成儿，有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把他们统统打发到下面去，他自己留守场部，仍旧大碗儿喝酒，在杜康中美美地翻跟头，老本行毡匠也彻底撒了手。

本以为酒能解忧，无奈天有不测风云，老王的大姑娘秀儿还没寻下婆家，竟然出车祸摔死了。

那是辆改装救护车，驾驶室比一般卡车容量稍微大些。严格来说，司机楼儿里只能坐仨人，可牧区交通不便，向来没有严格一说，经常挤坐四人，甚至五人，一个坐于另一个的腿上属于常事儿。但无论怎么挤，不能挤司机那头儿，方向盘的位置必须保证。

也不知道是有老婆的司机李铁看上了秀儿，还是她看上了李铁，两人的关系颇有些暧昧。这在牧区也不算啥，只秀儿她娘指着她鼻子骂过几回。无奈为情所困，姑娘鬼迷心窍儿了。

那次出车，除了李铁，驾驶室里还坐着四人，秀儿当然也在其中。她坐在李铁身边，还坐在了他左边，里面不但够挤，这回还跟司机贴在一起成了年画儿，就差坐李铁怀里了。那时草原没有正经公路，只有轱辘压出的自然路，常是三道沟两道埂，方向盘必须找准位置，让车行驶于沟内才安稳。

众人要是正襟危坐也就罢了，据说李铁和大姑娘一路逗嘴皮子，甚至打打闹闹。也是该当出事，居然把左边的门挤开了，大姑娘往下栽去，李铁踩了一脚刹车，一把揪住她的胳膊，侧身用力气，手里的方向盘自然失控，一个轱辘卡在了田埂上。车开得本来像跑马，猛一刹车，车就翻了。

车向右侧倒去，居然打了个540度的滚儿，秀儿从李铁的手里飞了出去，摔到几十米远的地方……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这么没了，其他人命大，包括李铁在内，都只受了皮肉轻伤。

噩耗传到老王家里，他连醉三天，喝得不醒人事，老婆子则捶胸顿足地在他身边哭。待到老王半迷糊半醒，一切都已归于平静，老婆子也下去帮忙放牧了。

老王的儿子老实得像块木头，两个女儿随他，都不安分。秀儿去世半年后，小女儿玉儿又闹起了恋爱。为何说闹呢？因为对方是边防站的战士，战士当兵期间严禁谈恋爱，这有明文规定。

两人结缘是由于羊。当时边防站也有一群羊，四个战士轮流放，包括这位姓司的小兵。不像站岗、放哨特死性，放羊自由度大，把羊撒到蒙古包附近，就可以去牧民家串营子喝茶。这是草原的风俗习惯，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到包儿里，就必定给你端上一碗奶茶，里面有炒米、奶豆腐，或许还有炸果子（油炸面食）。小司有好几次串营子，碰巧进了老王家的包儿里。他为人厚道，身体也结实，挺不错的一个小伙子，一来二去让玉儿盯上了。他并不是看不上玉儿，只是有纪律拘着，不敢表态而已。玉儿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好几次公然到边防站去找小司。

这一下影响闹大了。小司还有半年才复员，为了杀一儆百，领导决定叫他提前复员。玉儿也痛快：复员就复员，干脆到我们家，也省得以后回你们那穷得兔子都不拉屎的农区！她回家跟老王公母俩一商量，多个不拿工资的壮劳力，何乐不为！这么着，小司成了老王家的倒插门女婿，也不回农区老家了。家里一堆孩子，不缺他一个，能天天有肉吃，儿子这是享福了。

小司跟玉儿结婚后，开始跟老王的儿子搭帮放羊，女人们从此得了解放，只张罗着下夜、做吃食就可以了。

老王仍旧在场部乱逛，家里家外一概大撒手，只要有酒喝就痛快。

一日，他到别家串门，在人家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大醉可就麻烦了：小醉只是话多，乱晃着还能回家；大醉之后是又哭有闹，指着主家儿大骂。人家劝他赶紧回家，他拿起碗来就砸，险些把主家的脑壳捅破。管是管不住了，就去他家找人，正巧他老婆子和女婿在家。人家让他的老婆子把他劝回来，老婆子死活不敢去。就为这灌多了马尿，她没少挨打，别人都劝不回来老王，她要去了，还不得把她活劈了！她怯生生望了眼身边的女婿，用恳求的语气说：要不你把你爸劝回来？

只要老王不喝得烂醉，平日对小司还算客气。人家小司不招你，不惹你，手底下特勤谨，还能挑啥礼？小司觉得自己在老丈杆子面前挺有面儿，丈母娘都求到这儿了，哪能不答应。他立刻站起来，同来人走了出去。

到了那人家里，见老爷子盘腿儿坐在炕上，拍着炕桌，吐沫星子四溅，从天上骂到地下，普天之下都该卧草泥马……小司赶紧过去，拉着丈人的胳膊说：爸，咱回家去！老王使劲一甩胳膊：这儿就是老子的家，谁他妈敢轰我！

老王继续折腾，自己的家无论如何不回；小司是一心要把丈人拉回家，手里的力气不免使大了些。就在拉拉扯扯的过程中，老王突然抄起炕桌上的一把刀子，冲着女婿就是一刀。喝酒就手扒肉吃，当然离不开刀子，这是当地的习惯，随手就能拿起刀子。

小司做梦也没有想到丈人能给他一刀，更没想到已经捅到了要害。他没当回事儿，嘴里还挺和气地继续劝老王：爸，你干什么呀，咱们回家吧！

叫骂声早已惊动了邻居。看到老王扎了小司，众人慌忙扑过去，把老王手里的刀子夺了下来。忙乱间，小司已经倒在地上，大量的血涌了出来……有人赶紧去老王家叫人，又去草场把玉儿叫回来，等家人到齐了，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小司就咽了气。

老王这时酒也醒了，一只手搂着女婿，一只手不住捶打自己的头，嚎啕大哭，老婆子和玉儿更是哭得天昏地暗……有明白的人赶紧拉老王：还不赶紧到派出所自首！老王这才哭着去了派出所。

小司的家里人不久从农区赶来了，父母兄弟几个都特别老实，连整话也话不了几句，只会默默落泪。

老王家主动筹了些钱，作为人家的赔偿，玉儿又跪在地上，求公婆看在不到一岁的孙子份儿上，饶了他姥爷……于是，公婆作为苦主儿，主动为老王向旗里的公安求情，为他说了不少好话，说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等一大堆病，甚至说就别判了，又不是故意杀人……

当然，不判是不可能的。结果以伤害致死判了老王四年，缓刑三年。说实话，也不敢把他关进去。那时的他完全是个酒鬼，已经成瘾，直喝得双手乱颤，脸色像抹了水泥……若是进劳改队，用不了几天，非死在那儿不可。

旗里公检法对他够意思。几年前，也有近似的一个案例。我们牧场有一对酒友，喝醉了，一个把另一个捅了。那个捅死人的牧民不但被打断了腿，还被枪毙了。

老王待罪之身却自由着，仍旧整天喝酒。场部人常在他背后议论：老王没进去，算遇见好人了。可也够倒霉的，家里有俩人死于非命，小女儿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

大约又喝了四五年，老王终于以醉鬼之身走了。那大概是1990年代初，我已经调回北京。

 

六、医生甘百万

甘百万是改革开放后老甘新得的外号儿，我一直叫他老甘，牧民则称他为甘哦姆钦，"哦姆钦"的意思就是医生。

他刚调到我们这儿时只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做卫生院院长的知青们先后都调回北京，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他遂做了院长。我在牧场那些年，他就住在我家隔壁，两家关系处得相当融洽。2009年我回去，当然又去叨扰他。

当初分牧到户，分给他120只羊，十来头牛，由于他善于经营，给牧民看病，牧民又经常送给他牲畜，到现在，他家已经整整有了两大群羊，交给自家的亲戚放着。另外，他还有带院子的房两三处，办了个旅社与两个食堂，开着一间药房。当然，旅社仅属于小型，有十几张床位。但凭着这些个家底儿，叫他甘百万名副其实。

情谊摆在那儿，我们到了之后就住进他开的旅社，他当然不肯要我们一分钱，还特别慷慨，专为我们几个杀了一头三岁牛，煮了一锅牛手扒肉。那是在城里决计吃不到的，又新鲜又好吃。好汉没有了当年勇，我们几个当然消灭不了一头整牛。到底是精明的生意人，剩下的肉老甘卖给了饭馆儿与肉铺，反正有的是要肉的地方。

老甘的精明得自遗传。他老爹当年就是个特别机灵的人，样样活儿拿得起来，脑筋也活泛。可现在，他老爹已经快九十了，几年前得了痴呆症，一天到晚迷迷瞪瞪，只认得不多几个人。

是小二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时老爹还很硬朗。一天，我去他家串门儿，溜达到他家的棚圈，发现里面有兔子脚印。老爹听说了，扬言要捉兔子。说干就干，他拿来一个套马杆，开始在上面用马尾巴做活套儿，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整整绑了一下午。然后，他把杆子支在棚圈上，大约离地二十公分的距离。

我在旁边看着，根本不信这能捉住兔子，一个劲儿甩风凉话。老爹却不恼，眯着眼睛对我说：明天早上叫你见识见识我的本事！

第二天大早儿，我一起来就跑到他家的圈里。神了，还真套住了两只兔子！

老甘家是外来户，老爹走南闯北，也算见过些世面，解放前，他曾参加过解放军。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他不适合打仗，半路被刷了下来，发了点儿安家费与路费，叫他复员了。他老家在东北，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1950年代初，他跑到乌拉盖安了家。用那钱买了些牛羊，数量不多，成不了群。他就替别人放牧，额外还干些零碎杂活儿，报酬就是给他牲畜。他不惜力，干活儿特别卖力气。一来二去，文革前，他的自留畜竟然比当地牧民还多。

当时是公社制，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爹有五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他首先想到的是分家，把牲畜摊薄。可群众还是有反映。没办法，他只有把大部分牲畜卖了换钱，供最小的儿子去宝昌读卫校，这最小的儿子就是老甘。

卫校相当于中专，不收学费，学杂费加生活费也不是笔小数儿，一般人负担不起。靠着买牲畜的钱，老甘读到了卫校毕业。

乌拉盖在东乌旗不算小地方，有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老甘回去的时候，医生的编制已满，他进不去了。在家混过几年，他认识了我们队的赤脚医生国庆。国庆当时已是我们牧场卫生院的院长，队里正好缺名赤脚医生，1976年以后，就把老甘调了过来。

老甘随他老爹，吃苦耐劳。炎炎夏日，能把人晒出油来，数九寒天，把人的骨头都吹散了架，他却是一律随叫随到。家里有人生了病，牧民就骑一匹马，牵一匹马，不分白天还是黑夜，到了老甘家就敲他家的门。老甘穿上衣服、背起药包儿就走，从来没有二话。他蒙语说得好，老爹学过中医，虽没学成，却教给了他不少中草药知识，他又在卫校正规学过西医，还肯钻研技术，所以医术不错，很快就和牧民搞好了关系，都特别信任他，爱找他瞧病，甚至别队的牧民也慕名而来。

后来，知青医生都走了，他虽当了场部卫生院院长，作风仍旧不变，还是随叫随到，威信更是一天天见长。

兵团撤消之后，留下了一些小型医疗器械，像X光机之类。东西留下了，会操作的人却没有。老甘由于在医院实习时见过一些，又肯钻研，从此便有了用武之地。他照着说明书调，使这些设备逐渐运转起来。当然，他对电器没我在行，像X光机等器械，他那时常求我帮他修理。

他开始给牧民照透视，甚至做些小手术，如切除阑尾和做绝育等等，还自己配制中药，为牧民治病。

我这人对什么都好奇，因为和他关系铁，就想看看他做手术。一次他做绝育，让我去了。给了我件白大褂和一个口罩，叫我捂严实了，又事先嘱咐我，不许说话。甭说，就因为这次参观，我后来还帮了他忙。我发现他把探针插到肚子里的时候，什么也瞧不见。我就给探针按了个小灯泡，这样，以后就能借光看清楚病灶了。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东乌旗把大点儿的设备统统调走了，说放在我们这儿没用。只剩下刀子、剪子等等。除了接生，别的手术都做不成了，老甘只能继续做他的全科万金油儿。我们这儿的医生什么都得懂点儿，什么都不可能特别精，真生了大病，只能去旗里、盟里，甚至北京瞧病。但万金油也不简单，你得确定大概生的是什么病，你能不能治，不能贻误病情。因此，下判断尤为重要。

老甘脑子特别好使，心里仿佛有一本活帐，底下每一个牧民有什么慢性病，他心里门儿清，只要来找他，他都能及时做出判断。像头疼脑热一类小病，他是手到病除，真要生了大病，他也能及时判断，告诉他们，赶紧去盟里看，还不忘嘱咐一声，千万别去旗里。旗医院的水平充其量与他差不多，他怕耽误了病情。牧民都很信任他，他说走就赶紧走，他说没关系就让他瞧，他也就真能把病看好。

如今，老甘已经六十挂零儿，退休了。卫生院来了几个年轻大夫，不再让老甘看病。他年纪大了，再骑马颠簸下队也确实不能够。

他姑娘女承父业，也是学医的，有处方权，可没有当大夫。老甘在场部开了间药店，就由他姑娘管理，他当坐堂医生，生意仍旧红火，牧民还是爱到药店找他看病。

好医生越老越值钱，此话不假，可首先要有颗为病人服务的心。老甘会经营，会赚钱，却仍旧有为牧民服务的真心，这点很难得。牧区缺医少药，真希望多几个老甘这样的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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